南平市图书馆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学研究，对江户时代的儒教仪礼进行了考察。在江户时代，有关三礼文献的研究确实不太活跃，与其他经书相比，特别是《仪礼》的研究很贫乏。仅以《仪礼》“难解”为由，显然不能充分说明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或许《仪礼》确是一部难读的书籍，但与《周易》《尚书》《诗经》等比较起来，也不能算特别难读。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还是与“仪礼”的性质有关。因为，仪礼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思想”是谁都可以应用的、抽象的东西，与此相比，《仪礼》在场所、器具、服装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固定性，对每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具体。儒教仪礼未必与日本古来的风俗以及“有职故实”（校者按，意指古代日本的公家及武家的仪礼、官职、制度、服饰、法令、军阵等相关先例及典故）相吻合。
  于是，在日本，儒教仪礼研究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偏向：它成了只是喜欢儒教的一部分人的兴趣爱好，而成为纸上空谈。在上引服部南郭的门人汤浅常山《文会杂记》中，其第2条“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问”之后，接着就有一段用朱笔写下的文字（校者按，原文是日文）：
  为要准确了解揖让拜起之事，如此摆上象棋，连壶盘等都准备好，以便把握仪礼。然而即便如此，究竟是无益之消遣，所谓儿戏而已。（《文会杂记》卷1上）
  这不是汤浅常山本人的意见，而是由第三者后来添写上去的。在这里，儒教仪礼的研究被看作是“无益之消遣”。
  此外，猪饲敬所在其《深衣考序》中写道：
  古服之取骇于世俗也，西土（即中国）之人尚且服之者寡，况我邦乎。人必笑余之屑屑于无用。呜呼，先王之法言，因后儒误解而大失正义者不可胜数矣。余深慨焉，此亦反正之一端也。余之志在彼而不在此，有识之士，其或察之。
  在这里，他在承认日本儒教仪礼的研究会被看作“无用”的情况下，仍然意图探明其原意。
  这些事例说明，儒教仪礼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乖离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儒教仪礼还是成了研究的对象，服部南郭门下的三礼文献的会读、与蘐园学派有关的学人以及猪饲敬所、朝川善庵等人的考证性著作便是这一动向的典型。
  另一方面，与这种研究层面相对，在实践层面，朱熹《家礼》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家礼》在近世中国及朝鲜都非常普及，而在日本，尽管人们的关注点偏向于丧礼（葬礼）与祭礼，但还是可以看出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关于《家礼》的儒教仪礼尤其是其丧祭仪礼在日本近世如何得到实践的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详密考察，但至少可以说，儒教仪礼在日本完全没有得到普及这一“旧说”是不妥当的。
  江户时代有关《家礼》的文献，现在大部分是作为抄本流传下来的，由于对仪礼缺乏关注，因而这些文献处在未被整理的搁置状态。对于这些文献，今后也有必要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