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江户时代是儒教作为知识人的教养而得以普及的时代，以《论语》《孟子》等“四书”为中心，经书被广泛阅读，也有大量的相关论著，然而特别涉及仪礼方面，则其著述相当有限。
  日本关于儒教经典的研究到底有多少，战前寺田望南所撰的《大日本经解目录》可以作为一个大致的基准。寺田是明治、大正时期屈指可数的藏书家，也是援助静嘉堂收购丽宋楼藏书的人物。2这部《目录》（抄本）笔者尚未有目睹的机会，但是内野台岭的论文《关于日本经解》就寺田的目录做了详细介绍，3根据内野论文，以江户时代为中心，有关经学的著述数目大致如下：
  周易 338部
  尚书 124部
  诗 90部
  礼（礼记） 37部，周礼22部，仪礼15部
  春秋 108部
  孝经 116部
  诸经总类 64部
  四书总类 211部
  虽然这个目录中所列数据并不都是根据原件而作，也有从汉学家们的著述目录记载或传记中照搬摘录的，但这个目录应该可以提供我们一个线索。由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有关三礼的著述明显少于其他的经书：《礼记》有37部，《周礼》有22部，至于《仪礼》却只有15部。这种状况与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东洋图书刊行会，1922—1926年）所收录的为数极多的有关“四书”的著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战前林泰辅所做的调查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4
  本来，有关三礼的书籍，在江户时代初期就已有出版。宽永十三年（1636）出版的《仪礼》和《周礼》的加点、合刻本可能是三礼文献最早的和刻本，其后，《仪礼》有宝历十三年（1763）、宽政八年（1796）以后的刊本等等，《周礼》也有宽延二年（1749）、文化六年（1809）等数次刊印。
  另一方面，关于《礼记》的和刻本，庆安五年（1652）由藤原惺窝所校的《礼记集说》是最早的和刻本。《礼记集说》有元代陈澔的注解，作为所谓的“新注”之一在中国得到广泛阅读，其后该书又数次刊印。与此相对，《礼记》古注本的和刻本却相当晚，宽延二年（1749）加岛矩直的加点本是其滥。就《礼记》来说，到江户时代中期为止，陈澔的新注本比郑玄的古注本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大戴礼记》的和刻本，浅见絅斋所训点的版本于元禄六年（1693）刊行后数次刊印，北宋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通志堂经解本），由菊地南阳加点，于宝历十一年（1761）单行刊刻，此本后来也有数次刊印。
  此外，堪称古礼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早在宽文二年（1662）就出版了由野中兼山及山崎闇斋所加的训点本。其续编亦即黄榦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则在天明二年（1782）出版。5
  这样，有关三礼的基本典籍在宽文年间亦即17世纪后半期，几乎已全部出版了和刻本，研究条件已基本齐备。江户初期以来，与其他经书一样，提供了附有训点的文本，在知识人中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阅读。不过，尽管如此，由国人（校者按，指日本人）撰写的有关仪礼的著述绝不可谓多矣。
  首先，就《仪礼》研究而言，整个江户时代，由国人所做的《仪礼》全文的注释似乎连一本也没有，除了后面将提及的蘐园学派及江户后期的猪饲敬所等人以外，也几乎没有值得一看的研究。即便是《周礼》，其全文注释本也要等到生活在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安井息轩所著的《周礼补疏》12卷（庆应大学斯道文库等藏，抄本）才终于出现，而有关《周礼》的个别研究，如后所述，只有蘐园学派的著作才略放异彩。
  另一方面，同《仪礼》《周礼》的相关著作寥寥无几相比，有关《礼记》的著述则有少量存在，以下是主要的几部：
  ●林鹅峰《礼记私考》11卷（抄本，内阁文库藏）
  ●中村惕斋《笔记礼记集说》15卷15册（安政四年[1857]刊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穗积能改斋《礼记国字解》16卷（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尾田玄古（马场信武）《礼记图解》4卷（享保元年[1717]刊本，筑波大学图书馆等藏）
  ●皆川淇园《礼记绎解》5卷（自笔稿本，京都大学清家文库藏）
  ●皆川淇园《礼记注解》10卷（抄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
  ●中井履轩《礼记雕题略》5卷、补遗1卷、补遗脱漏1卷（抄本，《七经雕题略》内，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等藏，另有纪府聚星堂的活字版）
  ●冢田大峰《礼记赘说》4册（抄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龟井昭阳《礼记抄说》14卷（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山县太华《礼记备考》5卷（自笔稿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礼记》的研究可以说比《仪礼》《周礼》多一些，但这些著作基本都是抄本，其普及程度非常有限。当然，由于《礼记》的《大学篇》和《中庸篇》被选入“四书”而另行刊刻的缘故，其相关著作有很多，但就《礼记》整体而言，其研究还是属“不太流行”的领域，这与《仪礼》《周礼》的场合相差无几。
  由此看来，历来认为日本的仪礼研究不很活跃的前人之说再次得到了确认。关于此前研究者的见解，如影山诚一指出：
  （在江户时代）仪礼的讲学寥寥无几的原因，一是因为难解，或许是由于与直接的生活少有关联的缘故。（《仪礼通义》第1册，页54，油印本，1959年）
  原田种成也指出《周礼》及《仪礼》的注释迹近全无。他说：
  江户时代以来关于五经的著作有很多，但就三礼特别是《周礼》和《仪礼》而言，即便说毫不存在亦不为过。（本田二郎《周礼通释》序，秀英出版，1977年）
  关于《礼记》，战前桂湖村在《汉籍国字解全书》的《礼记》叙说中指出：
  及至德川时代，随着朱子学的普及，一般情况是读《礼记》者必看《集说》，若有余力则看《正义》，但学者研究《礼记》则很少，仅有林鹅峰、中村惕斋、古屋昔阳、平贺晋民、市川鹤鸣、斋藤芝山、冢田大峰、永井星渚、增岛兰园等人而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7年，页13）这是说，人们大多参照陈澔的《礼记集说》，而《礼记》的研究者则不多。该书“解题”（作者或是牧野谦次郎）亦云：
  （《礼记》）卷帙浩瀚而又字句艰涩、典故繁杂，故上古以来，学者皆苦于解诂。因此我国学者中尚未有用日语解释《礼记》者，此诚为千古之憾事。本大学（即早稻田大学）有见于此，嘱桂教授以日语解之……
  应该说，这些见解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对于桂湖村作为《礼记》的研究者所列的“林鹅峰、中村惕斋、古屋昔阳、平贺晋民、市川鹤鸣、斋藤芝山、冢田大峰、永井星渚、增岛兰园”这份名单则有必要保留意见。因为他们关于《礼记》的著述只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不少著述仅见于传记及著述目录中，很难确定是否实际成书。此外，《汉籍国字解全书》“解题”指出在此之前日本尚未有尝试用日语解释《礼记》的人，这一点也应该订正。因为上文提到的穗积能改斋的《礼记国字解》就是一个宝贵的尝试。穗积能改斋是伊藤东涯的门人。6
  这样的儒教仪礼的研究状况当然与儒教在日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相关。换句话说，也就是儒教是否在日本扎根的问题。对此问题，现在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见解比较通行。第一种是津田左右吉的看法。津田认为：
  在实践中才有意义的礼，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为日本人所知。（《〓〓思想〓日本》，岩波文库，1938年，页41）
  津田还指出：
  儒教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作为思想，而被学习和讲习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也不会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儒教中对人们的生活给予具体规范的是礼，但日本人决不学习儒教的礼，也不把礼运用到生活中去，这是最好的证明。（同上书，页161）
  在津田看来，儒教仪礼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儒教思想本身在日本也没有得以渗透。中国的章炳麟指出，由于在日本没有研治仪礼的人，所以日本的儒教只不过是散漫驳杂的东西而已。7可以说，这也与津田的见解是一致的。
  第二种是尾藤正英的见解。尾藤认为：
  不仅限于（中江）藤树，一般来说，在近世日本，儒学的接受不在礼法上，而只在精神方面上。也就是说，只是作为心的教导而被接受，正因如此，儒学变成了谁都可以学的……对于礼法的重视，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都是非常严格的。在日本的场合，去掉礼法而只学习其精神，这一点乃是日本普及儒学的特色。（《日本文化〓歷史》，岩波新书，2000年，页169）
  这是说，在日本，儒教的“仪礼”没有扎根，而儒教“思想”却得以扎根和普及。从最近的研究状况来看，在以上两种说法当中，尾藤的见解应是较为稳妥的。儒教在日本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另当别论，可是两者的看法在儒教仪礼最终未被日本所接受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这一理解从上面看到的日本仪礼研究文献并不太多这一情况来看也确有一定道理，但仍然留有疑问。
  第一、就儒教的本质在于“思想”与“仪礼”的结合这一观点来说，将仪礼完全去除，则儒教之接受成为可能吗？“去掉礼法而只学习其精神”，这在日本儒教的场合，究竟何以成为可能呢？
  第二、关于日本的儒教仪礼的研究和实践，至今尚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与思想方面的研究相比，儒教仪礼的研究在整体上确实是很贫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儒教仪礼不存在或者可以对此采取无视的态度。在日本，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儒教仪礼到底是被如何论述的呢？上面所举的有关《礼记》的著述给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应该注意的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