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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考察以往东亚地域的文化现象之际，我们无法忽略儒教所起的作用。正因如此，迄今为止积累了很多关于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各个地域儒教的研究成果。
  然而，历来的研究都不太重视儒教的“仪礼”。所谓仪礼，姑且可这样定义；使人类的内在情感得以秩序化，通过行为展示（performance）使其向外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仪礼是儒教之为儒教的要素之一，同时仪礼之有无也被视作区分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文化指标。但是，将仪礼理解为形而下的行为展示（performance）而被排除在形而上/哲学的思辨范畴之外，则是很常见的情况，其结果是，虽然有大量的儒教思想研究，却无法抹去这样一种印象：对整个儒教史的全貌仍未充分阐明。
  在中国古代，儒教仪礼可以分为吉、凶、宾、军、嘉五礼，包含各个方面：神格、灵魂的祭祀，死者的葬礼以及服丧礼，交际、宾客、祝贺之礼，军事游行等军礼，即位仪礼、冠礼、婚礼。从国家、官僚、社会到宗族、家庭、个人，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都会有仪礼的表现。另外，在展开儒教仪礼讨论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由近世朱子学之普及而得到关注的朱熹《家礼》。《家礼》是以个人层面为中心的仪礼之书籍，讲述“冠婚丧祭”之仪礼。《家礼》作为“应该如何度过人生中重大之节日”这一与每个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仪礼指导手册，至今仍然或多或少地规范着东亚地域人们的生活，并对其文化的一部分起着型构的作用。1
  本文主要围绕近世日本的儒教仪礼的展开进行讨论。日本的近世时期，即江户时代，儒教仪礼有怎样的讨论，又是怎样实践的？关于这一问题，迄今还没有详细的探讨，今后有必要积累个别的研究成果。本文作为一项基础研究，主要通过文献，尝试对于江户时代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以及《家礼》的接受状况之图像作一描画。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随时参照《国书总目录（补订版）》（东京：岩波书店，1989—1991年）、《古典籍综合目录》（东京：岩波书店，1990年）、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以及长泽规矩也监修、长泽孝三编《汉文学者总览》（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另外，在此列举的是仅限于可以确认现存的有关仪礼的各种文献。
  一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三礼
  江户时代是儒教作为知识人的教养而得以普及的时代，以《论语》《孟子》等“四书”为中心，经书被广泛阅读，也有大量的相关论著，然而特别涉及仪礼方面，则其著述相当有限。
  日本关于儒教经典的研究到底有多少，战前寺田望南所撰的《大日本经解目录》可以作为一个大致的基准。寺田是明治、大正时期屈指可数的藏书家，也是援助静嘉堂收购丽宋楼藏书的人物。2这部《目录》（抄本）笔者尚未有目睹的机会，但是内野台岭的论文《关于日本经解》就寺田的目录做了详细介绍，3根据内野论文，以江户时代为中心，有关经学的著述数目大致如下：
  周易 338部
  尚书 124部
  诗 90部
  礼（礼记） 37部，周礼22部，仪礼15部
  春秋 108部
  孝经 116部
  诸经总类 64部
  四书总类 211部
  虽然这个目录中所列数据并不都是根据原件而作，也有从汉学家们的著述目录记载或传记中照搬摘录的，但这个目录应该可以提供我们一个线索。由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有关三礼的著述明显少于其他的经书：《礼记》有37部，《周礼》有22部，至于《仪礼》却只有15部。这种状况与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书注释全书》（东洋图书刊行会，1922—1926年）所收录的为数极多的有关“四书”的著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外，战前林泰辅所做的调查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4
  本来，有关三礼的书籍，在江户时代初期就已有出版。宽永十三年（1636）出版的《仪礼》和《周礼》的加点、合刻本可能是三礼文献最早的和刻本，其后，《仪礼》有宝历十三年（1763）、宽政八年（1796）以后的刊本等等，《周礼》也有宽延二年（1749）、文化六年（1809）等数次刊印。
  另一方面，关于《礼记》的和刻本，庆安五年（1652）由藤原惺窝所校的《礼记集说》是最早的和刻本。《礼记集说》有元代陈澔的注解，作为所谓的“新注”之一在中国得到广泛阅读，其后该书又数次刊印。与此相对，《礼记》古注本的和刻本却相当晚，宽延二年（1749）加岛矩直的加点本是其滥。就《礼记》来说，到江户时代中期为止，陈澔的新注本比郑玄的古注本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大戴礼记》的和刻本，浅见絅斋所训点的版本于元禄六年（1693）刊行后数次刊印，北宋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通志堂经解本），由菊地南阳加点，于宝历十一年（1761）单行刊刻，此本后来也有数次刊印。
  此外，堪称古礼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早在宽文二年（1662）就出版了由野中兼山及山崎闇斋所加的训点本。其续编亦即黄榦所撰《仪礼经传通解续》则在天明二年（1782）出版。5
  这样，有关三礼的基本典籍在宽文年间亦即17世纪后半期，几乎已全部出版了和刻本，研究条件已基本齐备。江户初期以来，与其他经书一样，提供了附有训点的文本，在知识人中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阅读。不过，尽管如此，由国人（校者按，指日本人）撰写的有关仪礼的著述绝不可谓多矣。
  首先，就《仪礼》研究而言，整个江户时代，由国人所做的《仪礼》全文的注释似乎连一本也没有，除了后面将提及的蘐园学派及江户后期的猪饲敬所等人以外，也几乎没有值得一看的研究。即便是《周礼》，其全文注释本也要等到生活在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安井息轩所著的《周礼补疏》12卷（庆应大学斯道文库等藏，抄本）才终于出现，而有关《周礼》的个别研究，如后所述，只有蘐园学派的著作才略放异彩。
  另一方面，同《仪礼》《周礼》的相关著作寥寥无几相比，有关《礼记》的著述则有少量存在，以下是主要的几部：
  ●林鹅峰《礼记私考》11卷（抄本，内阁文库藏）
  ●中村惕斋《笔记礼记集说》15卷15册（安政四年[1857]刊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穗积能改斋《礼记国字解》16卷（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尾田玄古（马场信武）《礼记图解》4卷（享保元年[1717]刊本，筑波大学图书馆等藏）
  ●皆川淇园《礼记绎解》5卷（自笔稿本，京都大学清家文库藏）
  ●皆川淇园《礼记注解》10卷（抄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
  ●中井履轩《礼记雕题略》5卷、补遗1卷、补遗脱漏1卷（抄本，《七经雕题略》内，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等藏，另有纪府聚星堂的活字版）
  ●冢田大峰《礼记赘说》4册（抄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龟井昭阳《礼记抄说》14卷（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山县太华《礼记备考》5卷（自笔稿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礼记》的研究可以说比《仪礼》《周礼》多一些，但这些著作基本都是抄本，其普及程度非常有限。当然，由于《礼记》的《大学篇》和《中庸篇》被选入“四书”而另行刊刻的缘故，其相关著作有很多，但就《礼记》整体而言，其研究还是属“不太流行”的领域，这与《仪礼》《周礼》的场合相差无几。
  由此看来，历来认为日本的仪礼研究不很活跃的前人之说再次得到了确认。关于此前研究者的见解，如影山诚一指出：
  （在江户时代）仪礼的讲学寥寥无几的原因，一是因为难解，或许是由于与直接的生活少有关联的缘故。（《仪礼通义》第1册，页54，油印本，1959年）
  原田种成也指出《周礼》及《仪礼》的注释迹近全无。他说：
  江户时代以来关于五经的著作有很多，但就三礼特别是《周礼》和《仪礼》而言，即便说毫不存在亦不为过。（本田二郎《周礼通释》序，秀英出版，1977年）
  关于《礼记》，战前桂湖村在《汉籍国字解全书》的《礼记》叙说中指出：
  及至德川时代，随着朱子学的普及，一般情况是读《礼记》者必看《集说》，若有余力则看《正义》，但学者研究《礼记》则很少，仅有林鹅峰、中村惕斋、古屋昔阳、平贺晋民、市川鹤鸣、斋藤芝山、冢田大峰、永井星渚、增岛兰园等人而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27年，页13）这是说，人们大多参照陈澔的《礼记集说》，而《礼记》的研究者则不多。该书“解题”（作者或是牧野谦次郎）亦云：
  （《礼记》）卷帙浩瀚而又字句艰涩、典故繁杂，故上古以来，学者皆苦于解诂。因此我国学者中尚未有用日语解释《礼记》者，此诚为千古之憾事。本大学（即早稻田大学）有见于此，嘱桂教授以日语解之……
  应该说，这些见解基本是正确的。不过，对于桂湖村作为《礼记》的研究者所列的“林鹅峰、中村惕斋、古屋昔阳、平贺晋民、市川鹤鸣、斋藤芝山、冢田大峰、永井星渚、增岛兰园”这份名单则有必要保留意见。因为他们关于《礼记》的著述只有一部分流传了下来，不少著述仅见于传记及著述目录中，很难确定是否实际成书。此外，《汉籍国字解全书》“解题”指出在此之前日本尚未有尝试用日语解释《礼记》的人，这一点也应该订正。因为上文提到的穗积能改斋的《礼记国字解》就是一个宝贵的尝试。穗积能改斋是伊藤东涯的门人。6
  这样的儒教仪礼的研究状况当然与儒教在日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相关。换句话说，也就是儒教是否在日本扎根的问题。对此问题，现在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见解比较通行。第一种是津田左右吉的看法。津田认为：
  在实践中才有意义的礼，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为日本人所知。（《〓〓思想〓日本》，岩波文库，1938年，页41）
  津田还指出：
  儒教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作为思想，而被学习和讲习的，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也不会进入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儒教中对人们的生活给予具体规范的是礼，但日本人决不学习儒教的礼，也不把礼运用到生活中去，这是最好的证明。（同上书，页161）
  在津田看来，儒教仪礼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所以儒教思想本身在日本也没有得以渗透。中国的章炳麟指出，由于在日本没有研治仪礼的人，所以日本的儒教只不过是散漫驳杂的东西而已。7可以说，这也与津田的见解是一致的。
  第二种是尾藤正英的见解。尾藤认为：
  不仅限于（中江）藤树，一般来说，在近世日本，儒学的接受不在礼法上，而只在精神方面上。也就是说，只是作为心的教导而被接受，正因如此，儒学变成了谁都可以学的……对于礼法的重视，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都是非常严格的。在日本的场合，去掉礼法而只学习其精神，这一点乃是日本普及儒学的特色。（《日本文化〓歷史》，岩波新书，2000年，页169）
  这是说，在日本，儒教的“仪礼”没有扎根，而儒教“思想”却得以扎根和普及。从最近的研究状况来看，在以上两种说法当中，尾藤的见解应是较为稳妥的。儒教在日本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一问题另当别论，可是两者的看法在儒教仪礼最终未被日本所接受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这一理解从上面看到的日本仪礼研究文献并不太多这一情况来看也确有一定道理，但仍然留有疑问。
  第一、就儒教的本质在于“思想”与“仪礼”的结合这一观点来说，将仪礼完全去除，则儒教之接受成为可能吗？“去掉礼法而只学习其精神”，这在日本儒教的场合，究竟何以成为可能呢？
  第二、关于日本的儒教仪礼的研究和实践，至今尚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与思想方面的研究相比，儒教仪礼的研究在整体上确实是很贫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儒教仪礼不存在或者可以对此采取无视的态度。在日本，特别是在江户时代，儒教仪礼到底是被如何论述的呢？上面所举的有关《礼记》的著述给我们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应该注意的事项？
  二 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蘐园学派、猪饲敬所等
  （一）蘐园学派
  在日本的儒教仪礼研究中大放异彩的是由荻生徂徕（1666—1728）开创的“蘐园学派”。
  众所周知，将“礼学刑政”视作儒教之本质的徂徕致力于阐明中国古礼，他留下了《葬礼略》《祠堂式及通礼微考》等相关著作（详见后述），继承并发展了徂徕礼学的则是他的门人，特别是以服部南郭（1683—1759）为中心的三礼文献的“会读”值得注目。所谓“会读”就是由许多参加者开展的共同研究，南郭的弟子汤浅常山在《文会杂记》中对其情况有如下转述（校者按，下列文字原文均为日语）：
  （1）《仪礼》，应作木偶而使之进退便可了解，此为南郭之说。此与鄙见符同。又，在紫芝园开《周礼》之会时，初有三十人参加，而后仅君修（即松崎观山）与一二人，读完全部《周礼》。（《文会杂记》卷1上）
  （2）《仪礼》古人亦觉难读。因需有专门之技，故难矣。若在阶等上面置少许木形，将壶等视为樽等礼器，象棋之棋子当作人形而使其揖让、下拜时，将象棋棋子伏下，如此即能解读仪礼。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问。（同上书，卷1上）
  （3）《仪礼》会读之时发现，朱子《经传通解》纠正《注疏》之误甚多。朱子学问甚为可靠。南郭曾云：即使不甚有用之礼，朱子都加以阐明，及至细节。（同上书，卷2上）
  （4）南郭之处有《仪礼》之会。据传连《注疏》都详加吟味。此是别处绝无之事，听说近来此会已开……某以为解读《仪礼》诚是屠龙之技，然若有好古之癖，持之以恒，则可通读三礼。又，贾公彦疏等错谬甚多，可用朱子《经传通解》解读之。朱子学问坚实无比，非后世理学家所能企及。（同上书，卷2下）
  （5）先生云：“《仪礼》《周礼》，会读结束。今又会读《礼记》一半。吾从某诸侯借来朝鲜本《仪礼图解》而会读之，以为进退周旋甚难的韩退之亦嫌恶之《仪礼》，也已大致了解。《仪礼图解》甚好。又，朱子《经传通解》亦觉甚佳。”（同上书，卷2下）
  由这些记载可见，南郭门下对《仪礼》《周礼》及《礼记》等经书持续地进行“会读”〔（1）（3）（4）（5）〕；他们用“木偶”“木形”向人展示，并摆弄器物，然后实际地再现仪礼的“进退周旋”〔（1）（2）〕；郑玄注、贾公彦疏自不用说，他们还有效地利用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朝鲜本《仪礼图解》来解读仪礼文献〔（3）（4）（5）〕。南郭等人从“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间”的立场出发，“咀嚼”“解读”《仪礼》，共同进行严密的探讨。
  关于最后一条所说的朝鲜版《仪礼图解》，南郭的弟子村松芦溪令其子村松之安撰写的《新定仪礼图》自序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8
  吾公（村松芦溪）好学，尤尚三礼，每曰：礼为政之本，不可不读。尝讲仪礼，尊俎、豆笾之陈，揖让、进退之节，其处有所不明，令臣安撰图解。因忆昔先人从服叟（即服部南郭）于赤羽之日，叟语曰：“有《仪礼图》者，宇子迪尝携来，嘉靖重刊之朝鲜国本也。”
  这里提到的“宇子迪”即徂徕门人宇佐见灊水（1701—1776），他作为王弼注《老子》的校订者而闻名。将上述文字合起来看，可知灊水从某大名处借来了嘉靖年间朝鲜版的《仪礼图解》提供给了“会读”。此书从时期来看，是指南宋杨复的《仪礼图》17卷，其朝鲜本应是指嘉靖十五年（1536）吕柟序的版本。9不仅如此，南郭还亲自抄写了杨复的《仪礼图》，该抄本现由早稻田大学的服部文库收藏。10
  除此之外，服部文库还保存有南郭用纸作的“深衣”模型，做工极为精巧细致。11不用说，深衣是中国古代士人正式的日常服装，见于《礼记·深衣篇》等记载，《家礼》的《深衣制度篇》也有所论述。
  由上可见，以徂徕、南郭为中心而展开的有关儒教仪礼的严密研究是值得我们记住的。而且，从蘐园学派中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例如：
  村松之安《新定仪礼图》2卷（天明八年[1788]序刊，筑波大学藏）
  此书在上面已经提到。村松之安的父亲芦溪（1715—1787）是越后人，师事服部南郭，后成为高田藩儒。由“礼为政之本，不可不读”这一立场出发而重视三礼之学的芦溪，为了阐明《仪礼》的“尊俎、豆笾之陈，揖让、进退之节”，而令之安撰述图解。之安曾从芦溪那里听说过朝鲜本《仪礼图解》亦即杨复《仪礼图》的存在，他虽多方寻找，而最终未果，于是便自己撰述此书。关于此事，在该书的自序中，紧接前面的引文有下面这段话：
  愿一观之（即杨复《仪礼图》），虽搜防甚勤，卒不能得。乃不自量，稍稍图之。公（即芦溪）曰：“镌而藏之。”于是重为删定，以授剞劂氏。
  关于该书，池田末利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该书虽然比不上清代张惠言的《仪礼图》，但在当时除了郑注、贾疏之外没有其他文献可供参照的情况下，实在是辛劳之作。12其《考工记图解》则是对《周礼·考工记》的注解，主要参照郑注，并旁引疏及明清诸儒之说而加以考证，实是劳苦之作。
  村松之安、上野海门、井口兰雪、大竹麻谷、川合春川等人的名字现在几乎不被人所知。但是，他们的著作在当时三礼研究非常少见的情况下，作为个案研究，应该说是十分重要的工作。
  （二）猪饲敬所、朝川善庵
  江户时代重要的儒教仪礼研究者，除了蘐园学派系统的人以外，还可以列举猪饲敬所和朝川善庵。不用说，他们与狩谷掖斋、松崎慊堂并列，是江户时代后期重要考证学家的代表。13
  猪饲敬所（1761—1845）是近江人，津藩的儒者。他以坚实精确的学风而闻名，主要在文化、文政时代撰写了许多著作。以下列举的是儒教仪礼方面的重要著作。
  《读礼肆考》4卷2册（弘化二年[1845]序，刊本，内阁文库、关西大学长泽文库等藏）
  此书是模仿武英殿袖珍版的木活字版，由津藩有造馆出版的所谓“藩版”。该书由《深衣考》《凶服考》《寝庙堂室考》《周量考》四个部分组成，并配有图解。《深衣考》和《凶服考》对深衣及丧服的尺寸、制作法进行了考证；《寝庙堂室考》对于中国古代房屋的构造及房屋内各部分的名称，即堂、室、房、户、奥、屋漏、中溜、荣、坫等进行了扎实的论证；《周量考》论述了由周至汉的计量单位。关于该书的特色，斋藤正谦（拙堂）指出：
  六经之末疏汗牛充栋，独《仪礼》为朴学，人不甚喜读。是以汉唐以降，至于宋元，除郑注、贾疏，仅有朱文公通解（即《仪礼经传通解》）、敖继公集说（即《仪礼集说》）等数部而已。至于本邦，寥寥无闻。敬所猪饲先生，经术精深，壮岁研覃礼经，辨注疏之谬，又取其中四项事为之图说。一曰深衣，二曰凶服，三曰寝庙堂室、四曰周量。各一卷，合而名之曰《读礼肆考》。且其精确乃西人（即中国人）之所罕见，况本邦人乎！（《读礼肆考》序）
  的确，该书所展开的考证之精密即使在今日也有充分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江户时代的儒教仪礼研究由此达到了一个高峰。14
  此外，敬所还有以下相关著作现存于世：
  《仪礼义疏评》2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仪礼礼节改正图》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仪礼郑注补正》1册（抄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
  《仪礼标记抄录》2卷（抄本，静嘉堂文库藏）关于《家礼》，如后所述，敬所还撰有《家礼仪节正误》这部论证严密的论著。
  另外，敬所的朋友津阪孝绰有《祠堂考》一书，其中附有敬所的评语。
  津阪孝绰《祠堂考》1册（猪饲敬所评，文化九年[1812]序，抄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藏）
  津阪孝绰（1756—1825）是与猪饲敬所同时代的津藩儒者，在该书栏外写有敬所的评语。此书内容包括在《祠堂制度祭礼仪节私考》中对祠堂亦即庙及其祭礼进行的考证，旧文七篇作为附录，收录了《祭祀说》《祠堂说》《周尺当今七寸一部弱考》及三封有关书信。
  朝川善庵（1781—1849）著有：
  《神主式考证》1册（抄本，国会图书馆等藏）善庵是提倡“折衷学”的片山兼山之子，著述很多，因其学问而受到各地大名的礼遇。该书博采文献，揭示了“神主”亦即祭祀时魂所附的牌位及其变迁过程，是一部劳作。依笔者管见，在历来的仪礼研究中，该书似乎被完全忽视，然而如此详尽的神主研究在中国亦未见，是一部出色的考证性著作。
  三 江户时代《家礼》研究——关于研究文献
  以上，我们概观了有关三礼文献的研究情况，但在日本，与三礼相比，朱熹《家礼》的研究更为盛行。
  其实，记录日本接受《家礼》的最早书志文献是足利学校的书目。根据该目录，《家礼》至迟在室町时代中期就已传到日本。15
  其后，《家礼》是如何被阅读的详细情况尚未明确，但到江户时代初期，与三礼文献一样，也开始出现了《家礼》的和刻本。最早的和刻本是明丘浚的《家礼仪节》8卷，于庆安元年（1648）京都的风月宗知刊刻了训点本。接着，《性理大全》和刻本于承应二年（1653）由小出永庵施以训点，作为《新刻性理大全》70卷出版，该书第18卷至第21卷收录《家礼》。另一方面，《家礼》单行本的出版稍晚，浅见絅斋点校的《家礼》5卷于元禄十年（1697）才得以刊行。无论如何，与三礼相关文献一样，在江户时代初期已经具备了《家礼》的研究条件。
  随着这种出版状况，有关《家礼》的著述陆续出现。其主要文献如下：
  山崎闇斋（1618—1682）
  《文会笔录》一之二、一之三（《（增订）山崎闇斋全集》
  第1卷所收，〓〓〓〓社影印，1978年）
  浅见絅斋（1652—1711）
  《家礼师说》1册（抄本，宝永二年[1705]开讲，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通祭丧葬小记》1册（抄本，又称《丧葬小记》，元禄四年[1691]，早稻田大学等藏）
  《丧祭略记》1册（平田笃胤写，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家礼纪闻》（抄本，浅见絅斋先生杂记11，筑波大学图书馆藏）
  三宅尚斋（1662—1741）
  《家礼笔记》7卷2册（抄本，享保十一年[1726]，财团法人无穷会等藏）
  《用新主说》《大宗小宗图考》《神主题名考》（抄本，享保八年[1723]，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若林强斋（1679—1723）
  《家礼训蒙疏》4卷3册（刊本，享保十三年[1728]跋，关西大学等藏）
  《家礼冠昏师说》（抄本，小滨市立图书馆藏，近藤启吾《四礼〓研究》收录翻刻，东京：临川书店，2003年）
  林鹅峰（1619—1680）
  《泣血余滴》2卷（明历二年[1656]，《鹅峰林学士文集》所收，〓〓〓〓社影印，1997年。另有万治二年[1659]刊本）
  《后丧日录》1册（抄本，明历三年[1657]，内阁文库藏）
  朱舜水（1600—1682）
  《朱氏谈绮》3卷（宝永四年[1707]序，宝永五年[1798]刊本）
  《泣血余滴》批评（对林鹅峰《泣血余滴》所加的批语。抄本，彰考馆水府明德会藏）德川光圀（1628—1700）
  《藤妇人病中葬礼事略》（正室泰姬的葬仪记录，万治元年[1658]，《水户义公全集》上卷，《常山文集拾遗》，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
  《慎终日录·威公》（小宅处斋记，父赖房的葬仪记录，抄本，宽文元年[1661]，茨城县立历史馆藏）
  《慎终日录·义公·恭伯世子》（石河明善记，光圀及纲条之子吉孚的葬仪记录，抄本，元禄十三年[1700]，茨城县立历史馆藏）
  熊泽蕃山（1619—1691）
  《葬祭辩论》（宽文七年[1667]，《（增订）蕃山全集》第5卷所收，名著出版，1978年）
  藤井懒斋（1626—1706）
  《二礼童览》2卷2册（元禄元年[1688]刊本，国会图书馆等藏）
  中村惕斋（1629—1702）
  《慎终疏节》4卷2册（元禄三年[1690]刊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等藏）
  《追远疏节》1册（抄本，享保二年[1717]，内阁文库等藏）
  伊藤仁斋（1627—1705）
  《读家礼》（《古学先生文集》卷6，《古学先生诗文集》，〓〓〓〓〓社，1985年）
  伊藤东涯（1670—1736）
  明版《文公家礼仪节》手泽本（曾于贞享四年[1687]、元禄二年[1689]两次阅读该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手泽本（于宝永元年[1704]阅读该书，天理大学古义堂文库藏）
  天木时中（1696—1736）
  《二礼要略》1册（抄本，宝永五年[1708]，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室鸩巢（1658—1734）
  《文公家礼通考》1卷（甘雨亭丛书第1集所收，刊本）
  获生徂徕（1666—1728）
  《葬礼略》1册（又称《葬礼考》。刊本，《获生徂徕全集》13所收，〓〓〓书房，1987年）
  《祠堂式及通礼微考》1册（《荻生徂徕全集》13所收）
  《答松子锦问神主制度书》（《徂徕集》卷28所收，〓〓〓〓社，1985年）
  新井白石（1657—1725）
  《家礼仪节考》8卷（抄本，早稻田大学等藏）
  安积澹泊（1650—1737）
  《葬祭仪略》附记（享保十六年[1731]，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加藤九皋（1664—1728）
  《丧礼略私注》1册（抄本，享保十年[1725]，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三轮执斋（1669—1744）
  《丧祭说》（抄本，东北大学狩野文库藏）
  稻叶迂斋（1684—1760）
  《家礼笔记》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稻叶默斋（1732—1799）
  《家礼抄略》1册（文久二年[1862]刊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默斋先生家礼抄略》2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蟹养斋（1705—1778）
  《儒法棺椁式》1册（抄本，宽延二年[1749]，影印日本随笔集成12所收，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中井甃庵（1693—1758）、中井履轩（1731—1817）
  《丧祭私说附幽人先生服忌图》（自笔稿本，享保六年[1721]，宝历八年[1758]，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中井履轩（1732—1817）
  《深衣图解》1册（抄本，明和二年[1765]，内阁文库等藏）
  纸制深衣（大阪大学怀德堂文库藏）中村习斋（1719—1799）
  《家礼讲义》5册（抄本，天明五年[1785]，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家礼新图》1册（抄本，财团法人无穷会藏）
  大藏永绥、村士玉水（1729—1776）
  《祭仪略》1卷、同《丧仪略》1卷（统称为“二礼仪略”，天明八年[1788]，蜀山人编《三十幅》卷1所收，东京：大东出版社，1939年）大藏龙河（1757—1844）
  《葬祭仪略》（《日本教育文库·宗教篇》所收，东京：同文馆，1911年）
  猪饲敬所（1761—1845）
  《家礼仪节正误》1册（抄本，文政十一年[1828]，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等藏）
  松崎慊堂（1771—1844）
  《敬作所偶得》（关于神主制的考证，《松崎慊堂全集》卷26所收，东京：冬至书房，1988年）佐久间象山（1811—1864）
  《丧礼私说》（文久元年[1861]，《象山全集》上卷所收，东京：尚文馆，1913年）
  以上所列仅限笔者管见所及。就此书目亦可看出，有关《家礼》的著作比三礼方面的文献丰富得多。现在虽然无法对这些文献逐一做详细的论述，但以下几点是可以指出的：
  第一、关于《家礼》的展开史。首先，17世纪后半期是《家礼》的正式接受期，朱子学系和阳明学系的学者是其核心人物。以山崎闇斋、林鹅峰为首，朱舜水、德川光圀、藤井懒斋、中村惕斋等人留下了有关《家礼》的著作，或按照《家礼》实行了葬礼、祭礼，阳明学者熊泽蕃山也对《家礼》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另外，幕府的林罗山以及土佐藩的野中兼山虽然没有撰写有关《家礼》的著述，但也依据《家礼》实行了葬礼仪式，冈山藩主池田光政根据《家礼》实行祭礼，而他自己被以儒葬方式埋葬也是在这一时期。17可以说，17世纪后半期兴起了一股《家礼》风潮。
  随后，18世纪初期即元禄时代以降，应是《家礼》的展开期。自此以后，不限于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各学派的思想家也都对《家礼》展开了研究。属于朱子学系统的人物有浅见絅斋、若林强斋、天木时中、室鸠巢、新井白石、安积澹泊、加藤九皋、稻叶迁斋、稻叶默斋、蟹养斋、中井甃庵、中井履轩、中村习斋、村士玉水等，属于阳明学系统的有三轮执斋，属于古学系统的有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荻生徂徕等，属于考证学系统的有猪饲敬所、松崎慊堂。此外，幕末的佐久间象山既属于朱子学系，也与“洋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总之，18世纪以后到幕末，知识人对《家礼》普遍产生了兴趣。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对《家礼》的探讨超越了各个学派，累积了许多学说。18
  第二、在《家礼》“冠婚丧祭”四礼中，有关丧礼（葬礼）、祭礼二礼的论述占了一大半。其原因是，丧祭仪礼在《家礼》中所占的篇幅本来就很多，此外，还与日本很早就有祖先崇拜，而在江户时代此一习俗又得到强化相关。19这一点，与《家礼》冠婚丧祭的各种仪礼得到广泛普及的中国和朝鲜相比，可以说是日本儒教仪礼的特色。
  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文献学研究，对江户时代的儒教仪礼进行了考察。在江户时代，有关三礼文献的研究确实不太活跃，与其他经书相比，特别是《仪礼》的研究很贫乏。仅以《仪礼》“难解”为由，显然不能充分说明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或许《仪礼》确是一部难读的书籍，但与《周易》《尚书》《诗经》等比较起来，也不能算特别难读。这种情况的发生应该还是与“仪礼”的性质有关。因为，仪礼是一种“固定的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思想”是谁都可以应用的、抽象的东西，与此相比，《仪礼》在场所、器具、服装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固定性，对每个细节的要求都非常具体。儒教仪礼未必与日本古来的风俗以及“有职故实”（校者按，意指古代日本的公家及武家的仪礼、官职、制度、服饰、法令、军阵等相关先例及典故）相吻合。
  于是，在日本，儒教仪礼研究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偏向：它成了只是喜欢儒教的一部分人的兴趣爱好，而成为纸上空谈。在上引服部南郭的门人汤浅常山《文会杂记》中，其第2条“不很好了解三礼，即不能说是学问”之后，接着就有一段用朱笔写下的文字（校者按，原文是日文）：
  为要准确了解揖让拜起之事，如此摆上象棋，连壶盘等都准备好，以便把握仪礼。然而即便如此，究竟是无益之消遣，所谓儿戏而已。（《文会杂记》卷1上）
  这不是汤浅常山本人的意见，而是由第三者后来添写上去的。在这里，儒教仪礼的研究被看作是“无益之消遣”。
  此外，猪饲敬所在其《深衣考序》中写道：
  古服之取骇于世俗也，西土（即中国）之人尚且服之者寡，况我邦乎。人必笑余之屑屑于无用。呜呼，先王之法言，因后儒误解而大失正义者不可胜数矣。余深慨焉，此亦反正之一端也。余之志在彼而不在此，有识之士，其或察之。
  在这里，他在承认日本儒教仪礼的研究会被看作“无用”的情况下，仍然意图探明其原意。
  这些事例说明，儒教仪礼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乖离现象。但是尽管如此，儒教仪礼还是成了研究的对象，服部南郭门下的三礼文献的会读、与蘐园学派有关的学人以及猪饲敬所、朝川善庵等人的考证性著作便是这一动向的典型。
  另一方面，与这种研究层面相对，在实践层面，朱熹《家礼》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家礼》在近世中国及朝鲜都非常普及，而在日本，尽管人们的关注点偏向于丧礼（葬礼）与祭礼，但还是可以看出与此相类似的情况。关于《家礼》的儒教仪礼尤其是其丧祭仪礼在日本近世如何得到实践的问题，还有待于今后的详密考察，但至少可以说，儒教仪礼在日本完全没有得到普及这一“旧说”是不妥当的。
  江户时代有关《家礼》的文献，现在大部分是作为抄本流传下来的，由于对仪礼缺乏关注，因而这些文献处在未被整理的搁置状态。对于这些文献，今后也有必要进行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