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毫无疑问，身体需求只可能得到阶段性的满足，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满足，所以“人心”虽然可能阶段性地消失，却一定会在未来再次出现。“未来的人心”在尚未出现的意义上是没有的，但在必定出现的意义上又是现实的，在尚未出现的意义上是无法处置的，但在必定出现的意义上又是不得不有所预备的，《礼记·王制》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在个人层面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人不仅有“人心”这种心灵现象，而且有“为未来的人心进行谋划”这种心灵现象，或者说心不仅有身体的当下需求引发的“思”能、“情”能、“意”能这种运用，而且有身体的未来需求引发的“思”能、“情”能、“意”能这种运用。据笔者上文所言，后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人心”，但笔者也不得不承认，后者不但就其本身而言和“人心”非常相近，而且其被处置的理想方式也和“人心”相同，即在没有更重要的事情、更根本的道理的情境下，根据身体之理去实现它即可，但在有更重要的事情、更根本的道理的情境下，必须暂时搁置它而处理更为重要的事情、实现更为根本的道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它称为扩展意义上的“人心”，将根据于身体之理去实现它称为扩展意义上的“人心亦化而为道心”，将暂时搁置它而处理更为重要的事情，实现更为根本的道理称为扩展意义上的“道心为主人心听命”。
  需要强调的是，论者多将朱子的“人心”“道心”对应为“情感”“理智”或者说“情”能、“思”能，而以朱子所言“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命焉”为“理智控制情感”或者说“思”控制“情”。但在笔者看来，朱子的“人心”在任何情况下指称的都是一路完整的“思”能、“情”能、“意”能，既不会只指称一路完整“思”能、“情”能、“意”能中的“情能”阶段，也不会指称一种没有相应“思”能为先导的、无头而孤零的“情能”；朱子的“道心”也是在任何情况下指称的都是一路完整的“思”能、“情”能、“意”能（可能和“人心”所指称的完整“思”能、“情”能、“意”能重合），既不会只指称一路完整“思”能、“情”能、“意”能中的“思”能阶段，也不会指称没有相应“情”能为后继的、无尾而孤零的“思能”；“道心为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是一路完整的思能情能意能压制另一路完整的思能情能意能，如“周公吐哺”事例中“听到贤者来访—恭敬之心—谋划接待”一路思能情能意能压制了“饥饿思食—喜爱此食—筹划吃饱”一路思能情能意能，既不是同一路思能情能意能中在前者“控制”在后者（在前者只可能“引导”在后者，不可能“控制”在后者），也不是一路无尾而孤零的“思”能控制另一路无头而孤零的“情”能。事实上，我们前文已经讲明，在朱子，无尾而孤零的“思能”和无头而孤零的“情能”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是一些“思能”所后继的相应“情能”比较微弱，一些“情能”前面的相应“‘思能”比较迅捷，都比较容易被忽略，以至于前者常常被误认为是完全无尾而孤零的“思能”，后者常常被误认为完全无头而孤零的“情能”，从而产生“思”能控制“情”能或者说“理智控制情感”这样的说法出来。
  通观全局不难发现，朱子的人心道心论本质上是一种身心关系论：“人心”虽然不等于身体，但却专门负责身体；“道心”虽然既不指称心本身，也不指称所有情况下的心之运用，但却独立于身体而真正代表着此心；所谓“人心”之“危”“著”本质上是身体之“危”“著”（不得不承认，“身体”对于人作为人而存在功不可没，但也常常形成干扰；“身体”之“著”毋庸赘言），所谓“道心”之“微”“安”本质上是“心”之“微”（对于“身”而言）、“安”（不得不承认，“心”是人得以作为人而存在的关键所在）；在没有比身体需求更重要的事情、比身体之理更根本的道理的情境下，“人心”“道心”的重叠本质上是身心的一致，而“人心亦化而为道心”的理想处置本质上是心灵养育身体；在有比身体需求更重要的事情、比身体之理更根本的道理的情境下，“人心”“道心”的异趋本质上是身心的异趋，而“道心为主人心听命”的理想处置本质上是“心”为主而“身”听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有时不用“人心”的概念，而直接以身体和“道心”对言，而曰：
  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船无柁，纵之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①
  此中“形气”即身体；“船无柁”只是一种假设，不是说真的存在没有“道心”乃至“心”的身体；“有时人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是“有时入于安流而正常，有时入于波涛而倾覆”的意思，所以下文以“虽入波涛无害”为对。
  又，考虑到人类心灵之间的差异，不难推知，前文所言上智而自我同一自做主宰的心灵，无疑是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够自然给出上所言的理想处置或者说管理好其所在的身体的：在没有比身体需求更重要的事情、比身体之理更根本的道理的情境下，它一定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既无“过”而伤身之事，也无“不及”而伤身之事；在有比身体需求更重要的事情、比身体之理更根本的道理的情境下，它一定能够完全专注于更重要事情的处理，更根本道理的实现，乃至废寝忘食。前文所言未上智而自我分裂无以自做主宰的心灵无疑存在着时或不能给出上所言理想处置或者说管理不好身体的可能性：在没有比身体需求更重要的事情、比身体之理更根本的道理的情境下，它常常不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或“过”而伤身，或“不及”而伤身；在有比身体需求更重要的事情、比身体之理更根本的道理的情境下，它常常不能完全专注于更重要事情的处理，更根本道理的实现，乃至于败坏事情。前文所言“学”，则是上智而自我同一自做主宰的心灵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能够自然给出上所言理想处置的具体原因所在，也是未上智而自我分裂无以自做主宰的心灵摆脱自戕其身或不足以成事境地的关键所在。
  至此我们已经探明朱子道心人心论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朱子的道心人心论是缜密、通贯而极具解释力的，和《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说法也是完全符合的。值得一提的是，据《传习录》记载，阳明弟子徐爱曾举朱子“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之说问于阳明：“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阳明回答说：“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①此论对于朱子恐怕太过隔膜。从朱子心论的视角看，心固然是“一”，但其发用即便是在最正当的意义上，也不排斥“二”的出现，没有人能完全避免身体需求和其他事务在时间上的交叠；朱子理解的道心人心是以时地方所的根本道理和身体需求而分，并不以人伪与天然、正与邪分；朱子曾明确反驳程子人心即人欲之论，其言曰：“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应只下个‘危’字。盖为人心易得走从恶处去，所以下个‘危’字。若全不好，则是都倒了，何止于危……‘人心，人欲也’，此语有病。虽上智不能无此，岂可谓全不是？陆子静亦以此语人。”阳明对此可以不同意，但不宜无视。又，明儒罗钦顺认为道心为性、为未发，人心为情、为已发，果然如此，则是“未发惟微，已发惟危”，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也都成了危险的东西，恐于儒学整体面貌不合，不如朱子之说允当。

①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6册，第2012页。 ①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