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前文从朱熹诗经学的释义原则、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认识、朱熹诗经学中体现的理学精神这三个方面，对朱熹说《诗》的根本方法做了系统总结，并以汉儒（主要是《毛传》、《郑笺》）说《诗》为参照对象，揭示了朱熹诗经学的特色与意义。
  相对于汉儒的“求诗意于辞之外”、依《序》说诗，朱熹坚持“涵咏本文，求诗本义”，少了政治上的傅会，在还《诗经》以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上跨出了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这是朱熹对诗经学史的最大贡献。
  朱熹《诗集传》是集大成之作。朱熹诗经学实集有宋经史文章派与理学派之大成。朱熹批评程、张等理学大师在说《诗》时有不顾文本、拔高义理之嫌，提倡以一种平易的态度解《诗》。《诗集传》在尊重文本的前提下，亦不忘发挥义理精神，对程、张等理学大师的说《诗》成果做了批判性吸收，对欧阳修等经史文章派说《诗》的优良传统更是多有继承，对吴才老《韵补》一书及当时在文献考据上的其他成果也尽量采用。《诗集传》对前人成果广泛吸收，并不限于宋人而已。尽管朱熹对毛、郑一派在解释诗义上颇有异议，但对《毛传》、《郑笺》在字词训诂上的成果给以高度肯定并积极加以继承。《诗集传》对毛、郑以外的三家诗说也广为吸收，并能博采各种意见，以补毛、郑之不足。
  朱熹《诗集传》成书以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元、明两代的主流诗经学基本在它的笼罩之下，带有教科书性质的通行《诗经》注本（如胡广《诗经大全》等）皆以它为底本，明代诗经学在对《诗经》文学性的探索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清代诗经学中以姚际恒、方玉润为代表的“独立思考派”，实际是对朱熹“涵咏本文，求诗本义”的说《诗》方法的继承和发扬。即使是清代汉学派的马瑞辰、陈奂等，在他们的诗经学著作中对朱熹《诗集传》的成果亦有吸收（见附录3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文学本位的现代诗经学，很多认识都从朱熹而来（尤以废《序》、“国风民歌说”、对爱情诗的认识、对“诗六义”的认识为突出）。
  尽管朱熹诗经学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在名物训诂上有所疏漏，亦未能尽脱汉儒说《诗》之弊（未能尽脱“美刺说”与“风雅正变说”的习气），但朱熹所确定的一些说《诗》原则，如“涵咏本文，求诗本义”，“考诸书史，揆以情理”等，对我们今天读《诗》、说《诗》，仍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我们今天热衷于“阐释原则”与“阐释的有效性”等问题的讨论，在如何对待文本、如何处理阐发义理与尊重文本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朱熹《诗集传》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附录35：陈奂、马瑞辰吸收朱熹诗经学成果例：
  01 《周南·葛覃》：小序，陈奂《诗毛氏传疏》于“则可以归安父母”之“归”字句断，从朱。
  02 《周南·螽斯》：小序，陈奂《诗毛氏传疏》于“若螽斯不妒忌”之“斯”字句断，从朱。
  03 《小雅·伐木》，《诗集传》篇末：“刘氏曰：‘此诗每章首辄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当为三章。旧作六章，误矣。’今从其说正之。”陈奂《诗毛氏传疏》亦作三章。
  04 《大雅·旱麓》，《诗序辨说》：“序大误。其曰百福干禄者，尤不成文理。”陈奂《诗毛氏传疏》改作“千”，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亦云：“疑作千。”
  05 《大雅·文王有声》首章：“文王有声，遹骏有声。”《诗集传》：“遹，义未详，疑与聿同，发语辞。”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从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