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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兴”的位置“兴”的义例“兴”可以于义无所取“兴”的几种方式“兴”和“赋”、“比”的关系朱熹重“兴”之原因］
  朱熹于《诗》之六义持“三经三纬”之说，即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三种体，“赋”、“比”、“兴”是《诗》的三种表现方法。其《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各篇，于《诗三百》每篇各章之末注明该章属于“赋”、“比”、“兴”三者之何种。朱熹《诗集传》标“赋”、“比”、“兴”，纯粹是属于写作手法的一种文学修辞的角度，与汉学诗经学以比兴说诗有本质区别。为了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一问题，今以《毛传》标“兴”及毛、郑释兴为参照，对朱熹《诗集传》之“兴”做一详细考论。
  一、标“兴”的位置
  《诗集传》与《毛传》在“兴”之义例上的差别，首先表现在标“兴”的位置不同。《毛传》一般于首章第一个句群（多数是二句）之下标兴，而不是在章末。而《诗集传》，无论“赋”、“比”、“兴”，一般都标在各章章末①。标“兴”位置的差异反映了《毛传》与《诗集传》对“兴”的性质认识不同。《毛传》认定一个句群自身具有“兴”义，其“兴”义并不依赖于上下文的关系而存在，故标“兴”于句群之末。《诗集传》的“兴”，则是上下文（两个句群）在修辞上的一种关系，所以标“兴”于各章章末，而不是一个句群之末。以《周南·关雎》首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例，《毛传》和《诗集传》都认为是“兴”，但《毛传》的“兴”标在“在河之洲”句末，《诗集传》的“兴”标在“君子好逑”句末。这说明《毛传》取兴是以句群为单位的，《诗集传》所理解的兴则是以章为单位。
  二、“兴”的义例
  我们再看《诗集传》与《毛传》在“兴”的具体用法上的区别。《毛传》标“兴”，有时不加任何解说，有时则对“兴”义加以申说。如《周南·关雎》篇，《毛传》首章二句下标兴，在“兴也”之后，有这样一节：“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鸠之有别焉。”这是单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二句取义，认为“言在此而意在彼”，表面上是写“关雎”，实际上则是喻“后妃之德”。因为在“挚而有别”这一点有相似性，所以《毛传》可以用“关雎”之性来比附“后妃”之德。凡是《毛传》“兴”的取义，无不基于这种对“本体”（若“关雎”）和“兴体”（若“后妃”）之间的相似性的认定。而这种相似性的认定，又往往要落实到道德或政治的比附上。《诗集传》于该篇三章章末皆标“兴”，于首章章末亦有一节解说，曰：“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彼关关然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乃是从句群之间的关系着眼，“兴”指的是“他物”（上个句群）与“所咏之辞”（下个句群）之间“先言”与“引起”的关系。朱熹所理解的“兴”实不能脱离这种关系而存在。《毛传》释兴的模式是“A喻B”，《诗集传》“兴”的模式则是“先言A以引起B”。对于《毛传》来说，“A”一定是经文中的一个句群，“B”则是“A”所隐含的某种类比性喻义，而决不是经文中的另一个句群。
  对于《诗集传》来说，“A”和“B”一定都是经文中的一个句群，而且是同一章中的上下文。
  《诗集传》于《大雅·桑柔》篇第十二章章末标“兴”，并云：“大风之行有隧，盖多出于空谷之中；以兴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也。”象这样明确地指出以上文兴下文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01 《召南·行露》次章，《诗集传》：“人皆谓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兴人皆谓汝于我，尝有求为室家之礼，故能致我于狱。”
  02 《召南·野有死麕》次章，《诗集传》：“兴也……上三句兴下一句。”
  03 《卫风·氓》三章，《诗集传》：“比而兴也……言桑之润泽，以比己之容色光丽。然又念其不可持此而从欲忘反，故遂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
  04 《鲁颂·泮水》八章，《诗集传》：“兴也……此章前四句兴后四句，如《行苇》首章之例也。”
  …………
  以上的例子都表明《诗集传》之“兴”指的是一章之中上下文之间的某种关系，它必须依托于两个句群而存在，单独一个句群是不能成其为“兴”的。对于《诗集传》来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两个句群合在一起，才成其为“兴”，“兴”是这两个句群之间的一种关系（“先言”与“引起”）；单单“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一个句群，是不能成其为兴的。但对《毛传》来说，“兴”只存在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一个句群之中，《毛传》认为它本身含有一种特殊的喻义；而与下一个句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无关。
  以上所举的例子中，例01的句式表达与汉学诗经学释“兴”很相似。《郑笺》释“兴”的习惯用法是“兴者，喻……”，《孔疏》则喜欢用“……以兴……”，《毛传》自身释“兴”也有一个“……以兴……”的例，《鲁颂·有駜》首章，《毛传》作注曰：“鹭，白鸟也。以兴洁白之士。”乍一看，这与例01《诗集传》解说《召南·行露》次章没有两样。但实际上却是似是而非。因为《鲁颂·有駜》篇首章云“有駜有駜，駜彼乘黄。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洁白之士”并不是诗文中的一个句群，而只是用以取兴的句群（“振振鹭，鹭于下”）的喻义。《召南·行露》篇次章云“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诗集传》所言“人皆谓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兴人皆谓汝于我，尝有求为室家之礼，故能致我于狱”，“以兴”的前后恰恰就是诗文中前后两个句群。这两个“……以兴……”，单从句式上虽看不出什么差别，但其义例与性质迥异。
  标“兴”以章为限，“兴”指一章中前后两个句群之间的“先言”和“引起”之关系，是《诗集传》的通例。但《诗集传》中也有一个特例，《诗集传》于《大雅·卷阿》篇九章云：“比也，又以兴下章之事也”，于其十章云：“赋也，承上章之兴也。”据此，该篇九章、十章分别是“比”和“赋”，但这两章合在一起，又成为“兴”。按照朱熹的理解，兴也可以是上章兴下章了。但整个《诗集传》中，这是惟一的一篇特例。
  《毛传》与朱熹在“兴”的义例上不同，二者所理解的“兴”各有自己的内涵与所指。所以，《毛传》标“兴”，《诗集传》未必认为是“兴”；《诗集传》认为是“兴”的，对于《毛传》来说，亦未必是“兴”。即使二者都标“兴”的，那也是依照各自不同的标准，依旧不是一回事。《毛传》标“兴”，《诗集传》未标“兴”的，如：《周南·葛覃》篇，《毛传》于首章第一个句群标“兴”，《诗集传》则于全篇三章末皆标“赋也”。原因在于《毛传》认定“葛之覃矣，施于中谷，维叶萋萋”有喻义，《毛传》虽未指出其兴义，《郑笺》却有申说，曰：“此因葛之性以兴焉。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叶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朱熹却不承认有这一层喻义，而且该诗又不合于其“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的兴之义例，自然也就不必认定为“兴”了。《诗集传》标“兴”，而《毛传》没有标“兴”的，如：《周南·兔罝》篇，《诗集传》于全篇三章之末皆云“兴也”，《毛传》则未在首章第一个句群下标“兴”，这是因为依照朱熹的理解，“肃肃兔罝，㯌之丁丁”与“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这两个句群之间是一种“先言”与“引起”的关系；而《毛传》则不认为发端处的句群“肃肃兔罝，椓之丁丁”有什么特殊的政治喻义。至于《毛传》、《诗集传》二者都标“兴”而实际理解有异的，前文在分析《周南·关雎》时已有详细论辨，兹不赘述。
  三、“兴”可以“于义无所取”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对《毛传》之“兴”做过“起情”和“环譬以记讽”的限定性解释，认定《毛传》之“兴”，多取政治、道德方面的美刺讽喻意。这一判断，大抵合于《毛传》释“兴”的实践。对于汉学诗经学来说，以“兴”说诗，正是要突出这一层特殊的“兴义”。但《诗三百》文本自身（尤其是《风》诗）多与政治讽喻相差甚远，于是汉儒不得不用一种特殊的眼光来发掘文本自身以外的“深意”。“求诗意于辞之外”的说诗方法，决定了汉儒释“兴”的特色是穿凿傅会。朱熹向来厌恶汉儒的穿凿，对汉儒所发掘的诗之“深意”亦多怀
  疑。《诗集传》所理解的“兴”，则是上下文之间“先言”与“引起”之关系，而与有无政治道德方面的喻义无关。朱熹屡屡强调“兴”可以于义无所取，且看他如下的言论：
  01 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未敢言之属也。（《楚辞集注·卷一》）
  02 《诗》之兴，全无巴鼻（作文按：吴振所记，此句为：“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后人之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忧来无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皆是此体。（80/2070，李方子记）
  03 问：“《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曰：“觉旧说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说将起，或别自将一物说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有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80/2070—2071，叶贺孙记）
  04 如“山有枢，隰有榆”，别无意义，只是兴起下面“子有车马”，“子有衣裳”耳。……兴只是兴起，谓下句直说不起，故将上句带起来说，如何去讨义理？（80/2084—2085，吴必大记）
  05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诗传》云：“兴也。”问：“似此等例，却全无义理。”曰：“兴有二义，有一样全无义理。”（81/2124，刘炎记）
  06 《行苇》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兴，何与人（按：当作仁）及草木？（81/2127，黄㽦记）
  07 “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先生以为无甚义理之兴。（81/2128，滕璘记）
  以上所引，多出自《朱子语类》。大抵朱熹与门人问答往还，凡涉及“兴”者，朱熹都要强调“兴”只是“托物兴辞”，未必含有什么深意。朱熹这样立论的根据之一，是以《楚辞》、汉乐府以及后代诗歌的类似情况来例《诗经》。《九歌·湘夫人》有云：“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朱熹《楚辞集注》以之为“兴”。此处“沅有芷兮澧有兰”的用处，仅在于引起“思公子兮未敢言”；至于它本身，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深意。诗人用“沅有芷兮澧有兰”来引起“思公子兮未敢言”，也只是因为“言”与“兰”是趁韵而已。古诗云“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也是这种情况，无非是取“草”与“道”趁韵而已。直接说“绵绵思远道”，或嫌过于突兀，所以先说一句“青青河畔草”，以作引起。“青青河畔草”一句，大约是诗人随手拈来，借眼前景，来引起抒发思念远方亲人的情绪。但要说诗人对于用以起兴的眼前景（青青河畔草）有多少感触（尤其是带有政治讽喻意义的），那就是莫须有的事了。正是后代诗歌的类似情况给了朱熹自信心，所以他理直气壮地主张“兴”可以于义无所取，《诗集传》在具体解释诗义时，于起兴之句也多不做政治道德喻义上的傅会。《诗集传》中亦不乏明言“不取义”的例子，如：
  01 《召南·小星》首章，《诗集传》：“盖众妾进御于君，不敢当夕，见星而往，见星而还，故因所见以起兴。其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次章，《诗集传》：“兴亦取‘与昴’、‘与裯’二字相应。”
  02 《王风·扬之水》首章，《诗集传》：“兴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03 《小雅·南有嘉鱼》四章，《诗集传》：“此兴之全不取义者也。”
  《召南·小星》首章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毛传》虽然没有在发端句群“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下标“兴”，但《郑笺》云：“众无名之星，随心噣在天，犹诸妾随夫人以次序进御于君也”，明确释以喻义；《孔疏》则云：“嘒然微者彼小星，此星虽微，亦随三星之心、五星之噣，以次列在天，见于东方；以兴礼虽卑者，是彼贱妾，虽卑，亦随夫人以次序进御于君”，更是确认其为“兴”了。《郑笺》和《孔疏》对“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二句，是用譬喻的方法作礼制的比附。《诗集传》则以为不过是“因所见以起兴……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径云“其于义无所取”，正为破《郑笺》、《孔疏》而发。《小雅·南有嘉鱼》四章云：“翩翩者鵻，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郑笺》于“翩翩者鵻，烝然来思”句下云：“喻贤者有专一之意于我，我将久如而来迟之也”，是明显以喻义释之；《诗集传》云“此兴之全不取义者也”，则是破《笺》之说，认为“翩翩者鵻，烝然来思”的作用全在于引起“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其本身没有特殊喻义。
  这样看来，刘勰所说的“起情”和朱熹所说的“托物兴辞”实有本质性差别。“情”与“辞”本就是两个不同概念，落实到《毛传》和《诗集传》释兴的实践，就更加不同了。“起情”是借“物”来寄托和抒发一种情志，只是一段（有时是一句）“辞”本身所隐含的一种特殊喻义；“兴辞”则是借一段“辞”来引起另一段“辞”，是两段“辞”之间的关系。借“辞”起“情”，必须求诗意于辞之外，作政治喻义傅会；而“兴辞”则完全是修辞学的问题了。“取义”与“可以于义无所取”，正可说明二者的本质区别。
  上引例05，刘炎记朱熹之言，云：“兴有二义，有一样全无义理。”这样的表述，似乎朱熹认为“兴”有两种类型：“有一样全无义理”；另有一样，则是有义理的。《朱子语类》中还有一则与此类似的记录：“兴，引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鸠是挚而有别之物，荇菜是洁净和柔之物，引此起兴，犹不甚远。其他亦有全不相类，只借他物而起吾意者，虽皆是兴，与《关雎》又略不同也。”（81/2096—2097，潘时举记）。上文已辨“起情”与“兴辞”的本质差异，可是这里朱熹用的是“引物以起吾意”，“起意”与“起情”，单就字面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何况《孔疏》的表达也是习惯用“起意”的。（《毛诗正义·关雎·序》：“兴者，兴起志意”，“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己意者，皆兴辞也。”）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朱熹这里的“起意”与刘勰的“起情”、孔颖达的“兴起志意”有无本质差异呢？朱熹此论是以《周南·关雎》为例的，我们也以这一篇为例，来仔细分析这一问题。关于这一篇的分章，是有不同意见的，《郑笺》云：“《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则《毛传》原分该篇为三章，郑玄易之为五章。《诗集传》分三章，同于《毛传》。三章、五章之分，各自有说，这里且不去作孰是孰非的考论，仅就《诗集传》分章的实际情况来作考察。《诗集传》于全篇三章章末皆标“兴”。其诗云：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集传》于其首章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彼关关然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点明淑女与君子之间正如雎鸠情挚而有别。二章、三章之淑女与荇菜之间亦有“洁净和柔”的共同性。潘时举所记“如雎鸠是挚而有别之物，荇菜是洁净和柔之物，引此起兴，犹不甚远”，正是针对这种共性而发。“引物以起吾意”，也正是指诗人先言“雎鸠”、“荇菜”，以兴起内心所要表达的淑女与君子情挚而有别、淑女洁净和柔之意。但这仍然是不过是上下两个句群之间在意义上有比喻性关联而已。这里所要引起的“意”，正是上下两个句群之间的比喻性关联，而并不是单单一个发兴句自身有什么特殊喻意。尽管朱熹这里用的也是“起意”一词，但与孔颖达的“兴起志意”以及刘勰的“起情”实有本质差异。
  四、“兴”的几种方式
  从《诗集传》的实际情况看来，作为“先言”的发兴句与“引起”的被兴句之间，在关系上存在几种不同模式。从二者之间有无意义上的比喻性关联来看，可以“取义”，也可以“不取义”。“不取义”的例子，如前文所引《召南·小星》首章、《王风·扬之水》首章、《小雅·南有嘉鱼》四章。“取义”的例子，则如：
  01 《小雅·南有嘉鱼》三章：“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诗集传》：“兴也。东莱吕氏曰：‘瓠有甘有苦，甘瓠则可食者也。樛木下垂而美者累之，固结而不可解也。’愚谓此兴之取义者，似比而实兴也。”
  02 《召南·何彼襛矣》次章：“何彼襛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诗集传》：“以桃李二物兴男女二人。”末章“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诗集传》：“丝之合为纶，犹男女之合而为婚也。”
  03 《王风·黍离》：次章“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诗集传》：“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兴。”末章“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集传》：“稷之实，如心之噎，故以起兴。”
  从具体发兴的方式来看，可以“因所见起兴”，也可以“因其所事以起兴”，还可以因声韵相近起兴。因声韵相近起兴的例子，如：《召南·小星》首章，《诗集传》云：“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次章，《诗集传》云：“兴亦取与昴、与二字相应。”因所见起兴的例子，如附录23。
  附录23：《诗集传》“因所见以起兴”例：
  01 《周南·桃夭》首章，《诗集传》：“诗人因所见以起兴。”
  02 《召南·江有汜》首章，《诗集传》：“媵见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兴。”
  03 《召南·野有死麕》首章，《诗集传》：“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
  04 《王风·黍离》首章，《诗集传》：“……故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
  05 《秦风·黄鸟》全篇三章。《诗集传》首章：“盖以所见起兴也。”
  06 《陈风·东门之池》首章，《诗集传》：“此亦男女会遇之辞。盖因其会遇之地，所见之物，以起兴也。”
  07 《陈风·东门之杨》首章，《诗集传》：“此亦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故因所见以起兴也。”因其所事以起兴的例子，如附录24。
  附录24：《诗集传》“因其所事以起兴”例：
  01 《周南·兔罝》首章，《诗集传》：“诗人因其所事以起兴而美之。”
  02 《小雅·采芑》首章，《诗集传》：“军行采芑而食，故赋其事以起兴曰……”
  03 《鲁颂·泮水》前三章，《诗集传》：“赋其事以起兴。”
  这三种发兴的类型实际呈交叉关系，有时一个发兴就兼有两种类型，如前引《召南·小星》首章，《诗集传》云：“盖众妾进御于君，不敢当夕，见星而往，见星而还，故因所见以起兴。其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这便是兼了“因所见以起兴”与“因声韵相近起兴”两种发兴类型。
  三种发兴方式与“取义”、“不取义”两种类型之间亦呈交叉关系。如《召南·江有汜》首章，《诗集传》云：“媵见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兴，言江犹有汜，而之子于归，乃不我以。”从发兴方式来看，是“因所见以起兴”；但从发兴句与被兴句之间有无意义上的比喻性关联来看，则又属于“取义”这一类型。但总的来说，凡《诗集传》特意标明发兴方式的，大抵属于“不取义”这一类型。《诗集传》的实际情况是多数时候不对所标之“兴”做具体说明，这大概是因为他先立了“兴”是“先言”与“引起”这个义例在前，只要不是特殊情况需要专门说明的，就不做说明。这反过来告诉我们凡是《诗集传》对“兴”有具体说明的，大抵情况有些特殊；而朱熹实际上要点醒的乃是这些“兴”例与毛、郑之“兴”有本质区别。
  五、“兴”和“赋”、“比”的关系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又给“赋”、“比”、“兴”下过明确的定义。对于朱熹来说，“赋”、“比”、“兴”是三种不同的修辞方法，朱熹对三者的内涵与外延有明确而清醒的区分。
  《诗集传》分别在《周南·关雎》、《周南·葛覃》、《周南·螽斯》三篇给“兴”、“赋”、“比”立了通例。《周南·关雎》篇首章，《诗集传》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周南·葛覃》篇首章，《诗集传》云：“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周南·螽斯》篇首章，《诗集传》云：“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子语类·＜诗＞一·纲领》云：“盖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立此六义，非特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80/2067，余大雅记）。朱熹对“赋”、“比”、“兴”这三种作诗法度给以明确界定，又于《诗三百》每篇各章之末注明该章属三者中之何种，使读者对《诗三百》的修辞手法一目了然。《诗集传》的实际操作过程似乎是采用了排除法：凡一章之中，上下文之间存在“先言”与“引起”之关系的，是“兴”；上下文之间不存在“先言”与“引起”之关系，而该章是“以彼物比此物”的，是“比”；不符合以上二种情况的，则是“赋”。
  前文曾指出朱熹之“兴”有“取义”与“不取义”两种类型。“取义”之“兴”，上下文之间存在一定的类比性关系。这样的类型似乎也是一种“比”，但朱熹却一概标“兴”，这是为什么呢？朱熹所理解的“兴”与“比”到底区别何在？二者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朱子语类》中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01 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乔木”，只是说个“汉有游女”；“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只是说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关雎》亦然，皆是兴体。比底只是从头比下来，不说破。兴、比相近，却不同。《周礼》说“以六诗教国子”，其实只是这赋、比、兴三个物事。风、雅、颂，诗之标名。理会得兴、比、赋时，里面全不大段费解。今人要细解，不道此说为是。如“奕奕寝庙”，不认得意在那“他人有心”处，只管解那“奕奕寝庙”。（80/2069，潘植记）
  02 问：诗中说兴处，多近比。曰：然。如《关雎》、《麟趾》相似，皆是兴而兼比。然虽近比，其体却只是兴。且如“关关雎鸠”，本是兴起，到得下面说“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题说那实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个对一个说。盖公本是个好底人，子也好，孙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则却不入题了。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说那人了，下面“宜尔子孙”，依旧是就“螽斯羽”上说，更不用说实事，此所以谓之比。大率《诗》中比、兴皆类此。（80/2069，沈僩记）
  03 比虽是较切，然兴却意较深远。也有兴而不甚深远者，比而深远者，又系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80/2069，黄义刚记）
  04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80/2069—2070，叶贺孙记）
  05 兴之为言，起也，言兴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柏”、“青青河畔草”，皆是兴物诗也。如“藁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皆是比诗体也。（81／2094—2095，黄卓记）
  06 若《螽斯》则只是比，盖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孙众多。“宜尔子孙，振振兮！”却自是说螽斯之子孙，不是说后妃之子孙也。盖比诗多不说破这意……（81/2097，潘时举记）
  07 问：“泛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义。看来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亦无异，彼何以为兴？曰：他下面便说淑女，见得是因彼兴此。此诗才说柏舟，下面更无贴意，见得此其义是比。（81/2102，潘时举记）
  据02条沈僩所记，是朱熹弟子亦认为《诗集传》中注明是“兴”的地方多和“比”相近，朱熹本人也承认二者之间有相近的地方，但对于何者是“兴”，何者是“比”，朱熹还是心下洞然。朱熹指出，像《关雎》、《麟之趾》等篇的情况，实际上是“兴而兼比”；虽然和“比”很相近，但其体却只是兴。其实，朱熹这里说的“兴而兼比”也就是“取义”的那一类“兴”，即发兴句与被兴句之间存在意义上类比关系。《关雎》篇，前文已析，“情挚而有别”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间的类比共同性。尽管存在这种类比性，但朱熹还是认定其体为“兴”，这是因为朱熹判断是否为“兴”的首要条件是上下文之间是否存在“先言”与“引起”之关系，至于二者之间是否有意义上的比喻性关联则是个可有可无的条件。凡《诗集传》理解为“不取义”的“兴”皆不存在这种“兼比”关系，但不妨碍其为“兴”，足以说明朱熹所理解的“兴”之义例。《诗集传》认定“赋”、“比”、“兴”在操作上是用排除法，首先是判断是否合“兴”的“先言”与“引起”的例。不管上下文之间是否存在类比关系，只要它符合“先言”与“引起”的条件，它就是“兴体”。只有那种通篇是类比，上下文之间不存在“先言”与“引起”的关系的，才是“比体”。像《关雎》篇“兴而兼比”的情况，是指这种类型的“兴体”其上下文之间含有类比关系；“兴而兼比”的“兴”是一种体，“兴而兼比”的“比”却不是一种“体”，而只是一种类比关系。《关雎》篇，先言“关雎”，后言“淑女”、“君子”；《麟之趾》篇，先言“麟之趾”，后言“公子”，先言的作用在于引起后言，先言是兴起，后言才是要说的实事，二者之间在结构上有一对应关系，所以它们是“兴”。至于《螽斯》篇，则通篇是一类比，是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孙众多，“宜尔子孙，振振兮”是接着“螽斯羽，诜诜兮”说，而不是对着说，不存在“先言”与“引起”的关系，所以只能是“比体”了。04条叶贺孙所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说的亦是这个意思：“比体”通篇是譬喻，但其所指之事（所要表达的譬喻意）并不用文本自身来完成；“兴体”有时也有譬喻，但其作用是引起下一句，文本自身一定要明确表述其所指之事。这也就是“说破”与“不说破”、“入题”与“不入题”的差别了。“说出那物事来是兴，不说出那物事是比”，凡是文本自身“说破”与“入题”的是“兴体”，“不说破”与“不入题”的是“比体”。07条，朱熹用“有无贴意”来区分《关雎》与《柏舟》是“兴”还是“比”。“有无贴意”和“是否说破”、“是否入题”是同样的意思。
  笔者以为借用朱自清“比体诗”的概念来说明《诗集传》的“比”是最贴切不过的。朱自清在《诗言志辨·比兴·赋比兴通释》指出：“后世的比体诗可以说有四类：咏史、游仙、艳情、咏物”，并具体举了张籍《节妇吟》、王建《新嫁娘》、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鲍照《赠傅都曹别》、韩愈《鸣雁》等例证来说明。张籍《节妇吟》、王建《新嫁娘》、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三篇，文本自身是艳情诗，但所要表达的却是文本以外的喻义，这实际上是继承《离骚》以男女比君臣的传统。鲍照《赠傅都曹别》文本全篇写雁，但要表达的却是自己的惜别情怀；韩愈《鸣雁》文本虽然是写雁，但真正要表达的也是自己贫苦之情。这些篇的特点都是通篇譬喻，文本自身并不说破作者所要表达的情志。尽管朱自清说：“《诗经》中虽也有比体，如《硕鼠》、《鸱枭》、《鹤鸣》等篇，但是太少，影响不显著。”但如果我们以章为单位而不是以全篇为单位来看《诗经》，那么《诗集传》的“比”在性质上和朱自清的“比体诗”就全无两样了。
  据05条黄卓所记，朱熹云：“如‘藁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皆是比诗体也。”按：“藁砧今何在”，“何当大刀头”出自《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卷10卷首录有古绝句四首，其一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吴兆宜注引严羽《沧浪诗话》云：“此僻辞隐语也。”又引许顗《彦周诗话》云：“‘藁砧今何在’，言夫也。‘山上复有山’，言出也。‘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言月半当还也。”①依据许顗的解说，该诗实际上是写女子思夫之情，但其文本自身却不说破这个意思，只是通篇譬喻而已。该篇显然合乎朱自清“比体诗”的义例，朱熹既然拿它来说明“比”与“兴”的差别，朱熹所理解的“比”和朱自清的“比体诗”在性质上自然是一回事了。
  朱熹对“赋”、“比”、“兴”有明确界定，对三者之性质与界限心下洞然，故《诗集传》于《诗经》每篇各章明确注明属于“赋”、“比”、“兴”之何种。《诗集传》的通例是注明各章是“赋”、是“比”、还是“兴”，一般只能是这三者中的一种，而不兼有。但《诗集传》在标“赋”、“比”、“兴”时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A，或曰B”，二是“A而B”。（A、B为“赋”、“比”、“兴”之一。）
  “A，或曰B”，一般是指该章从修辞手法上可以做两种理解。《诗集传》中“A，或曰B”的具体类型有四种：1、“赋，或曰兴”；2、“兴，或曰赋”；3、“比，或曰兴”；4、“兴，或曰比”。兹各举数例如下（附录25、26、27、28）。
  附录25：《诗集传》“赋，或曰兴”例：
  01 《秦风·无衣》（全篇三章）首章：“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集传》：“赋也……或曰：兴也，取‘与子同’三字为义。后章放此。”
  02 《小雅·杕杜》（全篇四章）首章：“有秋之杜，有睆其实。王事靡盬，继嗣我日。日月阳止，女心伤止，征夫遑止。”《诗集传》：“赋也。……追述其未还之时，……或曰：兴也。下章放此。”
  03 《周颂·振鹭》前四句：“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诗集传》：“赋也……或曰兴也。”
  附录26：《诗集传》“兴，或曰赋”例：
  01 《召南·野有死麕》（一、二章）首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诗集传》：“兴也，……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或曰赋也。言美士以白茅苞其死麕，而诱怀春之女。”
  02 《小雅·鱼丽》（一、二、三章）《诗集传》：“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诗集传》：“兴也……或曰赋也。下二章放此。”
  03 《大雅·文王有声》末章：“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诗集传》：“兴也……镐京犹在丰水下流，故取以起兴，言丰水犹有芑，武王岂无所事乎？……或曰：赋也。言丰水之旁，生物繁茂，武王岂不欲有事于此哉？但以欲遗孙谋以安翼子，故不得不迁耳。”
  附录27：《诗集传》“比，或曰兴”例：
  01 《王风·兔爰》（全篇三章）首章：“有兔爰爰，雉离于罗。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诗集传》：“比也……言张罗本以取兔，今兔狡得脱，而雉以耿介反离于罗。以比小人致乱，而以巧计幸免，君子无罪，而以忠直受祸也。……或曰：兴也。以兔爰兴无为，以雉离兴百罹也。下章放此。”
  02 《唐风·采苓》（全篇三章）首章：“采苓采苓，首阳之颠。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诗集传》：“比也……或曰：兴也。下章放此。”
  03 《小雅·谷风》末章：“习习谷风，维山崔嵬。无草不死，无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诗集传》：“比也……或曰：兴也。”
  04 《小雅·菀柳》（一、二章）首章：“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昵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诗集传》：“比也，……言彼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
  岂不庶几欲就止息乎？以比人谁不欲朝事王者，而王甚威神，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或曰：兴也。下章放此。”
  附录28：《诗集传》“兴，或曰比”例：
  01 《小雅·菁菁者莪》（一、二、三章）首章：“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诗集传》：“兴也……或曰：以菁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仪之盛也。下章放此。”
  02 《小雅·隰桑》（一、二、三章）首章：“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诗集传》：“兴也……言隰桑有阿，其叶有难矣。既见君子，则其乐如何哉？……或曰：比也。下章放此。”
  前文曾指出，凡《诗集传》云“或曰……”者，大抵是朱熹持某一意见，但认为另一说也有道理，故存之。以上四种“A，或曰B”的模式，实际是指该章从修辞手法上可以做两种理解。如《召南·野有死麕》首章“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诗集传》曰：“兴也，……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或曰赋也。言美士以白茅包其死麕，而诱怀春之女。”作“兴”解，是因为上个句群“野有死麕，白茅包之”与下个句群“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可理解为“先言”与“引起”的关系，“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诗人随意借眼前之景发兴，其目的则是引起“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但若将“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理解为实际的行为，与“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只是一个动作自身的延续；则不是“先言”与“引起”的关系，而只是铺叙其事，便也应该是“赋”了。这两种理解都合于情理，所以朱熹两存之。这不是朱熹对“赋”、“比”、“兴”性质认识不清的问题，而是因为文本自身在修辞上可以做两种不同的理解。
  “A而B”，则是指一章之内具有“赋”、“比”、“兴”三者之中两种或以上的修辞手法。《诗集传》中“A而B”的类型共有5种：1、“赋而兴”，2、“赋而比”，3、“比而兴”，4、“兴而比”，5、“赋而兴又比”。兹各举数例如下（附录29、30、31、32、33）。
  附录29：《诗集传》“赋而兴”例：
  01 《卫风·氓》末章：“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集传》：“赋而兴也……言我与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见弃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则有岸矣，隰则有泮矣。而我总角之时，与尔宴乐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复以至于此也。此则兴也。既不思其反复而至此矣，则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
  02 《王风·黍离》（全篇三章）首章：“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集传》：“赋而兴也……故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
  03 《郑风·野有蔓草》（全篇二章）首章：“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诗集传》：“赋而兴也……男女相遇于野田草露之间，故赋其所在以起兴。”
  04 《郑风·溱洧》（全篇二章）首章：“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诗集传》：“赋而兴也。”
  05 《豳风·东山》（一、四章）首章：“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诗集传》：“赋也……此则兴也。……盖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东征既久，而归途又有遇雨之劳，因追言其在东而言归之时，心已西向而悲。于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为自今可以勿为行阵衔枚之事矣。及其在途，则又睹物起兴而自叹曰：彼蜎蜎者蠋，则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独宿者，则亦在此车下矣。”末章“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诗集传》：“赋而兴也……赋时物以起兴。”
  附录30：《诗集传》“赋而比”例：
  01 《邶风·谷风》次章：“行道迟迟，中心有违。不远伊迩，薄送我畿。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诗集传》：“赋而比也……言我之被弃，行于道路，迟迟不进……又言荼虽甚苦，反甘如荠，以比己之见弃，其苦有甚于荼……”
  02 《小雅·小弁》末章：“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诗集传》：“赋而比也……无逝我梁，无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比辞也。”
  附录31：《诗集传》“比而兴”例：
  01 《卫风·氓》三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诗集传》：“比而兴也……言桑之润泽，以比己之容色光丽。然又念其不可持此而从欲忘反，故遂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附录32：《诗集传》“兴而比”例：
  01 《周南·汉广》（全篇三章）首章：“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诗集传》：“兴而比也……因以乔木为兴，江汉为比，而反复咏叹之。”
  02 《唐风·椒聊》（全篇二章）首章：“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诗集传》：“兴而比也……”
  03 《小雅·巧言》四章：“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跃跃毚兔，遇犬获之。”《诗集传》：“兴而比也……奕奕寝庙，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则圣人莫之。以兴他人有心，则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跃跃毚兔，遇犬获之比焉。”
  附录33：《诗集传》“赋而兴又比”例：
  01 《小雅·頍弁》（全篇三章）首章：“有頍者弁，实维伊何？尔酒既旨，尔殽既嘉。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茑与女萝，施于松柏。未见君子，忧心弈弈；既见君子，庶几说怿。”《诗集传》：“赋而兴又比也……言有頍者弁，实维伊何乎？尔酒既旨，尔殽既嘉，则岂伊异人乎？乃兄弟而非他也。又言茑萝施于木上，以比兄弟亲戚缠绵依附之意。”
  “A而B”模式，一般是指一章之内具有两种或以上的修辞手法。如《卫风·氓》三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诗集传》云：“比而兴也……言桑之润泽，以比己之容色光丽。然又念其不可持此而从欲忘反，故遂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实际情况是：“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是比；“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与“于嗟女兮，无与士耽”这两个句群之间又是“兴”。一章之中，具有“比”和“兴”两种修辞方法。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比”＋“兴”。“A而B”实即“A+B”。“A而B”模式的几种类型基本符合这一通例。但“赋而兴”的情况稍微特殊一些。如例01《卫风·氓》末章“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集传》云：“赋而兴也……言我与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见弃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则有岸矣，隰则有泮矣。而我总角之时，与尔宴乐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复以至于此也。此则兴也。既不思其反复而至此矣，则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按：此例是“赋＋兴”，兴，是指“淇则有岸，隰则有泮”与“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两个句群；赋，则指其他数句。但像例02《王风·黍离》首章“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诗集传》云：“赋而兴也……故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这又似乎不仅仅是一个“赋＋兴”的问题了。这里的“赋“（其所见）参与了“兴”的“先言”与“引起”结构的组成，实际是“兴”的“先言”部分。这实际上是“兴兼赋”了。其实，《诗集传》中，凡是“因所见以起兴”或“因其所事以起兴”的，都是“兴兼赋”。单看上个句群，是赋其所见或所事，但若将下个句群联起来看，则其作用又是“发兴”，与下个句群之间具有“先言”与“引起”之关系。
  六、朱熹重“兴”之原因
  《朱子语类》云：
  读《诗》之法，且如“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远，俾我独兮！”盖言白华与茅尚能相依，而我与子乃相去如此之远，何哉？又如“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只是说云汉恁地为章于天，周王寿考，岂不能作人也！上两句皆是引起下面说，略有些意思傍着，不须深求，只此读过便得。（80/2083，沈僩记）
  按：朱熹此语，特为毛、郑深求而发。《小雅·白华》首章，《毛传》于第一个句群“白华菅兮，白茅束兮”下标“兴”，《郑笺》申之曰：“菅柔忍中用矣，而更取白茅收束之，茅比于白华为脆。兴者，喻王取于申，申后礼仪备，任妃后之事，而更纳褒姒为孽，将至灭国。”《郑笺》是以道德比喻来解说此“兴”的，且将类比具体落实为申后、褒姒（以菅柔喻申后、白茅喻褒姒）。在朱熹看来，这样解诗，是求之过深，而且是将诗说死了。朱熹将此一整章四句当作一个整体，以为前一个句群的用意只在兴起后一个句群，中间略有些意思傍着（盖言白华与茅尚能相依，而我与子乃相去如此之远，何哉？），至于其本身并无什么深意。《大雅·棫朴》四章“倬彼云汉，为章于天；周王寿考，遐不作人！”《毛传》虽未标“兴”，《郑笺》却显然是以政治喻义释之：“云汉之在天，其为文章，譬犹天子之法度。”这在朱熹看来，也是穿凿傅会。
  《朱子语类》又云：“《诗》之兴，是劈头说那没来由底两句，下面方说那事，这个如何通解？”（80/2072，舒高记）。按照朱熹对“兴”的“先言”与“引起”之结构模式的理解，“兴”的重点乃是后一个句群（被引起的），前一个作为“先言”的句群并无什么实质性意义。而《毛传》“兴”之通例是取第一个句群，求其言外之政治道德喻义。朱熹于毛、郑如此以“兴”说诗深为不满，所以他强调：“如‘南有乔木’，只是说个‘汉有游女’；‘奕奕寝庙，君子作之’，只是说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理会得兴、比、赋时，里面全不大段费解。今人要细解，不道此说为是。如‘奕奕寝庙’，不认得意在那‘他人有心’处，只管解那‘奕奕寝庙’。”（80/2069潘植记）朱熹提醒读者注意“兴”的“先言”与“引起”之关系，告诫解诗“不须深求”，一是为了避免穿凿傅会，二是为了更正确地理解诗义。
  《诗三百》作为文学作品，其表达方式与表现手法必有很多文学的质素。对文学质素的表现方法有深切认识，是正确理解诗义并对其做出合理阐释的重要前提。对文学质素的表现方法较少认识，正是毛、郑对《诗三百》的阐释劣于朱熹《诗集传》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