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们再来考察朱熹运用“内证”的情形。所谓“内证”，是指从校勘对象自身的文字、训诂、语法以及前后文气、全书义理、作品风格等方面寻找校勘的依据。一般说来，校勘工作中无论是运用外证还是内证，都是既需要广博的学问，又需要高度的识断。但相对而言，外证更倚重于学问，而内证更倚重于识断。朱熹是一位好学深思、目光敏锐的学者，所以《韩文考异》在运用内证方面取得的成绩更加卓越。
  首先，朱熹善于从文字训诂入手解决校勘问题，例如：
  《考异》卷一《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亲逢道边死。”
  方云：阁本作“道边死”，而从杭、蜀本作“道死者”。〇今按：古人谓尸为死，《左传》：“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汉书》：“何处求子死。”且古语又有“直如弦，死道边”之说。韩公盖兼用之。此乃阁本之善，而方反不从，不可晓也。
  《考异》卷一《忆昨行和张十一》：“驿马拒地驱频隤。”
  三馆本“隤”作“槌”，方云：《博雅》：“槌，窒也。”亦有义。〇今按：方义暗僻不可晓。此但言当谪官时，驰驿发遣，而山路险恶，故羸马拒地不进，被驱而屡至倾隤耳。“隤”，或取“虺隤”字，然其义但为不能升高之病，又似未必然也。
  《考异》卷三《晚寄张十八助教周郎博士》：“日薄风景旷。”
  “薄”，或作“落”。方云：薄，迫也。《国语》：“今会日薄矣，恐事之不集。”〇今详语势，但如白乐天所谓“旌旗无光日色薄”耳。方说非是。
  第一例中方氏不知古代“死”字同“尸”，故以为不可以“死”作“逢”之宾语，乃取“道死者”之异文。而朱熹则以其丰富的古文字知识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例中，“隤”是个僻字，方氏或因不解“隤”字之义而取了含义“暗僻难晓”的“槌”字。朱熹则正确地解“隤”字为“虺隤”之义，虽然他尚有疑于“其义但为不能升高之病”，其实这是多虑，正如陈景云《韩集点勘》所云：“足据地不前，策之而犹不能升，故曰‘驱频隤’，正取‘虺隤’义也。”第三例朱、方无异文，但有歧解。虽然后人或以为两解皆通，如方世举《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云：“薄作迫解，说亦可通。”今人童第德也兼取二解不置可否。①但其实“薄”解作“迫”，则其下必须有宾语，即“迫近”必须有对象，否则于语法欠周。而韩诗“薄”下并无宾语，所以仍以朱熹的释义为胜。
  其次，朱熹善于从韩文的上下文中发现校勘的依据，例如：
  《考异》卷一《忆昨行和张十一》：“宿酲未解旧痁作。”方作“痁旧。”〇今按：此句内上有“宿酲”字，则此当为“旧痁”明矣，方误。
  《考异》卷一《答张彻》：“浚郊避兵乱，睢岸连门停。”
  “停”，诸本作“庭”，阁本作“停”，而方从诸本。〇按：“停”，犹“居”也。上对“乱”字，宜用“停”字乃的。
  《考异》卷五《进士策问》之三：“其无传也，则善矣。如其尚在，将何以救之乎。”
  方从阁、杭、苑，“尚在”作“在尚”，无“将”字。〇今按：若从方本，则“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与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说非是。
  《考异》卷一《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员外翰林三学士》：“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
  “中”，或作“挂”，方从蜀本作“出”，云：《选·文赋》：“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公语原此。〇今按：韩公未必用《选》语。况其语乃“鱼出渊“，非“鱼出钩”也。不若作“挂”为近。然第五卷《送刘师服》诗有“鱼中钩”之语，则此“出”字乃是“中”字之误，而尚存其仿佛耳，今定作“中”
  上述四则中，第一则是依据本句之内的上下文关系，第二则是依据一联之内的上下文关系，都是以文字相对称为准则，于义为胜。第三则是依据上下文的意脉文理，因为此处所说的是杨、墨二氏之书，韩愈的态度是要排斥它们以救世道，若按方本所定，则正好与韩愈原意南辕北辙，故以朱熹所定为是。第四则在本篇的上下文中并没有充分的校勘依据，但朱熹在另一篇中发现了相同的字句，而“中”误作“出”又是常见的形近而误，所以定作“鱼中钩”是很稳妥的。此类校勘在《韩文考异》中极为常见，可以称之为“以韩证韩”。
  第三，朱熹善于从韩文的内容旨意、艺术构思乃至韩愈其人的思想意识着眼来进行校勘，例如：
  《考异》卷三《木芙蓉》：“采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
  方从杭、蜀、馆本，“官渡”作“秋节”，“祠”作“辞”，又云：阁本作“秋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洪本校从“采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诗有“涉江采芙蓉”，正谓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则谓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对喻，谓将采之江，则秋节已晚；将搴之木，则古辞所喻为无益。盖诗人强彼弱此意也。〇今按：方说非是。盖此诗言荷花与木芙蓉，生不同处，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采江、搴木二事相对，言其出处。而《九歌》者，祭神之辞，故曰古祠也。如此则此诗从头至此六句，意皆联属。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
  《考异》卷六《送董邵南序》：“吾恶知其今不异于古所云邪。”
  “古”，方从阁本作“吾”。“云”，或作“闻”，而无“邪”字。〇今按：篇首云“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诸本作“古所云”，语乃相应。作“吾所闻”，犹为近之，而语势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则都无来历，不成文字，必是谬误无疑也。然此篇言：“燕赵之士，仁义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词，以深讥其不臣而习乱之意。故其卒章，又为道上威德，以警动而招徕之，其旨微矣，读者详之。
  前一则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着眼，方氏征引《古诗十九首》及《九歌》以校韩诗，认为韩诗意在重荷花而轻木芙蓉。朱熹则以韩诗全篇的意脉为出发点，注意到此诗的前四句“新开寒露丛，远比水间红。艳色宁相妒，嘉名偶自同”，都是说二花名同色近，唯生不同处，并无轩轾之意，故肯定五、六两句仅是写其生处之异。显然，方氏虽能引古语，但对韩诗的意脉把握得不够准确，所校文字也就不如朱熹精审。后一例中朱熹不但以上下文的“语势”为据校勘文字，而且揭示了此文所蕴含的讥讽之意。唯其对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态度和韩文欲擒故纵的言外微旨有深刻的理解，才能断然校定“古所云”三字。
  此外，《韩文考异》的校勘对象既然是大文学家韩愈的诗文作品，那么校勘者本人的文学修养就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有的地方，朱熹正是以他非凡的文学修养而在理解文义及作者的艺术构思上占有优势。例如：
  《考异》卷四《师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方无“孔子师郯子”五字，而读下六字连下句“郯子之徒”为句。方云：校本一云：“郯子”下当有“数子”二字，其上当存“孔子师”三字为是。〇今按：孔子见郯子，在适周见苌弘、老聃之前。而“圣人无常师”本杜氏注问官名语。故此上句既叙孔子所师四人，而再举郯子之徒，则三子在其中矣。方氏知当存“孔子师”字，而不知当并存上“郯子”二字，乃以下“郯子”二字属上句读之，而疑“郯子”之下更有“数子”二字，误矣。
  此节若依方本，则为“圣人无常师。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方崧卿又认为或者也可依另一本改成“圣人无常师。孔子师苌弘、师襄、老聃、郯子，数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朱熹先以历史事实为据，判定孔子见到数人的次序是郯子在前，故应先写郯子，再及苌弘等三人。这样，下文“郯子之徒”实指四人而言。这一种文本文从字顺，脉络贯通，而方氏的文本中前一种意思不够完整，后一种文气不够通顺。显然，此例中朱熹胜过方氏的原因完全在于朱熹的文字功夫更胜一筹。
  《考异》卷一《古意》：“青壁无路难夤缘。”
  方从唐本作“五月壁路难攀缘。”云：《鲍溶集》有陪公登华山诗，盖五月也。“夤”，或作“攀”。〇今按：公此诗本以《古意》名篇，非登山纪事之诗也。且泰华之险，千古屹立，所谓削成五千仞者，岂独五月然后难攀缘哉？若以句法言之，则“五月壁路”之与“青壁无路”，意象工拙，又大不侔，亦不待识者而后知其得失矣。方氏泥于古本，牵于旁证，而不寻其文理，乃去此而取彼，其亦误矣。原其所以，盖缘“五月”本是“青”字，唐本误分为二，而读者不晓，因复削去“无”字，遂成此谬。今以诸本为正。
  关于此句异文的判断，朱熹在三个方面胜过方崧卿。就句法而言，“五月壁路难攀缘”文理欠通，句法拙劣，而“青壁无路难夤缘”则句顺意足。就全诗而言，则此诗确实为寓意之作，而不是写实的纪游诗，后人如方世举、王元启、朱彝尊、蒋抱玄等皆取此说，①所以“五月”与主旨毫无关系。就物理而言，华山之险并不因五月而增加，故“五月”云云实属无谓。有此三重原因，朱熹所定可谓确凿无疑。显然，前两点都与校者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有关。
  《考异》卷二《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我歌今与君殊科。”
  〇杭本如此。言张之歌词酸苦，而己直归之于命，盖《反骚》之意，而其词气之抑扬顿挫，正一篇转换有力处也。方从诸本，“我”下去“歌”字，而“君”下著“岂”字，全失诗意。使一篇首尾不相运掉，无复精神。又不著杭本之异，岂考之亦未详耶？
  《八月十五夜寄张功曹》是韩诗名篇，它的结构非常奇特，全诗大半篇幅用来写张功曹（即张署，当时与韩愈同俟命于郴州）之歌，最后才转入己意，其得力处全在“转换有力”。清人方东树评曰：“前叙，中间以正意苦语重语作宾，避实法也。收应起，笔力转换。”程学恂曰：“此诗料峭悲凉，源出楚骚，入后换调，正所谓一唱三叹有遗音者矣。”②而“我歌今与君殊科”正是此诗转折的关键之句。若依方本，则此句作“我今与君岂殊科”，则前后一意，并无转折，遂使全诗顿失精采。朱熹斥之为“无复精神”，毫不为过。由此可见，高度的文学修养对于《韩文考异》的校勘成绩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清人段玉裁说：“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①以韩文的校勘而言，方崧卿等人的缺点正在于此，而朱熹的优点则是其反面，也即见识过人，故而能“指瑕为瑜”，作出了堪称校勘学典范的《韩文考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