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那么在具体的操作中，朱熹是怎样在众多版本的异文中决定取舍的呢？朱熹在《书韩文考异前》中自称是“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钱穆在《朱子新学案》中特辟《附朱子韩文考异》一节，举出三十一条例证，说明“朱子之校韩集，不仅校勘、训诂、考据一以贯之，抑考据、义理、文章亦一以贯之矣。”③钱氏所论甚为精当，然而他只是随文举例，没有对《韩文考异》的校勘方法进行归纳、论说。本章试图较为系统地论析《韩文考异》的校勘方法的特点，并为之进行分类、归纳，以探求其中所蕴含的义例。
  先考察朱熹重视“外证”的情形。所谓“外证”，是指从校勘对象以外的实物或记载中寻找校勘的依据。朱熹作《韩文考异》时广征博引，充分发挥了他学识渊博的优势。
  首先，朱熹重视韩文所涉及的前代典籍。北宋学者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①此语不无夸张，但韩文中广泛地运用典故成语则是事实。朱熹兴趣广泛，读书精熟，他在青年时“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出入时无数文字，事事有两册。”②所以朱熹校韩文，实为最佳人选。《韩文考异》中根据前代典籍来校勘的情况非常普遍，所及典籍遍布经、史、子、集四部，现在四部中各举一例如下：
  《考异》卷八《韩滂墓志铭》：“读书倍文，功力兼人。为文词，一旦奇伟骤长，不类旧常。”
  〇“倍”与“背”同。“倍文”，谓背本暗记也。《周礼》注：“倍文曰讽。”韩语盖本此。洪谱以为“作文”，盖不考此而误改。兼下文复有“为文词”字，亦不应重复如此。
  《考异》卷六《祭柳州李使君文》：“彼憸人之浮言，虽百车其何诟。”
  “车”，方作“年”。〇今按：《后汉书》冯衍出妻书：“词语百车。”韩盖用此，作“年”非是。
  《考异》卷九《请上尊号表》：“章亥所涉。”
  〇《山海经》云：“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垂……又使竖亥自南极尽于北垂。”
  《考异》卷一《复志赋》：“昔余之约吾心兮，谁无施而有获。”
  方从阁本，“谁”作“惟”，下又有“德”字，云：李本谓陈无己去“德”字，今本复讹“惟”为“谁”，其误甚矣。〇今按：此句本用《楚辞》“孰无施而有报，孰不殖而有获”之语。词意既有自来，又与上下文势相应，故嘉祐杭本与诸本多如此。乃是韩公本文相传已久，非陈以意定也。
  上述四例中，前二例的情况都是异文在字面上较为通顺，但朱熹据《周礼·大司乐》郑注和《后汉书·冯异传》李贤注，指出韩文乃运用前代成语，其义远胜异文。第三例中《考异》没有列出异文，类似注释，但经朱熹引古语以解“章亥”，文义明白，免除了后人因疑致讹的可能性。①第四例异文于义亦通，但朱熹指出这是用《楚辞·九章·抽思》中成句，完全吻合此文乃辞赋的文体特征，更加合理。当然，方崧卿并不是没有注意到前代典籍，但他所引典籍的范围远不如朱熹广泛，且其精确程度也稍逊一筹。例如：
  《考异》卷二《归彭城》：“文字少葳蕤。”
  “葳”，或作“萎”。方云：“纷葳蕤以馺遝。”见陆机《文赋》。〇今按：“葳蕤”已见《楚辞》。
  今检“葳蕤”一词已见于《楚辞》东方朔《七谏》：“上葳蕤而防露兮。”朱熹指出的出处要比方崧卿早四百年，征引典籍中的成语当然以最早的出处为佳。又如：
  《考异》卷五《重答张籍书》：“《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能”字，本皆作“为”。方云：考之《记》，实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则此“为”字，当作“能”字乃是。但李本云：《论衡》尝引此以辟董仲舒不窥园事，正作“为”字，疑公自用《论衡》，非用《戴礼》也。〇今按：作“为”无理，必有脱误。不然，不应舍前汉有理之《礼记》，而信后汉无理之《论衡》也。况公明言“《记》曰”，而无《论衡》之云，且又安知《论衡》之不误哉！今据公本语，依《礼记》，定作“能”字。
  唐人称《记》，多指记载典章制度的典籍，尤以指《礼记》为多，韩愈不大可能称《论衡》为《记》。况且《礼记》在西汉宣帝时代（前73－前49）早已编定，其时代要比王充著《论衡》早一百多年，无论从典籍自身的重要程度还是从其年代来看，韩愈都不应引《论衡》而不引《礼记》，所以方氏引书不如朱熹准确。
  有时各本的异文在义理上并无不同，只是涉及语气虚词等问题，朱熹也尽量据典籍决定取舍。例如：
  《考异》卷六《送陆歙州诗序》：“我衣之华兮，我佩之光。陆君之去兮，谁与翱翔。”
  诸本如此，方从阁、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字下无“兮”字。〇今按：古诗赋有句句用韵及语助者，《赓歌》是也。有隔句用韵及兮，而兮在上句之末，韵在下句之末者，《骚经》是也。有隔句用韵而上句不韵不兮，下句押韵有兮者，《橘颂》之类是也。今此诗方本若用《赓歌》之例，则“华”、“光”有“兮”而不韵，其“去”字一句又并无也。若用《骚经》之例，则“光”、“翔”当用韵，而不当有“兮”。“华”虽可以有“兮”，而“去”复不可以无“兮”也。若用《橘颂》之例，则下三句为合，而首句不当有“兮”也。韩公深于骚者，不应如此。盖方所从之本失之也。今定从诸本，以《骚经》及贾谊《吊屈》首章为例，若欲以《橘颂》为例，则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为简便，但无此本，不敢以意创耳。
  从表面上看，此例的分歧仅在于句尾有无兮字，似乎与义理毫无关系。然而朱熹以他广博的文学史知识，把前代文学作品中句末用“兮”的情形精确地分成三类，然后条分缕析，断定韩愈此诗乃是用《离骚》及贾谊《吊屈原赋》的形式，即单句用兮字，双句押韵。至于《橘颂》的形式即双句用“兮”，虽于义亦安，但没有版本根据，故不予采用。这样的校勘显然比方氏仅在诸本之间对勘取舍合理得多，因为古代的文学作品在形式上是有很强的沿续性的，句尾“兮”字虽然仅是一个并无实义的语气虚词，但它的位置却是有规范的，而且是楚辞的文体标志之一。朱熹认为韩愈那样的“深于骚者”是不会随意破坏其规范的。从此例也可看出，朱熹从事校勘工作时真是心细如发，辨入毫芒。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令人肃然起敬。
  其次，朱熹重视以历史、地理、物理等方面的事实为校勘的依据。诗文作品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在作品的文字产生歧异时，当然以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文本为胜，而朱熹广博的见闻学识在这方面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现举数例：
  《考异》卷六《送齐皞下第序》：“齐生之兄，时为名相，出藩于南。”
  方从杭、苑，“于”下有“镇”字，云：阁本无。〇今按：齐映以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时洪州只为江西观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镇南”之号耳。杭、苑皆误。
  《考异》卷二《泷吏》：“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
  诸本作“十数”，谢本作“数十”，方从阁本作“斗数”，云：杭“斗”作“豆”，义同。《史记·书》：“盛山斗入海。”斗，绝也。〇今以地理考之，谢本为是。此句与“斗入海”文意绝不相同，方说误矣。
  《考异》卷五《答陈商书》：“吾鼓瑟，合轩辕氏之律吕。”
  诸本皆如此。方独从阁、杭本以二字为“宫”字，云：《国语》：“琴瑟尚宫，钟尚羽。”重者从细，轻者从大。〇今按：方氏所引《国语》是也，然凡作乐者，八音并奏，而其一音之中，大者为宫，细者为羽，莫不皆有五声之序。又以六律、六吕节之，然后声之大细得其次第而不差。《书》所谓“声依永，律和声，而八音克谐”是也。其曰“琴瑟尚宫”者，非谓琴瑟只有宫声也。但以丝声太细，恐其掩于众声而不可听，故大其器，使其声重大而与众乐相称耳。其中固自有五声，而声必中律吕也。方意似以琴瑟专为宫声，而不用它律吕者，故特取此误本耳。今从诸本。
  《考异》卷六《石鼎联句诗序》：“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
  方云：蔡、张本皆作“长颈而结喉”，无“高”与“中”字。唐子西曰：“结，古髻字也。”“高结”当句断，《汉陆贾传》：“尉佗〓结。”颜曰：“读为椎髻。云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高结”语原此。〇今按：古语自有“城中好高结”，不必引“椎结”也。但道士之首加冠，不作椎结。读“结”为“髻”，而以“喉”属下句者，虽有据而非是。盖长颈故见其结喉之高，而此高结喉中又作楚语也。不然，当从蔡、张本删“高”、“中”。
  以上四则《考异》所论皆确凿可从。第一则指出洪州到咸通年间方有“镇南”之号，其时上距齐映出藩于洪州的贞元七年已有七十年之久，韩文中当然不可能称洪州为镇南。第二则以潮州与海的实际距离为据，取“数十里”而弃“十数里”及“斗数里”之异文，清人方成珪《韩集笺正》赞成朱说，且斥他本“皆不谐地理者也”。第三则详考乐理，纠正了方本盲目征引古书而不明其理的错误。第四则从道士戴冠的生活常识出发，解“结”为“喉结”，不但符合情理，而且深合文理。因为若解“结”为“髻”，则此句忽写颈，忽写发，又写喉，句法杂乱无序。由此可见，朱熹校勘韩文，不但得力于读破万卷，而且得力于各种实际知识的掌握。颜之推云：“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杨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偏，不得妄下雌黄。”①从朱熹校勘韩文的经验来看，一位好的校勘家除了“观天下书”之外，还应该“识天下理”，这是《韩文考异》留给后人的一个启示。
  有时朱熹还把历史、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运用，来解决文字的歧异问题。例如：
  《考异》卷六《祭田横墓文》：“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东京，道出田横墓下。”
  诸本或作“十九年”，“月”下有“十一日”字。“如东京”或作“东如京”，洪氏曰：东京，洛阳也。公以贞元十一年出长安，至河阳，而后如东都也。十九年秋则公为御史，是冬即贬阳山，安得以九月出横墓下。唐都长安，亦不得云东如京也。方从阁、杭、蜀本作“东如京”，云：田横墓在偃师尸乡，洛阳东三十里。今公自河阳道横墓下，以入洛，故云东如京也。〇今按：洪氏作“如东京”，及考岁月皆是。方氏亦以京为洛阳，但据三本，必欲作“东如京”为误耳。今且未须别考它书，只以其所引田横墓在洛阳东者论之，则自墓下而走洛阳，乃是西向，安得言“东如京”乎？况唐都长安，谓洛阳为东京则可，直谓之京则不可。其理又甚明。若据《元和郡国志》，则河阳西南至河南府八十里，其大势亦不得云东如京也。此又三本谬误之一证，故复表而出之。
  “如东京”与“东如京”仅有二字互乙，但却关系到文中所写的事实，故必须辨明。朱熹赞同洪兴祖的考论，即韩愈此行只可能发生在贞元十一年，他又根据唐代地理著作《元和郡国志》，指出河阳往西南行八十里至洛阳（河南府），如方本所云作“东如京”，则韩愈自河阳往洛阳是西南行，“其大势亦不得云东如京也”。所以正确的文本应是“如东京”，是指韩愈此次自长安至河阳复至洛阳的行程，况且方本已云田横墓在洛阳东三十里，那么怎能说自田横墓至洛阳是“东如京”呢？经过对历史事实与地理方位的考据，韩文本作“如东京”遂成定谳。这是洪兴祖、朱熹据外证来校定文本的佳例。
  由于用以校勘的外证大多是确定的事实，所以从表面上看，似乎只要有了外证，异文的取舍就可迎刃而解，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要选取恰当的外证，并正确地理解外证，既需要广博的学识，又需要明智的判断力，否则即使有了外证也不能解决问题。例如：
  《考异》卷七《曹成王碑》：“仍徙秘书，兼州别驾。部告无事，迁真于衡。”
  “兼”，方作“处”。云：考《旧传》，合。〇今按：成王本以温州长史行刺史事，今两奏功而得处州别驾，又不行州事，则于地望、事权皆为左降矣。以事理推之，不应如此，故方本误，而诸本作“兼”者为是。盖以旧官仍兼本州别驾，以宠之尔。下文又云“部告无事”，则谓温州前此旱饥，而今始无事也。又云“迁真于衡”，则是自行刺史事，而为真刺史也。其间不应复有处州一节明矣。《旧史》亦承集误，不足为据。
  此例的异文关系到曹成王（即李皋）的仕历问题，即他在救灾立功后曾任州别驾，但究竟是在本州即温州呢，还是调任处州？方本作“处”，且云与《旧唐书》本传相合。从表面上看，既然正史有载，当然就意味着有了坚强的外证，毋庸置疑了。然而朱熹读书善疑，从事校勘时注重内在的逻辑，所以仍以“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①的精神，穷究事实真相。朱熹以两条理由驳方本之误：一是李皋原已任温州长史，行刺史事，如果调为处州别驾，又不行州事，那么其地位反而下降了，岂有立功后反而下降之理？二是下文说到“部告无事”和“迁真于衡”，从上下文关系来看，中间不应有调任处州别驾这一层意思。所以朱熹果断地得出结论：“《旧史》亦承集误。”也就是《旧唐书》正是根据韩文的讹误而致误的，所以不足为据。后来清人沈钦韩据《寰宇记》所载，指出处州原名括州，至大历十四年德宗登基后方改为“处州”以避德宗讳，而曹成王在代宗时已自温迁衡，所以不可能有调任处州之事。①由此可见，仅有外证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客观逻辑和文章脉理进行推断的判断能力，朱熹正是在这一点上远胜于方崧卿。
  此外，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有时会有一些貌似外证的错误材料，在从事校勘时应如何甄别选择呢？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考异》卷八《平淮西碑》：“汝其以节都统诸军。”
  “节”下或有“度”字。“诸”，方作“讨”。〇今按：前辈有引《左传》“讨其军实”为“讨军”之证者，恐未必然。若必作“讨”，则秦之罘刻石自有“遂发讨师”之语，而《晋官》有“都督征讨诸军”事，皆足为证，不必引《左传》，却不相似也。但公所作《韩弘碑》，但云“都统诸军”，则作“讨”者为误矣。不可以偶有旁证，而强引以从之也。
  “讨军”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讨”字乃治理之意，这样，“都统讨军”一语中“都统”与“讨”都是动词，“军”为宾语，在语法上很不通顺。力主作文应“文从字顺”的韩愈不大可能写出这种句子来。②前人仅因《左传》中有“讨军实”之语，就以之为外证，判定韩文也应作“讨军”，甚为牵强。故朱熹认为《左传》不能成为此处的外证，他并指出如果一定要定为“讨军”，则应取秦之罘刻石中“遂发讨师”或《晋官》中“都督征讨诸军”为证，因为《左传》中语“却不相似也”。今检之罘刻石中云“皇帝哀众，遂发讨师，奋扬武威”，①故此处的“讨”即征讨之意，与《左传》不同。②如解“讨”为征讨，那么“讨军”意谓“征讨之军”，“都统讨军”一语稍为通顺一些，故朱熹认为这两处外证要胜过《左传》。然而朱熹又以韩文《韩弘碑》③中亦有“都统诸军”之语，以证实此处作“诸军”而不作“讨军”，甚确。于是朱熹得出结论说：“不可以偶有旁证，而强引以从之也。”这里实已指出了校勘学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在引用外证时必须慎重，不能一看到文字相似就轻率地引以为证而不顾文义。清人俞樾所归纳的校书误例中有“据他书而误改例”，④朱熹在其校勘实践中实已悟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