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一生中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对前代文学典籍的整理和注释，其中尤以《诗集传》、《楚辞集注》和《韩文考异》三种最为重要。然而正如钱穆所言：“惟其《诗》与《楚辞》两种，既已脍炙人口，传诵迄今弗衰。而《韩文考异》独少为人称道。”①当然《韩文考异》的成就已被吸收入宋以后各种版本的韩集，事实上也是“传诵迄今弗衰”的，但是就学术研究而言，则《韩文考异》远不如《诗集传》和《楚辞集注》那样受人重视。据林庆彰主编《朱子学研究书目》的统计，在1900年至1991年的九十年间，关于《诗集传》的论著有八十三篇，关于《楚辞集注》也有十五篇，唯独《韩文考异》除了一篇论文有所涉及外，就只有钱穆《朱子新学案》中曾辟专章予以讨论了。对于这种现象，钱穆是这样解释的：“盖后儒于朱子《诗》、《楚辞》尚有争辩，独《考异》无间然。既群相遵守，遂乃视若固然，而声光转暗也。”①我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诗集传》、《楚辞集注》是两部注本，而《韩文考异》则是一部校勘记。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注释一向被视作表达学术思想的重要方式，而校勘通常因仅处理文本之异同而不太受到重视。所以当后代学者研究朱熹时，就难免重此轻彼了。即使如钱穆本人，虽然认为《韩文考异》“义理、文章、考据兼容并包”，②但在论述中也仅及其校勘成就，就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韩文考异》固然是校勘学上具有典范意义的一项著作，但它所包蕴的学术价值已远远溢出校勘学的范围。对《韩文考异》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朱熹的学术思想。又由于《韩文考异》的对象是文学作品，故此项研究尤其有助于我们完整地理解朱熹的文学思想。
  众所周知，校勘工作质量高低的先决条件是所据底本是否善本，所采参校本的范围是否广博。应该说，方崧卿《韩集举正》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好的。《韩集举正》卷首《叙录》所列的本子共有十种，其中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秘阁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谢克家本、李昞本七种都堪称韩集的善本。赵德《文录》是韩愈同时代人所编的韩文选本，《文苑英华》、《文粹》两种总集都收录有韩文若干，也具有相当高的校勘价值。此外还有一种“石本”，它其实是散见于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等书的韩文石刻本以及尚存于世的石刻原件，这些当然也是比较接近韩文原貌的宝贵材料。方氏偶尔涉及的本子还有洪兴祖本、潮本、唐咸通本、旧监本、欧本、沈元用本、荆公本、张本、樊本、曾本、赵本、晁本、蔡本、吕本等十余种。朱熹用以校勘的本子与方氏大致相同，然而在如何看待各种本子的态度上，两人却有极大的差别。
  方崧卿虽然掌握了不少韩集版本，但他信从的其实只有很少几种，他在《韩集举正序》中说：“仆尝得祥符中所刊杭本四十卷，其时犹未有《外集》。今诸集之所谓旧本者，此也。既而得蜀人苏溥所校刊刘、柳、欧、尹四家本，此本嘉祐中尝刊于蜀，故传于世。继又得李左丞汉老、谢参政任伯所校秘阁本，李本之校阁本，最为详密。字之疑者，皆标同异于其上，故可得以为据。大抵以公文石本之存者校之，阁本常得十九，杭本得十七，而蜀本得十五六焉。今只以三本为定。”
  从今存之《四库全书》本《韩集举正》来看，方氏校勘时确以三本为主，其中阁本又受到特别的尊信。朱熹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在《书韩文考异前》中说：“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岁南安军所刊方氏校本号为精善。别有《举正》十卷，论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无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他本虽善，亦弃不录。”朱熹又在《韩文考异序》中说：“原三本之见信，杭、蜀以旧，阁以官，其信之也则宜。然如欧阳公之言，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亦谓如《罗池碑》改‘步’为‘涉’，《田氏庙》改‘天明’为‘王明’之类耳。观其自言为儿童时，得蜀本韩文于随州李氏。计其岁月，当在天禧中年，且其书已故弊脱略，则其摹印之日，与祥符杭本，盖未知其孰先孰后？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孙，明矣。然而犹曰：‘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至于秘阁官书，则亦民间所献，掌故令史所钞，而一时馆职所校耳。其所传者，岂真作者之手稿？而是正之者，岂尽刘向、扬雄之伦哉！读者正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不当但以地望形势为重轻也。”方崧卿自以为尊信三本之理由是它们最接近石本，所以是善本。朱熹却批评他是“以地望形势为重轻”，持论似乎过于苛刻。但是朱熹反对过于迷信三本，则是有充足理由的。朱熹自己校勘韩文的方法则是“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①这显然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使朱熹的校勘质量后来居上，举数例如下②：
  《考异》卷六《送王秀才序》：“原远而末益分。”
  方从阁本，“分”作“引”。〇今按：以“分”为“引”，盖草书之误。然幸有它本可证。方乃不取，而独信其误，何哉！
  《考异》卷七《唐朝散大夫赠司勋员外郎孔君墓志铭》：“允义孔君，兹惟其藏，更千万年，无敢坏伤。”
  方从杭本，无“伤”字。〇今按：此“伤”字诸本皆有，文理音韵，皆无可疑。方氏特以杭本脱漏，遂不之信。宁使此铭为歇后语，而不肯以诸本补之，甚可怪也。
  《考异》卷七《唐故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投壶博弈，穷日夜若乐而不厌者。”
  方从阁、蜀本，“若”作“苦”。〇今按：二本之无文理有如此者，而方皆从之，可怪也。
  在这些地方，方本宁从有明显谬误的阁、杭、蜀三本，而不肯改从他本，难怪朱熹要大呼“可怪”了。下面两则更值得注意：
  《考异》卷四《汴州东西水门记》：“监军是谘，司马是谋。”
  诸本及石本皆有此二句，在“人力有余”之下。方从阁本删去，云：阁本盖公晚年所定，当从之。〇今详此二语，疑后人恶“监军”二字而删之耳。方氏直谓阁本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据而云然。以今观之，其舛误为最多，疑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详矣。大抵馆阁藏书，不过取之民间，而诸儒略以官课校之耳。岂能一一精善，过于私本？世俗但见其为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复问其文理之如何，已为可笑。今此乃复造为“改定”之说，以钳众口，则又可笑之甚也。
  今检《汴州东西水门记》前有序云：“大合乐，设水嬉，会监军、军司马、宾佐、僚属……”故而后面叙及监军、司马，乃题中应有之义。诸本有此二句，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方氏独从阁本删此二句，已属无理。他又毫无根据地为自己迷信阁本编造理由，更为荒唐。朱熹对此严词驳斥，指出官本并不比私本更精，他的见解是远胜于方氏的。
  《考异》卷五《贺徐州张仆射白兔书》：“其有逆乱之臣，未血斧锧之属，畏威崩析归我乎哉？”
  诸本多如此。嘉祐杭本亦然。方本“之属”作“其属”，属下句。“析”作“拆”，云：《汉·终军传》：“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殆将有解编发，削左衽而蒙化者。”又王褒《讲德论》：“今南郡获白虎，偃武兴文之应也。获之者张武，张而猛也。”公言盖祖此。〇今按：嘉祐杭本“之”、“析”二字，文理分明。方氏但据蜀本，而不复著诸本之同异。其所定又皆误，盖其属归我，事小不足言。不若逆乱之臣归我之为大而可愿也。“崩拆”亦不成文。若用《论语》“分崩离析”之语，则当从木。若用《史记》“折而入于魏”之语，则当从手。二义皆通。然既有“崩”字，则似本用《论语》中字也。
  今检《贺徐州张仆射白兔书》乃韩愈在徐州时因节度使张建封部下献白兔而作，文中明言白兔之所以为瑞，在于“不战而来之之道也”，而张建封既然是“股肱帝室，藩垣天下”，所以白兔象征着有逆乱之臣前来降附，朱熹谓“不若逆乱之臣归我之为大而可愿”，这是切合此文的内容和所贺对象之身份的正确解读。如依方本，则仅为逆乱之臣之属下归我，朱熹以为“事小不足言”，良是。虽然“诸本多如此”，也即都如朱本所取，文顺而义长，但方氏却独从蜀本，而且对诸本之同异又不出校记，这样不但为读者提供了错误的文本，而且使后人无从得知各本异文的情形，而无从再审议校订。显然，方本的这个错误完全是因为迷信蜀本而致，所以对其错误视而不见。
  方本还有一个缺点，便是迷信石本。他所以特别重视阁、杭、蜀三本，也是因为它们比较接近石本。然而石本是否一定准确无误呢？朱熹认为并非如此。例如：
  《考异》卷六《送李愿归盘谷序》：“友人李愿居之。”
  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方云：樊氏石本作“有”。〇今按：校此书者，以印本之不同而取正于石本，今石本乃又不同如此，则又未知其孰是也。然以理推之，则作“有”者为无理。故特详著之，以见所谓石本者之不足信也。
  “起居无时，惟适之安。”
  写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方从苑、粹、樊氏石本作“之”。〇今按此二石本不同，又足以见所谓石本之难信矣。然以理推之，作“之”为是。
  “嗟盘之乐兮，乐且无殃。”
  “殃”，方从洪校石本作“央”。又云：樊本只作“殃”，然阁、杭、蜀皆作“央”。王逸注《离骚》云：“央，尽也，已也。”……〇今按：作“殃”于义为得。又按：此篇诸校本多从石本，而樊、洪两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无理，未可尽信。按欧公《集古·跋尾》云：“《盘谷序》石本，正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小不同。疑刻石误，然以其当时之物，姑存之以为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详公此言，最为通论。近世论者专以石本为正，如《水门记》、《溪堂诗》，予已论之。《南海庙》、《刘统军碑》之类亦然，其谬可考而知也。
  《送李愿归盘谷序》是韩文名篇，当时即已刻石。后人又翻刻之，故传世石本不止一种。这些石本自身即有异文，可见石本不一定可靠。如果像方氏那样一意盲从石本，那么各种石本的异文又该如何处理呢？欧阳修从金石学的角度出发，认为石本可能有误，但仍有文物价值。朱熹也性喜金石，故赞同此说，称为“通论”。但他坚决反对校勘时“专以石本为正”，这是对方氏错误的一针见血的批评。
  《考异》卷四《汴州东西水门记》：“厥初距河为城，其不合者，诞置联锁于河。宵浮昼湛，舟不潜通。然其襟抱亏疏，风气宣洩。”
  “湛”或作“沈”。“不”字，方从石本作“用”。〇今按上下文意，盖言置锁虽足以禁舟之潜通，然未免亏疏宣洩之患，故须作水门耳。诸本作“舟不潜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置锁”，而下文乃云“舟用潜通”，则是锁为虚设，而其下句亦不应著“然”字矣。若以为误，则石本乃当时所刻，不应有误，然亦安知其非书者之误，刻者之误？况或非所亲见，则又安知非传者之误耶？
  此文记董晋在汴州建水门之事。在未作水门时，以铁锁挡之，以禁止舟船私自通行。如依方本作“舟用潜通”，“则是锁为虚设”，故朱熹揆之以事理，定为“不”字，可从。值得注意的是，方本是据石本的，那么，为什么当时所刻的石本会有错误呢？朱熹推测其致误原因有三，一为“书者之误”，二为“刻者之误”，三为“传者之误”。也就是说，在石本的书写、镌刻、传抄三个过程中，都有可能发生错误，所以石本并不是绝对无误的。在校勘时还是应该以义理为主，而不应迷信石本。
  《考异》卷五《郓州溪堂诗》：“惟郓也截然中居，四邻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无恐。”
  阁、杭、蜀及诸本，“中居”之下皆有此四字，方从石本删去。〇今按文势及当时事实，皆当有此句。若其无之，则下文所谓“恃以无恐”者，为谁恃之邪？大凡为人作文，而身或在远，无由亲视。摹刻既有脱误，又以毁之重劳，遂不能改。若此事盖亲见之，亦非独古为然也。方氏最信阁、蜀、杭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今三本幸皆不误，而反为石本脱句所夺，甚可笑也。
  此诗乃穆宗长庆三年（822）韩愈应郓曹濮节度使马总之请而作，其时韩官居吏部侍郎，在长安。郓曹濮节度使的治所在郓州，原为叛镇李师道所据的战略要地，韩文中写到的“沂密”在其东方，“幽镇魏”在其西北，“徐”在其东南，所以说郓州“截然中居，四邻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无恐。”如无“四邻望之”一句，那么“恃以无恐”的主语便没有着落，故石本无此句显然有误。朱熹又从而分析石本致误的原因可能是“为人作文，而身或在远，无由亲视”。今考韩愈此年二月曾往镇州宣慰王廷凑军，春末即返长安。夏秋间马总使人来请作《溪堂诗》，此时韩愈并未前往郓州，故确是“身或在远”。及至十月间此诗在郓州勒石，①韩愈也“无由亲见”。朱熹对石本可能致辞误的原因的推测是相当合理的。
  《考异》卷八《柳州罗池庙碑》：“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
  〇今按：此石本“团团”字初误刻作“团圆”，后镌改之，今尚可见。则亦石本不能无误之一证也。
  这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实物证据。朱熹指出石本上初刻有误后又改刻的痕迹尚存，既然石刻在镌刻过程中难免有误，那么石本当然不应是绝对正确的版本依据。
  此外，朱熹还注意到古代钞本的情况。
  《考异》卷五《与孟东野书》：“混混与世相浊，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
  “从”下方有“今”字，“之”下方有“人”字。云：谢以贞元本定。〇今按：上语“与世相浊”，即是从今之人，更著二字，则赘而不词矣。旧书之不足据有如此者。故特详著其语云。
  今考此文作于贞元十六年（800），所谓“贞元本”，钱穆认为“当不指刻本，或是传钞本也”①，诚然。贞元共二十年，此本即使是钞于贞元末年，也距作年仅隔四年，这真可说是最古之本了。但是如从此本，则上句说“混混与世相浊”，下句说“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今之人”，两句之间安得用表示“偏偏”之意的“独”字？而且“心追古人而从今之人”岂不是逻辑混乱，自相矛盾？朱熹斥之为“赘而不词”，甚确。由此可见，即使是时代最早的古本，也不一定是绝对可靠的版本依据。方氏认为本子愈古愈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从上述例证可以知道，朱熹校勘韩文时所掌握的本子虽然仅仅稍多于方氏，②但由于方崧卿盲目信从阁本等少数几种本子，又片面地认为古本、石本一定可靠，所以方氏的校勘成绩远远不如朱熹，只有《韩文考异》才真正做到了博采众本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