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除了相传的二十五篇屈赋之外，朱熹对《楚辞》中其他作品的取舍与前人有较大的不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文学思想之一斑。
  首先，继晁补之删去王逸《九思》之后，朱熹又进而删去了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三篇，对于晁补之增入的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鹏鸟赋》二篇则予以保留。他说：“《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两王则卑已甚矣。故虽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今亦不复以累篇帙也。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赋尤精，乃不见取，亦不可晓。故今并录以附焉。”②朱熹确实很有选家的眼光，他选文时不是单单看其形式，而是着重于内容。在他看来，一篇作品该不该选入《楚辞》，并不仅从是否作楚声的“骚体”来判断，而主要是看它是否与屈赋的思想内容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正是按照这一标准，他删去东方朔《七谏》等作品。清初王夫之对此深表赞同：“《七谏》以下，悻悻然如息夫躬之悁戾，孟郊之龌龊。忮人之憎矣，允哉，朱子删之！”①也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朱熹对贾谊的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西汉司马迁作《史记》时，把屈原、贾谊同列一传，且全录贾谊的《吊屈原文》和《鵩鸟赋》，②即是着眼于屈、贾在精神上的心心相印。然而司马迁的卓识并未被后人所理解，自汉迄宋，尽管人们对贾谊的政治才能交口称赞，但对他的文学作品却并不像对司马相如那样给予很高的评价。扬雄所谓“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③就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朱熹毅然打破前人成说，他指出：“谊有经世之才，文章盖其余事，其奇伟卓绝，亦非司马相如辈所能仿佛。而扬雄之论，常高彼而下此，韩愈亦以马、扬厕于孟子、屈原之列，而无一言以及谊，余皆不能识其何说也。”④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钦佩司马迁和朱熹的远见卓识，他们的观点已被时间证明是正确的。
  其次，朱熹在《楚辞后语》中对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所录的作品也进行了增删。据《郡斋读书志》卷四所载，《续楚辞》录作家二十六人，作品六十篇。《变离骚》录作家三十八人，作品九十六篇。所以二书共录作家三十八人或更多，所录作品则达一百五十六篇。但是晁氏二书今已失传，仅在他的《鸡肋集》卷三六中还保存着《续楚辞序》和《变离骚序》二文，从中可以了解部分目录。朱熹在《楚辞辩证》和《楚辞后语》部分作品的注中曾谈及晁氏所录情况。《楚辞后语》中另有一部分作品，朱熹生前未及作注，后来其子朱在刊行此书时，就把晁氏书中的题注附于题下，这也给我们提供了部分线索。此外，《郡斋读书志》卷四对晁氏二书的解题中关于二书收录情况也略有涉及。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考知晁氏二书所收录的部分作家作品，现将晁、朱二人所录的情况对照列：
  可以看出，朱熹对晁氏二书有删有增。他删去了宋玉的《高唐赋》等五篇，司马相如的《大人赋》等二篇，其理由是：“宋、马辞有余而理不足，长于颂美而短于规过。”①此外，除了扬雄的《反离骚》被当作反面教材而保留下来之外，其他一些“辞有余而理不足”的作品如曹植、陆机、陆云等人的篇章也都被删去了。当然，朱熹对晁氏二书的多数篇目仍予保留，并说明其理由是：“此外晁氏所取，如荀卿子诸赋，皆高古，而《成相》之篇，本拟工诵箴谏之词，其言奸臣蔽主擅权，驯致移国之祸，千古一辙，可为流涕。其他如《易水》、《越人》、《大风》、《秋风》、《天马》，下及乌孙公主、诸王妃妾、息夫躬、晋陶潜、唐韩、柳、本朝王介甫之‘山谷’、‘建业’、黄鲁直之‘毁璧陨珠’、邢端夫之《秋风三叠》，其古今大小雅俗之变，虽或不同，而晁氏亦或不能无所遗脱，然皆为近楚语者。其次则如班姬、蔡琰、王粲及唐元结、王维、顾况，亦差有味。又此之外，则晁氏所谓过骚之言者，非余之所敢知矣。”②然而朱熹又认为“晁氏新序，多为义例，辨说纷拏，而无所发明义理，殊不足为此书之轻重。”③于是他对收入《楚辞后语》的部分作品作了新的阐释。例如荀子的《成相》，朱熹解曰：“卿非屈原之徒，故刘向、王逸不录其篇。今以其词亦托于楚而作，又颇有补于治道，故录以附焉。”又如荆轲《易水歌》，朱熹解曰：“且余于此，又特以其词之悲壮激烈，非楚而楚，有足观者，于是录之。”这表明朱熹选录作品的首要标准不在其地域属性，而在于其精神内涵。“非楚而楚”，这是对产生于燕赵的荆轲之歌的精采分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楚辞后语》中增选了蔡琰的《胡笳》。对此，朱熹解释说：“东汉文士有感于《骚》者多矣，不录而独取此者，以为虽不规规于楚语，而其哀怨发中，不能自已之言，要为贤于不病而呻吟者也。范史乃弃不录，而独载其悲愤二诗。二诗词意浅促，非此词比。眉山苏公已辨其妄矣。蔚宗文下，固有不察，归来子祖屈而宗苏，亦未闻此，何邪？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意又有间矣。”①显然，所谓“失身胡虏，不能死义”是宋代理学家道德标准支配下的观点，这是不足为训的。但是除此之外，朱熹对《胡笳》的评价是很有文学眼光的。虽然在今天看来，《胡笳》的真实性大可怀疑，但就文论文，此篇确实是血泪凝成的佳作，堪称屈赋的优秀后继者。
  《楚辞后语》中也有选录不当的情形。录于卷末的张载《鞠歌》、吕大临《拟招》二篇都是弥漫着理学家气息的作品，与全书情调格格不入，但朱熹却以“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为由，②把它们勉强选入，实在是画蛇添足。既然《楚辞后语》是一部文学选本，安得收入“文章有不足为”的作品？这种地方表现出朱熹的理学家的迂腐性，是理学思想中非文学的部分在朱熹的楚辞学上投下的阴影。
  朱熹的楚辞学研究也还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朱熹对屈原的评价有着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对屈赋极为推崇，比之《春秋》，并反复褒扬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原之为人，其志行……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还责备屈原“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③这种拘拘于儒家的中庸之道而对屈原的评价是不正确的。对此，后人多有批评。明人焦竑即指出：“先儒称孔子之删《诗》，朱子之定《骚》，其心同，其功同。夫谓原‘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而又讥其‘驰骋变风、变雅之末流，为醇儒庄士所羞称’，则又自相矛盾矣。岂变风、变雅非孔子所删定，而醇儒庄士能舍忠君爱国，以为通也耶！”①张京元也批评说：“朱子刊定《楚辞》，愤惋忠诚，微讥雅变，则是惊鸿游龙，惜其无驯服之态；而毛嬙西施，恨不为德曜之短衣也。不亦固哉！”②可见后代思想比较解放的士大夫已经不满于朱熹观点之迂腐，所谓“固”，正是指其拘滞于儒家礼教观念而产生的固执、僵硬之弊。在我们今天看来，文学作品的生命在于情感，所以“变风、变雅”的文学价值决不在正风、正雅之下，而屈赋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瑰丽奇伟的艺术外貌。屈赋当然不会完全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与文艺思想，朱熹对屈原的批评恰恰体现出其自身的局限性。
  其次，朱熹对古代神话缺乏正确的认识，这影响了他对屈赋浪漫主义精神的理解。屈原的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古代神话传说，从而抒发了诗人上天入地的求索精神和六合难容的悲愤心情。例如在《天问》中，诗人一连串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其中有对于历史事件、自然现象的探索，也有对神话传说的质疑，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对天地万物大胆怀疑的精神。同时也曲折地体现了诗人傍徨苦闷的心情。可是朱熹在注中对这些问题“悉以义理正之”，③当屈原问及天地的起源时，朱注就引用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无极太极”之说来作解释。当屈原问及鮌、禹治水的传说时，朱注干脆说：“若此类无稽之谈，亦无足答矣。”在下面的注文中，朱熹又认为“昆仑县圃”是“诸怪妄说，不可信耳”；“烛龙”的神话是“儿戏之谈，不足答也”，等等。朱熹还因此而否定了记载着大量神话故事的《山海经》、《淮南子》二书，他在《楚辞辩证》卷下中说：“大抵古今说《天问》者，皆本此二书。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书本皆缘解此《问》而作。而此《问》之言，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本无稽据。”对于神话传说责之以“本无稽据”，还要“以义理正之”，这说明朱熹深受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信史观念的影响，所以对古代神话的文学价值缺乏理解。于是，虽然朱熹沿袭了王逸的说法，认为《天问》是屈原“呵而问之，以渫愤懑”的作品，但他既然把其中占大量篇幅的神话传说一概斥之为妖妄之言，就必然要影响对作品主题的认识。同样，朱熹在评论《招魂》时，引用了《文心雕龙·辨骚》中的话，认为那是“谲怪之谈，荒淫之志”云云，也是拘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偏见。
  除了上述几点之外，朱注还偶有修订旧注反而改错了的情形，例如《橘颂》中“后皇嘉树，橘徕服兮”二句，王注说：“后，指后土也。皇，皇天也。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树。”这是正确的。朱注改为：“后皇，指楚王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树，而橘生其土也。”反而拘滞不通。不过这种情形很是罕见，不足以影响《楚辞集注》所取得的成就。
  《楚辞集注》问世以后，便成为《楚辞》的权威注本，自宋迄今，翻刻不绝。清人王士瀚说：“夫注《离骚》者，自汉以来，已非一家。若王逸、洪兴祖，久传海内，究未为完善。折衷于紫阳朱子，始得所依归。”①清人姚培谦甚至认为：“《楚辞》朱子集注，章条明晰，意趋通贯，无复可以拟议。后人强作解事，往往失之。”②虽然到了现代，《楚辞》学的学术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朱熹的许多观点已被超越乃至否定，但是从整个《楚辞》学史来看，朱熹的《楚辞》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学术价值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