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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特别是《离骚》，是富于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诗人驾驭飞龙瑶象，驱使凤凰鸾鸟，忽而上叩天阍，忽而远至阆风，向宓妃娀女求爱，对巫咸重华陈辞，打破了一切时空的界限，以抒写自己与天地同久的忠贞和六合难容的苦闷。全诗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和奇特的比喻，是继承和发展《诗经》比兴手法的范例，正如刘勰所说：“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①王逸对此也有所见，他在《离骚经序》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朱熹在《楚辞辩证》卷上中指出：“今按逸此言，有得有失。其言配忠贞，比谗佞，灵修美人者，得之。盖即《诗》所谓比也。若宓妃佚女，则便是美人；虬龙鸾凤，亦善鸟之类耳，不当别出一条，更立它义也。飘风云霓，亦非小人之比，逸说皆误。”
  为什么王逸会有得有失呢？因为他把屈赋中的比兴手法理解成简单的比喻，所以凡是诗中提到的草木鸟兽或其他事物，他都要一一找出比喻的对象来，其结果就只能是偶然言中。朱熹则不同。他在撰写《楚辞集注》之前，早已作过《诗集传》，对《诗经》中的“赋、比、兴”几种艺术手法有深入的研究。所以当他着手研究《楚辞》时，就驾轻就熟地按《诗集传》的体例，从赋、比、兴的角度对屈赋进行艺术分析，他说：
  赋则直陈其事，比则取物为比，兴则托物兴词，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属辞命意之不同而别之也。诵《诗》者先辨乎此，则三百篇者，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矣。不特《诗》也，楚人之词，亦以是而求之，则其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者，变风之流也。其叙事陈情，感今怀古，以不忘乎君臣之义者，变雅之类也。至于语冥婚而越礼，抒怨愤而失中，则又风、雅之再变矣。其语祀神歌舞之盛，则几乎颂，而其变也，又有甚焉。其为赋，则如《骚经》首章之云也；比，则香草恶物之类也；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沅芷澧兰”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属也。然《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读者不可以不察也。①
  由此可见，朱熹一方面认为《楚辞》与《诗经》一样，运用了赋、比、兴等艺术手法。另一方面又意识到《楚辞》与《诗经》有所不同，其要点是“《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朱熹的观察是非常仔细的，可惜他没有对后一点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否则也许会对“比、兴”的特征有更深刻的理解。
  那么，朱熹是怎样解析屈赋中的赋、比、兴手法的呢？首先，他纠正了旧注逐句作注的做法，改而以章为单位来进行解析。他说：“凡说诗者，固当句为之释，然亦但能见其句中之训故字义而已。至于一章之内，上下相承，首尾相应之大旨，自当通全章而论之，乃得其意。今王逸为《骚》解，乃于上半句下，便入训诂，而下半句下，又通上半句文义而再释之，则其重复而繁碎甚矣。《补注》既不能正，又因其误，今并删去，而仿《诗传》之例，一以全章为断，先释字义，然后通解章内之意云。”①他对《离骚》的所有章节，都标明“赋也”，“比也”，“赋而比也”，“比而赋也”，等等。②赋体比较简单，不用多说。至于朱熹所谓的“比”，都是通指一章而言，这与王逸所理解的某一名词独立构成的比喻有很大的不同。后者往往流于穿凿，或使文意破碎，语气拘滞。而前者就很少有这些缺点。例如《离骚》中的这一段：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凰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王逸对其中的名词注释如下：“望舒”——“月体光明，以喻臣清白也”；“飞廉”——“风为号令，以喻君命”；“鸾凰”——“以喻仁智之士”；“雷师”——“雷为诸侯，以兴于君”；“飘风”——“无常之风，以兴邪恶之众”；“云霓”——“恶气，以喻佞人”，等等，都不免附会穿凿。而朱熹则认为，总的说来，这一段是“比而赋”，他批评王注说：“望舒、飞廉、鸾凤、雷师、飘风、云霓，但言神灵为之拥护服役，以见其仗卫威仪之盛耳，初无善恶之分也。旧注曲为之说，以月为清白之臣，风为号令之象，鸾凤为明智之士，而雷师独以震惊百里之故使为诸侯，皆无义理。至以飘风、云霓为小人，则夫《卷阿》之言‘飘风自南’，《孟子》之言‘民望汤、武如云霓’者，皆为小人之象也耶？”①他又说：“至于经涉山川，驱使百神，下至飘风、云霓之属，则亦泛为寓言，而未必有所拟抡矣。二注皆曲为之说，反害文义。”②又如《离骚》的下面这节：
  索藑茅以筳〓兮，命灵氛为余占之。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惟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此节中两个“曰”字以下都是“灵氛”之言，诸家无异解。然而对于灵氛所言的内容却有不同的理解。王逸解曰：“灵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两美必合，楚国谁能信明善恶，修行忠直，欲相慕而及者乎？”又曰：“言我思念天下之博大，岂独楚国有臣而可止乎？”又曰：“言何所独无贤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③对此，朱熹指出：“‘两美必合’，此亦托于男女而言之。注直以君臣为说，则得其意而失其辞也。下章‘孰求美而释女’，亦然。至说‘岂惟是其有女’，而曰‘岂惟楚有忠臣’，则失之远矣。”④所谓“得其意而失其辞”，意谓王逸对上引诗句的终极旨意的理解是对的，但他对文本自身的解读却不确切。因为在朱熹看来，屈原假托于灵氛之口的这一段话，其直接的文义是关于男女爱情的，而所谓的“君臣”关系则仅仅是其所蕴含的比兴意义。显然，如果揆之以《离骚》中上文所述“求宓妃之所在”、“见有娀之佚女”、“吾令鸩为媒兮”等内容，朱熹的解读是合情合理的。而朱熹之所以胜过王逸，正在于他不是呆板地认定每一句乃至每一个词即是一个比兴，而是从一整段文字的整体上来认识其中的比兴意义。这说明《楚辞》的比兴手法在《诗经》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而朱熹对比兴手法的认识也随之而有了新的发展。
  朱熹以“章”为单位对《楚辞》中的比兴手法进行分析，后人也有不以为然者。例如清人刘献庭说：“《离骚》注释，不下数十家。独王逸为稍胜之。注释名物，尚有可依据者。若考亭本处处以赋、比、兴配之，每四句为一截，遂使气脉断绝，死板呆腐，令人愈读愈惑。故《离骚》之旨意一隐而不复再显者，自考亭始也。”①刘氏的指责是不确的，因为《楚辞集注》虽然在分析《离骚》时“每四句为一截”，但朱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注解的方便，他自称是“放《诗传》之例，一以全章为断”，②其实深明文理的朱熹岂会不知《离骚》不一定是以四句为一章的？试看《离骚》中“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朱熹虽把这八句分在两章，但他释前章曰：“记女嬃之词也。”又解后章曰：“此亦女嬃言也。”他何尝不知道这两章是一气贯注的！
  其次，朱熹注意到屈原在运用比兴手法时，已经比《诗经》有了新的发展。屈原笔下的比喻，是一种若即若离，轻虚空灵的艺术手法，所以注家在诠释诗义时，决不能把它们讲得太死板太实在，否则的话，不但会使读者感到索然寡味，难以领会屈赋的艺术魅力，而且往往会引喻失义。例如《离骚》有句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王注说：“美人谓怀王也，人君服饰美好，故言美人也。”又“指九天以为正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王注说：“灵，神也。修，远也。能神明远见者，居德也，故以喻君。”①都是理解成很简单的比喻。朱熹不同意这种解释，他说：“《离骚》以灵修、美人目君，盖托为男女之辞而寓意于君，非以是直指而名之也。灵修，言其秀慧而修饰，以妇悦夫之名也。美人，直谓美好之人，以男悦女之号也。今王逸辈乃直以指君，而又训灵修为神明远见，释美人为服饰美好，失之远矣。”②
  朱熹还注意到，屈赋中的赋、比、兴几种手法，常常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多层次关系，这一点在《九歌》中尤其突出。朱熹评论《九歌》说：“盖以君臣之义而言，则其全篇皆以事神为比，不杂它意。以事神之意而言，则其篇内又或自为赋，为比，为兴，而各有当也。然后之读者，昧于全体之为比，故其疏者以它求而不似，其密者又直致而太迫，又其甚则并其篇中文义之曲折而失之，皆无复当日吟咏情性之本旨。”③这个发现对于正确理解《九歌》的主题非常重要。因为《九歌》中许多篇章，如《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等，都写得扑朔迷离，里面交叉着人神、男女之间的两种关系。在字面上，这些诗都是祭神的乐歌，是写人（巫）对神的敬慕依恋。但是人与神却往往是男女异性的，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或以阴巫下阳神，或以阳主接阴鬼”④，而这种男女之情，又都是单方面对异性一片痴情而不被接受的缠绵缱绻的刻骨相思。于是，仿佛是飘渺的弦外之音，在字里行间却渗透着诗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和对祖国、对君王欲绝不忍的深情。王逸直觉到了《九歌》中所蕴含的“忠君爱国之意”，但是他的解析“直致而太迫”，他认为其中的神祇就是直接比喻君王的，所以其解说常常陷入混乱。上文提到过的《湘君》和《山鬼》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而朱熹则不然，他比王逸更深刻地体会到屈原在《九歌》中所寄寓的“忠君爱国之意”，但是他认为这是指其全篇的比喻意义而言的。至于在一篇作品的内部，则又分别有赋、比、兴各种手法，也就是说，在全篇的比之下，还可容纳局部的次一层的比或赋、兴。下面以《湘君》为例，看看朱熹是如何分析的：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驾飞龙兮北征，笣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桂櫂兮兰枻，斵冰兮积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块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王逸认为“沛吾乘兮桂舟”中的“吾”是“屈原自谓也”，于是以此为出发点来解读下文：“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屈原言己居家则以薜荔榑饰四壁……”；“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屈原思念楚国，愿乘轻舟……横度大江，扬己精诚，冀能感悟怀王使还己也”；“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言己虽见放弃，隐伏山野，犹从侧陋之中，思念君也”；“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言己与君同姓共祖，无离绝之义也”；“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言君尝与已期，欲共为治，后以谗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闲暇，遂以疏远己也”；“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言己虽见放逐，常思念君，设欲远去，犹捐玦佩置于水涯，冀君求己，示有还意。”这些解读有许多不合情理之处，例如最后一解，“捐玦佩置于水涯”与“冀君求己，示有还意”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难道楚王可能走到洞庭湖畔来看到屈原所遗之物？对于“捐余块兮江中”二句，洪兴祖《补注》云：“捐玦遗佩，以诒湘君。”所解比王逸为合理。但洪又说：“与《离骚》‘解佩纕以结言’同意，喻求贤也。”则为蛇足。故朱熹斥之为“无复有文理也”。①但撇开这些不论，王注在整体上也是不可取的。因为照他所解，此诗仅有开头数句与“湘君”有关，以后则全是屈原自诉思君之心，那么前后两段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此篇又何以题作“湘君”呢？
  朱熹指出：“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故其情意曲折尤多。皆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而旧说之失为尤甚。”于是他提出了全新的解读：“吾，为主祭者之自吾也。”下文即全从男性主祭者的角度来理解文本，最后说：“此言湘君既不可见，而爱慕之心终不能忘，故犹欲解其玦佩以为赠，而又不敢显然致之以当其身，故但委之水滨，若捐弃而坠失之者，以阴寄吾意，而冀其或将取之。”这样，全诗意脉贯注，首尾呼应，彻底纠正了旧注“全然不见其语意之脉络次第”之病。②
  我们尤应注意到朱熹对此篇中比兴手法的分析。“桂櫂兮兰枻……恩不甚兮轻绝”一节，朱注云：“此章比而又比也。盖此篇本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偶。而此章又别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言乘舟而遭盛寒，斵斫冰冻，纷如积雪，则舟虽芳洁，事虽辛苦，而不得前也。薜荔缘木，而今采之水中。芙蓉在水，而今求之木末。既非其处，则用力虽勤，而不可得。至于合昏而情异，则媒虽劳而昏不成。结友而交疏，则今虽成而终易绝。则又心志睽乖，不容强合之验也。求神不答，岂不亦犹是乎！”①所谓“比而又比”，意即在整体性的比中又包含着局部性的比，也就是这一章中以三件努力追求而徒劳无功之事来比喻自己“求神不答”，而“求神不答”本身又是用来比喻忠君而见弃之主旨的。通过这样的分析，《湘君》一诗无比丰富的内蕴便顿时显豁起来，而屈原对于比兴手法的苦心孤诣也就清晰可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