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汉儒注经，偏重名物训诂。王逸注《楚辞》虽然不像经学家那样繁琐，但也主要是在名物训诂、尤其是在考释楚地方言上下功夫。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比较重视对屈赋思想意义的阐发，但其主要成绩则是在校订文字和诠释、考证方面。王、洪对屈赋二十五篇以及《九辨》、《招魂》、《天问》等作品中的草木鸟兽、神话传说等作了详尽的注释，旁征博引，寻根探本，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在这一方面，朱熹尽量吸取了他们的成果。在《楚辞集注》中，凡有关名物训诂之处，基本上都采用了王、洪旧注，只是把注文大大地简单化了。例如《离骚》中“纫秋兰以为佩”一句，单是洪氏补注就引用了司马相如赋及颜师古注、《本草》注、《水经》、《诗经》陆玑疏、《文选》注、《荀子》以及宋人刘次庄《乐府集》、黄庭坚《兰说》等，凡六百余字，来解释一个“兰”字。而朱注只是说：“兰，亦香草，至秋乃芳。”然后引了一段《本草》，字数不到《补注》的十分之一，又并未影响对诗义的理解。又如《卜居》中“突梯滑稽”一语，洪兴祖《补注》云：“五臣云：‘委曲顺俗也。’扬雄以东方朔为滑稽之雄。又曰：‘鸱夷滑稽。’颜师古曰：‘滑稽，圜转纵舍无穷之状。一云酒器也。转注吐酒，终日不已。出口成章，不穷竭，若滑稽之吐酒。’”虽旁征博引，而实无所取裁。朱熹《楚辞集注》则简单注云：“突梯，滑㳠貌。滑稽，圆转貌。”当弟子以“《离骚》、《卜居》篇内字”为问时，朱熹答云：“字义从来晓不得。但以意看，可见。如‘突梯滑稽’，只是软熟迎逢，随人倒，随人起底意思。如这般文字，更无些小窒碍。想只是恁地说，皆自成文。”①可见他是抱着言为意筌的态度来注解《楚辞》的，意既得矣，言何必烦？庆元五年（1199）三月，朱熹在《楚辞辩证》的序中说：“余既集王、洪骚注，顾其训诂文义之外，犹有不可不知者。然虑文字之太烦繁，览者或没溺而失其要也。别记于后。”他是有意追求注释之简明扼要的，且认为这样有利于读者理解作品之“要”。朱熹致力最勤的是对屈赋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楚辞集注》对王、洪旧注的超越主要体现在这些方面。
  王逸对屈原的为人是非常景仰的，他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并对班固认为屈原“露才扬己”的说法进行了批评。②但是当他注释《离骚》及其他屈赋时，却不脱汉儒解经的习气，引经据典，处处往实里讲，完全没有认识到屈赋是充满着理想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他在《离骚经叙》中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由于他以这种经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屈赋，所以时时不忘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记载的屈原事迹与屈赋中的字句一一对照，常常虚词实讲，穿凿附会，误解了作品的旨意。例如《离骚》有句云：“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王注说：“兰，怀王少弟，司马子兰也……椒，楚大夫子椒也。”洪兴祖又引《史记》和《汉书·古今人表》为之证明。朱熹在《楚辞辩证》卷上中指出：“屈子以世乱俗衰，人多变节，故自前章‘兰芷不芳’之后，乃更叹其化为恶物。至于此章，遂深责椒、兰之不可恃，以为诛首，而揭车、江离、亦以次而书罪焉。盖其所感益以深矣。初非以为实有是人，而以‘椒、兰’为名字者也。而史迁作《屈原传》，乃有‘令尹子兰’之说，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既因此章之语而失之，使此词首尾横断，意思不活。王逸因之，又讹以为‘司马子兰、大夫子椒’，而不复记其香草臭物之论。流误千载，遂无一人觉其非者，甚可叹也。使其果然，则又当有‘子车’、‘子离’、‘子榝’之俦，盖不知其几人矣。”司马迁和班固关于“子兰”、“子椒”的记载有无其他根据，现已不可详考，可以不论。但就《离骚》而言，这儿的“兰”、“椒”肯定是一种比喻，朱熹对旧注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①。这样的情况还发生了多次，例如《九歌·湘夫人》有句云：“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洪氏《补注》云：“诸侯之子称公子，谓子椒、子兰也。”《九歌·山鬼》中有句云：“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王注说：“公子谓公子椒也。”朱熹在注中一一指出了他们的错误。
  关于《九歌》，王逸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②这一见解大致不错，朱熹对之稍有更正：“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①朱熹更加明确地指出《九歌》本为祀神之词，经屈原“更定其词”，也就是改写而成为现有的文本。所以《九歌》的文本自身仍是写“事神之心”的，屈原的“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仅仅是“寄”于其中而已。清人蒋骥认为朱熹此论有误：“朱子论《九歌》，谓以事神不答而不忘其敬，比事君不答而不忘其忠，斯言误矣……作者于君臣之难合易离，独有深感，故其辞尤激云耳。夫岂特为君臣而作哉！”②这是误解了朱熹的原意。其实朱熹并没有说屈原作《九歌》的目的就是“比事君不答而不忘其忠”，他只是说其中寓有这个深层意蕴而已。“颇为更定其词”云云，怎么能理解成“特为君臣而作”呢？
  在具体注释作品时，王逸犯了许多穿凿附会的错误。他认为《九歌》中的第一人称都是屈原自指，又认为各种神祇都是直接用来比喻楚王的。而朱熹则把第一人称代词解为主祭者（即巫）之自称，这显然比较合理。例如《湘君》中“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悱恻”二句，王注说：“君谓怀王也。”朱注则说：“君，湘君也。”又“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二句，王注说：“吾，屈原自谓也。”朱熹《楚辞辩证》卷上中说：“吾，盖为祭者之词。旧注直以为屈原，则太迫。”又“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二句，王注说：“女谓女嬃，屈原姐也。”朱注则说：“女婵媛，指旁观之人。”他又在《楚辞辩证》卷上中说：“女婵媛，旧注以为女嬃，似无关涉。但与《骚经》用字偶同耳。以思君为直指怀王，则太迫。又不知其寄意于湘君，则使此一篇之意旨皆无所归宿也。”朱熹所谓“太迫”，就是说王逸的解析太直接，太显露了。因为屈原在《九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忠君爱国之情，只是一种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暗示或联想，用朱熹的话来说，就是“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而王逸把这些诗篇简单地解释成屈原思君而不得的自叹之词，就使作品显得直截浅露，而失去了含蓄宛转的风致，而且王注常常穿凿太过，使得文理不通。例如《湘君》中云：“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这几句话本来是直承上文“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而来的，是说男女之间有所嫌隙而生分疏。可是王逸注云：“言朋友相与不厚，则长相怨恨。言己执履忠信，虽获罪过，不敢怨恨于众人也。”洪兴祖则补注说：“此言朋友之交，忠则见信，不忠则生怨。臣忠于君，则君宜见信，而反告我以不闲，所谓‘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它志’也。此原陈己之志于湘君也。”他们都把这几句解作屈原自诉其志，然而这与上下文如何能沟通呢？故朱熹在《楚辞辩证》卷上中痛驳说：“不知前人如何读书，而于其文义之晓然者，乃直乖戾如此，全无来历关涉也！”而朱熹自己的解说则是：“盖以上二句引起下句，以比求神不答之意也。”这就合于此篇“盖为男主事阴神之词”，“以阴寓忠爱于君之意”的主旨。而王、洪的旧解则与全篇大意扦格难通。
  最能显出朱熹所解远胜于王逸旧注的，莫过于《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采三秀兮於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此诗从头至尾显然都是出于一人之口，可是王逸却把它解得支离破碎。关于首四句，王逸解道：“若有人，谓山鬼也。”“子，谓山鬼也。”也就是说这位在山中被着芳草的“山鬼”应是此诗的自述者的对方。可是在“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句下，王逸又注道：“言山鬼所处，乃在幽篁之内。”则又以“余”即自述者为山鬼了。那么这首诗到底是出于山鬼之口呢，还是别人以咏山鬼的呢？王解自相矛盾，令读者不知所从。不但如此，在“折芳馨兮遗所思”句下，王逸解曰：“所思，谓清洁之士，若屈原者也。”是以屈原为自述者的对方。而到了“山中人兮芳杜若”，则又解曰：“山中人，屈原自谓也。”屈原又成为自述者了！此外，王逸还把“留灵修兮憺忘归”中的“灵修”解作“怀王”，把“怨公子兮怅忘归”中的“公子”解作“公子子椒”，似乎此诗是屈原直抒其思君之情的作品，而根本不是借诸人鬼之恋来寄托忠君之思的。那么，诗中的“山鬼”又与主旨有什么关系呢？总之，王逸对此诗的解说漫无头绪，一片混乱。朱熹批评说：“《九歌》诸篇，宾主、彼我之辞，最为难辨，旧注往往乱之。故文义多不属。”①故朱熹在注中便把全诗都解作山鬼自述之语，他解首四句曰：“若有人，谓山鬼也……子则设为鬼之命人，而予乃为鬼之自命也。”他解“折芳馨兮遗所思”句曰：“所思，指人之悦己，而己欲媚之者也。”解“山中人兮芳杜若”句曰：“山中人，亦鬼自谓也。”他又解“灵修”为“亦谓前所欲媚者也”，解“公子”为“即所欲留之灵修也”。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山鬼》全篇都是以第一人称所述之词，而诗中所及的另一人物即是“山鬼”所思念的人。这是一首人鬼相恋而以鬼为叙述者的情歌。当然，朱熹也认为《山鬼》是寓有屈原忠君之意的，他说：“此篇文义最为明白，而说者汩之。今既章解而句释之矣，又以其托意君臣之间者而言之，则言其被服之芳者，自明其志行之洁也。言其容色之美者，自见其才能之高也。子慕予之善窈窕者，言怀王之始珍己也。折芳馨而遗所思者，言持善道而效之君也。处幽篁而不见天，路险艰又昼晦者，言见弃远而遭障蔽也。欲留灵修而卒至者，言未有以致君之寤而俗之改也。知公子之思我而然疑作者，又知君之初未忘我，而卒困于谗也。至于思公子而徒离忧，则穷极愁怨，而终不能忘君臣之义也。”①但是他认为这些寓意是整体性地寄托在情歌之中的，并没有直接表现在具体的字句中。无论朱熹所说的寓意是否正确，他的解读使得全诗文理通顺，文本的表层意义豁然开朗，则是可以肯定的。
  关于《九章》，王逸拘于其名，认为是“屈原放于江南之野，思君念国，忧心罔极，故复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②似乎《九章》是屈原自己为这组诗所取的篇名。而朱熹则指出：“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③朱熹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因为《九章》各篇的内容表明它们不可能是作于同时，而且所排列的次序也不符合写作时间的先后，比如《橘颂》应是其中较早的作品，却列于“临绝之音”的《惜往日》之后。如按王逸的说法，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说明朱熹不但善于体会每一篇作品的旨意，而且对屈赋整体的编排情况也作了比较细致的考察，从而得出了比较合理的结论。
  《卜居》一篇，前人都认为是屈原的作品。王逸说：“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己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稽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己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①好像屈原确有其事似的。朱熹则指出：“屈原哀悯当世之人，习安邪佞，违背正直，故阳为不知二者之是非可否，而将假蓍龟以决之，遂为此词，发其取舍之端，以警世俗，说者乃谓原实未能无疑于此，而始将问诸卜人，则亦误矣。”②朱熹认识到文学作品的虚构的特点，从而对《卜居》有比较正确的理解。按照王注，屈原真的“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似乎已经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怀疑。而在朱熹心目中，屈原是矢死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斗争信念的。他明明知道自己坚持正义，必将不容于浊世，但他宁愿以死殉志，也决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只是为了“以警世俗”，他才虚构了自己与太卜的一段对话。经过朱熹的正确诠释，《卜居》被王注一度遮盖住的思想光辉才重新放射出来。
  《渔父》的情形与之相似。王逸解道：“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更。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③既说是屈原所作，又说是后人“叙其辞”，莫衷一是。对此，洪兴祖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④朱熹则解之曰：“屈原之所作也。渔父盖亦当时隐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设词耳。”⑤意即渔父之是否确有其人是不能确定的，也就是说屈原可能是真的遇见过这样一位渔父，也可能完全是出于虚构。但作品则是出于屈原之手，是屈原自明其志之作。
  此外，王、洪旧注对屈赋进行穿凿附会的地方还有很多，朱注大多作了纠正。例如《离骚》“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二句，洪氏《补注》说：“灵氛之占，于异姓则吉矣，在屈原则不可，故犹豫而狐疑也。”①朱熹指出：“考上文但谓举世昏乱，无适而可，故不能无疑于氛之言耳。同姓之说，上文初无来历，不知洪何所据而言此，亦求之太过也。”②又如《九歌·湘夫人》中“洞庭波兮木叶下”一句，王注说：“言秋风疾则草木摇，湘水波而树叶落矣。以言君政急则众民愁，而贤者伤矣。”③毫无根据，纯属穿凿之词。朱熹则说：“秋风起，则洞庭生波而木叶下矣。盖记其时也。”④又如《河伯》中“与女游兮九河”一句，王注竟说：“河为四渎长，其位视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⑤以至于朱熹批评他说：“其凿如此！”⑥
  由于王、洪旧注有上述的种种穿凿之病，所以常常曲解或误解了作品的旨意。这样，尽管他们的本意也是要阐明屈原的忠君爱国思想，但结果却适得其反，竟大大地减弱了屈赋的思想光辉和艺术魅力。朱注则比旧注有了长足的进步。朱熹的文学鉴赏能力比王、洪高明得多，他对屈原的思想感情也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和共鸣，所以朱注往往能探骊得珠，对读者理解屈赋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