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楚辞》最早的本子为西汉刘向所辑，共十六卷。后经东汉王逸的增订注释，就成了《楚辞章句》十七卷，这是北宋之前唯一的《楚辞》传本。到了北宋，晁补之认为王逸所作的《九思》“视向以前所作相阔矣”，①从而删去《九思》一篇，编成《重定楚辞》十六卷。同时，他又把历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受屈原影响较大的作品编成《续楚辞》二十卷和《变离骚》二十卷。后两种书后来都失传了，②现在已无从窥其全貌。南北宋之间，洪兴祖对王逸注本加以疏通证明，成《楚辞补注》十七卷。洪氏补注虽然间有新义，但总的说来，还未能对王注有重要突破，楚辞研究仍然停留在汉代学术的范围之内。直到朱熹的《楚辞集注》（包括《楚辞辩证》、《楚辞后语》）一书编成，才使楚辞研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而《楚辞集注》也就成为楚辞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①
  朱熹为什么要作《楚辞集注》？他在序言中说：“东京王逸《章句》与近世洪兴祖《补注》并行于世，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顾王书之所取舍，与其题号离合之间，多可议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沈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说，旁引曲证，以强附于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滞而远于性情，或以迫切而害于义理。使原之所为壹郁而不得申于当年者，又晦昧而不见白于后世。予于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旧编，粗加隐括，定为《集注》八卷。庶几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载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于来者之不闻也。”就是说，他很不满于旧注只注意到屈赋的训诂名物，而没有能发明屈原的“忠君爱国之诚心。”所以他要反复强调这一点，以“增夫三纲五典之重”。②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朱熹确实在这方面有所发明，他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认识，远远地超过了王逸、洪兴祖等人。
  朱熹的著述事业，往往是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的，《楚辞集注》也不例外。对此，南宋人就有很清楚的认识。周密说：“赵汝愚永州安置，至衡州而卒。朱熹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③陈振孙也说：“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盖有感而托者也。”④赵希弁也认为：“公之加意此书，则作牧于楚之后也。或曰：有感于赵忠定之变而然。”①王应麟也记载说：“南塘挽赵忠定公云：‘空令考亭老，垂白注离骚。’”②
  宁宗庆元年间，韩侂胄为了独擅朝政，制造了“庆元党禁”，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其中宰执四人，以赵汝愚为首；待制以上十三人，以朱熹为首，对所谓的“伪学”、“逆党”一网打尽。③此次党禁直接导致了韩侂胄专权跋扈的黑暗政治局面，摧残了朝野士大夫的士气，以朱熹为首的“道学”所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对此，朱熹当然有切肤之痛。当时正人端士纷纷被贬谪到荒远之地，赵汝愚谪永州，中道暴卒于衡阳。朱熹的高足弟子蔡元定编管道州，次年即郁闷而卒。永、道皆在湖湘之地，赵、蔡等人的遭遇与当年的屈子多么相似！朱熹本人虽然未遭流放，但也被落职罢祠，甚至还有人上书要求对朱处以极刑。此时的朱熹，心中勃郁烦怨，百感交集。他祭赵汝愚说：“何悟反复，接踵言归。我罪未论，公行先迈。临风一恸，鸡絮是将……”④又遣子往哭蔡元定说：“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穷之辩，不复可得而见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为耶！”⑤他还写了一篇《梅花赋》，其乱曰：“后皇贞树，艳以姱兮。洁诚谅清，有嘉实兮。江南之人，羌无以异兮。茕独处廓，岂不可召兮……王孙归来，无使哀江南兮！”⑥此赋模仿《离骚》和《招魂》，分明是对贬死的赵、蔡等人之忠魂的召唤。不早不迟，朱熹恰恰在此时着手编撰《楚辞集注》，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他在《楚辞集注》的序中说：“呜呼悕矣，是岂易与俗人言哉！”可谓慨乎言之，他确实是用生命中最后的精力发愤以著此书，所以直到逝世的三天之前还“又修《楚辞》一段”①。
  关于朱熹注《楚辞》与当时政局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旁证来说明之，那就是吴仁杰著《离骚草木疏》之事。吴仁杰字斗南，早在光宗绍熙年间，他就开始研究《楚辞》中的草木之名。朱熹曾在绍熙二年（1191）写信给吴，讨论吴书稿中的有关内容，书中说：“《草木疏》用力多矣，然其说兰、薰，殊不分明……”②然而吴书实至庆元间方告完成。庆元三年（1197），即赵汝愚贬死的第二年，也即朱熹正在撰写《楚辞集注》之时，吴仁杰自跋其书云：“仁杰幼喜读《离骚》文，今老矣，犹时时手之。不但览其言辞，正以其竭忠尽节，凛然有国士之风。每正冠敛衽，如见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经品题者，谓皆可敬也……《离骚》以芗草为忠正，莸草为小人，荪、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种，犹青史氏忠义、独行之有全传也。薋、菉葹之类十一种，傅著卷末，犹佞幸、奸臣传也。彼既不能流芳后世，姑使之遗臭万载云。”③可见吴仁杰之撰《离骚草木疏》，其用意与朱熹注《楚辞》如桴鼓相应。清人鲍廷博跋吴书说：“考先生是书，成于庆元丁巳。维时宁王初政，韩侂胄方专拥戴功，与赵汝愚相轧。既而斥汝愚，罢朱子，严伪学之禁，从而得罪者五十九人。先生官止国录，未敢诵言，迺祖述《离骚》，譬之草木，按神农、本草诸书，为之别流品，辨异同。薰莸既判，忠佞斯呈……当汝愚之责永州而卒于衡也，朱子亦为之注《离骚》以寄意焉。其成书后于先生二年，而其感时伤逝，缠绵恻怛，不能自已之情，亦时时流露于行墨间。是书也，可谓先得朱子之心矣！”①鲍氏把吴书与朱注联系起来考察，很有眼光。我觉得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朱、吴不约而同地采用注释屈赋的方式来颂扬忠贞之士，鞭挞奸佞之臣，是因为这几乎是他们所能运用的唯一的斗争手段。朱熹既然在几年前就已与吴仁杰通信讨论其书，他对吴书的整个撰写过程应该都是有所了解的。朱注与吴书虽然体例不同，但其中所蕴含的精神则是心心相印的。
  然而，朱熹编撰《楚辞集注》的直接触发因素虽然是庆元党禁，但他早就重视《楚辞》的思想意义，而且是在更为深广的时代背景里把握这种意义的。换句话说，朱熹所以要发扬《楚辞》中的“忠君爱国之诚心”，并不仅仅是要为赵汝愚、蔡元定等人招请忠魂，也是为了激励整个南宋时代的爱国士大夫。他在《楚辞集注》中所蕴含的批判锋芒也并不仅仅是针对一个权臣韩侂胄，而是针对长期以来存在于南宋朝廷中的投降派的。
  靖康事变发生以后，赵宋统治集团内部就出现了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以李纲、岳飞、胡铨等爱国将领和爱国士大夫为代表的抗金派与以张邦昌、赵构、秦桧等卖国贼为首的投降派。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爱国的士大夫们不可能公然批评皇帝，所以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于秦桧等奸臣。这种斗争在学术领域中的反映之一，就是借古讽今，褒扬历史上忠君爱国的气节之士，批判变节事敌的贰臣汉奸。例如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述三国事时以魏为正统，而朱熹著《通鉴纲目》则奉蜀汉之正朔，就是因为司马光“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朱熹“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②又如对于扬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甚高，而朱熹则在《通鉴纲目》中大书“莽大夫扬雄死”。这都反映了当时实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楚辞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反映，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于扬雄赋的评价。在宋之前，扬雄一直是颇享盛名的，班固、韩愈等人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苏轼首先批评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①但也仅是论文，并未及其品节。晁补之编《变离骚》，还专门选入了扬雄的《反离骚》，认为“《离骚》之义，待《反离骚》而益明。”②这是靖康事变以前的情况。靖康事变后，洪兴祖作《离骚补注》，就一反前人成见，首次对扬雄的品节进行批判。在《离骚》“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二句之下，洪氏补注说：“《反离骚》云：‘吾驰江潭之泛滥兮，将折衷乎重华。舒中情之烦或兮，恐重华之不累与。’吾恐重华与沈江而死，不与投阁而生也。”③对扬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朱熹在《楚辞集注》中引用了这条补注，并说：“斯言得之矣。”不但如此，朱熹在《楚辞后语》卷二中还特地保留了扬雄的《反离骚》作为反面教材，并加注说：“然则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它尚何说哉！”又在蔡琰《胡笳》一文的注中说：“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意又有间矣。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云尔。”④朱熹为什么要对扬雄深恶痛绝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扬雄是屈节以事新莽的贰臣，朱熹对扬雄进行批判，也就是对毫无民族气节的秦桧等人进行鞭挞，这是一种借古讽今的斗争手段。朱熹自幼便从其父朱松、其师刘子翚等人处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教育，他对以秦桧为首的卖国路线深恶痛绝。他在作地方官时，曾写过《除秦桧祠移文》，①痛斥秦桧的卖国罪行。又写过《乞褒录高登状》，②要求褒扬因反对秦桧而被贬死的士人。他与曾亲遭秦桧迫害的洪兴祖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洪兴祖在《九章·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二句下注曰：“屈子以为死之不可让，则舍生而取义可也。所恶有甚于死者，岂复爱七尺之躯哉！”朱熹对洪氏此言大加赞赏：“其言伟然，可立懦夫之气，此所以忤桧相而卒贬死也，可悲也哉！近岁以来风俗颓坏，士大夫间遂不复闻有道此等语者，此又深可畏云。”③这就充分说明了朱熹所以要作《楚辞集注》，主要是为了寄寓他要求抗金，反对卖国的政治态度。当南宋政权偏安一隅，朝政日非，而朱熹自己又不断受到政敌的排挤打击，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时，就自然而然地把古代行吟泽畔的爱国诗人引为千古知己。他所以要在书中反反复复地阐发屈原的忠君爱国之心，也完全是为了招请一千五百年前的忠魂来激励当时的人心士气。
  正因如此，朱熹对《楚辞》，尤其是对屈赋的思想内容作出了全新的价值判断。对屈原的人品，历来就有两种评价。第一种是肯定其洁白清忠的人格，即司马迁所说：“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④然而与此同时，司马迁对屈原也有另一种评价：“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⑤司马迁此语并不包含否定的意思，因为司马迁本人就是抱着“能无怨乎”的心情写《史记》的，他在《报任安书》中更明白地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当作自己仿效的楷模。①在他看来，“怨”与“忠”正是屈赋中最主要的两点感情要素，它们是互为表里的。然而到了班固，却批评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数责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②尽管东汉王逸斥责班固之言“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③但班固的论调在后代仍有不小的影响，例如北朝颜之推便将“屈原露才扬己，显露君过”列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的第一种表现。④唐代贾至则说：“骚人怨靡。”⑤总之，“怨”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屈赋的重要特征，“怨君”则成了人们心目中屈原人格的重要缺陷。对此，朱熹明确地表示反对，他说：
  楚词不甚怨君，今被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样。《九歌》是托神以为君，言人间隔，不可企及，如己不得亲近于君之意。以此观之，他便不是怨君！⑥
  且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只是不曾平心看他语，所以如此。①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以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②
  朱熹并不否认屈赋中有“怨怼”的因素，也不否认屈原有“怨君”的感情，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屈原和屈赋的主要倾向是“忠君爱国”，从表面上看，朱熹对屈原的表彰都是以儒家伦理准则为价值坐标的，这与班固的出发点好像是一样的。今人或认为：“朱熹对屈原的评价也表现了十分明显的错误。表面看来他对屈原的评价很高，然而其基本观点和一千多年前班固之流的见解，在本质上并无二致，都是用保守、落后的儒家思想去评论屈原。这只能歪曲屈原的光辉形象。”③然而事实上朱熹对屈原的价值判断正好是对班固观点的彻底反拨。在《楚辞后语》卷二所收的扬雄《反离骚》后面，朱熹先引洪兴祖的话：“屈子之事，盖圣贤之变者。使遇孔子，当与三仁同称，雄未足以与此。班孟坚、颜之推所云，无异妾妇儿童之见。”然后发挥说：
  呜呼！余观洪氏之论，其所以发屈原之心者至矣。然屈原之心，其为忠清洁白，固无待于辩论而自显。若其为行之不能无过，则亦非区区辩说所能全也。故君子之于人也，取其大节之纯全，而略其细行之不能无弊。则虽三人同行，犹必有可师者。况如屈原，乃千载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此观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屈原之过，过于忠者也。故论原者，论其大节，则其它可以一切置之而不问……盖原之所为虽过，而其忠终非世间偷生幸死者所可及。洪之所言，虽有未及，而其正终非雄、固、之推之徒可比。
  这就清楚地说明，班固之流对屈原的评价是以否定为主，而朱熹的评价则是以肯定为主。一是一非，判如白黑，怎能说“并无二致”？至于说朱熹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出发去评价屈原，这是当时所能采用的唯一选择。在南宋那种国势艰危，外患严重的具体时空背景中，除了“忠君爱国”，难道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道德标准可以更适当地用来褒扬屈原！从“露才扬己”到“忠君爱国”，这是屈原人格评价上的一个飞跃，是朱熹《楚辞》研究的最大功绩。清吴世尚撰《楚辞注疏》，在叙中全引朱熹的《楚辞集注序》，且说：“原之所以千古，骚之所以千古，朱子此论尽之矣！”①至少在封建时代，吴氏的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对于朱熹的这种思想认识，我们不能用反历史的观点来抹煞其意义。
  朱熹的《楚辞集注》完成以后，杨万里曾作诗咏之：
  注易笺诗解鲁论，一帆往度浴沂天。
  无端又被湘累唤，去看西川竞渡船。
  霜后枯藜无可羹，饥吟长作候虫声。
  藏神上诉天应泣，支赐江蓠与杜蘅。①
  前一首说朱熹在完成对《周易》、《诗经》、《论语》这些儒家经典的注释后，又忽然被屈原的精神所召唤而注解《楚辞》。后一首暗用魏人邯郸淳《笑林》中关于“五藏神”的典故，说朱熹贫困，枵腹长吟，“藏神”（即内脏之神）上诉于天，故赐予《楚辞》中的芳草以果腹。“江蓠”与“杜蘅”都是屈赋中常写到的芳草，实可视为屈原高洁人格的象征，故杨诗之意乃谓朱熹实以屈子人格精神为自己的精神支柱，这是对朱熹注解《楚辞》的高度评价。②杨万里对朱熹的理解是深刻的，《楚辞集注》中确实倾注着朱熹的精神寄托。朱熹通过注解《楚辞》，对屈原的人格形象进行了重新铸造。他的《楚辞》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之外，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对杨万里的理解，后人也多有同感。例如明人叶向高说：“朱子躬遭宋季，为王淮、陈贾所排，宜其有感于屈子。”③又来逢春说：“朱晦翁生当宋之中叶，困于大奸，亦有可大用之才，而不得盛其发施。其事亦差与原类，故合诸贤之注而统集其成。迄今学士家咸奉朱子《集注》，此即屈原之所作之意也。”④明末因坐黄道周党而入狱的黄文焕甚至因此而认为朱熹为异代之知己，他说：“朱子因受伪学之斥，始注《离骚》。余因钩党之祸，为镇抚使所罗织，亦坐以平日与黄石斋前辈讲学立伪，下狱经年，始了《骚》注。屈子二千余年中，得两伪学为之洗发机缘，固自奇异！”①他们正是从“发愤著书”的角度来理解朱熹的《楚辞集注》的，这与杨万里的看法可以互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