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诗集传》对《毛诗》的修正主要是针对《小序》的，“至于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①但是《诗集传》对毛《传》、郑《笺》及孔《疏》也作了一番爬罗剔抉，删繁就简的整理，有些地方还时见新义。
  1．《诗集传》中有很多地方的字句训诂全部采取毛、郑之说，但对诗义的理解却仍是迥然不同。例如《召南·草虫》的首章：“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毛《传》说：“喓喓，声也……趯趯，跃貌。阜螽，蠜也……忡忡，犹冲冲也……止，辞也。觏，遇；降，下也。”孔《疏》补充说：“草虫，蝗属，奇音青色。”《诗集传》则说：“喓喓，声也。草虫，蝗属，奇音青色。趯趯，跃貌。阜螽，蠜也。忡忡，犹冲冲也。止，语辞。觏，遇；降，下也。”几乎是一字未改地采用了毛《传》、孔《疏》。但是毛《传》认为这一章说的是：“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诗集传》却认为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君子。”对诗义的理解并不相同，《诗集传》的说法比较合理。这种例子俯拾皆是。这是因为毛、郑等人在名物训诂上有很大的成绩，后人可以直接利用他们的成果。同时也因为朱熹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诗义探讨上面，对训诂并不深究。例如《郑风·山有扶苏》中的“扶苏”一词，毛《传》说：“扶苏，扶胥，小木也。”这个解释是可以商榷的，孔《疏》就说：“《释木》无文，《传》言‘扶胥小木’者，毛当有以知之，未详其所出也。”而《诗集传》就沿用毛《传》，并不深究原委。
  2．毛《传》与郑《笺》有时不尽相同，《诗集传》就择善而从。例如《周南·兔罝》云：“公侯好仇”，毛《传》未释“仇”字，孔《疏》说：“此虽无传，以毛‘仇’皆训为‘匹’。”而郑《笺》却说：“怨偶曰‘仇’。此罝兔之人，敌国有来侵我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贤也。”《诗集传》则说：“仇，与逑同……公侯善匹。”采取了比较妥当的毛说。又如《卫风·伯兮》云：“伯兮朅兮。”毛《传》说：“伯，州伯也。”郑《笺》说：“伯，君子字也。”孔《疏》不置可否。《诗集传》则说：“伯，妇人目其夫之字也。”采取了比较妥当的郑说。有时毛、郑二说都能讲通，《诗集传》就择取比较平易的一种。例如《卫风·硕人》云：“说于农郊。”毛《传》未释“说”字，孔《疏》说：“毛于诗皆不破字，明此‘说’为‘舍’。孙毓述毛云：‘说之为舍，常训也。’”郑《笺》说：“‘说’当作‘襚’，《礼》、《春秋》之‘襚’，读皆宜同。”《诗集传》就采取了“常训”：“说，舍也。”
  3．对于毛《传》、郑《笺》显然是错误或没有根据的说法，《诗集传》就摒弃不用。这又可分成下面几种情况：
  （1）毛《传》、郑《笺》没有根据。例如《王风·丘中有麻》第一章云：“丘中有麻，彼留子嗟。”第二章云：“丘中有麦，彼留子国。”毛《传》说：“子国，子嗟父。”孔《疏》对此说也有所疑，但仍曲为回护：“毛时书籍犹多，或有所据，未详毛氏何以知之。”《诗集传》则摒弃了毫无根据的毛说而云：“子国，亦男子字也。”
  （2）毛《传》、郑《笺》穿凿而不合诗义。例如《邶风·静女》云：“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说：“城隅以言高不可逾。”郑《笺》说：“待礼而动，自防如城隅。”二说皆凿，《诗集传》就一概不用，而自创新说：“城隅，幽僻之处。”这种解释既平实，又切合此诗“男女幽会”的主题。
  （3）毛《传》、郑《笺》拘于字的本义而不顾诗义。例如《小雅·小宛》云：“壹醉日富，各敬尔仪。”毛《传》说：“醉而日富矣。”郑《笺》发挥说：“童昏无知之人，饮酒一醉，自谓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财骄人。”他们硬按本义去解释“富”字，显然与诗义不合。《诗集传》则别创新说：“富，犹甚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则一于醉而日甚矣。”
  （4）毛《传》、郑《笺》增字解经。例如《小雅·正月》云：“燎之方扬，宁能灭之。”毛《传》说：“灭之以水也。”郑《笺》说：“然此燎虽炽盛，而水能灭之，则水为甚矣。”凭空添一“水”字，实犯增字解经之大忌。《诗集传》则与之不同，但云：“燎之方盛之时，则宁有能扑而灭之者乎。”
  （5）毛《传》、郑《笺》皆误而前人另有他说。例如《秦风·晨风》云：“山有苞栎，隰有六駮。”毛《传》说：“駮如马，倨牙，食虎豹。”显然不合诗义。孔《疏》虽注意到了陆玑的说法：“陆玑《疏》云：‘駮马，梓榆也。其树皮青白駮荦，遥视之似駮马，故谓之駮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兽。’”但仍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说：“此言非无理也，但《笺》、《传》不然。”《诗集传》就直接采取了陆说：“駮，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駮。”
  4．《诗集传》与《毛诗》在注释上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后者烦琐，而前者简洁。这又可以分成下面两种情况：
  （1）《毛诗》在解释经文时，常常离开了诗义而对一些名物制度作烦琐的考据，并因此而生穿凿。《诗集传》则一扫此习。例如《魏风·硕鼠》云：“三岁贯女。”郑《笺》说：“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孔《疏》又博引《周礼·地官》等书以证实郑说。而《诗集传》只说：“三岁，言其久也。”又如《小雅·采薇》云：“一月三捷。”郑《笺》说：“往则庶乎一月之中三有胜功，谓‘侵’、‘伐’、‘战’也。”孔《疏》又博引《春秋》三传之文以解释郑说，而《诗集传》只说：“庶乎一月之中三战而三捷尔。”在这种情况下，郑《笺》、孔《疏》表面上似乎言必依经，有根有据，其实却往往穿凿曲解诗辞，或烦琐无关诗义。而《诗集传》则就诗作注，不伤枝蔓，使读者易于理解诗义。
  （2）《毛诗》旧注，特别是其中的孔《疏》，非常烦琐。一字之义，一名之训，动辄数百甚至上千言，表面上洋洋洒洒，详尽周到，实际上却常常是不得要领。而《诗集传》则力矫此弊，简明扼要。例如《召南·小星》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孔《疏》用四百九十字释“三五”二字，《诗集传》却只用了五个字：“三五，言其稀。”又如《召南·采蘩》云：“被之僮僮。”毛《传》说：“被，首饰也。”孔《疏》用五百四十七字解释毛《传》，而《诗集传》只是简单地说：“被，首饰也。编发为之。”孔《疏》的繁重是很惊人的，例如《卫风·伯兮》，孔《疏》用八百三十九字释“殳”字；《齐风·著》，孔《疏》用一千四百六十八字释“著”、“素”二字，而相应的朱注却都只有寥寥数言。这样，《毛诗正义》的篇幅就远远地比《诗集传》来得繁重。例如《豳风·七月》一诗，仅孔《疏》就达一万二千七百九十四字，而《诗集传》的注释只有二千零五十六字（不包括注音），一繁一简，十分悬殊。当然，孔《疏》在经学上自有其价值，对于皓首穷经的经生们来说，烦琐也许还是一种优点。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那些繁重的注释多半是毫无必要的蛇足，有时反而使得诗义晦涩难明，或者歪曲了诗义。相反，《诗集传》的简洁注释，很能启发读者对诗义的理解。所以，与《毛诗》相比，《诗集传》的简洁实在是一大进步。
  此外，《诗集传》在分章时也对《毛诗》作了一些纠正，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根据前人意见。例如《鄘风·载驰》，《毛诗》作五章，《诗集传》则根据苏辙说而将二、三两章合并成一章。又如《小雅·伐木》，《毛诗》作六章，《诗集传》则据刘敞《七经小传》之说而将其合并成三章。
  2．《诗集传》自创新说。例如《大雅·生民》，《毛诗》作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诗集传》则改作第三章十句，第四章八句，并说明这样分章则“音韵谐协……文势相贯，而此诗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间为次。”又如《大雅·行苇》，《毛诗》作七章，《诗集传》则并作四章，并指出：“毛首章以四句兴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协韵。郑首章有起兴而无所兴，皆误。”
  《诗集传》有时还在异篇之间作些对比，例如《齐风·卢令》，《诗集传》说：“此诗大意与《还》略同。”又如《小雅·裳裳者华》的首章，《诗集传》指出：“此章与《蓼萧》首章文势全相似。”这在《毛诗》中是没有先例的。从这些细微之处，也可看出朱熹玩索诗义的工夫很深，因而《诗集传》在艺术分析上要比《毛诗》更细致辞，周密，可谓言简意赅。
  从总体上看，《诗集传》是一部要言不烦的简明注本。这体现了朱熹注释古书的一贯风格。由于简洁，它就不可能在名物训诂上花费太多的篇幅，无论是与其前的《毛诗正义》，还是与其后的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等清人著作相比，《诗集传》在这方面都显得不够宏博精深。然而，《诗集传》也因此而避免了许多繁缛琐屑乃至穿凿附会的缺点。例如《邶风·静女》中“静女其娈，贻我彤管”两句，“彤管”究为何物，各家歧说纷纭。郑《笺》以为是“笔赤管也”，孔《疏》则详释何为“女史彤管之法”云云，全无根据。对此，欧阳修驳得很有力：“若彤管是王宫女史之笔，静女从何得以遗人？”①南宋末年的严粲更釜底抽薪地指出：“古以刀为笔，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②另一种说法称“彤管”为“乐器之属”，③近人魏建功取此说，且引伸说：“管，古时是指乐器中之吹竹的东西，乐器上涂加红彩也不希奇。”④第三种说法是将“彤管”与《静女》第三章所云“荑”视为一物，近人刘大白说：“所以这个彤管，我以为就是那位静女从牧场上采回来的一杆红色的茅苗儿。”⑤董作宾也认为：“荑外面裹的嫩红色的叶托，自然就是彤管了。”且因此而为茅“叙叙家谱”。⑥这些《古史辨》派的学者所论之繁琐比郑、孔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诸家纷纷多言，到底有何根据？我觉得倒不如朱熹《诗集传》中疑则存疑的说法最为可取：“彤管，未详何物，盖相赠以结殷勤之意耳。”在没有根据的时候，宁可存疑而不逞臆妄测，最能体现朱熹实事求是的精神。
  《诗集传》当然不是一部十全十美的注本。除了曲从《诗序》而对部分诗篇的解说不符合文本之外，它关于“协音”的注法明显是不够科学的误说，随着明清以来音韵学的巨大进步，学者们已予纠正，不再赘述。这些缺点都是无庸讳言的，它们是时代对朱熹造成的局限。然而瑕不掩瑜，朱熹的《诗集传》仍是一部前无古人的《诗经》学著作。朱熹对《诗经》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毛、郑等人都是从经学的角度去研究《诗经》的，而朱熹虽然主观上也是把《诗经》当作经学来研究的，但《诗集传》却在很大程度上改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诗经》了。从经学研究走向文学研究，这是《诗经》研究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其学术意义理应受到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