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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比、兴”是《诗经》最重要的艺术手法。《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则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诗”也好，“六义”也好，它们的名目和排序完全相同，显然是名异实同的一组概念。然而在它们中间，“风”、“雅”、“颂”三者与“赋”、“比”、“兴”三者显然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孔颖达指出：“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②对此，朱熹也有相似的理解，《朱子语类》记载说：
  或问《诗》六义，注“三经三纬”之说。曰：“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底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盖不是赋，便是比。不是比，便是兴。如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底，都有赋、比、兴，故谓之三纬。①
  显然，“无诗不有”的赋、比、兴正是《诗经》的最大艺术特点，朱熹对它们的分析也最能体现出他对《诗经》艺术的认识。
  《诗大序》虽然提出了“六义”之说，但是在《毛诗》中仅对“兴”体作了标示，而对赋和比则未予说明。刘勰称为“毛公述传，独标兴体”。②孔颖达解释其原因说：“《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兴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③意谓赋、比二体，一目了然，无需标出，故《毛诗》独标兴体。然而事实上赋、比二体的运用也并非都是一目了然且人无异辞的，完善的注本仍应予以标示。而且《毛诗》对“兴体”的标示有不少混乱之处，其比较严重的有下面两点：
  其一，毛《传》一般是在诗的首章之下标出是否“兴体”，例如《周南·麟之趾》，三章字句基本相同，属于复沓章法，所用的艺术手法应是一样的，而毛《传》仅在第一章下标明“兴也”。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小雅·南有嘉鱼》，毛《传》就仅在第三章下标明“兴也”，孔《疏》在第一章下解释说“此实兴，不云‘兴也’，《传》文略。三章一云‘兴也’，举中明此上下。”
  其二，有时毛《传》没有说是“兴”，郑《笺》却认为是“兴”，例如《鄘风·燕燕》的第一章。有时毛《传》、郑《笺》都没有说是“兴”，孔《疏》却认为是“兴”，例如《周南·螽斯》的第一章，孔《疏》还解释说：“《传》不言兴者……文义自解，故不言之。”也有时毛《传》认为是“兴”，孔《疏》却不以为然，例如《小雅·頍弁》的第一章，毛《传》说：“兴也。”孔《疏》却说：“《传》兴理不明。”
  有鉴于《毛诗》的上述缺点，朱熹《诗集传》在每章之下都标明属于赋、比、兴中的何体，极便读者。关于“赋、比、兴”的分析，《诗集传》在两个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
  首先，《毛诗》标明是“兴”的章节，《诗集传》有时归之于别体。或虽同归于兴体，却对诗义有不同的理解。下文分别举例予以说明：
  第一类，《诗集传》认为是赋体。例如《周南·葛覃》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毛《传》说：“兴也……葛所以为絺綌，女功之事烦辱者。”郑《笺》发挥说：“兴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诗集传》则说：“赋也……盖后妃既成絺綌而赋其事，追叙初夏之时，葛叶方盛，而有黄鸟鸣于其上也。”又如《召南·草虫》云：“喓喓草虫，趯趯阜螽。”毛《传》说：“兴也……卿大夫之妻待礼而行，随从君子。”郑《笺》说：“草虫鸣，阜螽趯而从之，异种同类，犹男女嘉时以礼相求呼。”《诗集传》则说：“赋也……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君子其如此。”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毛、郑为了把诗义附会到封建礼教上去，往往曲解“赋体”为“兴体”，所说极为穿凿。而《诗集传》解为赋体，比较接近诗义。
  第二类，《诗集传》认为是“比体”。例如《邶风·绿衣》云：“绿兮衣兮，绿衣黄里。”毛《传》说：“兴也。”孔《疏》说：“毛以间色之绿不当为衣，犹不正之妾不宜嬖宠。今绿兮乃为衣兮，间色之绿，今为衣而见，正色之黄反为里而隐，以兴……不正之妾今蒙宠而显，正嫡夫人反见疏而微。”《诗集传》则说：“比也……间色贱而以为衣，正色贵而以为里……以比贱妾尊显而正嫡幽微。”又如《唐风·鸨羽》云：“肃肃鸨羽，集于苞栩。”毛《传》说：“兴也……鸨之性不树止。”郑《笺》说：“兴者，喻君子当居安平之处，今下从征役，其为危苦，如鸨之树止然。”《诗集传》则说：“比也……言鸨之性不树止，而今乃飞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便于劳苦，今乃久从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职也。”这种情况相当常见，尽管《毛诗》和《诗集传》对于诗义的理解几乎是相同的，但是一则以为“兴”，一则以为“比”。这说明汉人和宋人对于“比”、“兴”的概念是有差别的。毛《传》没有给“兴”下过定义，《周南·关睢》的郑《笺》说：“兴是譬喻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曰‘兴’。”郑《笺》、孔《疏》在具体解说“兴”体时总是说：“兴者，以喻……”他们对“兴”的理解主要着眼于“譬喻”，接近朱熹对“比”所下的定义：“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①可以说，汉人对“比”、“兴”二体的区分没有朱熹来得清楚。
  第三类，《毛诗》与《诗集传》都认为是“兴”体，但实际上却是各有各的理解。例如《郑风·山有扶苏》的首章：“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传》说：“兴也。”郑《笺》说：“兴者，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也。荷华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颠倒失其所也。”《诗集传》则说：“兴也……山则有扶苏矣，隰则有荷华矣。今乃不见子都，而见此狂人何哉。”又如《秦风·车邻》的第二章：“阪有漆，隰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毛《传》说：“兴也。”郑《笺》说：“兴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诗集传》则说：“兴也。阪则有漆矣，隰则有栗矣。既见君子，则并坐鼓瑟矣。”毛、郑的所谓“兴”，带有“譬喻”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了。值得注意的是，《诗集传》似乎没有对此作出什么具体分析。这大概是因为朱熹对“兴”的定义是：“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②而“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关系朱熹认为比较明显，他就不作分析。
  其次，《诗集传》除了对“赋、比、兴”三体都一一标明以外，还指出有些诗对这些手法综合运用的特殊现象：
  第一类是“赋而比”，例如《邶风·谷风》的第二章和《小雅·小弁》的第八章。
  第二类是“赋而兴”，例如《卫风·氓》的第六章、《王风·黍离》的三章和《郑风·野有蔓草》的二章。
  第三类是“比而兴”，例如《卫风·氓》的三章和《曹风·下泉》的四章。
  第四类是“兴而比”，例如《周南·汉广》的第三章和《唐风·椒聊》的二章。
  第五类是“赋而兴又比”，例如《小雅·頍弁》的三章。
  我们按照《诗集传》所指明的“赋、比、兴”运用的情况来统计《风》、《雅》、《颂》三个部分中各体所占的章数，可得下表①：
  若计其篇数，则可得下表：
  这就能一目了然地看清“赋、比、兴”三体在《诗经》中出现的频率及其在各个部分中所占的比重，所以《诗集传》给进一步研究《诗经》的“赋、比、兴”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那么，除了对《诗经》中每一首诗都作了细致的分析，从而有利于读者理解之外，《诗集传》对“赋、比、兴”手法的分析有没有其他价值呢？或者说，《诗集传》对“赋、比、兴”的分析有什么整体性的理论价值呢？
  关于“赋、比、兴”的定义，郑玄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①孔颖达则说：“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比者，以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故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兴者，兴起志意，赞扬之辞，故云见今之美，以喻劝之。”①郑、孔的定义，完全是建立在“美刺之说”的基础上的，其前提是《诗经》中的每一首诗都含有美刺之意，非美即刺。既然我们已经确知这个前提并不能成立，那么郑、孔的定义当然就不可能是正确的。相比之下，倒是郑众关于比、兴的定义较为可取：“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②可惜他语焉不详，含义不够明晰。此外，刘勰也对“赋、比、兴”作过理论上的探讨，他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③又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④刘勰的思考显然比郑玄更为深刻，但是他关于比、兴的说法仍没有完全摆脱“美刺”说的牢笼，仍然沿续了郑玄的基本观点，因而也还未能全面地概括《诗经》并进而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法则。在上述理论背景下，朱熹对“赋、比、兴”提出了新的定义，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⑤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⑥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⑦
  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钓起，因而接续去者，兴也。引物为况者，比也。①
  从表面上看，朱熹关于“赋、比、兴”的定义，尤其是关于“赋”和“比”的定义，似乎与前人相去不远。然而我们应注意到朱熹的定义已根本排除了与“美刺”之说的瓜葛，所以既更符合《诗经》艺术的真实情况，又具备了更有普适意义的理论品格。今人或以为朱熹关于“赋、比、兴”的定义仅仅是因为表述得“简单明了”故而流传广远②，实属误解。
  “赋”是《诗经》中用得最多的手法。据朱熹《诗集传》的分析，独用“赋”体的章数即达747章，占《诗经》总章数的三分之二。然而由于“赋”体被认为是直截浅露，无需解说的，所以毛《传》中既不标明，后人对它的理论分析也很少。朱熹对“赋”的讨论也远不如“比”、“兴”之体来得多，然而他关于“赋”的分析仍有值得注意之处，那就是他把一些被毛《传》解作“兴”体的诗认定为“赋”体，从而揭示了诗歌的民歌性质。例如《郑风·风雨》：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毛《传》释首章云：“兴也。风且雨，凄凄然。鸡犹守时而鸣，不变改其节度。”《小序》解全诗为：“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熹则把三章都解为“赋也”，且分析说：“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显然，朱熹对此诗的解释是符合诗义的，而《小序》所解则是穿凿附会。若从艺术分析的角度而言，《小序》的错误正在于把“赋”体误判为“兴”体，既然毛、郑眼中的“兴”是“取善事以喻劝之”，那就必须从“鸡鸣”这件事上引伸出赞美之意来，于是就产生了“守时而鸣”的臆说。而朱熹把此诗解作“赋”体，实即认定它是出自民间男女之口的民歌，是“淫奔之女”“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这样，诗中的“君子”就合理地被解为“指所期之男子也”，因为恋爱中的女子当然会对意中人予以美称，而不必追究此人是否是真正的“君子”。
  朱熹对所谓“淫诗”的正确辨认大都与他对“赋”体的认识有关，因为民间的爱情诗虽然也会运用比、兴手法，但其总体性质却是自叙其事的“赋”体。朱熹对“风”的理解是“民俗歌谣之诗”①所以《诗集传》中对《国风》的解读即以“赋”体居多（见上表）。可以说，朱熹对《国风》民歌性质的认识与其对“赋”体的认识是互为表里的。《诗集传》中对“赋”体的标示及阐释似乎平淡无奇，其实却蕴含着重大的学术意义，它是朱熹清除汉儒的曲解并使《诗经》中的民歌复现其本来面目的标志。
  “比”是古代诗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由于用以相比喻的两个事物之间总是有着某种相似性，所以它也是比较容易辨认的。毛《传》不标，当因此故。朱熹对“比”的定义有两个，一为“以彼物比此物”，二为“引物为况”，前者因见于《诗集传》故广为人知，后者仅见于《朱子语类》故较少受到注意。其实前者是不够周密的，因为用“比”来表达的对象不一定是“物”，它也可以是一个事件，或一种状况，所以我认为后一种定义更为准确。《诗集传》中对“比”体的分析多有精采之处，尤其是那些通篇用比的作品，例如《豳风·鸱鸮》：
  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瘁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小序》释此诗为：“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毛《传》定首章为“兴”体，且释二、三句曰：“宁亡二子，不可以毁我周室。”郑《笺》、孔《疏》则进而将全诗都解作鸱鸮之言，对鸱鸮何以在首章中自呼其名则未作任何说明。朱熹虽然也从《小序》之说，认此诗为周公所作，但是《诗集传》对此诗的艺术分析却很有眼光，它把四章都解作“比”体，试看其对第一章的解说：“比也，为鸟言以自比也……托为鸟之爱巢者，呼鸱鸮而谓之曰：‘鸱鸮鸱鸮，尔既取我之子矣，无更毁我之室也。以我情爱之心，笃厚之意，鬻养此子，诚可怜悯。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毁我室乎！’”如此解读，不但意思通顺，且十分符合鸟的口吻，也即此章为善良的鸟对恶鸟的控诉之词，而全诗也都为此鸟的哀诉，故而是一篇完整的“鸟言诗”也即“禽言诗”。朱熹所谓“为鸟言以自比也”，即认定这是诗人假托鸟言以自诉其苦。如果不把诗人落实为周公，而是指一个遭受欺侮的普通人，那么朱熹的解读就无懈可击了。从《诗集传》的解说来看，朱熹把此诗全篇都认为“比”体，又意识到诗中纯为鸟言，意即只出现了“比”体所引之物，而并未出现“为况”的对象，应该说这是对此诗艺术手法的很准确的理解。《诗集传》中与之类似的分析尚有《周南·螽斯》、《魏风·硕鼠》等，兹不赘述。
  “兴”是《诗经》六义中最为众说纷纭的一个概念，以至于朱自清先生为之发出“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之叹。①我们想在这里讨论的是朱熹关于“兴”的观点有什么学术意义。
  从表面上看，朱熹关于“兴”的定义似乎太简单，姚际恒即批评它说：“语邻鹘突，未为定论。故郝仲舆驳之，谓‘先言他物’与‘彼物比此物’有何差别？是也。”②“鹘突”意谓糊涂，也即模糊不清。一般说来，一个概念的定义当然以清晰明确为佳，模糊则为大忌。然而我认为对于“兴”而言，“鹘突”正是朱熹定义的优点。在朱熹之前，人们关于“兴”的体认实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从读诗的角度着眼的，孔子说：“兴于诗。”③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说：“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显然这是说通过读诗而获得情志方面的感染激发，是指《诗》的作用而不是诗人写诗的艺术手法。另一类是从作诗的角度着眼的，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正如上文所述，古人关于“兴”的定义都不惬人意，其部分原因即在于那些定义过于清晰明确，例如郑玄的定义，把“兴”规定为“取善事以劝喻”，显然大大地缩小了“兴”的运用范围，也降低了其艺术价值。再如孔颖达所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④这个定义大致不错，但他把所引之类限定为“草木鸟兽”，则显然太狭隘，其实有些诗并不以“草木鸟兽”来起兴，例如《邶风·绿衣》云：“绿兮衣兮，绿衣黄里。”毛《传》亦以为“兴”。再如刘勰所云：“兴则环譬以托讽。”即“兴”的手法是围绕着比喻而表达意旨的。而事实上《诗经》中许多“兴”并不含有比喻的意味，如《秦风·黄鸟》：“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毛《传》认此为“兴”，郑《笺》解之曰：“黄鸟止于棘，以求安己也。此棘若不安则移。兴者，喻臣之事君亦然。”显然十分牵强，因为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比喻的关系。《诗集传》解曰：“盖以所见起兴也。”则比较稳妥。由此可见，如果把“兴”的定义说得过于明确，倒反而会影响其准确性。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兴”的手法实起源于原始宗教观念，它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才成为《诗经》中的表现形态。①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而且认为既然“兴”的形成经过了长期的演化过程，它的内涵就一定十分丰富，其性质也一定比较模糊，任何过于明确的定义都可能对它造成削足适履的损害。只有比较宽泛、比较模糊的定义才可能接近其本质，且包容其多义性。朱熹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胜于那些貌似精确的定义。所谓“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意即“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仅存在一种“引起”的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类似于比喻，但也可能完全不包含比喻在内。所以朱熹又说“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②当弟子们以“《诗传》说六义，以‘托物兴辞’为兴，与旧说不同”为问时，朱熹答道：“觉旧说费力，失本指。如兴体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说将起，或别自将一物说起，大抵只是将三四句引起，如唐时尚有此等诗体，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别借此物，兴起其辞，非必有感、有见于此物也。有将物之无，兴起自家之所有；有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①他还说：“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②“巴鼻”，犹言“把柄”，在这里是缘由的意思。朱熹认为“兴”往往是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可寻的，故而其中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这就造成了“兴”体的歧义性，即“兴体不一”。他在《诗集传》中即对各类兴体作了具体的分析，以下几类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包含有比喻关系的“兴”体，例如《卫风·淇奥》的第一章：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诗集传》解之曰：“兴也……卫人美武公之德，而以绿竹始生之美盛，兴其学问自修之进益也。”即“绿竹”这个物与所咏之“君子”都具有美好且日益美盛之特征，也即含有比喻的关系在内。需要指出的是，《诗集传》中这一类“兴”体为数甚少，可见朱熹认为这不是“兴”体的主要形式。
  2．包含有反比关系的“兴”体，即朱熹所谓“将物之有，兴起自家之所无”者，例如《邶风·雄雉》的首章：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诗集传》解之曰：“兴也……妇人以其君子从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飞舒缓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从役于外，而自遗阻隔也。”显然，“雄雉”这个物所具有的“泄泄其羽”之特征，恰恰是所咏之词“我之所思者”所不具备的，这是一种反比关系，或可称之为反向的起兴方式。朱熹之前未见有人指过这种“兴”体。对于此诗，毛《传》亦认作“兴”体，然郑《笺》解之曰：“兴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奋讯其形貌，志在妇人而已。”硬将其释为比喻关系，显然不合诗义，其失正在于对“兴”体性质的片面理解。
  3．不包含逻辑关系，只是“借眼前物事说将起”的“兴”体，例如《王风·中谷有蓷》的首章；
  中谷有蓷，暵其干矣。有女仳离，嘅其叹矣。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诗集传》解之曰：“兴也……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其悲叹之词也。”显然，“中谷有蓷”这个“物”与“室家相弃”这个“所咏之词”并无类比关系，诗人只是看到这个物体，偶然触动愁肠，遂借之起兴而已。郑《笺》却强为之解曰：“兴者，喻人居平安之世，犹鵻之生于陆，自然也。遇衰乱凶年，犹鵻之生谷中，得水则病将死。”①诗中明明说“暵其干矣”，何从得出“得水则病将死”之意？郑《笺》之所以不得正解，失误仍在于他一定要从“兴”体中找出类比关系来，却不知在此类“兴”体中本来就不存在比喻关系。
  4．不包含逻辑关系，也不是“借眼前物事说将起”的“兴”体，例如《王风·扬之水》的首章：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
  《诗集传》解曰：“兴也……平王以中国近楚，数被侵伐，故遣畿内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诗也。兴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按：《召南·小星》首章云：“嘒彼小星，三五在东。肃肃宵征，夙夜在公。实命不同。”《诗集传》认为这是“因所见而起兴”，又说：“其于义无所取，特取‘在东’、‘在公’两字之相应耳。”意即这种“兴”体主要着眼于声韵之相近。同样，《扬之水》首章中前二句与后二句之间也仅仅在由“之”字与“不”字所组成的句法上有类似之处，故据之起兴。郑《笺》强解曰：“激扬之水至湍迅，而不能流移束薪。兴者，喻平王政教烦急，而恩泽之令不行于下民。”凭空增添出“恩泽不行”这层诗中根本没有的意思，正属“增字解经”之大病，而对诗中所兴起的“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两句与前二句有何关系却反而未作任何交代，可见这种认为“兴”一定要包含比喻关系的理解常会导致胶柱鼓瑟，而朱熹的解释则显然比较合理，已为今人普遍认同。
  在上面四种“兴”体中，只有第一种类似于刘勰所云“环譬以托讽”，其余三种则都与前人对“兴”的理解不同，后二种更是所谓“全无巴鼻”者。由此可见，朱熹对“兴”体的定义特别简单且比较模糊，而他对“兴”的种类分析却格外丰富，这两者正体现出内涵与外延成反比的逻辑关系。可以说，关于“兴”的理解，朱熹的成绩是前无古人的。姚际恒对朱熹关于“兴”的定义不以为然，又自诩能“分兴为二：一曰‘兴而比也’，一曰‘兴也’”，①其实他所说的两种“兴”体早已被朱熹的分析所涵盖了。
  此外，《诗集传》对赋、比、兴三种手法的综合运用的情况也作了很好的分析，现以《卫风·氓》的第三章和第六章为例：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对于第三章，《诗集传》解曰：“比而兴也……言桑之润泽，以比己之容色光丽。然又念其不可恃此而从欲忘反，故遂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朱熹认为这一章中首二句是“比”体，以润泽之桑比喻女貌鲜丽，但“桑”此物与“鸠食桑葚”有直接关系，而“鸠食葚多则致醉”则被用来起兴“女无与士耽”之意。这真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比兴手法，但经朱熹条分缕析后，即脉络清晰易于理解了。对于第六章，《诗集传》解曰：“赋而兴也……言我与女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见弃如此，徒使我怨也。淇则有岸矣，隰则有泮矣，而我总角之时，与尔宴乐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复以至于此也。此则兴也。”一般来说，“兴”体必须在一章的开头，而此章却是以三、四句起兴，是为特例。朱熹对此的分析可谓心细如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