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诗经》无疑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但由于孔子曾以它作为教育弟子的教材，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跻身于儒家的经典之列。汉代独尊儒术，研究《诗经》的学者很多，且形成了齐、鲁、韩、毛等不同的学派，斗争十分激烈。东汉以后，齐、鲁、韩三家诗逐渐衰落，《毛诗》代之而兴，最后成了定于一尊的说诗权威。
  到了唐代，孔颖达奉敕撰就《毛诗正义》，更是把毛公的《传》、郑玄的《笺》当作经文一样地尊奉。虽说毛《传》、郑《笺》不尽相同，孔颖达的疏也间有新义，但总的说来，《毛诗正义》是代表汉学的权威性的《诗经》注本，而《毛诗》置于首篇《关雎》之前的“大序”和置于其余各首之前的“小序”便成为对诗义的权威性解说，自唐初至五代，从未受过任何怀疑。
  到了北宋，欧阳修、苏辙等学者开始对《毛诗》，尤其是《小序》有所怀疑。欧阳修著《诗本义》，对《小序》及毛《传》、郑《笺》都有所指摘。例如《周南·麟之趾》、《召南·鹊巢》、《召南·野有死麇》等篇，欧阳修都认为《小序》的解释是错误的。苏辙著《诗集传》，对汉儒关于《诗序》为孔子、子夏所作的说法提出质疑，他自己对《小序》只取首句，对首句以后的文字则常予辨驳。欧、苏对《毛诗》的怀疑虽然还不够彻底，但他们打破了疏不破注的传统经学模式，从而在《诗经》研究领域内注入了大胆怀疑的精神。及至南宋初年，郑樵著《诗辨妄》，认为《诗序》皆出汉人之手，而且直斥为“村野妄人所作”，①把《诗序》尤其是《小序》驳得体无完肤。其后，王质著《诗总闻》，干脆废弃《诗序》，自出己意来解说诗义，开“去序言诗”之风。②对于欧、苏、郑等人的疑序、攻序之说，恪守经学传统的学者当然会视之为离经叛道，于是群起而攻之。北宋时程颐即对欧、苏之论大不以为然，《伊川先生语》卷四载：“问：《诗》如何学？曰：只在《大序》中求。《诗》之《大序》，分明是圣人作。”“问：《诗小序》何人作？曰：《序》中分明言国史明乎得失之道，盖国史得于采诗之官。”③到了南宋，范处义、吕祖谦等人针对郑樵《诗辨妄》的废序说，分别写成《诗补传》和《吕氏家塾读诗记》，解诗一遵《小序》。周孚则干脆写成《非诗辨妄》，其自序云：“先儒急于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即六经之《诗》而训诂之。虽其教与古异，而意则一也。自汉以来，六经之纲维具矣。学者世相传守之，虽圣人起，未易废也。而郑子乃欲尽废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见于予书。”书中选择郑书中四十二则内容，务欲除之而后快。①正是在疑序和遵序两派激烈争论的学术背景中，朱熹展开了他的《诗经》研究。
  我们知道，朱熹对《诗序》的态度，经历了从信奉到怀疑，再到否定的漫长过程。从始撰《诗集解》到雠校《诗集传》的多种翻刻本，《诗经》研究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②由于朱熹自己声明《诗集解》中的观点是“少时浅陋之说”，③我们无疑应以他直至临终前数年间仍在不断地雠校且自以为“无复遗恨”的《诗集传》二十卷为研究其《诗经》学观点的对象。④
  对于《大序》，朱熹没有明白地表示反对。在今本《诗集传》中置于卷首的《序》实撰于淳熙四年（1177），本是为说诗尚遵《小序》的《诗集解》而作，当然不会违背《大序》，故不足为凭。但即使在《诗集传》中，朱熹对《大序》也是基本遵从的。例如《周南》的解题云：“《小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斯言得之矣。”朱熹所称“小序”，其实正是通常所称的《大序》。⑤朱熹对此表示同意。此外，朱熹在平日的言谈中也时常涉及《大序》中的论点，例如《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朱熹则说：“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①又如《大序》云：“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朱熹则说：“《诗大序》只有六义之说是。”②在朱熹看来，《诗序》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认为：“《小序》汉儒所作，有可信处极少。《大序》好处多，然亦有不满人意处。”③朱熹对《大序》基本认可的原因在于《大序》是对《诗经》的性质、功用及意义的总体说明，并未具体解释每篇作品的含义，而且其观念大多是儒家理论的阐述，朱熹对那些理论本来就是信从的，他只是对《大序》中某些部分感到不满，例如《大序》云：“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朱熹反诘说：“《大序》亦有未尽，如‘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只是说正诗。变风何尝止乎礼义？”④这是由于《大序》认为“变风”也即除了《周南》、《召南》以外的十三国风的写作是“国史明乎得失之道，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而朱熹却认为十三国风是民间歌谣，其中且多“淫奔之诗”（说详下文），故不可都谓之“止乎礼义”。他举例说：“如变风《柏舟》等诗，谓之‘止乎礼义’，可也。《桑中》诸篇，曰‘止乎礼义’，则不可。”⑤显然，这里朱熹虽然在驳斥《大序》，但其内容却与《小序》有关，也即与对具体作品的解说有关，而不是反对《大序》的基本理论。
  从总体上看，朱熹对《小序》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说：
  《小序》极有难晓处，多是附会。如《鱼藻》诗，见有“王在镐”之言，以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类极多。①
  《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子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到《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②
  《诗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诗人亦有意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与诗全不相合，诗词理甚顺，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③
  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④
  一则曰“难晓”，二则曰“不可信”，三则曰“全不可信”，似乎把《小序》说得一无是处。朱熹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小序》之“附会”事实，妄言“美刺”，所以《序》与诗“全不相合”。既然《小序》与诗之本意“全不相合”，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读诗“须先去了《小序》”。这些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可商的余地。那么，朱熹解诗果真是完全抛弃《小序》吗？让我们先对《诗集传》作一些数量分析。《诗集传》中对于每一首诗主题的解说，按其与《小序》的关系，可归纳为下面五种情况：
  1．说明采取《小序》说。
  例如《周南·关睢》，《小序》说：“《关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诗集传》中对这几句话全部照录，然后说：“斯言得之矣。”又如《邶风·式微》，《小序》说：“《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诗集传》则说：“旧说以为黎侯失国而寓于卫，其臣劝之曰：‘衰微甚矣，何不归哉。’”后面又说：“此无所考，姑从《序》说。”可见所谓“旧说”，即指《小序》而言。
  2．不提《小序》，而全袭其说。
  例如《周南·樛木》，《小序》说：“《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诗集传》则说：“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与《小序》完全相同。又如《小雅·车攻》，《小序》说：“《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诗集传》则说：“至于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故诗人作此以美之。”虽然没说“复古”二字，但大意乃至字句都与《小序》相同。
  3．与《小序》大同小异。
  这一类情况比较复杂，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小类：
  （1）释义稍有不同。例如《周南·桃夭》，《小序》说：“《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诗集传》则说：“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小序》归美后妃，《诗集传》则归美文王，然而正如孔《疏》所云：“此虽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内赞之致”，所以二说并不龃龉。另外，《小序》着眼于男子不作鳏民，《诗集传》着眼于女子能宜室家，都是说的“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所以大意是相同的。
  （2）释义基本相同，但《小序》拘于美刺之说，在作进一步的阐发时就犯了穿凿附会的错误。例如《小雅·谷风》，《小序》说：“《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诗集传》则说：“此朋友相怨之诗也。”二者对诗义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小序》硬说这是“刺幽王也”，其实并无根据。这一类诗在《小雅》中比较多，《诗集传》的说法往往比较合理，而《小序》的“刺某某也”则多数是靠不住的。
  （3）释义基本相同，但对诗的作者的说法不同。例如《大雅·江汉》，《小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公平淮夷。”《诗集传》则说：“宣王命召公平淮南之夷，诗人美之。”没有指明作者是谁。也有相反的情况，如《大雅·文王》，《小序》说：“《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没有指明作者是谁。而《诗集传》则说：“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前一种情况比较多，而《小序》所指出的作者，多数是不可信的。
  （4）释义基本相同，但对作诗的时代说法不同。例如《小雅·节南山》，《小序》说：“《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诗集传》则说：“此诗系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乱。”说此诗是家父所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诗中有“家父作诵”一句，但是这个“家父”是否处于幽王时代，《诗集传》对之表示怀疑：“《序》以此为幽王之诗，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作聘，于周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终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异。大抵《序》之时世皆不足信，今姑阙焉可也。”
  4．与《小序》不同。
  这一类诗比较多，大致上可分为下面两种情况：
  （1）释义截然不同。例如《小雅·小宛》，《小序》说：“《小宛》，大夫刺宣王也。”《诗集传》则说：“此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并批评《小序》说：“此诗之词最为明白，而意极恳至。说者必欲为刺王之言，故其说穿凿破碎，无理尤甚。”在这种地方，《小序》确实常因拘于“美刺”之说而歪曲诗义。朱熹的解释尽管也不尽正确，但他能打破《小序》“美刺”说的框框，自有其可取之处。此外，《国风》中的许多爱情诗，《小序》常常尽情曲解，把它们都纳入维护封建政治或封建礼教的轨道，而朱熹则认为它们都是民间男女之间的“淫奔之诗”。相较而言，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详见下文。
  （2）释义无大分歧，但认其为刺为美则截然相反。例如《小雅·瞻彼洛矣》，《小序》说：“《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受命诸侯，赏善罚恶焉。”《诗集传》则说：“此天子会诸侯于东都以讲武事，而诸侯美天子之诗。”此诗的本文很明确，是赞美天子的话，而《小序》因为它属于“变雅”，所以一定要把它说成是“刺”诗，就硬捏造了一个“美古以刺今”的框框，将一批同类的诗塞了进去，显然是不合诗义的。
  5．《小序》强加解说，《诗集传》则认为不易解，应予存疑。这类诗较少。例如《卫风·芄兰》，《小序》说：“《芄兰》，刺惠公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诗集传》则说：“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又如《小雅·鼓钟》，《小序》说：“《鼓钟》，刺幽王也。”《诗集传》则说：“此诗之义未详。”而细读诗的本文，就可发现《小序》的说法确实是非常牵强的。
  上述五种情况在全部《诗经》中的篇数有如下表：
  一、二两类共计82首，也即朱熹同意《小序》说的诗共占《诗经》总数的27％。三、四两类共计215首，也即朱熹对《小序》说有异议的诗共占《诗经》总数的70％。这说明朱熹对《小序》的态度是有取有舍，既不曲从，也不尽废，但是改正《小序》说的比较多。这几种情况在全书各部分中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比如在《郑风》21篇中，《诗集传》与《小序》说不同的就有14篇，占三分之二。这主要是因为《郑风》中民歌特别多，所以受到《小序》的歪曲也特别严重。这说明《诗集传》对《小序》的修正，主要是针对那些受到《小序》严重歪曲的诗篇而发的。朱熹对《小序》或从或弃，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需要辨析的是朱熹沿袭《小序》的情况。如上表所示，《诗集传》采取《小序》说的诗篇约占《诗经》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对于这种情况，后代学者往往予以严厉的批评，清人姚际恒指责《诗集传》说：“况其从《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从而阴合之者，又有意实不然之而终不能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莫若《集传》’，盖深刺其隐也。”①本世纪30年代的《古史辨》派对此也持类似的看法，例如陈槃说：“宋代出了一个郑樵，一个朱熹，比较‘毛学究、郑呆子’进步得多了。可惜，郑樵《诗辨妄》不能流传，而朱熹的态度并不彻底。”②郑振铎说：“朱熹的《诗集传》……在他的许多坏处里，最大的坏处，便是因袭《毛诗序》的地方太多。许多人都公认朱熹是一个攻击《毛诗序》最力的，而且是第一个敢把《毛诗序》从《诗经》里分别出来的人。而在实际上，除了朱熹认《国风》的‘风’字应作‘风谣’解，认《郑风》是淫诗，与《诗序》大相违背外，其余的许多见解，仍然都是被《诗序》所范围而不能脱身跳出。”③而俞平伯则索性说：“朱熹为攻击《小序》之祖师，但他实往往做《小序》的奴才！”①上述诸人对朱熹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因为我们在上文的数量分析已经说明《诗集传》采用《小序》说的不足全书的三分之一，说他反《序》“并不彻底”还可以，怎么可以诋之为“做《小序》的奴才”？况且在宋代，遵《序》的势力还相当大，疑《序》往往被视作离经叛道，郑樵、朱熹反对《小序》所需的勇气实在不是几百年后的人所容易想象的。而且我认为对朱熹沿袭《小序》的地方，尚且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首先，《诗经》中有些篇章，所咏之事比较明确，《小序》对它们的解说也就比较准确。例如《齐风·南山》，诗中有“鲁道有荡，齐子由归”之句，直言不讳地讽刺齐襄公与胞妹文姜私通的禽兽之行。此事在《春秋》、《左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小序》解之曰：“《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这当然不大可能是误解，所以《诗集传》中也沿用其说。后代说诗一意与朱熹立异的姚际恒也承认此诗“明是齐襄公、文姜之事”，②可见在这种地方，朱熹是不得不与《小序》同的。还有一些篇章在古代史书中曾有记载，例如《小雅·湛露》，《小序》解曰：“天子燕诸侯也。”显然，这是根据《春秋左传》（文公四年）中所载宁武子之言的，故《诗集传》也从《小序》说，且指明其根据是：“《春秋传》：‘宁武子曰：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赋《湛露》。’”这种解释于文献有征，比较合理，朱熹从之，也是合情合理的。朱熹曾说：“如《小序》亦间有说得好处，只是杜撰处多。”③这种既知其非，亦不讳其是的态度正是朱熹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其次，《诗经》中有些篇章，《小序》的解说虽然不无穿凿附会之病，但是却符合儒家的诗教理论，于是朱熹投鼠忌器，不敢公然表示怀疑。我觉得“二南”的情况就是如此。孔子曾对“二南”极表重视，他对其子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①他还赞扬《周南》的第一篇《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②《大序》把《周南》、《召南》分别系之于周公和召公，认为它们是“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朱熹对此基本同意，他也把它们看作是周公和召公所治之国的诗，他说：周“徙都于丰，而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为政于国中，而召公宣布于诸侯，于是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盖三分天下有其二焉。至子武王发，又迁于镐，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
  应该承认，源于《诗序》的对“二南”的这种解释，最能符合儒家重视诗歌的政治教化功能之说，也比较圆满地说明了孔子重视“二南”的原因。所以尽管这种说法并无事实根据，对诗歌本文的解读也很牵强，但对于朱熹来说，却是一种出于无奈的选择。否则的话，如果他也像对《郑风》一样地解读“二南”，即直接从本文出发，那么就难免要把“二南”中的某些诗也解作“淫诗”。但是淫诗如何能体现周公、召公之教化呢？如果进而否定“二南”是“王者之风”、“诸侯之风”，那么又如何解释孔子对它们的重视？我推测朱熹在解说“二南”时，多半是心虽有疑而口不敢言，只好姑且虚与委蛇，沿用旧说。试看《召南·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
  此诗与《郑风·将仲子》等篇如出同一机杼。朱熹既然能看出后者为“淫奔者之诗”，安会对前者毫无所疑？然而他却解之曰：“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贞洁自守，不为强暴所污者。故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甚至对末章也强解曰：“其凛然不可犯之意，盖可见矣。”而《小序》对此诗的解说是：“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表面上一作美，一作刺，但对此诗本义的看法却是相同的，即都是把它解作女子拒绝男子之非礼，从而与“文王之化”勉强联系起来。朱熹虽然没有明言从《小序》之说，但他的阐释方式分明是受其影响的。后人斥此为“可怜一班经学家的心给圣人之道迷蒙住了！”①若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不算过分。可是细读《诗集传》，仍可察见朱熹怀疑《小序》的蛛丝马迹。他在“故诗人因所见以兴其事而美之”这句话后又说：“或曰：赋也，言美士以白茅包死麇，而诱怀春之女也。”俞平伯说：“以今观之，‘或曰’实即朱子之意，惟不敢明言耳。”②的确，以朱熹识破《郑风》中那些“淫诗”的眼光，他对《野有死麇》的情歌性质不会不有所觉察。所谓“赋也”，意即这是对一件爱情故事的叙述，本与“文王之化”无关。可惜朱熹既已认可了《诗序》对《周南》、《召南》性质的界定，那么他对“二南”诗的解说都不能违反“文王之化”的大前提，于是只好勉强接受《小序》的说法了。对于《诗集传》中“二南”部分曲从《小序》的原委，清人崔述有很清晰的分析：“《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郑、孔以来，说诗者皆以为在文王之世。朱子《集传》因之，既皆以为文王时诗，势不得不以为有正而无邪。于是《汉广》之游女，《行露》之速讼，《摽梅》之迨吉，《野有死麇》之怀春，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致，风俗之美。”①诚然，周文王、周公是儒家理想中的圣贤，文王之世是儒家理想中的盛世，汉儒既系“二南”于文王之世，自不得不视“二南”诗为“文王之化”的体现。对此，理学家朱熹即使心有所疑也是不便公然违背的。我们固然应该指出《诗集传》中的这些谬误，但同时也应对朱熹心中的苦衷给予充分的理解。
  《诗集传》中关于“笙诗”的说法也值得一提。《小雅》中《南陔》等六首诗，有题无词，即所谓“笙诗”。《小序》却对这六首诗都有解说：“《南陔》，孝子相戒以养也。”“《白华》，孝子之洁白也。”……又说：“有其义而亡其辞。”辞亡而义独存，实在难以使人相信。于是郑《笺》解释说：“孔子论诗，‘雅颂各得其所’，时俱在耳。篇第当在于此，遭战国及秦之世而亡之，其义则与众篇之义合编，故存。至毛公为《诂训传》，乃分众篇之义，各置于其篇端云。”但是这种假设是建立在以《诗序》为子夏所作的基础上的，事实上《诗序》乃汉人所作，所以郑《笺》也是谬说。而且齐、鲁、韩三家诗皆无此六篇，《毛诗》安得独存其义？《诗集传》则提出了新的见解：“《乡饮酒礼》：鼓瑟而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然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燕礼亦鼓瑟，歌《鹿鸣》、《四牡》、《皇华》，然后笙入，立于县中，奏《南陔》、《白华》、《华黍》。《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之义，然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辞明矣。”朱熹根据《仪礼》的具体记载，说明当时典礼用乐时，对《鹿鸣》等有辞的诗都可“歌”，而对《南陔》等六诗却只能“笙”、“乐”、“奏”（即用乐器演奏），由此而证实《南陔》等六诗是“有声而无辞”的“笙诗”。《诗集传》的说法既有根有据，又合情合理，而《小序》对此六诗的题解是没有什么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