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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两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朱熹的诗文批评都带有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那么，在整体上，朱熹对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持什么看法呢？
  首先，朱熹认为文学技巧是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地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学的进步，却反而使文学越来越萎靡不振。先看几则朱熹关于散文的语录：
  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①
  汉初贾谊之文质实，晁错说利害处好，答制策便乱道。董仲舒之文缓弱，其答贤良策，不答所问切处，至无紧要处，又累数百字。东汉文章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②
  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更实。到杜钦、谷永书，又太弱无归宿了。③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著力要变，变不得……文气衰弱，直至五代。④
  显然，朱熹认为古今文章演变的关键是骈偶化。当然，事实上俪辞偶语与散行单句同样源于上古，在先秦典籍中俪辞偶语在在皆是，不胜枚举。⑤但是朱熹的归纳仍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古典籍中的俪辞偶语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当时的文章或骈或散，多数是散中夹骈，都不是作家有意的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骈文。到了汉代，由于受到日益发达的辞赋的影响，文士们越来越注意多用骈俪句式，骈文也就应运而生。从现代的文学观念来看，骈文乃是一种纯粹的美文，它的产生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在主张“文以载道”的朱熹看来，骈四俪六不但无助于载道，而且还会妨碍载道。这样，他就势必对骈体不抱好感。此外，就文章的气势、力量而言，骈文确实很难与散文相比。尤其是当作家们过分醉心于骈四俪六，过于在典故、丽辞上追求精丽工巧之后，骈文势必变得纤巧萎弱，从而使西汉以前的文章所具有的浑厚壮大之气势丧失殆尽。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朱熹对骈偶化就不免要深恶痛绝了。
  再看两则关于诗歌的言论：
  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①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辞，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①
  第一则从押韵的角度批评诗歌今不如古：古人押韵完全出于天然，“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后人对押韵的要求越来越严，不但韵部细密，而且还产生了和韵、次韵等等手段。对形式的过分关注影响了内容的表达，“却无意思”。第二则对古今诗歌的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考察，将它分成三个阶段，分段的标准是诗歌的格律化的程度：魏晋以前，诗歌尚处于自然朴素的阶段，对声律没有什么讲究。自晋宋至唐初，诗人们对如何运用四声使音调和谐进行探索。自沈佺期、宋之问始，诗歌的格律化完成，律诗成为五、七言诗最重要的形式。朱熹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是每况愈下，所以他真正认可的只有第一个阶段的古诗，认为那是“诗之根本准则”，而对于谢灵运、颜延之以后的诗歌不以为然，认为诗歌格律化以后，诗歌的准则被破坏了，古诗自然朴素的风貌一去不复返了。对朱熹来说，作诗的目的本在于言志抒怀，吟咏情性，艺术上的工拙则是次要的。而律诗的种种规范、要求却都是着眼于形式的，如果诗人在形式上耗尽心力，势必无法一心一意地言志抒怀。朱熹明确地指出：“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②
  因此，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朱熹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他看到了诗文在形式上越来越细密巧丽的史实，但他不认为这种踵事增华是文学的进步，反而认为这意味着文学在思想价值和功能力度上的倒退。简而言之，朱熹心目中的历代诗文竟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下降趋势。应该指出，这种复古的观点本是由来已久的，著名的刘勰就持类似的看法：“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①这本来是合乎逻辑的现象：只要以儒家的理论为原则，那么儒家崇尚古代的文化观念以及重视社会政治功能的文学思想就必然会导致肯定淳朴质实而反对虚浮华美的价值取向。这样，对散文中的骈偶与诗歌中的声律这些纯属形式的新变当然会持反对态度。朱熹既然是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理学家，他就不可能跳出这个传统。换句话说，朱熹厚古薄今的文学史观念，乃是理学家文学思想的共性的体现。
  那么，朱熹的上述观念有没有别的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的，意义就在于针砭时弊方面。朱熹说：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②
  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如舞讶鼓然。其间君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底。旧见徐端立言，石林尝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法尔。如言湖州，必须去州字，只称湖，此减字法也。不然，则称霅上，此换字法也。”①
  前辈文字规模宏阔，论议雄伟，不为脂韦妩媚之态。其风气习俗盖如此。故宣和之后，建、绍继起，危乱虽极而士气不衰。观曾公之文，亦可以见其仿佛矣。近岁以来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调笑为工，无复丈夫之气，识者盖深忧之而不能有以正也。②
  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缙绅，下及闾巷韦布，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以蕴藉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所怀；听其言者，终日而不知其感之所乡。回视四五十年之前风声气俗，盖不啻寒暑昼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③
  绍兴间文章大抵粗，成段时文。然今日太细腻，流于委靡。④
  上引五则言论中，有四则可考知是朱熹在绍熙二年（1191）至绍熙五年（1194）间所说的，是他的晚年定论。⑤第一则认为从北宋初年到嘉祐以前，文风谨重，风俗浑厚。到北宋末年，文风已经“穷极华丽”，而浑厚的风俗也不再存在。今考嘉祐以前的一段时期内，在朝的著名文臣有寇准、晏殊、韩琦、范仲淹、文彦博等人，他们大都是以德行纯粹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即朱熹心目中的“名臣”。①在朱熹看来，那些人物的文字都是有为而作，并不追求形式上的华美工巧，那种文风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教化密切相关，是淳厚敦朴的社会风气在文学中的反映。及至宣和、政和也即宋徽宗时期，北宋国势衰弱，朝廷政治黑暗，新旧党争已演变成排斥异己、妒贤嫉能的政治伎俩，庆历时期那种以忠义之心立朝参政的士风已销声匿迹。与之相为表里的是文学创作中也以纤巧华美为风尚，故朱熹斥之为“都散了和气”！
  后面四则都把审视文学史的目光向下延伸到当前，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朱熹对当时文坛上“容冶调笑”、“圆熟软美”的风尚深恶痛绝，认为这种萎靡柔弱的文风是士气衰落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第一则中认为与北宋早期相比，北宋末期的文风已经萎靡不振了。但当他批评眼前的文坛风气时，却又认为宣和之后，尤其是绍兴年间，即南宋初期，文风尚是较为健康的。他还认为当前（即宋光宗绍熙年间）与“四五十年之前”（即宋高宗绍兴年间）在文风与士气上都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显然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厚古薄今的观念，而是对历史真实进程的深切体察。
  我们知道，靖康事变的突然发生，像疾风暴雨一样吹散了文坛上的柔靡文风。国难当前，士大夫们无法再安于歌筵舞席或书斋亭园了，执政者对异己的压制打击也被迫减轻乃至取消了。在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所有正直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对准着国家的命运。于是，吕本中、陈与义等江西派诗人不再醉心于诗法的探讨，改而以诗笔来抒写抗金复国的壮志或忧虑国势的沉思。张元干、朱敦儒等词人也暂时停止了柔婉情愫的低吟，改以雄豪悲壮为主调。甚至连巾帼词人李清照都写出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雄迈之句。与文坛上这种风气相为桴鼓的，是爱国将士浴血抗金的斗争精神。在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率领下，南宋军队屡建奇功，基本上遏制住了金兵的南侵势头。即使在高宗与秦桧的投降路线占了上风以后，胡铨还敢于上疏请斩秦桧，张元干、王庭珪则敢于填词赋诗为被贬的胡铨送行。
  朱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其父朱松、其师刘子翚等人都是爱国士大夫中的一员，时代与家庭的影响使朱熹自幼便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对南宋初期的形势有切身的体会。朱熹认为南宋初期士气的一度振作是与北宋的长期培育涵养分不开的。第三则中把“故宣和之后，建、绍继起，危乱虽极而士气不衰”的原因归结为“前辈文字规模宏阔，论议雄伟，不为脂韦妩媚之态，其风气盖如此”，正是此意。然而，自从投降派在南宋朝廷里占据统治地位以后，随着抗金复国的希望的日益渺茫，人们的士气也日益孱弱低沉，而文学也随之而日益萎靡不振。对这种形势，正义的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例如陆游在淳熙八年（1181）即沉痛地说：“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①到庆元六年（1200）又说：“文章日益近衰陋，风节久已嗟陵夷。元祐大苏逝不返，庆历小范今谁知？”②到嘉定二年（1209），他更加明确地回顾说：“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得志者司诏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忧抒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无可愧，可谓盛矣。久而寝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①陆游的这些话，与上引朱熹的言论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这种国势不振，士气衰靡，文风萎颓的形势是最高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而且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虽有少数有识之士为之痛哭流涕，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朱熹悲叹道：“识者盖深忧之而不能有以正也。”而陆游也激愤万分地说：“渡江之初不暇给，诸老文辞今尚传。六十年间日衰靡，此事安可付之天！”②所以我认为，如果把朱熹的文学史观念置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就不难看清其浓厚的复古色彩中却包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朱熹事实上是以对古代文学重内容轻形式从而产生的浑朴敦厚、气骨刚健的优良传统的呼唤，来批判当前的衰靡文坛。这就是朱熹在宋代理学家文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
  朱熹的文学史观念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文学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到底有何关系。文学的盛衰与国运有关，古人早已见及。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每听一国之乐，即能依据乐声推断其国的民情风俗和政治得失。在儒家经典《乐记》中，已总结出如下规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意谓国家政治与民生风俗直接影响着文艺中的情感倾向，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后来《诗大序》中也有同样的话。至南朝刘勰，遂提出了更加精确的命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③他还对历代的文学如何随着时代变化作了很具体的分析。那么，国运与文运是不是同荣同枯的关系呢？古代儒家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国家政治与文学是同步发展的，国家兴盛，文学也随之而兴盛：国家衰亡，文学也随之而衰亡。刘勰所谓“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①就是对上述观点的具体论证。朱熹的看法与上述理论背景有密切关系，他说：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也。②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③
  从表面上看，朱熹的观点与《乐记》所言如出一辙，也是把国家政治状态分成“治世”、“乱世”和“衰世”三类（“衰世”即所谓“亡国”），而且也推崇“治世之文”。但是撇开对“治世之文”的评价不论（因为对于朱熹这样的理学家来说，必然要把六经视为典范的文本），他并未囿于盛世文盛，衰世文衰的理论模式，反而认为“乱世”之文奇伟不凡，甚至提出“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的相反模式来。朱熹举“战国”与“楚汉间文字”作为乱世之文的例证，而以《国语》作为衰世之文的代表。今考《国语》虽成书于战国初年，但它基本上是据春秋时列国旧史改编而成，故可视为春秋时代的文字。朱熹曾批评说：“《国语》文字多有重叠无义理处，盖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来多尔。”①这与“委靡繁絮”意思接近，他认为这是周室衰微时的特有现象。相反，在战国和楚汉相争的时代，群雄并起，龙争虎斗，士人们朝秦暮楚，奔走不暇。可是正是在这个“乱世”，文字却“有英伟气”，“真是奇伟”。战国和楚汉之际的文字究竟指哪些作品，朱熹没有明言。但揆诸他的其他言论（参看本章第一、二节）和文学史实，当是指《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屈、宋之辞赋及辩士游说之辞。朱熹也没有进一步阐明为何“乱世”的文字会有英伟之气，但我们对此很容易联想到刘勰关于建安文学的著名论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②以及赵翼对元好问的评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③即动荡的时代使作家内心产生了激昂的情感，从而催生出奇伟不凡的作品。显然，“衰世”即衰弱不振的时代，是沉闷、萎靡、不能激荡人心的外部环境，所以产生不出奇伟之文来。朱熹又举唐代为例，说明“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的确，若从政治角度来看，则贞观、开元堪称盛世，而贞元、元和则国势衰弱，时局动荡不安，相对而言可称“衰世”。但从文章的角度来看，则贞观、开元时的作品雍容有余而雄奇不足，其成就远不如以韩、柳为代表的中唐古文。同时，朱熹也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或者他虽有所思考而没有表达出来。但应该承认，朱熹毕竟已经敏锐地感悟到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学的发展是不同步的，而且动荡不安的时代反而常导致文学高峰的出现。可惜的是朱熹对这些观念没有深入展开论析，但这些片言只语却是我们考察古代文学思想史时不宜忽略的思想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