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博古通今，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他又好学深思，阅读时总是伴随着深刻的思考。他一生中对古今典籍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其中固然以商榷义理者为多，但也有许多言论是从“文”的角度着眼的。对文理的揣摩，对文风的体味常常使他在精研义理乃至甄别真伪时独得圣解，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关文学批评的思想火花，弥足珍贵。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也可说是最早的散文作品。由于它很早就被确立为儒家经典，所以成了历代学者的必读之书。宋代的理学家对之也十分重视，朱熹平时与弟子谈论《尚书》的语录即有二卷之多。①对于这部相传千年、珍贵无比的经典，朱熹却以“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①的怀疑精神，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其中多有伪作的论点，成为经学史上的革命性创举。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尚书》的怀疑，并非从汉儒关于今古文之争的浩繁文献中推断出来，而是单刀直入地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经文自身进行解读、判断的结果。他说：
  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正，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②
  他向弟子讲学时更具体地指出他的怀疑之处：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如当时诰命出于史官，属词须说得平易。若《盘庚》之类再三告诫者，或是方言，或是当时曲折说话，所以难晓。③
  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艰”，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①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如书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②
  大致说来，朱熹怀疑《尚书》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伏生口授的今文尚书文字艰涩古奥，而相传出于孔壁的古文尚书反而平易好懂，这显然不合于口耳相传的语言应比书面记录的文字明白易懂的原理。所以古文尚书可疑。二是孔安国是西汉人，而传世的《古文尚书》的“序”和“传”的文风却不像是西汉文字。三是孔传释事过于详尽，而且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关于第三点，朱熹并未深究，他主要是从前面二点着眼，指出传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并明确指出孔安国的序和传都是晋宋间人伪作。虽然在朱熹之前已有吴棫对《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而且朱熹的观点受到吴棫的影响，③但是就怀疑的彻底和影响的深远而言，朱熹都堪称是勘破伪《古文尚书》案的第一人。
  朱熹主要从文章体制的角度推断托名孔安国的序和传都是“晋宋间文章”，这与后代学术界关于伪孔传出现的时代的论断几乎是不谋而合，可见他对于历代文章之异同的把握是多么准确！①朱熹曾说：“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决非西汉文章。向来语人，人多不解，惟陈同父闻之不疑，要是渠识得文字体制意度耳。”②可见他的这种辨析工夫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而陈亮之所以理解，是由于他“识得文字体制意度”，也即是懂得文章的体制、风格，这正是朱熹的夫子自道。除了《古文尚书》之外，朱熹还对《礼记》、《孝经》、《管子》、《孔丛子》、《孔子家语》、《文中子》等古代典籍作了辨伪，这些辨伪工作也都是以文风辨析为主要手段的。③只有对历代文章的风格特征有透彻深入的把握，才可能分辨异同，推定真伪。这种凭借敏锐的艺术感觉的直觉式推断似乎不如纯粹的考据之学来得精密可靠，但它却是产生学术上的怀疑精神的最初动因。朱熹的文学才华，于此可睹一斑。
  对于《尚书》文字难易悬殊的特点，朱熹有很合理的解释：“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人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若使古人见今之俗语，却理会不得也。以其间头绪多，若去做文字时，说不尽，故只直记其言语而已。”④“《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①也就是说，《尚书》中凡是直录当时口语而成的篇章，异代的读者就难以理解。而运用书面文字写成的篇章则易解。朱熹在不经意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口头语言变化较快，而书面语言比较稳定。所以直录口语的作品在当时虽然明白易晓，但流传到后代便艰奥难懂了。相反，用书面语言写的作品在当时也许要艰深一些，但对于后代的读者来说倒反而易懂。这个原理对于文学史上许多现象如宋元话本小说、宋元戏曲中部分语言难懂都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如果仅就《尚书》本身而言，朱熹的观点可直接导出一个结论：《尚书》语言的艰涩主要是由于直录当时口语而造成的，后代文人完全没有必要像北魏苏绰那样去追摹其文体。可惜朱熹对此只是点到为止，未予深究。
  除了《尚书》之外，朱熹对先秦诸子的文章也有许多评论，他推崇《论语》、《孟子》平易近人：“《论》、《孟》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读之疑少而益多。”②尤其赞扬《孟子》的章法完备：“《孟子》若读得无统，也是费力。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当时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语说出来首尾相应，脉络相贯，自是合著如此。”③对于荀子，朱熹虽然批评他“全是申韩”，④但也称赞其文：“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⑤又说：“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⑥对于“剽剥儒墨”⑦的庄子，朱熹也认为其“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①甚至认为《庄子》的文章与《孟子》不相上下：“《孟子》、《庄子》文章皆好。”②当然朱熹对于先秦诸子的大量评论都是从义理着眼的，但他也时时注意到诸子的文章，这实在是爱好文学的天性使然。
  如果说朱熹对先秦散文的评论仅仅是偶然涉及的兴到之言，那么他对汉唐以后的散文则有系统的论述，其评论得最充分的则是唐代的韩、柳与宋代的欧、苏等两个作家群体。朱熹对韩愈等古文家自认为继承了儒家道统的标榜是很不以为然的，对他们过于重视文辞的行为也常常严词斥责，但在不涉及论道的背景下，朱熹对韩愈等人的古文是相当重视的，而且对各家文风的异同也作了细致的辨析。首先，朱熹高度评价韩愈等人恢复古文传统的历史功绩，他说：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著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得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都不滚杂。③
  这一段话虽然是朱熹回答弟子请教关于《楚辞》的字义时顺便涉及的，但对唐、宋古文的发展过程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其中多有精到之见。他先指出汉末以后文章日益趋于骈偶化，故文气衰弱不振。入唐以后，文坛上依旧是骈偶文的一统天下。苏颋其人长于制诰、碑颂之文，向称大手笔，朱熹说他“著力要变”，当是指他作文以经典为本，故已有运散入骈、笔力古劲的特点。但是他所用的文章形式仍然是骈文，未能扭转风气，故又说他“变不得”。然后指出韩愈力挽狂澜，倡导古文的功绩。众所周知，北宋的古文家对韩愈的这个功绩早已有充分的认识，苏轼甚至誉之为“文起八代之衰”，①但是事实上韩愈倡导古文虽然震撼一时，却并未使古文彻底取代骈文的统治地位。从晚唐直至宋初，骈文依然十分盛行，直到欧阳修等人重新竖起古文运动的大旗，才得以扭转这种局面。朱熹对古文发展的这个曲折过程看得十分清楚，这里除了把年代稍早于韩愈的陆贽置于韩愈之后稍欠准确外，其他的论点都是独具只眼的。一是柳宗元一向被视作韩愈倡导古文的同道，但朱熹指出柳“其实自有双关之文”，也即多骈体文，而且直到晚年也是如此。的确，柳宗元虽然写了不少古文，但他的古文中骈偶的成分仍然较多，即使在他被贬至永州、柳州之后的晚年之作如著名的《永州八记》，虽然被后人视为古文名篇，但其实却是骈散结合的文体。论者以为“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于对仗声韵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②可见朱熹所云是深得文理的。二是后人往往夸大韩愈倡导古文所取得的成功，如苏轼即说：“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③而朱熹却指出韩、柳之后直至五代，骈文仍是文坛上最有势力的文体，而且文风衰靡，每况愈下。显然这是更符合文学史实的判断。三是欧阳修、尹洙倡导古文之后，并没有把骈文驱除出文坛，而是让骈文成为次于古文的一种文体而获得独立的存在，朱熹称之为“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这比后人论述宋代散文时仅及古文而无视骈文的简单化处理要全面、准确得多。所以上引这段话貌似不经意之漫谈，而实际上却包含着朱熹对唐宋散文发展过程的深刻理解，很有启发意义。
  其次，朱熹对唐宋重要古文家的艺术个性作了细致的分析，多有精辟之见。他评论韩愈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①“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②如果说前一则是后人对韩文之公论的话，那么后一则却是朱熹的独到之见。在朱熹看来，韩文中固然多严肃的议论文，如《五原》等，论述有关政治、教化等道理，但是韩文也有另外一面，即比较轻松活泼的文字。“则剧”是游戏之意，当指《毛颖传》、《兰田县丞厅壁记》一类文章。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韩文的风格无疑是雄奇乃至于奇险的，朱熹却认为韩文实有两面：“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这显然更合于事实。韩愈志在恢复古文，在仿效秦汉古文时不免带来古奥乃至佶屈聱牙的艰涩倾向，然而他作文的本意是贯道，所以他在主观上是主张“文从字顺”的，③而且在实际创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自然乃至如话家常的风格倾向，例如《与崔群书》、《祭十二郎文》等。可见，朱熹对于韩文在内容、风格两方面的丰富性有深刻的认识，上引语录是以片言只语表达出来的对韩文的准确把握。
  朱熹评论柳宗元的古文说：“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①“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然细观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见。”②“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③“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更说些也不妨。”④把这几段话归纳一下，大致上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柳文立意深刻，文字精练简古，这是就其优点而言。二是柳文深晦难懂，具有过于简约而不够从容之病，这是就其缺点而言的。第一层意思可说是学界的常谈，韩愈早已评柳文曰：“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⑤刘禹锡也评之曰：“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⑥至于第二层意思，在朱熹之前似未见有人明确指出过。若从整体着眼，柳文的简洁本是其优点，这是形成柳文独特风格的要素之一。但是朱熹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柳文确实有过于追求简约的倾向。柳宗元生前就听到过这类批评，但他对之不以为然：“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⑦对于《永州八记》等山水小品、《三戒》等寓言短文来说，简约当然是使之言简意赅的主要原因，值得肯定。但是对于那些明道之文来说，一味追求简约就不一定可取了。尤其在朱熹看来，明道之文应该把道理说得充分、酣畅、明白，如果过于简约，势必说理欠周详，所以他批评说：“《封建论》并数长书是其好文，合尖气短，如人火忙火急来说不及，又便了了。”①《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负盛名的论文，但朱熹仍嫌它说得不够畅尽。显然，朱熹在这里考虑的重点在“道”而不在“文”，而柳宗元本人的追求则在“文”而不在“道”，所以看法正好相反。如果考虑到古文由唐转宋的关键正是由于趋于平易晓畅所以更切于实用，所以成为最重要的文体，那么朱熹的意见是可取的。
  对于宋代的古文家，朱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称赞欧文说：“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②“欧公文字敷腴温润。”③“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④“六一文一倡三叹。”⑤“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⑥这些话说出了欧文的平易晓畅、委宛纡徐等风格特征，堪称的评。但他对欧文也不是一味颂扬，而是既知其长，又知其短，他说：“六一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如《秘演诗集序》，‘喜为歌诗以自娱’，‘十年间’，两节不接。《六一居士传》意凡文弱。《仁宗飞白书记》文不佳。制诰首尾四六皆治平间所作，非其得意者。恐当时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缓，不及子细，不知如何。然有纡徐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比。”⑦这段话中对欧阳修的几篇作品作了具体的评骘，值得玩味。《六一居士传》是欧阳修的晚年之作，朱熹认为“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①又说：“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②可见朱熹不满于《六一居士传》的原因一在人老文衰不见精采，二在文中有滑稽玩世之意，不合于道。这样的批评尚未搔着欧文痒处。《释秘演诗集序》就不同了，此文是欧阳修壮年所作的名篇，朱熹为什么也对之表示不满呢？他所指责的一段原文是：“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夫！”③此文情感激昂，文气跌宕，后人评曰：“多慷慨呜咽之音，览之如闻击筑者……命意最旷而远，得司马子长之神髓矣。”④显然这与欧文纡徐委宛的主导风格不合，在欧文中实为别调。而朱熹所称赏于欧文的却在于“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⑤所以要不满于此篇。当弟子们问朱熹喜欢欧文中何篇时，他答曰：“《丰乐亭记》。”且指责陈亮编欧文而不重视《丰乐亭记》：“陈同父好读六一文，尝编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丰乐亭记》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编在拾遗。”⑥《丰乐亭记》虽亦有感慨系之，但全篇立意平正，语气委宛，李涂《文章精义》评曰：“能画出太平气象。”清人编《古文观止》卷十评曰：“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朱熹称赏此文，当亦出于此因。从朱熹对《释秘演诗集序》和《丰乐亭记》两文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他赞赏欧文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符合理学家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从“文以载道”的标准出发来衡量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朱熹对曾巩的古文深表赞赏，他说：“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①“南丰文字确实。”②“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③“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④在北宋的几位古文大家中，曾巩是最不讲求文采的，曾文的长处在于文字简明，条理分明，虽也能曲折尽意，却不至于纵横变化、跌宕生姿。而且曾文即使在叙事时也常杂以论道，甚至在应酬文字中也很少有言不及道的，更不用说那些论学之文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之类了。当然曾巩的议论在朱熹看来尚是缺乏思想深度的，但其立意之平正则深得朱熹之称赏。所以，平正的内容与质朴的形式相结合，便形成了曾文的独特风格。曾巩曾作书与欧阳修云：“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⑤欧阳修亦复书称其文曰：“明白详尽，虽使聋盲者得之，可以释然矣。”⑥这样，曾文便以儒者之文而不是文士之文的性质获得理学家们较多的认同，这是朱熹赞扬曾文的关键原因。当然，朱熹对曾文在艺术上的缺点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说：“曾之所以不及欧处，是纡徐曲折处。”①还有上引《语类》中所谓“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除了思想深度不够以外，文章不够雄肆也是原因之一。显然，这些缺点既是曾巩才力稍弱的体现，也是他为文不主雄奇的结果。可能由于朱熹并不认为这是严重的毛病，所以仅是点到为止，未予深论。
  在朱熹对北宋古文家的评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对苏轼的批评了。苏轼生前已以文名震耀一世，北宋末年苏文虽因政治原因曾遭禁止，但禁愈严而传愈广。及至南宋，苏文便盛行一时。陆游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②朱熹的密友吕祖谦也编选了《吕氏家塾增注三苏文选》二十七卷。然而朱熹却对之独持异议，他对苏文的评价有褒有贬，并不盲从时尚。朱熹对苏文的褒扬是：“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③“东坡文字明快。”④“东坡文说得透。”⑤他对苏文的贬评是：“（文字）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⑥“东坡则华艳处多。”⑦“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若做文字时，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⑧有时在一段话中即有褒有贬：“坡文雄健有余，只下字亦有不贴实处。”⑨“坡文是大势好，不可逐一字去点检。”⑩
  应该指出，朱熹对苏轼的不满是与理学家和古文家的价值标准不同有关，甚至与洛、蜀二党的旧怨也不无干系，所以许多批评其实是着眼于苏文所表达的内容不够纯正（详见本章第四节）。但如果纯从文章形式上看，朱熹对苏文的把握是深得文章之理的。苏文尤其是其议论文，雄肆奔放，滔滔汩汩，淋漓酣畅，一泻千里。朱熹所谓“明快”、“说得透”、“雄健”，正是指此而言。这当然是苏文的主要特色，也是奠定苏文在唐宋古文运动中的崇高地位的主要优点。然而伴随着上述特色而产生的一些缺点在苏文中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不够精练，不够含蓄，所论的内容有时在逻辑上不够严密。朱熹所谓“下字亦有不贴实处”、“不可逐一字去点检”，正是指此而言。在肯定苏文优点的前提下指出这些缺点，还是比较公允的。
  值得讨论的有两点，一是朱熹说苏文“伤于巧”，“华艳处多”，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如果单独看这几句话，似乎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我们应注意到，这两句话都是把苏文与曾巩文作对比时说的，与质朴无文的曾巩文相比，苏文在形式上确是比较华美、巧丽，朱熹既然推崇曾文，便不免对苏文感到不满，可见这些批评是事出有因的。当然，如果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说苏文“华艳”、“伤于巧”是不合分寸的。这是朱熹所不可摆脱的理学家思想的局限所致。
  另一点值得讨论的是“东坡轻文字”一则。苏轼才气过人，写作时文思喷涌，往往一气呵成，不耐推敲琢磨。清人周济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①这与朱熹所云“轻文字，不将为事”之意相近，可见这是读者对苏轼写作状态的共同体会。其实苏轼自己也曾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②问题在于苏文有没有“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的情形？朱熹曾与弟子们讨论过两篇苏文。第一篇是《六一居士集叙》，朱熹说：“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侭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①今检苏轼原作，开头从孔、孟明道救世说起，故朱熹说“起头甚么样大”，以为与结尾之论欧阳修诗文如李白、司马迁不相称。在朱熹看来，孔、孟之道岂能与后人之诗赋文章相提并论，故以为苏轼此文“看不得”。平心而论，苏文中并不是仅仅论说欧阳修之诗赋文章，而是先赞欧阳“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然后才说到诗赋文章的，所以从文法上说，并不是完全的“首尾不相应”。然而就此文的重心而言，既然开头是论孔、孟道统的，那么后面也应仍以道为主，然而苏文的结论却是“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公言也。”重心已从道转移到文了。这虽然是从欧阳修著作的实际情况来立论的，但就本文而言，确实有“首尾不相应”之病。由此可见，朱熹对此文的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第二篇是《司马温公神道碑》，朱熹曾与弟子们详细讨论过此文。朱熹先肯定说：“坡公此文，说得来恰似山摧石裂。”但当弟子问及文中赞扬司马光之德“曰诚，曰一”时，朱即答曰：“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处”。当弟子问：“大凡作这般文字，不知还有布置否？”朱熹答道：“看他也只是据他一直恁地说将去，初无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说起头时，自未知后面说甚么在。”又以手指中间说：“到这里，自说尽，无可说了，却忽然说起来。如退之、南丰文，却是布置。某旧看二家之文，复看坡文，觉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②这段话中关于“诚”、“一”的议论完全是从哲理着眼的，与衡文无关，可暂不置论。此外，朱熹的意见有两点：一是此文立论精警，感情激越，故似“山摧石裂”。二是此文章法欠周密，缺少布置，而且有些地方意思欠完整。明代古文评论家茅坤对此文的评语是：“苏氏兄弟议论文章，自西汉以来当为天仙，独于叙事处不得太史公法门。予故于两公所为诸神道碑、行状等文不多录。此碑记乃公应制者，较公所为司马公行状，似不能尽所欲言，然行文特略矣。神宗之知长公亦深，而不及用，观长公于二圣之撤金莲烛送归翰院时所云，则得之矣。此长公所以于此独感慨呜咽而尽所云也。”①行文用语虽不同，但大意与朱熹所云甚为相近。而且揆之苏文，确有记事欠周，前后欠照应的缺点。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朱熹说苏文“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确实说中了苏轼的一个缺点，即他作文时往往信笔所之，不似韩愈、曾巩那么注意全文段落的安排，故章法不够周密。当然，这仅仅是部分苏文的缺点，即使是朱熹，也承认苏文有另外一面：“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②
  朱熹所以要不厌其详地对古今的文章加以评论，其最终目的在于以古为鉴，来指导今人如何作文。他认为学习作文最切实用、最简捷方便的途径是熟读古人的范文。他说：“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间却不得用。”③学习古人的原因首先在于古人文风端正：“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④其次则在于古人提供了作文的成功经验，留下了典范性的作品：“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①“试取孟、韩子，班、马书大议论处熟读之，及后世欧、曾、老苏文字，亦当细考，乃见为文用力处。”②“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③“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侭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④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如此热心地号召学习古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他对当时的文坛极为不满，认为当今的文章与古人相比有巨大的落差，必须虚心学习才能克服今人文章的种种毛病。所以他常常把古人与今人相对比：“六一文一倡三叹，今人是如何作文！”⑤“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曾如此！”⑥“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⑦当然，朱熹也并不是一味崇古，即使是古代的大家，他仍是知其长也知其短。他在号召学古时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例如：“柳文虽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⑧这可能是由于柳文风格个性很强而格局较为局促，所以容易模仿，但也容易受到限制。又如朱熹特别重视文章法度，所以对骋才使气、以奇取胜的司马迁、苏轼之文有所警惕，说：“《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①“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文。有才性人，便须取入规矩。不然，荡将去！”②前一则是说《史记》文章如李广之用兵，不可学。后一则是说才高者为文易犯佚荡无归之病，宜学法度谨严之文以合规矩，所以不宜学雄肆奔放的苏文。由此可见，朱熹在指点后进作文时是煞费苦心的。联想到他的大部分论文之语都是对弟子的谈话记录，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朱熹的衡文之言都从为后进指点学文之津梁这个角度来加以考察，也许可以对其散文批评增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