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容
一、朱熹对历代散文的批评
朱熹博古通今，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他又好学深思，阅读时总是伴随着深刻的思考。他一生中对古今典籍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其中固然以商榷义理者为多，但也有许多言论是从“文”的角度着眼的。对文理的揣摩，对文风的体味常常使他在精研义理乃至甄别真伪时独得圣解，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关文学批评的思想火花，弥足珍贵。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也可说是最早的散文作品。由于它很早就被确立为儒家经典，所以成了历代学者的必读之书。宋代的理学家对之也十分重视，朱熹平时与弟子谈论《尚书》的语录即有二卷之多。①对于这部相传千年、珍贵无比的经典，朱熹却以“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①的怀疑精神，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其中多有伪作的论点，成为经学史上的革命性创举。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尚书》的怀疑，并非从汉儒关于今古文之争的浩繁文献中推断出来，而是单刀直入地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经文自身进行解读、判断的结果。他说：
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正，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②
他向弟子讲学时更具体地指出他的怀疑之处：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如当时诰命出于史官，属词须说得平易。若《盘庚》之类再三告诫者，或是方言，或是当时曲折说话，所以难晓。③
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艰”，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①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如书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②
大致说来，朱熹怀疑《尚书》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伏生口授的今文尚书文字艰涩古奥，而相传出于孔壁的古文尚书反而平易好懂，这显然不合于口耳相传的语言应比书面记录的文字明白易懂的原理。所以古文尚书可疑。二是孔安国是西汉人，而传世的《古文尚书》的“序”和“传”的文风却不像是西汉文字。三是孔传释事过于详尽，而且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关于第三点，朱熹并未深究，他主要是从前面二点着眼，指出传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并明确指出孔安国的序和传都是晋宋间人伪作。虽然在朱熹之前已有吴棫对《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而且朱熹的观点受到吴棫的影响，③但是就怀疑的彻底和影响的深远而言，朱熹都堪称是勘破伪《古文尚书》案的第一人。
朱熹主要从文章体制的角度推断托名孔安国的序和传都是“晋宋间文章”，这与后代学术界关于伪孔传出现的时代的论断几乎是不谋而合，可见他对于历代文章之异同的把握是多么准确！①朱熹曾说：“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决非西汉文章。向来语人，人多不解，惟陈同父闻之不疑，要是渠识得文字体制意度耳。”②可见他的这种辨析工夫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而陈亮之所以理解，是由于他“识得文字体制意度”，也即是懂得文章的体制、风格，这正是朱熹的夫子自道。除了《古文尚书》之外，朱熹还对《礼记》、《孝经》、《管子》、《孔丛子》、《孔子家语》、《文中子》等古代典籍作了辨伪，这些辨伪工作也都是以文风辨析为主要手段的。③只有对历代文章的风格特征有透彻深入的把握，才可能分辨异同，推定真伪。这种凭借敏锐的艺术感觉的直觉式推断似乎不如纯粹的考据之学来得精密可靠，但它却是产生学术上的怀疑精神的最初动因。朱熹的文学才华，于此可睹一斑。
对于《尚书》文字难易悬殊的特点，朱熹有很合理的解释：“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人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若使古人见今之俗语，却理会不得也。以其间头绪多，若去做文字时，说不尽，故只直记其言语而已。”④“《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①也就是说，《尚书》中凡是直录当时口语而成的篇章，异代的读者就难以理解。而运用书面文字写成的篇章则易解。朱熹在不经意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口头语言变化较快，而书面语言比较稳定。所以直录口语的作品在当时虽然明白易晓，但流传到后代便艰奥难懂了。相反，用书面语言写的作品在当时也许要艰深一些，但对于后代的读者来说倒反而易懂。这个原理对于文学史上许多现象如宋元话本小说、宋元戏曲中部分语言难懂都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如果仅就《尚书》本身而言，朱熹的观点可直接导出一个结论：《尚书》语言的艰涩主要是由于直录当时口语而造成的，后代文人完全没有必要像北魏苏绰那样去追摹其文体。可惜朱熹对此只是点到为止，未予深究。
除了《尚书》之外，朱熹对先秦诸子的文章也有许多评论，他推崇《论语》、《孟子》平易近人：“《论》、《孟》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读之疑少而益多。”②尤其赞扬《孟子》的章法完备：“《孟子》若读得无统，也是费力。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当时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语说出来首尾相应，脉络相贯，自是合著如此。”③对于荀子，朱熹虽然批评他“全是申韩”，④但也称赞其文：“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⑤又说：“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⑥对于“剽剥儒墨”⑦的庄子，朱熹也认为其“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①甚至认为《庄子》的文章与《孟子》不相上下：“《孟子》、《庄子》文章皆好。”②当然朱熹对于先秦诸子的大量评论都是从义理着眼的，但他也时时注意到诸子的文章，这实在是爱好文学的天性使然。
如果说朱熹对先秦散文的评论仅仅是偶然涉及的兴到之言，那么他对汉唐以后的散文则有系统的论述，其评论得最充分的则是唐代的韩、柳与宋代的欧、苏等两个作家群体。朱熹对韩愈等古文家自认为继承了儒家道统的标榜是很不以为然的，对他们过于重视文辞的行为也常常严词斥责，但在不涉及论道的背景下，朱熹对韩愈等人的古文是相当重视的，而且对各家文风的异同也作了细致的辨析。首先，朱熹高度评价韩愈等人恢复古文传统的历史功绩，他说：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著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得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都不滚杂。③
这一段话虽然是朱熹回答弟子请教关于《楚辞》的字义时顺便涉及的，但对唐、宋古文的发展过程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其中多有精到之见。他先指出汉末以后文章日益趋于骈偶化，故文气衰弱不振。入唐以后，文坛上依旧是骈偶文的一统天下。苏颋其人长于制诰、碑颂之文，向称大手笔，朱熹说他“著力要变”，当是指他作文以经典为本，故已有运散入骈、笔力古劲的特点。但是他所用的文章形式仍然是骈文，未能扭转风气，故又说他“变不得”。然后指出韩愈力挽狂澜，倡导古文的功绩。众所周知，北宋的古文家对韩愈的这个功绩早已有充分的认识，苏轼甚至誉之为“文起八代之衰”，①但是事实上韩愈倡导古文虽然震撼一时，却并未使古文彻底取代骈文的统治地位。从晚唐直至宋初，骈文依然十分盛行，直到欧阳修等人重新竖起古文运动的大旗，才得以扭转这种局面。朱熹对古文发展的这个曲折过程看得十分清楚，这里除了把年代稍早于韩愈的陆贽置于韩愈之后稍欠准确外，其他的论点都是独具只眼的。一是柳宗元一向被视作韩愈倡导古文的同道，但朱熹指出柳“其实自有双关之文”，也即多骈体文，而且直到晚年也是如此。的确，柳宗元虽然写了不少古文，但他的古文中骈偶的成分仍然较多，即使在他被贬至永州、柳州之后的晚年之作如著名的《永州八记》，虽然被后人视为古文名篇，但其实却是骈散结合的文体。论者以为“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于对仗声韵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②可见朱熹所云是深得文理的。二是后人往往夸大韩愈倡导古文所取得的成功，如苏轼即说：“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③而朱熹却指出韩、柳之后直至五代，骈文仍是文坛上最有势力的文体，而且文风衰靡，每况愈下。显然这是更符合文学史实的判断。三是欧阳修、尹洙倡导古文之后，并没有把骈文驱除出文坛，而是让骈文成为次于古文的一种文体而获得独立的存在，朱熹称之为“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这比后人论述宋代散文时仅及古文而无视骈文的简单化处理要全面、准确得多。所以上引这段话貌似不经意之漫谈，而实际上却包含着朱熹对唐宋散文发展过程的深刻理解，很有启发意义。
其次，朱熹对唐宋重要古文家的艺术个性作了细致的分析，多有精辟之见。他评论韩愈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①“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②如果说前一则是后人对韩文之公论的话，那么后一则却是朱熹的独到之见。在朱熹看来，韩文中固然多严肃的议论文，如《五原》等，论述有关政治、教化等道理，但是韩文也有另外一面，即比较轻松活泼的文字。“则剧”是游戏之意，当指《毛颖传》、《兰田县丞厅壁记》一类文章。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韩文的风格无疑是雄奇乃至于奇险的，朱熹却认为韩文实有两面：“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这显然更合于事实。韩愈志在恢复古文，在仿效秦汉古文时不免带来古奥乃至佶屈聱牙的艰涩倾向，然而他作文的本意是贯道，所以他在主观上是主张“文从字顺”的，③而且在实际创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自然乃至如话家常的风格倾向，例如《与崔群书》、《祭十二郎文》等。可见，朱熹对于韩文在内容、风格两方面的丰富性有深刻的认识，上引语录是以片言只语表达出来的对韩文的准确把握。
朱熹评论柳宗元的古文说：“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①“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然细观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见。”②“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③“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更说些也不妨。”④把这几段话归纳一下，大致上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柳文立意深刻，文字精练简古，这是就其优点而言。二是柳文深晦难懂，具有过于简约而不够从容之病，这是就其缺点而言的。第一层意思可说是学界的常谈，韩愈早已评柳文曰：“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⑤刘禹锡也评之曰：“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⑥至于第二层意思，在朱熹之前似未见有人明确指出过。若从整体着眼，柳文的简洁本是其优点，这是形成柳文独特风格的要素之一。但是朱熹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柳文确实有过于追求简约的倾向。柳宗元生前就听到过这类批评，但他对之不以为然：“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⑦对于《永州八记》等山水小品、《三戒》等寓言短文来说，简约当然是使之言简意赅的主要原因，值得肯定。但是对于那些明道之文来说，一味追求简约就不一定可取了。尤其在朱熹看来，明道之文应该把道理说得充分、酣畅、明白，如果过于简约，势必说理欠周详，所以他批评说：“《封建论》并数长书是其好文，合尖气短，如人火忙火急来说不及，又便了了。”①《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负盛名的论文，但朱熹仍嫌它说得不够畅尽。显然，朱熹在这里考虑的重点在“道”而不在“文”，而柳宗元本人的追求则在“文”而不在“道”，所以看法正好相反。如果考虑到古文由唐转宋的关键正是由于趋于平易晓畅所以更切于实用，所以成为最重要的文体，那么朱熹的意见是可取的。
对于宋代的古文家，朱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称赞欧文说：“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②“欧公文字敷腴温润。”③“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④“六一文一倡三叹。”⑤“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⑥这些话说出了欧文的平易晓畅、委宛纡徐等风格特征，堪称的评。但他对欧文也不是一味颂扬，而是既知其长，又知其短，他说：“六一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如《秘演诗集序》，‘喜为歌诗以自娱’，‘十年间’，两节不接。《六一居士传》意凡文弱。《仁宗飞白书记》文不佳。制诰首尾四六皆治平间所作，非其得意者。恐当时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缓，不及子细，不知如何。然有纡徐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比。”⑦这段话中对欧阳修的几篇作品作了具体的评骘，值得玩味。《六一居士传》是欧阳修的晚年之作，朱熹认为“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①又说：“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②可见朱熹不满于《六一居士传》的原因一在人老文衰不见精采，二在文中有滑稽玩世之意，不合于道。这样的批评尚未搔着欧文痒处。《释秘演诗集序》就不同了，此文是欧阳修壮年所作的名篇，朱熹为什么也对之表示不满呢？他所指责的一段原文是：“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夫！”③此文情感激昂，文气跌宕，后人评曰：“多慷慨呜咽之音，览之如闻击筑者……命意最旷而远，得司马子长之神髓矣。”④显然这与欧文纡徐委宛的主导风格不合，在欧文中实为别调。而朱熹所称赏于欧文的却在于“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⑤所以要不满于此篇。当弟子们问朱熹喜欢欧文中何篇时，他答曰：“《丰乐亭记》。”且指责陈亮编欧文而不重视《丰乐亭记》：“陈同父好读六一文，尝编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丰乐亭记》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编在拾遗。”⑥《丰乐亭记》虽亦有感慨系之，但全篇立意平正，语气委宛，李涂《文章精义》评曰：“能画出太平气象。”清人编《古文观止》卷十评曰：“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朱熹称赏此文，当亦出于此因。从朱熹对《释秘演诗集序》和《丰乐亭记》两文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他赞赏欧文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符合理学家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从“文以载道”的标准出发来衡量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朱熹对曾巩的古文深表赞赏，他说：“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①“南丰文字确实。”②“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③“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④在北宋的几位古文大家中，曾巩是最不讲求文采的，曾文的长处在于文字简明，条理分明，虽也能曲折尽意，却不至于纵横变化、跌宕生姿。而且曾文即使在叙事时也常杂以论道，甚至在应酬文字中也很少有言不及道的，更不用说那些论学之文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之类了。当然曾巩的议论在朱熹看来尚是缺乏思想深度的，但其立意之平正则深得朱熹之称赏。所以，平正的内容与质朴的形式相结合，便形成了曾文的独特风格。曾巩曾作书与欧阳修云：“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⑤欧阳修亦复书称其文曰：“明白详尽，虽使聋盲者得之，可以释然矣。”⑥这样，曾文便以儒者之文而不是文士之文的性质获得理学家们较多的认同，这是朱熹赞扬曾文的关键原因。当然，朱熹对曾文在艺术上的缺点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说：“曾之所以不及欧处，是纡徐曲折处。”①还有上引《语类》中所谓“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除了思想深度不够以外，文章不够雄肆也是原因之一。显然，这些缺点既是曾巩才力稍弱的体现，也是他为文不主雄奇的结果。可能由于朱熹并不认为这是严重的毛病，所以仅是点到为止，未予深论。
在朱熹对北宋古文家的评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对苏轼的批评了。苏轼生前已以文名震耀一世，北宋末年苏文虽因政治原因曾遭禁止，但禁愈严而传愈广。及至南宋，苏文便盛行一时。陆游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②朱熹的密友吕祖谦也编选了《吕氏家塾增注三苏文选》二十七卷。然而朱熹却对之独持异议，他对苏文的评价有褒有贬，并不盲从时尚。朱熹对苏文的褒扬是：“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③“东坡文字明快。”④“东坡文说得透。”⑤他对苏文的贬评是：“（文字）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⑥“东坡则华艳处多。”⑦“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若做文字时，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⑧有时在一段话中即有褒有贬：“坡文雄健有余，只下字亦有不贴实处。”⑨“坡文是大势好，不可逐一字去点检。”⑩
应该指出，朱熹对苏轼的不满是与理学家和古文家的价值标准不同有关，甚至与洛、蜀二党的旧怨也不无干系，所以许多批评其实是着眼于苏文所表达的内容不够纯正（详见本章第四节）。但如果纯从文章形式上看，朱熹对苏文的把握是深得文章之理的。苏文尤其是其议论文，雄肆奔放，滔滔汩汩，淋漓酣畅，一泻千里。朱熹所谓“明快”、“说得透”、“雄健”，正是指此而言。这当然是苏文的主要特色，也是奠定苏文在唐宋古文运动中的崇高地位的主要优点。然而伴随着上述特色而产生的一些缺点在苏文中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不够精练，不够含蓄，所论的内容有时在逻辑上不够严密。朱熹所谓“下字亦有不贴实处”、“不可逐一字去点检”，正是指此而言。在肯定苏文优点的前提下指出这些缺点，还是比较公允的。
值得讨论的有两点，一是朱熹说苏文“伤于巧”，“华艳处多”，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如果单独看这几句话，似乎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我们应注意到，这两句话都是把苏文与曾巩文作对比时说的，与质朴无文的曾巩文相比，苏文在形式上确是比较华美、巧丽，朱熹既然推崇曾文，便不免对苏文感到不满，可见这些批评是事出有因的。当然，如果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说苏文“华艳”、“伤于巧”是不合分寸的。这是朱熹所不可摆脱的理学家思想的局限所致。
另一点值得讨论的是“东坡轻文字”一则。苏轼才气过人，写作时文思喷涌，往往一气呵成，不耐推敲琢磨。清人周济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①这与朱熹所云“轻文字，不将为事”之意相近，可见这是读者对苏轼写作状态的共同体会。其实苏轼自己也曾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②问题在于苏文有没有“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的情形？朱熹曾与弟子们讨论过两篇苏文。第一篇是《六一居士集叙》，朱熹说：“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侭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①今检苏轼原作，开头从孔、孟明道救世说起，故朱熹说“起头甚么样大”，以为与结尾之论欧阳修诗文如李白、司马迁不相称。在朱熹看来，孔、孟之道岂能与后人之诗赋文章相提并论，故以为苏轼此文“看不得”。平心而论，苏文中并不是仅仅论说欧阳修之诗赋文章，而是先赞欧阳“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然后才说到诗赋文章的，所以从文法上说，并不是完全的“首尾不相应”。然而就此文的重心而言，既然开头是论孔、孟道统的，那么后面也应仍以道为主，然而苏文的结论却是“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公言也。”重心已从道转移到文了。这虽然是从欧阳修著作的实际情况来立论的，但就本文而言，确实有“首尾不相应”之病。由此可见，朱熹对此文的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第二篇是《司马温公神道碑》，朱熹曾与弟子们详细讨论过此文。朱熹先肯定说：“坡公此文，说得来恰似山摧石裂。”但当弟子问及文中赞扬司马光之德“曰诚，曰一”时，朱即答曰：“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处”。当弟子问：“大凡作这般文字，不知还有布置否？”朱熹答道：“看他也只是据他一直恁地说将去，初无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说起头时，自未知后面说甚么在。”又以手指中间说：“到这里，自说尽，无可说了，却忽然说起来。如退之、南丰文，却是布置。某旧看二家之文，复看坡文，觉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②这段话中关于“诚”、“一”的议论完全是从哲理着眼的，与衡文无关，可暂不置论。此外，朱熹的意见有两点：一是此文立论精警，感情激越，故似“山摧石裂”。二是此文章法欠周密，缺少布置，而且有些地方意思欠完整。明代古文评论家茅坤对此文的评语是：“苏氏兄弟议论文章，自西汉以来当为天仙，独于叙事处不得太史公法门。予故于两公所为诸神道碑、行状等文不多录。此碑记乃公应制者，较公所为司马公行状，似不能尽所欲言，然行文特略矣。神宗之知长公亦深，而不及用，观长公于二圣之撤金莲烛送归翰院时所云，则得之矣。此长公所以于此独感慨呜咽而尽所云也。”①行文用语虽不同，但大意与朱熹所云甚为相近。而且揆之苏文，确有记事欠周，前后欠照应的缺点。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朱熹说苏文“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确实说中了苏轼的一个缺点，即他作文时往往信笔所之，不似韩愈、曾巩那么注意全文段落的安排，故章法不够周密。当然，这仅仅是部分苏文的缺点，即使是朱熹，也承认苏文有另外一面：“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②
朱熹所以要不厌其详地对古今的文章加以评论，其最终目的在于以古为鉴，来指导今人如何作文。他认为学习作文最切实用、最简捷方便的途径是熟读古人的范文。他说：“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间却不得用。”③学习古人的原因首先在于古人文风端正：“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④其次则在于古人提供了作文的成功经验，留下了典范性的作品：“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①“试取孟、韩子，班、马书大议论处熟读之，及后世欧、曾、老苏文字，亦当细考，乃见为文用力处。”②“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③“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侭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④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如此热心地号召学习古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他对当时的文坛极为不满，认为当今的文章与古人相比有巨大的落差，必须虚心学习才能克服今人文章的种种毛病。所以他常常把古人与今人相对比：“六一文一倡三叹，今人是如何作文！”⑤“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曾如此！”⑥“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⑦当然，朱熹也并不是一味崇古，即使是古代的大家，他仍是知其长也知其短。他在号召学古时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例如：“柳文虽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⑧这可能是由于柳文风格个性很强而格局较为局促，所以容易模仿，但也容易受到限制。又如朱熹特别重视文章法度，所以对骋才使气、以奇取胜的司马迁、苏轼之文有所警惕，说：“《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①“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文。有才性人，便须取入规矩。不然，荡将去！”②前一则是说《史记》文章如李广之用兵，不可学。后一则是说才高者为文易犯佚荡无归之病，宜学法度谨严之文以合规矩，所以不宜学雄肆奔放的苏文。由此可见，朱熹在指点后进作文时是煞费苦心的。联想到他的大部分论文之语都是对弟子的谈话记录，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朱熹的衡文之言都从为后进指点学文之津梁这个角度来加以考察，也许可以对其散文批评增进理解。
二、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朱熹论诗，实从《诗经》、《楚辞》开始，但由于本书拟对其《诗经》、《楚辞》研究设专章予以论述，所以本节仅以朱熹对汉魏以后诗歌的批评进行研究。
朱熹谈诗的言论大多是随意性的点评，兴之所至，言即随之。但归纳起来，他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包括三个重点对象，一是先唐诗，二是唐诗，三是宋诗。从时间上说，他论诗的范围已涵盖了当时为止的全部诗史。
由于先唐诗中的许多重要作品都保存在《文选》里，所以朱熹常称之为“选诗”。他对“选诗”是赞不绝口的，且始终视之为后世诗人应该仿效的典范。他早年学诗时便选择汉魏古诗为模仿对象（详见第二章第二节），到了晚年仍赞扬其师刘子翚少时作诗“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且说：
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无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乃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也。呜呼，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哉！①
此跋作于庆元五年（1199），其时朱熹已七十岁，故确是其晚年定论。他认为学诗当选择“选诗”作为典范，而且认为唐代大诗人如李、杜、韩、柳也都是从学习选诗入手的。虽然杜甫、韩愈后来的变化很大，但“变不可学”，所以对后人来说，仍以仿效李白、柳宗元的做法即始终学选诗为上策。文中所谓“不烦绳削之说”当指北宋黄庭坚之观点而言。因为黄庭坚曾说：“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②意即杜诗、韩文，尤其是晚期的杜诗、韩文，都已达到了不须追求规范而自与规范合的程度，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必再以选诗或其他任何前代作品为典范了。对于杜、韩的新变，朱熹与黄庭坚有同样的认识。然而对于这种新变的评价，则二人大相径庭。简而言之，黄庭坚论诗主奇主变，③故而赞成杜、韩的新变。而朱熹既然认为写诗应以学习古人为门径，又认为选诗就是学习的典范，那么必然对最终与选诗分道扬镳的杜、韩不以为然了。
当然，朱熹对先唐诗并不是毫无区别地一概肯定，对于南朝的齐梁诗，他是极其鄙视的：“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①意即齐梁诗萎靡不振，缺乏使人激发振作的力量。这当然是朱熹所绝对不愿意人们去阅读、模仿的。那么，他取于选诗的是哪些作品呢？他说：“古诗须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皆佳。”②“选中刘琨诗高，东晋诗已不逮前人。齐梁益浮薄。”③如果单看这几句话，那么朱熹所重视的似乎仅仅是“西晋以前”的诗也即汉魏古诗，也即是最早出现的五七言诗。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论述的，朱熹的文学思想有浓重的复古色彩，他推崇浑然高古的汉魏古诗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其实朱熹对东晋乃至南朝的诗并不菲薄，至少陶渊明、鲍照两人是深受其赞赏的。在朱熹作诗所仿效的对象中，陶渊明无疑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详见第二章第二节），他对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④
他还精辟地指出陶诗的特征是：
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⑤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①
陶诗的风格，北宋之前未有人以“平淡”评之者。钟嵘《诗品》卷中评之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又曰：“世叹其质直。”似乎仅含简洁、质朴之意。而且当时人心目中的“平淡”一词并非指诗歌高境。《诗品》卷中称郭璞诗：“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即把“平淡”作为对玄言诗的评语，而钟嵘对玄言诗的正面评价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②。初唐人所编《隋书·经籍志》中也说：“永嘉以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皆可为证。
到了宋代，随着苏轼、黄庭坚等人对陶诗价值的发现，人们才开始以“平淡”作为一个褒义的风格术语来评价陶诗。例如秦观评陶诗为“冲淡”③，蔡絛评之为“清淡”④，韩驹评之为“枯淡”⑤，至周紫芝、葛立方始以“平淡”评之。周曰：“士大夫学陶渊明诗，往往故为平淡之语，而不知渊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⑥葛曰：“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老杜云：‘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①然而周紫芝意谓陶诗其实也是有“制作之妙”即雕琢之功的，葛立方则不但把杜诗中实指陶渊明与谢灵运的“陶谢”误作陶与谢朓，②而且把陶诗与小谢（或大谢）诗并称为“平淡”，都不甚妥当。所以真正最早、最准确地以“平淡”评陶诗的实为朱熹。当然，朱熹此说与苏轼、黄庭坚对陶诗的推奖是分不开的，但朱熹不但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表述得更加明晰。
先看其第一则语录。苏轼评陶诗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③黄庭坚则说：“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也？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④这两段话中都含有陶诗“平淡”之意，但苏轼强调陶诗实质上的绮丽和丰腴，如与他指点后辈所说的“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⑤相对照，似乎含有超越“绮”、“腴”而达到“质”、“癯”之意，显然这不符合陶渊明写作的实际情况。黄庭坚强调陶渊明作诗是直抒胸臆而无意于诗之工拙，似乎含有出于自然之意，但毕竟表达得不够清晰。只有北宋末年的理学家杨时曾说：“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⑥意思与朱熹相当接近。朱熹论学推崇杨时，也许受到杨时此语的影响，不过朱熹说得更为显豁。朱熹指出陶诗的平淡风格是自然形成的状态，而不是有意追求所致，所以如果后人有意仿效则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揆之苏轼晚年竭力学陶，作《和陶诗》百余首，然而结果却是“坡诗语亦微伤巧，不若陶诗体合自然也”①的事实，可见朱熹的论断是非常准确的。
再看其第二则语录。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诗云：“潜鱼愿深眇，渊明无由逃。鼓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抗脏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空余诗语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属予刚制酒，无用酌杯盎。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②前人论陶，多强调其静穆恬淡的人生态度，黄庭坚此诗首先指出陶渊明的性情中其实含有雄豪的一面，且很有用世之志，只是生不逢时而未得施展而已，可谓独具只眼。但是他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其人而不是其文。朱熹则指出陶诗也有豪放的一面，不过不易为人觉察，且举《咏荆轲》诗为例证。
对于《咏荆轲》一诗，后人或以为乃陶渊明“愤宋武弑夺之变，思欲为晋求得如荆轲者往报焉，故为是咏。”③其实此诗不一定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观其《拟古九首》之八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④正如吴瞻泰所评：“忽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忽而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⑤这是一位心怀壮志而身逢浊世的诗人的不平之鸣，不一定真的要仿效所咏人物的具体行为。否则，夷齐、荆轲与伯牙、庄周岂是同一类人物，安能一齐效慕！同样，《咏荆轲》也是抒写其胸中的抑塞磊落之情，是对于污浊现实的精神抗争，而不是专为刘裕之篡弑而作。诗中描写荆轲反抗暴秦的英雄行为，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及“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等句，慷慨激烈，真是“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而另外一些句子如“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之写易水送别之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之抒仰慕之情，都是貌似平淡而实蕴激情。朱熹说陶诗“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真是一针见血之论。由此可见，朱熹对陶诗的评价虽然与宋代诗坛风尚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但他确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富有启发意义。
对于鲍照，朱熹也十分赞赏，他说：
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如“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分明说出个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风冲塞起，砂砾自飘扬。马尾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俊健。①
鲍照诗风，钟嵘称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②萧子显则称其“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③这些评语有两层意思：一是语言巧丽华艳，二是情感激越躁急，总之整个诗风是奇异而不合常规的，故称之为“险”，“险”显然是一个贬义词。以常理揆之，理学家朱熹对这种诗风应该是弃若敝屣的。因为依照理学家的传统诗论，作诗是为了涵泳性情，诗风宜以安详雍容者为上。鲍照诗风却正与此背道而驰。然而奇怪的是，朱熹却对鲍诗甚为赞赏。在陶渊明之后的南朝诗坛上，鲍照几乎是唯一受到朱熹赞扬的诗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应注意到，朱熹认为鲍照诗是选诗中的变体。本来在《文选》中，鲍照诗入选共十八首，虽然列于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之行列，但尚不如谢朓（二十一首）、谢灵运（三十二首），更不能与陆机（五十一首）相比。这固然有鲍照其人“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①的原因，但鲍诗与当时诗坛主流的异趣是更重要的原因。朱熹称之为“选之变体”，甚当。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进而指出鲍照“才健”，并举例说明其诗有几种优点。今检朱熹所举两首诗皆见于《文选》卷二八，它们分别是《东武吟》与《出自蓟北门行》。前者写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军士年老穷困之事，“腰镰”二句即写其归乡后之境况，故朱熹称其“分明说出个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后者写赴边御敌的将士之经历及情感，“疾风”四句即写塞外苦寒荒凉之情景，诗句生动传神且雄健有力，故朱熹称其“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俊健”。这两首诗虽然都是拟作的乐府诗，但诗中分明渗入了鲍照雄豪、倔强的个性。显然，朱熹既称赞陶诗之“豪放”，又称赞鲍诗之“俊健”，正体现出他对刚健雄豪的诗风的爱好，这与他鄙薄“读之使人四肢懒慢不收拾”的态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朱熹对“选诗”的推崇并不意味着盲目崇古，而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批评意识的体现。
唐诗是古代诗歌中最为灿烂的一个部分，对于宋人来说，它更是最直接的学习典范。从宋初以来，诗坛的宗尚虽有很多变化，但那些变化几乎都可归结为在唐诗中选择不同的诗人作为学习对象而已。对朱熹来说，对唐诗的批评都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所以也应该在上述背景下得到解释。
首先，朱熹强调应以李白、杜甫为典范。他说：“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下诸家诗。”①这段话看似简单，其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宋代的理学家来说，“本经”也即儒家经典，是真理的渊薮，学问的泉源，是士人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所以此语意即李杜在诗国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典范地位，这也许是朱熹所能作出的最高评价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一句话。自从北宋末年以来，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响日益巨大。到了南宋初年，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更是笼罩着整个诗坛。虽然苏、黄自身也是推崇李杜的，但仿效他们的人却往往只知苏黄而忽视李杜。南宋初年张戒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②可谓慨乎言之。这说明在当时诗坛上张戒的观点是很少有人赞同的。直到淳熙初年（1174后），杨万里还说：“近世此道（按：指诗）之盛者，莫盛于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③可见江西诗派的影响是如何之盛，竟至于使人们忘记了追本溯源。而当江西诗派的影响引起诗坛的反动之后，许多诗人转而以晚唐诗为仿效对象，从杨万里到“永嘉四灵”都体现出这种趋势。陆游在嘉泰元年（1201）愤怒地指责诗坛上不宗李杜却专学晚唐的时弊：“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④在嘉定元年（1208）又说：“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怵。杭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⑤可见在朱熹去世前后，诗坛尚未建立起以李杜为宗的风尚来。朱熹强调李杜的典范作用，是切中时弊的精辟之论。在朱熹去世约三十年后，严羽始提倡“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①竟与朱熹之言如出一辙。今考严羽的家乡邵武与朱熹晚年讲学之地建阳为邻县，严又师从朱熹的弟子包扬，②则严羽很可能对朱熹的论诗之语是有所闻的。
其次，朱熹对李杜诗的特征有独到的见解。比如李白的诗风，人多以雄浑豪放评之，而且多认为其诗乃天才所致，故不易学。但朱熹却指出：
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③
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④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⑤
“大雅久不作”见于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在各本李集中都被置于卷首，故朱熹称之为“首篇”。此诗全面表述了李白的诗歌观念。正如《唐宋诗醇》卷一所概括的，“指归大雅，志在删述。上溯风骚，俯观六代。以绮丽为贱，清真为贵。论诗之义，昭然明矣。”这种重视《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自觉地接受儒家诗教的指导的诗歌思想，当然是朱熹深为赞许的。而此诗的风格也确实平正郑重，雍容不迫，与李白主导诗风（主要体现于七古）的豪放磊落，倾荡雄奇有所不同，故朱熹以“和缓”评之。显然，在李诗的两种风格倾向中，“豪放”者变化莫测，难于追步。而“和缓”者较合规矩，宜于仿效。况且朱熹论诗，本来就有取于立意措辞平正稳妥者，无怪他要特别注目于“大雅久不作”一首了。后面两则语录进而谈李诗的合于法度。李白曾“三拟文选”，①虽说今本李集中仅存一篇《拟恨赋》是整篇模拟江淹《恨赋》的，但是其诗中直接或间接地受“选诗”影响的情况却是十分普遍的，例如其乐府诗大多沿袭汉魏乃至南朝乐府旧题，立意、措辞也甚为相近。又如他对大小谢、鲍照等人的一些名篇、名句心摹手追，甚至径用其成句入诗，②皆为明证。既然“选诗”在艺术上是比较规范化的，那么学习选诗的李白诗当然也就呈现出一定的规范性。朱熹说他“始终学选诗，所以好”，即是因此而言。朱熹还指出李白的《古风》一组诗“多效陈子昂”，诚然，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的直接蓝本是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其间接的蓝本则是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从《咏怀》到《感遇》，再到《古风》，其间的传承关系是一目了然的。③所以李白学习陈子昂，其实也就包含着学习选诗的性质。在论诗极度崇尚选诗的朱熹看来，如此而产生的李白诗（至少是一部分李诗，尤其是其五言古诗），当然也就是受到选诗艺术规范的制约的。
当然，朱熹对李白诗的巨大的创新精神并非视而不见，但他人论李白多着眼于其神变莫测，如黄庭坚曰：“予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①敖陶孙则评曰：“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②似乎李白诗是完全没有法度可寻的。而朱熹却指出李白写诗是从学习选诗入手的，所以事实上仍有法度，不过李后来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这些法度，并且变化自如地驾驭这些法度，从而优入圣域。这样，被常人视为纯粹凭天才挥洒的李白的创作就被指明了其发展脉络，正是在这种细致的分析中，朱熹得出了李诗可学的结论。
朱熹对杜甫的评价也与众不同。我们知道，经过北宋诗人的反复阐扬，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早已确立，北宋诗人对杜甫在人格和诗艺两方面的典范意义的认述早已深入人心。朱熹对杜甫的人格意义同样持高度的评价，而且从理学思想的角度作出了全新的阐发（详见本章第四节）。对于杜诗的艺术，朱熹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说：“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并根据这个观点而指责“伪苏注”之非。③自从北宋末年以来，关于杜诗“无一字无来处”④的说法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南宋初年杜诗的注家蜂起，且多着力于注明其字句的出处，“伪苏注”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朱熹明确地指出杜诗的佳处“在用事造语之外”，可谓对这种学风的当头棒喝。这对学界正确认识杜诗的美学价值无疑有着重大的启迪作用。
朱熹对杜甫晚期诗歌评论更值得注意，他几次三番地表达过他对晚期杜诗的意见：
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①
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如矮人看戏耳。②
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③
朱熹此说是针对黄庭坚推崇晚期杜诗的观点而发的。为了说清其间的关系，让我们先看一下黄庭坚的论点。黄庭坚认为：“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安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④又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⑤黄庭坚这两封书信都写于元符三年（1100），其时他年已五十六岁，正在戎州贬所。⑥由于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绍圣元年（1094）被贬谪以后便进入了后期，也即从早期的细密工巧而转向质朴平淡，所以其论诗主张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早年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转而认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⑦
应该承认，杜甫晚期诗歌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在上元二年（761），即在移居夔州五年之前已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①此后的杜诗日益呈现出纵横恣肆、剥落浮华的新面貌。他在宝应元年（762）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②正可视作夫子自道。而这种新风貌的集中体现则是其夔州诗。所以黄庭坚和朱熹两人对晚期杜诗一褒一贬，都以夔州诗为对象。从表面上看，黄庭坚对夔州诗极口称赞，而朱熹对之肆意贬低，正如水火之不相容。然而清人潘德舆指出：“夫‘横逆不可当’者，风动雷行，神工鬼斧，即山谷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也。世人不玩朱子‘横逆不可当’之意，而耳食朱子‘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之说，便疑其老而漫与，率笔颓唐，无关佳处。”③潘氏看出“横逆”与“不烦绳削”实指同一个特征，很有眼光。其实“自出规模”与“横逆不可当”的意思非常接近，都是说纵意所如，不再遵循传统的诗歌法则。“郑重烦絮”意即词繁意复，不够精练，④也即率意挥洒，不甚推敲字句的意思，这层意思也可包含在“横逆不可当”里面。所以我认为朱熹对夔州诗的批评虽有多种说法，但其着眼点几乎是重叠的：他认为杜甫晚年作诗不再遵循固有的法度（尤指“选诗”的法度），也不复着意推敲字句，而是随心所欲地率意成篇，而这正是黄庭坚大加赞赏的艺术境界。两人的分歧在于，黄认为这种做法是“自合”，而朱认为是“自出规模”，即“不合”。为什么对同一种境界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呢？我觉得这是由于两人采取的标准不同。黄庭坚评杜甫夔州诗时虽没有说出明确的参照对象，但事实上他是以宋诗的审美规范作为标准的，“平淡而山高水深”这句话就透露了个中秘密。因为对于黄庭坚等“元祐诗人”而言，他们早已参透了前代诗歌（主要是唐诗，也包括早期杜诗）在艺术上的所有积累，在手段、技巧的细密精巧上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势必复归平淡自然、质朴真率的艺术境界。而晚期杜诗所独有的朴老疏野、不衫不履的风格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范本。①无怪乎黄庭坚要对杜甫夔州诗情有独钟，也无怪乎江西诗派的后劲也都奉此为不刊之论了。而朱熹批评夔州诗则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即“选诗”。上述几条语录都是以杜诗与选诗相比较而立论的。事实上杜甫是非常注重学习选诗的，而且由于汉魏六朝诗人在诗歌艺术长期探索中所得的成就已凝聚在律诗这种新诗体中，而杜甫比李白更倾心于律诗，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杜甫的学习选诗比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②但是朱熹说杜甫“渐放手”，也是符合事实的。杜甫的晚期诗歌，确实体现了与选诗分道扬镳的倾向。显然，晚期杜诗自身有其美学价值，它体现了杜甫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的创新精神。然而对于论诗以选诗为标准，且强调作诗应有规范法度的朱熹来说，晚期杜诗当然是“自出规模，不可学”的。
毫无疑义，朱熹的观点反映了其诗学思想的保守性，但也有其合理的内涵。首先是晚期杜诗中有些作品过于追求不拘绳墨，结果造成了散漫松懈乃至枯率颓唐的缺点，这在其五古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课伐木》、《种莴苣》等诗，确实写得“郑重烦絮”。其次是自黄庭坚提倡夔州诗以来，论者多慑于其盛名而随声附和，如南宋初年陈善云：“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③确如朱熹所言，“如矮人看戏耳”。这种观点对南宋诗人的实际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就是粗率浅易的作风，朱熹斥之为“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①朱熹不取杜甫的夔州诗，多半与此有关。
对于李杜之外的唐代诗人，朱熹最推崇韦应物，他说：
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②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③
如果从内容方面的隐逸主题和风格方面的清丽倾向来看，韦应物诗与王、孟诗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朱熹把两者进行对比，并指出韦诗高于王、孟的原因是“无声色臭味”，意即王、孟诗尚且较多地诉诸读者的视、听等感觉，韦诗却不以声色娱人。他又举例说明韦诗与杜诗的不同。“暗飞萤自照”句见于杜诗《倦夜》，原诗如下：“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④韦句见于《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原诗如下：“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当晏，离后更萧索。”⑤两诗都是写夜景的名篇，但诗风相去甚远。杜诗刻划精细，琢句工巧，而韦诗不事雕琢，平淡自然。当然这里面也有诗体不同的原因：前者为五律，而后者为五古，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诗人的风格倾向不同。简而言之，杜甫作诗常常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去摹写景物，即使咏细小之物也出以狮子搏兔之全力。而韦应物则尽量避免太着力的描写，在韦诗中艺术手段常常淡到几乎不复可睹。即以朱熹所举之句为例，杜诗写萤火虫“自照”，意即其光微小，不能照亮他物而仅能自照，而且夜空中仅有一点孤独的萤火。含意丰富，造句也工巧无比。而韦诗径写流萤闪过之行迹，既无状语，也不用比喻，确是“自在说了”。对于朱熹来说，作诗的目的本是抒情述志，“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岂复有工拙哉！”①既然如此，诗的风格当然以平淡自然者为上，所以他必然会认为“语只是巧”、“杜工部诗常忙了”的杜诗不如“直是自在”的韦诗来得“近道”，②这与他推崇陶诗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因崇尚平淡诗风而重视韦诗，这是情理中事。北宋苏轼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但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评价韩愈等人的诗，则是朱熹的独到之处。韩愈及其同派的孟郊、卢仝等人，历来被看作是奇险诗风的代表，朱熹却说：
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诗中被他牵得，亦著如此做。③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法虽险怪，意思却有混成底气象。④
“平易”的内涵大约是浅显明白的语言和简单直截的思致，它的外延要比“平淡”更广一些。若以此标准来衡量韩诗，那么“平易”的评价是名副其实的。韩诗喜写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且多出之以文从字顺的语言，所以许多作品都写得质朴平易。①当然韩诗中也有不少风格奇险之作，比如与孟郊联句的诗就往往被后人视作争奇斗险的范本。朱熹却对此独持异议，认为韩愈是为了与孟郊争胜，才在联句诗中追随孟诗而趋于奇险的。这个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关于韩、孟的联句诗，黄庭坚与徐俯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徐俯问：“人言退之、东野联句，大胜东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润色。”黄庭坚答曰：“退之安能润色东野，若东野润色退之，即有此理也。”②黄庭坚的感受其实与朱熹颇为接近，不过他论诗主奇，所以认为孟诗比韩诗更胜一筹。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韩愈与其他诗人的联句诗，更可看清这一点。例如韩与李正封联句的《晚秋郾城夜会联句》，虽长达二百句，也颇有争胜之意，但诗句并不奇险，故俞玚评曰：“昌黎与东野联句，多以奇峻争高。而此篇独典赡和平，诚各因人而应之也。”③可见朱熹对韩诗的把握是多么准确！同样，卢仝诗也是以险怪著称的，但朱熹却认为其诗意思“混成”，故仍体现出“平易不费力”的倾向。而事实上除了《月蚀诗》等几首以外，卢仝的许多名篇如《添丁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与韩诗风格甚为接近，还是比较平易的，朱熹所言甚是。
从总体上看，朱熹对唐诗的批评虽系随人而发，且多为片言只语，但归纳起来却有一个完整的观点，即肯定唐诗中遵循“选诗”法度的、风格平正稳健易于仿效的部分，认为这部分唐诗对宋人有典范意义。由此可见，朱熹的唐诗批评较鲜明地体现出“古为今用”的价值观。
那么，朱熹对于本朝诗歌也即宋诗又取何种态度呢？
众所周知，宋诗经过约百余年的发展，到元祐时期臻于鼎盛，形成了有宋一代的独特诗风，而苏轼、黄庭坚即为元祐诗坛上的领袖。后人评论宋诗，无论是褒是贬，大多集矢于苏、黄，故我们对朱熹的宋诗批评的考察也从苏、黄说起。上文说过，朱熹论诗，先李杜而后苏黄，也就是说他认为苏黄诗的价值不能与李杜相提并论。在此前提下，他对苏黄诗提出了下面的批评：
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余意。黄费安排。①
第一句完全是贬评的语气。后两句论苏黄诗之特点，但也都是其缺点。诗歌当然应以蕴藉有余味者为上，可是苏诗却是“一滚说尽无余意”，也即言畅意尽而略无余蕴。诗歌当然以自然流畅者为佳，可是黄诗却“费安排”，也即在章法、句法上煞费苦心，结果有损自然之趣。应该说，朱熹对苏、黄诗的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两句话可谓一针见血之论。然而对诗名震撼一世的苏、黄何以只有这么简单的评语，而且只言其缺点呢？朱熹虽然对苏轼的人品评价甚低，但对其文才、学问是颇为敬重的。他在诗中曾称颂道：“罗浮山下黄茅村，苏仙仙去余诗魂。”②“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③敬重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他论苏文的言论很多，论苏诗的却很少。除了上述二则外，还曾说过：“坡公病李杜而推韦柳，盖亦自悔其平时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①此语是针对苏轼的言论而发的。苏轼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②所谓“高风绝尘”，当指先唐诗歌较少人工雕琢而更为自然朴素的美学境界。这在继承了六朝诗歌在艺术手段上的丰厚积累并使之发展到巅峰状态的李杜出现后，当然是“亦少衰矣”。而韦、柳诗风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向先唐朴素诗风的回归，故而得苏轼之深赏。朱熹则认为苏轼所以会发此论，是由于苏本人的创作未能臻于韦柳之境，故而“自悔”。苏轼的《书黄子思诗集后》未署年月，据其内容，当是作于晚年。③所以此论与他平生的主导诗风是异趣的。显然，苏轼晚年的论诗宗旨与朱熹崇尚陶、韦诗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苏轼实际创作所显现的主导诗风就不免要受到朱熹的否定了。然而在朱熹的时代，苏诗的影响实不如黄诗之巨。因为黄庭坚被奉为江西诗派的宗祖，在南宋前期影响极大，故朱熹对苏诗的批评仅寥寥数语，而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批评却要细致得多，请看下面几则语录：
蜚卿问山谷诗，曰：“精绝！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谓巧好无余，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诗较自在，山谷则刻意为之。”又曰：“山谷诗忒好了。”①
择之云：“后山诗恁地好，他资质侭高，不知如何肯去学山谷？”曰：“后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却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然若论叙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②
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亦得。如陈简斋诗：“乱云交翠壁，细雨湿青松。”“暖日熏杨柳，浓阴醉海棠。”他是什么句法！③
又问坐间云：“简斋墨梅诗，何者最胜？”或以“皋”字韵一首对。先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④
第一则专论黄庭坚诗。朱熹首先肯定黄诗精诣绝伦，功力深厚。然后指出他用力太甚，不如古诗之自然。“忒好了”三字褒贬参半，实可视为前几句话的形象性简述。第二则比较黄、陈之异同。当弟子曾祖道（字择之）以陈师道为何学黄为问时，朱熹指出黄、陈各有优劣，但总的说来，黄诗功力大胜陈诗，尤其是在“叙事”方面。三、四两则都是论陈与义诗的，对陈诗中的一些名篇、名句甚表赞赏。这几则语录有一点共同的精神，即对江西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特点颇为嘉许。黄诗之精工是当时诗坛上的常谈，不用赘论。但认为黄诗“善叙事情”，似乎是朱熹的独到之见。由于黄诗多写日常生活题材，叙事的成分确实较大，其中描写宦旅生涯的一些古诗如《大雷阻风》、《过家》等，娓娓而谈，委曲入微，朱熹所赏当即此类。而陈师道诗由于一意追求简古，常常过分地压缩字句，故而“叙得较有疏处”。但陈作诗态度十分严肃，没有黄诗中那种游戏笔墨，故朱熹又称陈之“雅健”而责黄之“轻浮”。后面两则需稍作说明。“乱云”一联见于陈与义《岸帻》，①“暖日”一联见于其《放慵》，②这两联都是对仗精工，用字凝练的佳句，故朱熹赏之。③“墨梅诗”是陈与义的名篇，原题作《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④“皋”字韵指其四：“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朱熹所引两句乃其三：“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两首相较，前者用《列子》中九方皋相马不辨牝牡骊黄却能识得千里马之故事，比喻墨梅虽然颜色不像真梅，却能得梅之精神。后者则以人喻梅，以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中“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句意写白梅变成黑色。两诗立意皆很新颖，但前者将寓意直接说出，稍嫌直露。后者则通首皆以人喻花，并不说破，而且诗中颇有宦游沦落之感慨，意境蕴藉。由此可见朱熹所称赏于陈与义诗的是语句精丽、意境深微之作。朱熹并不完全反对诗歌艺术的精致化，这似乎与他力主平淡自然的诗学观相矛盾，但从上述几则语录来看，他称赏黄、陈大多是因不满于时人作诗流于率易，故欲以江西诗风中精致工丽的一面来补救之。一句话，朱熹对本朝前辈诗人的批评也是着眼于当前诗坛的。
除此之外，朱熹对宋代的其他诗人也有独到的评论，他对欧阳修及其诗友石曼卿都甚为赞赏，说：
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尝有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①
石曼卿诗极有好处……曼卿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如《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又“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极佳，可惜不见其全集，多于小说诗话中略见一二尔。曼卿胸次极高，非诸公所及。其为人豪放，而诗词乃方严缜密，此便是他好处，可惜不曾得用！②
欧阳修是矫正西昆诗风的关键人物，但他对西昆派并不是弃之若敝屣，而是弃其短而取其长，所以开创了以平易晓畅为特征的新诗风，而又不失温润精丽的优点。此外，欧公也是宋人以议论入诗的最早尝试者之一。朱熹对欧诗的评论只有一条，但却包含着对上述两点内容的体认。“玉颜”二句见于欧诗《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咏唐代宗时崇徽公主在远嫁回鹘的途中所留下的手痕，全诗如下：“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玉颜”一联为此诗中警句，上句同情女子红颜薄命，这不仅是针对崇徽公主一人，而是对古往今来的普遍性悲剧的嗟叹。①下句借《左传》（庄公十年）中“肉食者鄙”之语，斥责当时大臣未能谋国御侮而靠一个弱女子去和番。立论精警，又不浅露，故朱熹称之为“第一等议论”。②同时，此联字句极为精丽，叶梦得曾评曰：“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③的确，这种对仗工整，字句精丽，而且含意深密的律诗，正是自李商隐至西昆派诸子的长处，而欧阳修对昆体的借鉴也正是体现在这些地方。朱熹曾说：“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然欧公诗自好。”④可见他对欧诗虽变昆体而尚存其长处的特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称此诗为“第一等好诗”，确是独具只眼。
石曼卿其人，是欧阳修的密友，他虽然只活了四十八岁，但其诗深为欧阳修、苏舜钦所推重。石诗的佳处在于有格高气壮之妙而无粗豪率易之病，所以其艺术造诣其实胜于苏舜钦。可惜石享年不永，诗作流传不多，朱熹对之极表惋惜。他所拈出称赏的两例中前者曾为欧公激赏，以澄心堂纸请曼卿亲笔书写，视为“家宝”。⑤后者见于《金乡张氏园亭》一诗，为宋诗中名句。据刘克庄所云，此联“为伊洛中人所称”。⑥朱熹赏之，当也是出于理学家的观点，即此联表达了诗人观物所悟得的活泼生机。但就诗句本身而论，确为既工整稳妥又生动流走的好句。朱熹既称石诗为“雄豪”，又以“缜密方严”评之，而所举两例都与后者有关，可见他有取于石诗的主要在于后者，故此段语录中竟两次言及“缜密方严”。
需要稍作讨论的是朱熹对梅尧臣的评价。先看下面两段语录：
或曰：“圣俞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①
择之曰：“欧公好梅圣俞诗，然圣俞诗也多有未成就处。”曰：“圣俞诗不好底多，如《河豚》诗，当时诸公说道恁地好，据某看来，只似个上门骂人底诗。只似脱了衣裳，上人门骂人父一般，初无深远底意思。”②
从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北宋的大诗人对梅尧臣诗都有很高的评价。③即使到了朱熹的时代，梅诗的声价仍然如日中天。如陆游即不胜景仰地说：“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诸家义皆堕，此老话方行。赵璧连城价，隋珠照乘明。粗能窥梗概，亦足慰平生。”④刘克庄则明确地认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⑤朱熹却将梅诗评为“枯槁”，简直是骇世惊俗之论。那么，朱熹为什么要独标异说呢？
首先我们应注意到，上引两则语录不是朱熹关于梅诗的全部言论。他在给门人的书信中曾说：“少时尝读梅诗，亦知爱之。而于一时诸公所称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至于寂寥短章，闲暇萧散，犹有魏晋以前高风余韵，而不极力于当世之轨辙者，则恐论者有未尽察也。”①其《语类》中亦曾说：“所以他（指欧阳修）喜梅圣俞诗，盖枯淡中有意思。”②可见朱熹对梅诗并不是全盘否定的。他所不满的是以《河豚》为代表的部分梅诗，并且认为梅诗过于枯淡。众所周知，《河豚》诗是梅诗中的名篇，梅尧臣甚至因而得到“梅河豚”的称号。③为什么朱熹对之不以为然呢？今揆《河豚》诗原题作《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乃作于范仲淹的宴席之上。欧阳修曾记其始末云：“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④可见此诗之得名一在于即席而作，这对于苦吟诗人梅尧臣尤为难得。二在于描摹物态，笔力雄赡。我觉得此诗中以“退之来潮阳，始惮食笼蛇”来比喻河豚之奇怪，诗风也极像韩愈《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答柳柳州食虾蟆》一类，⑤故笔力雄劲，刻画畅尽，其间议论如“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等句，发露无余，绝不含蓄。这当然是论诗主张清远平淡的朱熹所不能首肯的。所谓“脱了衣裳，上门骂人父一般”，当即指其发露叫嚣而言。
应该指出，朱熹的讥评有些过火，但尚非无的放矢。然而，梅诗中平淡的一面为什么也不为朱熹所认可呢？从上引言论来看，他对梅诗中“闲暇萧散，犹有魏晋以前高风余韵”的“寂寥短章”还是赞许的，但他对梅诗的主导风格则不肯以“平淡”评之，而称之为“枯淡”乃至“枯槁”。我认为这是由于梅尧臣所追求的“平淡”风格与朱熹所主张的“平淡”名同实异。简单地说，朱熹所主者是先唐自然形成的较为朴素的诗风，而梅诗却是对炉火纯青之境的刻意追求。朱熹曾说：“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处无不出此。”①在他看来，梅诗大半是“有意于平淡”者。况且梅诗有时故作枯涩之笔，如其晚年名作《东溪》的末联：“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②质木枯涩，意随言尽。朱熹称梅诗“枯槁”，当即对此类而发。
对于南宋的诗人，朱熹最推重陆游，他说：
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③
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如此篇者，初不见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己。盖爱之者无罪，而害之者自为病耳。近报又已去国，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④
朱熹与陆游交好甚笃，两人互以道义相许，对抗金事业也持同样的态度，平生文字往来很多。后面一书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后，是年十一月陆游被劾罢官归里，故朱熹书中感慨系之，甚至认为这是陆游的诗做得太好的缘故。书中所及之诗不知为何篇，从评语来看，似乎不是指的陆诗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爱国诗，而是写闲情逸致或乡居生活的作品，但朱熹仍予以高度的评价。在当时的诗坛上，赵蕃、韩淲等人继续走着江西诗派的老路，“永嘉四灵”及部分江湖诗人则以晚唐诗风为宗旨。与陆游齐名的范成大、杨万里虽各自成家，但在风格倾向上分别近于上述两者。只有陆游迥然挺出于众家之上，他既不复蹈江西诗派的旧辙，又坚决反对复归晚唐，而是高举李、杜的大旗，向盛唐诗风复归。当他退居山阴之后，诗风且趋向陶诗。朱熹独推陆游为“第一流”，为近代唯一“有诗人风致”者，可谓目光如炬。
综上所述，朱熹对历代诗歌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意见，他虽然最为推重先唐诗歌自然朴素的风格，但并不一味地厚古薄今，对唐、宋的主要诗人多有肯定。而且他的批评大多含有针砭当下诗坛风气的意味，所以许多貌似零碎的意见其实具有内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朱熹善于独立思考，又精于鉴识，往往能以片言只语切中肯綮，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宝贵材料。可惜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文集、语录，采撷不易。其后裔朱玉曾将其论诗之语编为《清邃阁论诗》行于世，①然多有遗漏。
三、朱熹论文学与时代之关系
从上面两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朱熹的诗文批评都带有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那么，在整体上，朱熹对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持什么看法呢？
首先，朱熹认为文学技巧是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地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学的进步，却反而使文学越来越萎靡不振。先看几则朱熹关于散文的语录：
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①
汉初贾谊之文质实，晁错说利害处好，答制策便乱道。董仲舒之文缓弱，其答贤良策，不答所问切处，至无紧要处，又累数百字。东汉文章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②
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更实。到杜钦、谷永书，又太弱无归宿了。③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著力要变，变不得……文气衰弱，直至五代。④
显然，朱熹认为古今文章演变的关键是骈偶化。当然，事实上俪辞偶语与散行单句同样源于上古，在先秦典籍中俪辞偶语在在皆是，不胜枚举。⑤但是朱熹的归纳仍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古典籍中的俪辞偶语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当时的文章或骈或散，多数是散中夹骈，都不是作家有意的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骈文。到了汉代，由于受到日益发达的辞赋的影响，文士们越来越注意多用骈俪句式，骈文也就应运而生。从现代的文学观念来看，骈文乃是一种纯粹的美文，它的产生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在主张“文以载道”的朱熹看来，骈四俪六不但无助于载道，而且还会妨碍载道。这样，他就势必对骈体不抱好感。此外，就文章的气势、力量而言，骈文确实很难与散文相比。尤其是当作家们过分醉心于骈四俪六，过于在典故、丽辞上追求精丽工巧之后，骈文势必变得纤巧萎弱，从而使西汉以前的文章所具有的浑厚壮大之气势丧失殆尽。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朱熹对骈偶化就不免要深恶痛绝了。
再看两则关于诗歌的言论：
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①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辞，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①
第一则从押韵的角度批评诗歌今不如古：古人押韵完全出于天然，“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后人对押韵的要求越来越严，不但韵部细密，而且还产生了和韵、次韵等等手段。对形式的过分关注影响了内容的表达，“却无意思”。第二则对古今诗歌的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考察，将它分成三个阶段，分段的标准是诗歌的格律化的程度：魏晋以前，诗歌尚处于自然朴素的阶段，对声律没有什么讲究。自晋宋至唐初，诗人们对如何运用四声使音调和谐进行探索。自沈佺期、宋之问始，诗歌的格律化完成，律诗成为五、七言诗最重要的形式。朱熹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是每况愈下，所以他真正认可的只有第一个阶段的古诗，认为那是“诗之根本准则”，而对于谢灵运、颜延之以后的诗歌不以为然，认为诗歌格律化以后，诗歌的准则被破坏了，古诗自然朴素的风貌一去不复返了。对朱熹来说，作诗的目的本在于言志抒怀，吟咏情性，艺术上的工拙则是次要的。而律诗的种种规范、要求却都是着眼于形式的，如果诗人在形式上耗尽心力，势必无法一心一意地言志抒怀。朱熹明确地指出：“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②
因此，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朱熹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他看到了诗文在形式上越来越细密巧丽的史实，但他不认为这种踵事增华是文学的进步，反而认为这意味着文学在思想价值和功能力度上的倒退。简而言之，朱熹心目中的历代诗文竟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下降趋势。应该指出，这种复古的观点本是由来已久的，著名的刘勰就持类似的看法：“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①这本来是合乎逻辑的现象：只要以儒家的理论为原则，那么儒家崇尚古代的文化观念以及重视社会政治功能的文学思想就必然会导致肯定淳朴质实而反对虚浮华美的价值取向。这样，对散文中的骈偶与诗歌中的声律这些纯属形式的新变当然会持反对态度。朱熹既然是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理学家，他就不可能跳出这个传统。换句话说，朱熹厚古薄今的文学史观念，乃是理学家文学思想的共性的体现。
那么，朱熹的上述观念有没有别的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的，意义就在于针砭时弊方面。朱熹说：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②
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如舞讶鼓然。其间君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底。旧见徐端立言，石林尝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法尔。如言湖州，必须去州字，只称湖，此减字法也。不然，则称霅上，此换字法也。”①
前辈文字规模宏阔，论议雄伟，不为脂韦妩媚之态。其风气习俗盖如此。故宣和之后，建、绍继起，危乱虽极而士气不衰。观曾公之文，亦可以见其仿佛矣。近岁以来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调笑为工，无复丈夫之气，识者盖深忧之而不能有以正也。②
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缙绅，下及闾巷韦布，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以蕴藉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所怀；听其言者，终日而不知其感之所乡。回视四五十年之前风声气俗，盖不啻寒暑昼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③
绍兴间文章大抵粗，成段时文。然今日太细腻，流于委靡。④
上引五则言论中，有四则可考知是朱熹在绍熙二年（1191）至绍熙五年（1194）间所说的，是他的晚年定论。⑤第一则认为从北宋初年到嘉祐以前，文风谨重，风俗浑厚。到北宋末年，文风已经“穷极华丽”，而浑厚的风俗也不再存在。今考嘉祐以前的一段时期内，在朝的著名文臣有寇准、晏殊、韩琦、范仲淹、文彦博等人，他们大都是以德行纯粹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即朱熹心目中的“名臣”。①在朱熹看来，那些人物的文字都是有为而作，并不追求形式上的华美工巧，那种文风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教化密切相关，是淳厚敦朴的社会风气在文学中的反映。及至宣和、政和也即宋徽宗时期，北宋国势衰弱，朝廷政治黑暗，新旧党争已演变成排斥异己、妒贤嫉能的政治伎俩，庆历时期那种以忠义之心立朝参政的士风已销声匿迹。与之相为表里的是文学创作中也以纤巧华美为风尚，故朱熹斥之为“都散了和气”！
后面四则都把审视文学史的目光向下延伸到当前，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朱熹对当时文坛上“容冶调笑”、“圆熟软美”的风尚深恶痛绝，认为这种萎靡柔弱的文风是士气衰落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第一则中认为与北宋早期相比，北宋末期的文风已经萎靡不振了。但当他批评眼前的文坛风气时，却又认为宣和之后，尤其是绍兴年间，即南宋初期，文风尚是较为健康的。他还认为当前（即宋光宗绍熙年间）与“四五十年之前”（即宋高宗绍兴年间）在文风与士气上都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显然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厚古薄今的观念，而是对历史真实进程的深切体察。
我们知道，靖康事变的突然发生，像疾风暴雨一样吹散了文坛上的柔靡文风。国难当前，士大夫们无法再安于歌筵舞席或书斋亭园了，执政者对异己的压制打击也被迫减轻乃至取消了。在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所有正直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对准着国家的命运。于是，吕本中、陈与义等江西派诗人不再醉心于诗法的探讨，改而以诗笔来抒写抗金复国的壮志或忧虑国势的沉思。张元干、朱敦儒等词人也暂时停止了柔婉情愫的低吟，改以雄豪悲壮为主调。甚至连巾帼词人李清照都写出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雄迈之句。与文坛上这种风气相为桴鼓的，是爱国将士浴血抗金的斗争精神。在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率领下，南宋军队屡建奇功，基本上遏制住了金兵的南侵势头。即使在高宗与秦桧的投降路线占了上风以后，胡铨还敢于上疏请斩秦桧，张元干、王庭珪则敢于填词赋诗为被贬的胡铨送行。
朱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其父朱松、其师刘子翚等人都是爱国士大夫中的一员，时代与家庭的影响使朱熹自幼便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对南宋初期的形势有切身的体会。朱熹认为南宋初期士气的一度振作是与北宋的长期培育涵养分不开的。第三则中把“故宣和之后，建、绍继起，危乱虽极而士气不衰”的原因归结为“前辈文字规模宏阔，论议雄伟，不为脂韦妩媚之态，其风气盖如此”，正是此意。然而，自从投降派在南宋朝廷里占据统治地位以后，随着抗金复国的希望的日益渺茫，人们的士气也日益孱弱低沉，而文学也随之而日益萎靡不振。对这种形势，正义的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例如陆游在淳熙八年（1181）即沉痛地说：“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①到庆元六年（1200）又说：“文章日益近衰陋，风节久已嗟陵夷。元祐大苏逝不返，庆历小范今谁知？”②到嘉定二年（1209），他更加明确地回顾说：“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得志者司诏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忧抒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无可愧，可谓盛矣。久而寝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①陆游的这些话，与上引朱熹的言论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这种国势不振，士气衰靡，文风萎颓的形势是最高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而且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虽有少数有识之士为之痛哭流涕，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朱熹悲叹道：“识者盖深忧之而不能有以正也。”而陆游也激愤万分地说：“渡江之初不暇给，诸老文辞今尚传。六十年间日衰靡，此事安可付之天！”②所以我认为，如果把朱熹的文学史观念置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就不难看清其浓厚的复古色彩中却包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朱熹事实上是以对古代文学重内容轻形式从而产生的浑朴敦厚、气骨刚健的优良传统的呼唤，来批判当前的衰靡文坛。这就是朱熹在宋代理学家文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
朱熹的文学史观念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文学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到底有何关系。文学的盛衰与国运有关，古人早已见及。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每听一国之乐，即能依据乐声推断其国的民情风俗和政治得失。在儒家经典《乐记》中，已总结出如下规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意谓国家政治与民生风俗直接影响着文艺中的情感倾向，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后来《诗大序》中也有同样的话。至南朝刘勰，遂提出了更加精确的命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③他还对历代的文学如何随着时代变化作了很具体的分析。那么，国运与文运是不是同荣同枯的关系呢？古代儒家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国家政治与文学是同步发展的，国家兴盛，文学也随之而兴盛：国家衰亡，文学也随之而衰亡。刘勰所谓“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①就是对上述观点的具体论证。朱熹的看法与上述理论背景有密切关系，他说：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也。②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③
从表面上看，朱熹的观点与《乐记》所言如出一辙，也是把国家政治状态分成“治世”、“乱世”和“衰世”三类（“衰世”即所谓“亡国”），而且也推崇“治世之文”。但是撇开对“治世之文”的评价不论（因为对于朱熹这样的理学家来说，必然要把六经视为典范的文本），他并未囿于盛世文盛，衰世文衰的理论模式，反而认为“乱世”之文奇伟不凡，甚至提出“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的相反模式来。朱熹举“战国”与“楚汉间文字”作为乱世之文的例证，而以《国语》作为衰世之文的代表。今考《国语》虽成书于战国初年，但它基本上是据春秋时列国旧史改编而成，故可视为春秋时代的文字。朱熹曾批评说：“《国语》文字多有重叠无义理处，盖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来多尔。”①这与“委靡繁絮”意思接近，他认为这是周室衰微时的特有现象。相反，在战国和楚汉相争的时代，群雄并起，龙争虎斗，士人们朝秦暮楚，奔走不暇。可是正是在这个“乱世”，文字却“有英伟气”，“真是奇伟”。战国和楚汉之际的文字究竟指哪些作品，朱熹没有明言。但揆诸他的其他言论（参看本章第一、二节）和文学史实，当是指《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屈、宋之辞赋及辩士游说之辞。朱熹也没有进一步阐明为何“乱世”的文字会有英伟之气，但我们对此很容易联想到刘勰关于建安文学的著名论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②以及赵翼对元好问的评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③即动荡的时代使作家内心产生了激昂的情感，从而催生出奇伟不凡的作品。显然，“衰世”即衰弱不振的时代，是沉闷、萎靡、不能激荡人心的外部环境，所以产生不出奇伟之文来。朱熹又举唐代为例，说明“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的确，若从政治角度来看，则贞观、开元堪称盛世，而贞元、元和则国势衰弱，时局动荡不安，相对而言可称“衰世”。但从文章的角度来看，则贞观、开元时的作品雍容有余而雄奇不足，其成就远不如以韩、柳为代表的中唐古文。同时，朱熹也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或者他虽有所思考而没有表达出来。但应该承认，朱熹毕竟已经敏锐地感悟到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学的发展是不同步的，而且动荡不安的时代反而常导致文学高峰的出现。可惜的是朱熹对这些观念没有深入展开论析，但这些片言只语却是我们考察古代文学思想史时不宜忽略的思想火花。
四、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批评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认为，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的先民却坚信不疑地把火的发明权归于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伏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被朱熹视为圣典的《礼记·中庸》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颇能代表古代中国人对人在宇宙间地位的确定。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它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它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作为这种文化诸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它必然以人为价值核心。可以说，对于中华的先民来说，“文学是人学”是不证而自明的结论。
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且绝非仅为儒家一派所独自信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皆是明证。对于“诗言志”的释义，历来多有歧说，但其基本的内涵是明确的。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①诗歌的发生既然完全是源于内心情志，那么诗歌创作必然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即刘勰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所以文学创作的原则是“修辞立其诚”，③即文字应是内心真实情志的流露，不容有丝毫虚伪。作为诗歌主体的人（即诗人）与作为诗歌表现客体的人（即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应该是同一的。于是，美好的作品必须建立在作者的美好品性的基础之上，否则，即使写出了华美的作品也是不足称道的。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④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唐人把这种观念表达得更加明确：“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⑤
宋代的理学家极为重视心性之学，把德性人格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当他们讨论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时，就格外关注作者的德性修养。朱熹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议论，他对许多文学家的人品有具体的评论，值得注意。
首先，朱熹对人品低劣的文人作了严厉的批判，例如：
蒙教扬雄、荀彧二事，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慝其所受莽朝官，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⑥
读洪刍所撰《靖节祠记》，其于君臣大义，不可谓懵然无所知者。而靖康之祸，刍乃纵欲忘君，所谓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选学榜，示讲堂一日，使诸生知学之道，非知之艰，而行之艰也①
（孙）觌初间亦说好话，夷考其行，不为诸公所与，遂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议。后窜岭表，尤衔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洪景庐在史馆时，没意思，谓靖康诸臣，觌尚无恙，必知其事之详，奏乞下觌具所见闻进呈。秉笔之际，遂因而诬其素所不乐之人……昔王允之杀蔡邕也，谓“不可使佞臣执笔在幼主旁，使吾党蒙讪议。”允之用心，固自可诛，然佞臣不可执笔，则是不易之论！②
第一则论扬雄。扬雄其人，曾在王莽篡汉后仕为大夫，又曾作《剧秦美新》以赞美新朝，似为不守臣节者。但他其实是一位甘于寂寞，不慕荣利的文人学者，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三八中书其死曰：“是岁，扬雄卒。”不像对其他出仕新朝者那样书作“死”。③对其出仕新莽事的记述也多恕词：“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好古乐道。”朱熹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司马光的写法是为“曲笔”，并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大书曰：“莽大夫扬雄死。”我们知道，在朱熹以前，扬雄一直是享有盛名的人物，班固、韩愈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北宋苏轼首先批评扬“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④但也只是论文，并未论其品节。朱熹对扬雄的人品大张挞伐，毫不宽恕，一方面固然出于维护纲常，强调事君以忠的儒家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与南宋面临着外族侵逼、国势危急的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在朱熹的时代里，忠君不仅意味着忠于一家一姓，更意味着忠于本民族的国家政权，所以更需要大力予以提倡，这一点在后面的两则言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洪刍其人，是黄庭坚的外甥“三洪”之一，名列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在当时颇有诗名。但他在靖康事变中竟替金人敛财，因势挟王邸内人，后于建炎中被流于海岛。①洪刍所作《靖节祠记》今已不存，估计是关于陶渊明（谥靖节）的，故朱熹称其知“君臣大义”。既知君臣大义，又在国家危难时腼颜事敌且乘乱侮辱本朝的王邸内人，真乃口是心非之徒。朱熹斥之为“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且榜示学堂以为诸生诫，视之为典型的反面教员。
孙觌其人，也是典型的有才无行者。他在靖康事变中起草降表诌媚金人，且公然接受金人所俘掳的宋朝妇女，行若狗彘，朱熹专门写了《记孙觌事》来鞭挞其丑行（参看第二章第三节）。而洪迈竟然援引孙觌来参修国史，从而丑诋坚决抗金的李纲等人，可谓颠倒黑白，不知天下有羞耻事！故朱熹对此怒不可遏，大呼“佞臣不可执笔！”洪、孙二人都是在靖康事变时不顾民族大义而认敌作父且从中窃取私利的士人，在坚持民族气节的朱熹看来，这是士人最大的恶德败行。这样的人，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又何足道哉！这种人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得美仑美奂，又何足道哉！
对于虽无大节亏损，但是人品有疵的文士，朱熹也毫不宽恕，他说：
徐师川微时，尝游庐山，遇一宦官郑谌，与之诗曰：“平生不喜刘蕡策，色色门中看有人。”后入枢府，郑时适用事，模样似有力焉。徐在密院时，金人寇襄阳，中书集议。徐曰：“彼本盗贼所有，得失不足为国家轻重。”时赵元镇为参知政事，曰：“襄阳为金人所据，则川广路绝，国家危矣。”徐曰：“此是枢密院事，参政不须预。”赵曰：“小小兵事，枢密自主之可也。此国家大事，政府安得不与？”即上马而去。太上闻之，罢徐枢密。徐归乡，以前辈自居，恃文使气好骂，专以饮酒为事，不择贫贱，皆往啖之。诗亦无甚佳者。①
绍兴紫微吕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动，皆有法戒，固非后学可得而赞也。其论汪、谢诸贤，高志清节，皆足以传信，孰敢改评。独饶节者，一旦毁弃肤发，殄绝天伦，而诸公环视，无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从更嗟叹，以是为不可及。亦独何哉！②
这里所批评的徐俯（字师川）、饶节，都是江西诗派的成员。徐俯曾与宦官郑谌交游，《宋史·徐俯传》中记载：“内侍郑谌识俯于江西，重其诗，荐于高宗。”郑谌其人的具体事迹现已不太清楚，但此人亦能诗，尤袤《遂初堂书目》中即载有《郑谌诗》，所以徐俯与他的交往应是文字之交，故而赠诗说：“平生不喜刘蕡策，色色人中有此人。”③意即今不必如刘蕡上策所言，将宦官皆视为奸邪，因宦官中也有如郑谌一流人物。在宦官未曾把持朝政危害国家的宋代，徐俯与郑谌结交其实并非大错。至于徐俯在枢密院议事时不主坚守襄阳，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对于抗金斗争其实是支持的，当靖康乱后张邦昌僭位时，一些没有气节的朝士纷纷避其讳以示臣服。而徐俯却于“围城中尝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来，即呼至前驱使之。”①有意表示对张邦昌的蔑视。此外，徐俯颇恃才傲物，他舅父即是著名诗人黄庭坚，但当有人称扬其诗“渊源有自”时，他却答道：“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②从总体上看，徐俯其人尚非大节有亏者。然而在朱熹看来，徐俯的作为显然不合理学家所树立的人格准则。徐与宦官结交，议政不当，以及恃才傲物，都是人品上的疵点，其诗也因此而被认为“无甚佳者”。至于饶节，本是一个佯狂避世之人，“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或数日不醒。”③他所以落发为僧，是因为与丞相曾布论新法不合，其实也是一种“自晦”。吕本中（即“紫微吕公”）对饶节甚为赞赏，把他与汪革、谢逸兄弟相提并论。但在朱熹看来，弃儒从佛，削发为僧，即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背离了儒家的伦理准则。反过来说，朱熹认为士人应有的品格是平正端方，举动合礼，凡是狂狷、诡激、倨傲等品性都是绝不可取的。所以对于同样属于江西诗派的二谢，朱熹就深为赞赏：“（二谢）俱学诗于黄太史氏，而以清介廉节闻于时，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独以其诗行于四方。而其行业之懿，则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详焉，是可叹已！”④就诗歌成就而言，徐俯、饶节并不在二谢之下，而且他们的诗风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由于朱熹认为他们的人品有高下之分，从而对他们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
那么，朱熹心目中人品高尚的文人是哪些人呢？他说：“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①这五人虽然都有文字传世，但真正以文学家而著称的是杜甫、韩愈二人。此外，受到朱熹肯定的文学家还有屈原和陶渊明。他称赞屈原的志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②称赞陶渊明“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③所以说在朱熹心目中，屈、陶、杜、韩四人可算是心地光明、品节高尚的文士。但即使是对他们，朱熹也仍有不满意之处，认为他们的为人为文尚且不够完美，他指出：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④
陶渊明说尽万千言语，说不要富贵，能忘富贵，其实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将这个抵拒将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贤于人也。①
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②
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③
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此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④
让我们逐一检查一下朱熹的指责是否妥当。对于屈原，从西汉刘安、司马迁以来有很多人给予极高的评价，但是对其人品的批评也不断出现。东汉班固在《离骚序》中说屈原“露才扬己”，其言“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意即屈原的为人和作品都并不符合儒家的规范。南北朝时颜之推也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⑤唐人李华则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①即使是李白，也不免认为屈原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击颓波，开流荡无垠。”②朱熹基本上接受了上述两种意见，他以褒为主，褒中有贬。朱熹的特点是更加明确地以儒家的规范作为立论的标准，他肯定屈原忠君爱国，批评其言行不合中庸之道，都是严格依照这个标准的。由于儒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朱熹的看法当然不尽正确，尤其是他指责屈原“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更是不顾当时列国争雄的历史背景而苟求于古人。但对于理学家来说，朱熹能够对屈原以褒扬为主，且理直气壮地为“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的屈赋辩护，已是难能可贵了。在儒家的文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里，朱熹此论事实上是对屈原的有力维护，是对班固、颜之推等人的看法的间接驳正，不应被看作调和之论。
陶渊明的人品，自南朝起就深得论者之赞叹。沈约、萧统肯定他忠于晋室，故刘宋建立后即不肯出仕。③对此，朱熹亦持同样看法。但是对陶渊明获得的其他称誉，朱熹却有不同意见。颜延之曾称扬陶渊明“国爵屏贵，家人忘贫。”④萧统则赞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⑤唐白居易更加明确地说：“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征君。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⑥他们有取于陶渊明之人品的，一是安贫乐道，二是恬于荣名，这正是陶被目为标准的隐士的原因。然而朱熹却认为陶渊明对富贵“其实是不能忘”，又说他“好名”。朱熹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他自己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我们试从陶集中查检一番，可知朱熹所云并非空穴来风。首先，陶渊明诚然是鄙弃富贵而归隐田园的，他的行为就表明了对富贵的抗拒。然而他对富贵并不是全不在意，对贫困也并不是甘之若饴。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①这与朱熹所揭橥的圣贤境界尚有差距，试看上述关于陶渊明不能忘富贵的一则语录，紧接在前面的是这么几句话：“圣人更不问命，只看义如何。贫富贵贱，惟义所在，谓安于所遇也。如颜子之安于陋巷，它那曾计较命如何！”可见朱熹正是将颜渊作为标准，才对陶渊明表示不满的。当然，朱熹的看法陈义过高，在实际人生中很难实现。况且孔子也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②陶的态度与此非常接近。所以朱熹也还是肯定陶渊明已经做到了“抵拒”富贵，“此其所以贤于人也”。其次，陶渊明对于名声，尤其是在后世的名声，确是十分看重的。他曾歌颂荆轲说：“公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③他还说：“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④他之所以洁身自好，部分的原因在于以之获得后世的名声：“不赖固穷节，百世谁当传？”⑤朱熹称其“好名”，并不过分。朱熹为什么对此有不满呢？本来，儒家并不否定名声，孔子认为：“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⑥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⑦可见美好的名声是人生事业有成的标志，所以君子应该获得名声。朱熹的《论语集注》中对这两则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解说，他与弟子们讨论时也没有注意到它们。①唯《论语集注》卷八解后一则时引范祖禹之言：“君子学以为己，不求人知。然没世而名不称焉，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这说明朱熹认为君子是不应“好名”的，故而对陶渊明有些微词。我觉得在对陶渊明人品的评价上，朱熹有些求全责备的倾向，这是宋代理学家评价历史人物时常有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对于杜甫的人品，前人的疵议是“荡无拘检”、“傲诞”，②或“旷放不自检”，③都着眼于其性格之狂放。而朱熹却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杜甫在入蜀途中滞留于同谷时所作，当时他全家几濒绝境，故此诗悲愤交加，抑塞历落，其七感叹生平说：“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④诗中悲叹自己怀才不遇，垂老之年流落荒野，与那些少年得志之人相比，更加愤慨。朱熹认为杜甫“叹老嗟卑”，是由于’不闻道”，所以“志亦陋矣”。反过来说，如果杜甫得闻圣贤之道，立圣贤之志，就不会如此了。的确，就儒家的理想人格而言，应该穷且益坚，老当益壮，在任何环境中都坚定不移，即孔子所谓“君子固穷”，⑤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⑥朱熹所云也不是毫无根据。然而当满头白发的杜甫在天寒地冻的荒山穷谷中挖掘黄独时，百感交集，满腹牢骚，实在是合情合理的事。如果要求诗人在那样的绝境中仍然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能有半句怨言，显然是吹毛求疵的苛求。其实朱熹自己的诗中也时有惆怅、牢骚之语（参看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杜甫的责备是失之偏颇的。
如果说朱熹对屈、陶、杜三人的人品的批评都稍嫌过火的话，那么他对韩愈的责备就更加可议了。因为这些责备与他将韩愈列为“五君子”的观点简直是南辕北辙的。平心而论，说韩愈“只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虽然立论不够稳妥，但尚无大错。至于说韩愈“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便不免太过分了。诚然，韩愈是向往官职利禄的，这在其诗文中有明白的表现。然而这是唐人的常态，所以朱熹对白居易也有类似的批评：“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津津地涎出。”①但后人对此类批评多不以为然。清人赵翼评韩诗《示儿》、《符读书城南》说：“此亦徒以利禄诱子，宜宋人之议其后也。不知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②颇说中了朱熹无视时代差异且持论过高之失。更需要辩明的是，韩愈为官忠心炯炯，风节凛然，他在朝时论灾荒，谏佛骨，面折廷争，奋不顾身。还曾身入虎穴宣抚叛镇，临危不惧。当他“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③之时，身家性命且置之度外，更何暇考虑什么官职利禄？怎么能说他“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朱熹对韩愈的苛评，恐怕是出于理学家的门户之见和虚矫之气，为了否定韩愈倡导儒学的功绩，便进一步否定其人品，这种议论是不足为训的。其实朱熹有时也承认韩愈“立朝议论风采，亦有可观”，①这就更加说明上述言论是出于偏见了。
综上所述，朱熹几乎是以心目中的圣贤形象为准的来衡量作家的，而他对圣贤的要求又是高不可攀的，连他自己也承认：“做个圣贤，千难万难！”②又说：“古时圣贤易做，后世圣贤难做。”③因为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自然举手投足动辄得咎。试看二程及朱熹本人对历代人物的评论，除孔、孟外几乎少有完人，便可知宋儒虽然抽象地承认“人皆可以为圣人”，④但在具体评骘人物时却往往是求全责备甚至吹毛求疵的。这样，以张扬个性、抒写情感为必要条件的文学家当然很难入程、朱的法眼了。连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那样的作家都难逃讥议，遑论他人！可以说，如果严格地遵守朱熹的上述标准，那么整部文学史的作家名单也就价值甚微了。二程之所以极端轻视文学，与他们轻视文学家的人品不无关系。幸而朱熹本人的文学素养很好，他对文学家的人格特征其实较为理解，所以持论不如二程之偏颇。这样，朱熹对作家人品的评论也就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理学家理论的价值。否则的话，像二程那样对文学家简单地一概否定，那么理学思想在作家人品问题上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为了看清朱熹对文学家人品的严格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选择一个最典型的窗口，那就是苏轼。
苏轼无疑是北宋成就最高的文学家，他的影响不但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减，反而在南宋文坛上越来越大。此外，苏轼又是一位思想家，他与二程的关系是宋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公案。于是当朱熹以理学宗师的身份对历代文学家进行评点时，苏轼就必然成为无法回避的一个对象，同时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对象。朱熹关于苏轼的大量评论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朱熹对苏轼的人品有严厉的批评，他说：
至若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辨、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眩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也哉！……苏氏则其律身不若荆公之严，其为术要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其徒如秦观、李廌之流，皆浮诞佻轻，士类不齿，相与扇纵横捭阖之辨以持其说，而漠然不知礼义廉耻之为何物。虽其势利未能有以动人，而世之乐放纵、恶拘检者已纷然向之。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未必不身为之也。①
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②
东坡在湖州被逮时，面无人色，两足俱软，几不能行。求入与家诀而使者不听。①
第一、第二两则对苏轼的思想学术、品性德行、政治态度予以全面的否定，不但认为他在品行上不如王安石，而且说他与蔡京是一流人物，只是没有机会擅权乱政而已。这种以假设来揣测并未发生的情况，从而加罪于人的论断当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这里显然有重修洛、蜀之争的旧怨的倾向。第三则所云不知有何文献根据，据现存史料，苏轼在湖州被捕时虽然自以为祸临不测，但并未像朱熹所云那样惊恐万状。孔文仲《孔氏谈苑》卷一记其事甚详：苏轼一开始“恐不敢出”，经与权州事祖无颇商议后，乃具朝服出见钦差，随即被押出城。②苏轼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不觉失笑，予乃出。”③可见他是以沉着镇静的态度来对待这场灾难的。傲视苦难是苏轼人格精神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不断推出在逆境中的创作高峰。我相信苏轼本人及其友孔文仲的记述是真实可信的，而朱熹所云当是出于讹传。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题杨朴妻诗》也载于《东坡志林》，而《志林》一书在南宋早已刊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即录此书，唯题作《东坡手泽》。朱熹本人在《八朝名臣言行录》中即多次引用过《志林》，可证他是很可能读过苏轼此跋的。但他偏偏不信苏轼自己的记录而取它说，无非是为了说明苏轼贪生怕死而已。这种论断显然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我认为，朱熹对苏轼人品的讥评大多出于理学家的偏见，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价值判断，不够公允。
然而奇怪的是，朱熹对苏轼的人品也有绝然不同的评价，他说：
东坡议论虽不能无偏颇，其气节直是有过人处，如说孔北海、曹操，使人凛凛有生气。①
东坡老人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百世之下观此画者，尚可想见也。②
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③
对苏轼的气节、操守赞叹再三，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仰慕之情，简直与前文所引的贬损苏轼之言如出二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检查了上述言论的年代，发现它们并不明显地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朱熹在六十一岁时责备苏轼德行不如王安石，但同年又赞其气节高人，而五年之后又讥讽其怕死畏祸，似乎是忽褒忽贬，摇摆不定。然而大体上说来，朱熹越到晚年，对苏轼的人品肯定得越多。比如上引两则跋语都作于七十岁时，同年所作《跋东坡帖》也赞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④当非出于偶然。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其时理学已被朝廷明令禁止，朱不能再明显地宣扬理学思想，从而把主要的精力转移到楚辞和韩文的整理研究上来。他的人物月旦也不再体现强烈的理学价值观，故而对文学家苏轼表示出更多的认同（详见第六、第七章）。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朱熹的苏轼论，仍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看清其价值判断的真相。
上文说过，朱熹对苏轼人品的批评首先是受理学家视角的制约的，既然苏轼与二程势若水火，作为二程嫡传的朱熹自然不可不视苏为敌。况且在南宋，王安石的声望因受蔡京之流混迹新党者的牵累而一落千丈，而苏轼的影响却如日中天，所以尽管苏、王在思想上都属于朱熹的敌对阵营，但批判苏轼更是当务之急。对于这种夹杂着政治利害、学术异同的门户之见，我认为没有必要予以深究。我关心的是既然朱熹把苏轼视为仇雠，为什么又对其人品颇有赞语呢？
其间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第一，苏轼才学过人，又长于议论，朱熹虽然在主体上否定其学术，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却赞同其说。朱熹与弟子们讲学时常论及苏轼：“东坡解经，莫教说着处直是好。盖是他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①“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②“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③甚至当弟子们以苏轼长于说佛相问时，朱熹也答道：“他甚次第见识，甚次第才智！”④有时朱熹还把苏轼的才与德相提并论：“东坡善议论，有气节。”⑤朱熹本人也是才学过人之士，惺惺惜惺惺，他对苏轼才学的肯定多少会产生一些好感。第二，苏轼的人品确有过人之处，朱熹不能完全无视事实。上文所举朱熹贬斥苏轼品节的话大半从虚拟立论，便透露出一些奥秘。曾有弟子问朱熹：“坡公苦与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朱熹笑曰：“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弟子又问：“坡公气节有余，然过处亦自此来？”朱熹答道：“固是。”①可见朱熹对苏轼的气节并不否认。尤其是苏轼屡遭贬谪却坚强不屈的晚节，朱熹是颇为赞赏的：“坡公海外意况，深可叹息。近见其晚年所作小词，有‘新恩虽可冀，旧学终难改’之句，每讽咏之，亦足令人慨叹也。”②第三，苏轼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使性喜文学的朱熹极为心折。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说过，朱熹多次追和苏诗，且称之为“苏仙”，仰慕之意溢于言表。纪昀评此事曰：“朱晦庵极恶东坡，独此诗屡和不已，晋人所谓‘我见犹怜’也。”③此语颇足解颐。据《世说新语·贤媛》刘孝标注引《妒记》，桓温平蜀后纳李势女为妾，其妻妒恨，欲往斫之，见李貌美，乃曰：“我见汝犹怜，何况老奴！”朱熹本来是憎恶苏轼的，但面对着优美绝伦的苏诗，不觉去憎生爱。由于有上述原因，朱熹对苏轼的看法就变得相当复杂，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这是朱熹身兼理学家与文学家二任的特殊身份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在朱熹看来，作家的人品与文品应该是统一的。他对于人品恶劣的作家往往连同其作品一起弃之若敝屣。前文所引对扬雄、孙觌等人的讥评即为显例。他还说：“王维、储光羲之诗非不絛然清远也，然一失身于新莽、禄山之朝，则其平生之所辛勤而仅得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嗤笑之资耳！”④意即倘若作家的人品不足称道，则其作品也毫无价值可言。对于人品高尚的作家，朱熹连同其作品一起极口称赏。比如南宋的王十朋，诗文成就并不算高，但朱熹重其为人，认为“其心光明正大”，从而赞扬“其诗浑厚质直，恳恻条畅，如其为人，不为浮靡之文。论事取极己意，然其规模宏阔，骨胳开张，出入变化，俊伟神速，世之尽力于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①对于这种由人及文的评判维向，朱熹有如下说明：“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②与此相反，朱熹也认可由文及人的评判维向。他说：“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③他论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等五君子说：“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④这种人文合一的价值判断，显然是理学家的理想思维模式。但是对于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这种模式并不完全适用，因为“有言者不必有德”，⑤人品与文品有时是不相符合的，朱熹的《题曹操帖》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余少时尝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余默然亡以应。”⑥虽是论书，但也通于论文，即美的作品不一定出于人品高尚者之手。当然，这是朱熹幼时的情形，他后来就不再会崇尚“篡贼”一流人物的文艺作品了。但是对于人品虽非醇粹（在朱熹看来）而文才出众者如苏轼的作品应如何评价呢？即使是朱熹也时常感到困惑，他承认：“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往往不能终帙而罢。非故欲绝之，理势自然，盖不可晓然。”①对待苏文既喜又厌的矛盾心情，正是朱熹的作家论的内在矛盾的体现。
上面的论述告诉我们，朱熹对于作家的人品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由于这种要求是以理学家对圣贤人格的规范作标准的，所以颇有高而不切的倾向，因为古往今来的作家几乎无人能完全符合那些规范。朱熹对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的人品都有微词，即是这种树义过高的偏颇价值观的表现。然而朱熹毕竟与二程不同，他的文学修养很高，审美能力也很强，所以他在评品作家时就往往表现出较多的宽容精神。这样，朱熹对作家人品的评判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首先应该承认，朱熹对作家人品持过高的要求，并且常以人品的高下作为判断作品价值的唯一根据，这往往会导致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价值参数，甚至导致完全取消审美判断而仅仅以道德判断作为作家评论的内容。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文学批评方式。但与此同时，朱熹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非始终如一地僵守那些教条，所以有时尚能较为公允地肯定一些作家的人品。在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朱熹的作家论也许是最为宽容的，他在这方面不但胜过其前的二程，也胜过其后的真德秀等人。所以朱熹批评作家人品的大量言论仍有不少合理的内容可供我们参考。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都是重视作家人品的，所以朱熹的作家论其实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的典型体现，它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朱熹博古通今，阅读的范围十分广泛。他又好学深思，阅读时总是伴随着深刻的思考。他一生中对古今典籍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其中固然以商榷义理者为多，但也有许多言论是从“文”的角度着眼的。对文理的揣摩，对文风的体味常常使他在精研义理乃至甄别真伪时独得圣解，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关文学批评的思想火花，弥足珍贵。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也可说是最早的散文作品。由于它很早就被确立为儒家经典，所以成了历代学者的必读之书。宋代的理学家对之也十分重视，朱熹平时与弟子谈论《尚书》的语录即有二卷之多。①对于这部相传千年、珍贵无比的经典，朱熹却以“看文字，须是如猛将用兵，直是鏖战一阵；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是不恕他”①的怀疑精神，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其中多有伪作的论点，成为经学史上的革命性创举。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尚书》的怀疑，并非从汉儒关于今古文之争的浩繁文献中推断出来，而是单刀直入地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经文自身进行解读、判断的结果。他说：
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正，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如《康诰》、《酒诰》、《梓材》之类。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②
他向弟子讲学时更具体地指出他的怀疑之处：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底，至于易底全记不得？此不可晓。如当时诰命出于史官，属词须说得平易。若《盘庚》之类再三告诫者，或是方言，或是当时曲折说话，所以难晓。③
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争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却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于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余，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于舜方止。今却说是让于舜后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却说“历试诸艰”，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后诸篇皆然。况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间文章。况孔书至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①
尚书决非孔安国所注。盖文字困善，不是西汉人文章。安国，汉武帝时，文章岂如此！但有太粗处，决不如此困善也。如书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汉人文章也。②
大致说来，朱熹怀疑《尚书》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伏生口授的今文尚书文字艰涩古奥，而相传出于孔壁的古文尚书反而平易好懂，这显然不合于口耳相传的语言应比书面记录的文字明白易懂的原理。所以古文尚书可疑。二是孔安国是西汉人，而传世的《古文尚书》的“序”和“传”的文风却不像是西汉文字。三是孔传释事过于详尽，而且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关于第三点，朱熹并未深究，他主要是从前面二点着眼，指出传本《古文尚书》是伪作，并明确指出孔安国的序和传都是晋宋间人伪作。虽然在朱熹之前已有吴棫对《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而且朱熹的观点受到吴棫的影响，③但是就怀疑的彻底和影响的深远而言，朱熹都堪称是勘破伪《古文尚书》案的第一人。
朱熹主要从文章体制的角度推断托名孔安国的序和传都是“晋宋间文章”，这与后代学术界关于伪孔传出现的时代的论断几乎是不谋而合，可见他对于历代文章之异同的把握是多么准确！①朱熹曾说：“小序决非孔门之旧，安国序亦决非西汉文章。向来语人，人多不解，惟陈同父闻之不疑，要是渠识得文字体制意度耳。”②可见他的这种辨析工夫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而陈亮之所以理解，是由于他“识得文字体制意度”，也即是懂得文章的体制、风格，这正是朱熹的夫子自道。除了《古文尚书》之外，朱熹还对《礼记》、《孝经》、《管子》、《孔丛子》、《孔子家语》、《文中子》等古代典籍作了辨伪，这些辨伪工作也都是以文风辨析为主要手段的。③只有对历代文章的风格特征有透彻深入的把握，才可能分辨异同，推定真伪。这种凭借敏锐的艺术感觉的直觉式推断似乎不如纯粹的考据之学来得精密可靠，但它却是产生学术上的怀疑精神的最初动因。朱熹的文学才华，于此可睹一斑。
对于《尚书》文字难易悬殊的特点，朱熹有很合理的解释：“书有易晓者，恐是当时做底文字；或是曾经修饰润色来。其难晓者，恐只是当时说话。盖当时人说话自是如此，当时人自晓得，后人乃以为难晓尔。若使古人见今之俗语，却理会不得也。以其间头绪多，若去做文字时，说不尽，故只直记其言语而已。”④“《尚书》诸‘命’皆分晓，盖如今制诰，是朝廷做底文字。诸‘诰’皆难晓，盖是时与民下说话，后来追录而成之。”①也就是说，《尚书》中凡是直录当时口语而成的篇章，异代的读者就难以理解。而运用书面文字写成的篇章则易解。朱熹在不经意间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口头语言变化较快，而书面语言比较稳定。所以直录口语的作品在当时虽然明白易晓，但流传到后代便艰奥难懂了。相反，用书面语言写的作品在当时也许要艰深一些，但对于后代的读者来说倒反而易懂。这个原理对于文学史上许多现象如宋元话本小说、宋元戏曲中部分语言难懂都能提供合理的解释。如果仅就《尚书》本身而言，朱熹的观点可直接导出一个结论：《尚书》语言的艰涩主要是由于直录当时口语而造成的，后代文人完全没有必要像北魏苏绰那样去追摹其文体。可惜朱熹对此只是点到为止，未予深究。
除了《尚书》之外，朱熹对先秦诸子的文章也有许多评论，他推崇《论语》、《孟子》平易近人：“《论》、《孟》文词，平易而切于日用，读之疑少而益多。”②尤其赞扬《孟子》的章法完备：“《孟子》若读得无统，也是费力。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当时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语说出来首尾相应，脉络相贯，自是合著如此。”③对于荀子，朱熹虽然批评他“全是申韩”，④但也称赞其文：“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⑤又说：“荀卿诸赋缜密，盛得水住。”⑥对于“剽剥儒墨”⑦的庄子，朱熹也认为其“文章只信口流出，煞高。”①甚至认为《庄子》的文章与《孟子》不相上下：“《孟子》、《庄子》文章皆好。”②当然朱熹对于先秦诸子的大量评论都是从义理着眼的，但他也时时注意到诸子的文章，这实在是爱好文学的天性使然。
如果说朱熹对先秦散文的评论仅仅是偶然涉及的兴到之言，那么他对汉唐以后的散文则有系统的论述，其评论得最充分的则是唐代的韩、柳与宋代的欧、苏等两个作家群体。朱熹对韩愈等古文家自认为继承了儒家道统的标榜是很不以为然的，对他们过于重视文辞的行为也常常严词斥责，但在不涉及论道的背景下，朱熹对韩愈等人的古文是相当重视的，而且对各家文风的异同也作了细致的辨析。首先，朱熹高度评价韩愈等人恢复古文传统的历史功绩，他说：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著力要变，变不得。直至韩文公出来，尽扫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属对合偶以前体格。然当时亦无人信他，故其文亦变不尽。才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并只依旧。到得陆宣公奏议，只是双关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双关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后得年谱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间模样做则剧耳。文气衰弱，直至五代，竟无能变。到尹师鲁、欧公几人出来，一向变了。其间亦有欲变而不能者，然大概都要变。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都不滚杂。③
这一段话虽然是朱熹回答弟子请教关于《楚辞》的字义时顺便涉及的，但对唐、宋古文的发展过程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其中多有精到之见。他先指出汉末以后文章日益趋于骈偶化，故文气衰弱不振。入唐以后，文坛上依旧是骈偶文的一统天下。苏颋其人长于制诰、碑颂之文，向称大手笔，朱熹说他“著力要变”，当是指他作文以经典为本，故已有运散入骈、笔力古劲的特点。但是他所用的文章形式仍然是骈文，未能扭转风气，故又说他“变不得”。然后指出韩愈力挽狂澜，倡导古文的功绩。众所周知，北宋的古文家对韩愈的这个功绩早已有充分的认识，苏轼甚至誉之为“文起八代之衰”，①但是事实上韩愈倡导古文虽然震撼一时，却并未使古文彻底取代骈文的统治地位。从晚唐直至宋初，骈文依然十分盛行，直到欧阳修等人重新竖起古文运动的大旗，才得以扭转这种局面。朱熹对古文发展的这个曲折过程看得十分清楚，这里除了把年代稍早于韩愈的陆贽置于韩愈之后稍欠准确外，其他的论点都是独具只眼的。一是柳宗元一向被视作韩愈倡导古文的同道，但朱熹指出柳“其实自有双关之文”，也即多骈体文，而且直到晚年也是如此。的确，柳宗元虽然写了不少古文，但他的古文中骈偶的成分仍然较多，即使在他被贬至永州、柳州之后的晚年之作如著名的《永州八记》，虽然被后人视为古文名篇，但其实却是骈散结合的文体。论者以为“子厚以古文之笔，而炉〓于对仗声韵间。天生斯人，使骈体、古文合为一家。”②可见朱熹所云是深得文理的。二是后人往往夸大韩愈倡导古文所取得的成功，如苏轼即说：“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③而朱熹却指出韩、柳之后直至五代，骈文仍是文坛上最有势力的文体，而且文风衰靡，每况愈下。显然这是更符合文学史实的判断。三是欧阳修、尹洙倡导古文之后，并没有把骈文驱除出文坛，而是让骈文成为次于古文的一种文体而获得独立的存在，朱熹称之为“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这比后人论述宋代散文时仅及古文而无视骈文的简单化处理要全面、准确得多。所以上引这段话貌似不经意之漫谈，而实际上却包含着朱熹对唐宋散文发展过程的深刻理解，很有启发意义。
其次，朱熹对唐宋重要古文家的艺术个性作了细致的分析，多有精辟之见。他评论韩愈说：“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①“退之要说道理，又要则剧，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②如果说前一则是后人对韩文之公论的话，那么后一则却是朱熹的独到之见。在朱熹看来，韩文中固然多严肃的议论文，如《五原》等，论述有关政治、教化等道理，但是韩文也有另外一面，即比较轻松活泼的文字。“则剧”是游戏之意，当指《毛颖传》、《兰田县丞厅壁记》一类文章。而且，在一般人心目中，韩文的风格无疑是雄奇乃至于奇险的，朱熹却认为韩文实有两面：“有平易处极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这显然更合于事实。韩愈志在恢复古文，在仿效秦汉古文时不免带来古奥乃至佶屈聱牙的艰涩倾向，然而他作文的本意是贯道，所以他在主观上是主张“文从字顺”的，③而且在实际创作中也确实有平易自然乃至如话家常的风格倾向，例如《与崔群书》、《祭十二郎文》等。可见，朱熹对于韩文在内容、风格两方面的丰富性有深刻的认识，上引语录是以片言只语表达出来的对韩文的准确把握。
朱熹评论柳宗元的古文说：“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①“文之最难晓者，无如柳子厚。然细观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见。”②“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③“柳文局促，有许多物事，却要就些子处安排，简而不古，更说些也不妨。”④把这几段话归纳一下，大致上有这么两层意思：一是柳文立意深刻，文字精练简古，这是就其优点而言。二是柳文深晦难懂，具有过于简约而不够从容之病，这是就其缺点而言的。第一层意思可说是学界的常谈，韩愈早已评柳文曰：“隽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⑤刘禹锡也评之曰：“其词甚约，而味渊然以长。”⑥至于第二层意思，在朱熹之前似未见有人明确指出过。若从整体着眼，柳文的简洁本是其优点，这是形成柳文独特风格的要素之一。但是朱熹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柳文确实有过于追求简约的倾向。柳宗元生前就听到过这类批评，但他对之不以为然：“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⑦对于《永州八记》等山水小品、《三戒》等寓言短文来说，简约当然是使之言简意赅的主要原因，值得肯定。但是对于那些明道之文来说，一味追求简约就不一定可取了。尤其在朱熹看来，明道之文应该把道理说得充分、酣畅、明白，如果过于简约，势必说理欠周详，所以他批评说：“《封建论》并数长书是其好文，合尖气短，如人火忙火急来说不及，又便了了。”①《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负盛名的论文，但朱熹仍嫌它说得不够畅尽。显然，朱熹在这里考虑的重点在“道”而不在“文”，而柳宗元本人的追求则在“文”而不在“道”，所以看法正好相反。如果考虑到古文由唐转宋的关键正是由于趋于平易晓畅所以更切于实用，所以成为最重要的文体，那么朱熹的意见是可取的。
对于宋代的古文家，朱熹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称赞欧文说：“虽平淡，其中却自美丽。”②“欧公文字敷腴温润。”③“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④“六一文一倡三叹。”⑤“欧公为蒋颖叔辈所诬，既得辨明，谢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无些窒碍，此文章之妙也。”⑥这些话说出了欧文的平易晓畅、委宛纡徐等风格特征，堪称的评。但他对欧文也不是一味颂扬，而是既知其长，又知其短，他说：“六一文有断续不接处，如少了字模样，如《秘演诗集序》，‘喜为歌诗以自娱’，‘十年间’，两节不接。《六一居士传》意凡文弱。《仁宗飞白书记》文不佳。制诰首尾四六皆治平间所作，非其得意者。恐当时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缓，不及子细，不知如何。然有纡徐曲折，辞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辞意一直者比。”⑦这段话中对欧阳修的几篇作品作了具体的评骘，值得玩味。《六一居士传》是欧阳修的晚年之作，朱熹认为“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①又说：“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②可见朱熹不满于《六一居士传》的原因一在人老文衰不见精采，二在文中有滑稽玩世之意，不合于道。这样的批评尚未搔着欧文痒处。《释秘演诗集序》就不同了，此文是欧阳修壮年所作的名篇，朱熹为什么也对之表示不满呢？他所指责的一段原文是：“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予亦时至其室。十年之间，秘演北渡河，东之济郓，无所合，困而归。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见其盛衰，则予亦将老矣夫！”③此文情感激昂，文气跌宕，后人评曰：“多慷慨呜咽之音，览之如闻击筑者……命意最旷而远，得司马子长之神髓矣。”④显然这与欧文纡徐委宛的主导风格不合，在欧文中实为别调。而朱熹所称赏于欧文的却在于“欧文如宾主相见，平心定气，说好话相似。”⑤所以要不满于此篇。当弟子们问朱熹喜欢欧文中何篇时，他答曰：“《丰乐亭记》。”且指责陈亮编欧文而不重视《丰乐亭记》：“陈同父好读六一文，尝编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丰乐亭记》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编在拾遗。”⑥《丰乐亭记》虽亦有感慨系之，但全篇立意平正，语气委宛，李涂《文章精义》评曰：“能画出太平气象。”清人编《古文观止》卷十评曰：“作记游文，却归到大宋功德休养生息所致，立言何等阔大！”朱熹称赏此文，当亦出于此因。从朱熹对《释秘演诗集序》和《丰乐亭记》两文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他赞赏欧文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符合理学家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主要是从“文以载道”的标准出发来衡量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朱熹对曾巩的古文深表赞赏，他说：“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①“南丰文字确实。”②“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东坡，则较质而近理。”③“熹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诵习，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④在北宋的几位古文大家中，曾巩是最不讲求文采的，曾文的长处在于文字简明，条理分明，虽也能曲折尽意，却不至于纵横变化、跌宕生姿。而且曾文即使在叙事时也常杂以论道，甚至在应酬文字中也很少有言不及道的，更不用说那些论学之文如《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之类了。当然曾巩的议论在朱熹看来尚是缺乏思想深度的，但其立意之平正则深得朱熹之称赏。所以，平正的内容与质朴的形式相结合，便形成了曾文的独特风格。曾巩曾作书与欧阳修云：“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⑤欧阳修亦复书称其文曰：“明白详尽，虽使聋盲者得之，可以释然矣。”⑥这样，曾文便以儒者之文而不是文士之文的性质获得理学家们较多的认同，这是朱熹赞扬曾文的关键原因。当然，朱熹对曾文在艺术上的缺点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说：“曾之所以不及欧处，是纡徐曲折处。”①还有上引《语类》中所谓“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除了思想深度不够以外，文章不够雄肆也是原因之一。显然，这些缺点既是曾巩才力稍弱的体现，也是他为文不主雄奇的结果。可能由于朱熹并不认为这是严重的毛病，所以仅是点到为止，未予深论。
在朱熹对北宋古文家的评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他对苏轼的批评了。苏轼生前已以文名震耀一世，北宋末年苏文虽因政治原因曾遭禁止，但禁愈严而传愈广。及至南宋，苏文便盛行一时。陆游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②朱熹的密友吕祖谦也编选了《吕氏家塾增注三苏文选》二十七卷。然而朱熹却对之独持异议，他对苏文的评价有褒有贬，并不盲从时尚。朱熹对苏文的褒扬是：“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③“东坡文字明快。”④“东坡文说得透。”⑤他对苏文的贬评是：“（文字）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⑥“东坡则华艳处多。”⑦“东坡轻文字，不将为事，若做文字时，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⑧有时在一段话中即有褒有贬：“坡文雄健有余，只下字亦有不贴实处。”⑨“坡文是大势好，不可逐一字去点检。”⑩
应该指出，朱熹对苏轼的不满是与理学家和古文家的价值标准不同有关，甚至与洛、蜀二党的旧怨也不无干系，所以许多批评其实是着眼于苏文所表达的内容不够纯正（详见本章第四节）。但如果纯从文章形式上看，朱熹对苏文的把握是深得文章之理的。苏文尤其是其议论文，雄肆奔放，滔滔汩汩，淋漓酣畅，一泻千里。朱熹所谓“明快”、“说得透”、“雄健”，正是指此而言。这当然是苏文的主要特色，也是奠定苏文在唐宋古文运动中的崇高地位的主要优点。然而伴随着上述特色而产生的一些缺点在苏文中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不够精练，不够含蓄，所论的内容有时在逻辑上不够严密。朱熹所谓“下字亦有不贴实处”、“不可逐一字去点检”，正是指此而言。在肯定苏文优点的前提下指出这些缺点，还是比较公允的。
值得讨论的有两点，一是朱熹说苏文“伤于巧”，“华艳处多”，究竟是否符合事实？如果单独看这几句话，似乎有吹毛求疵之嫌。但我们应注意到，这两句话都是把苏文与曾巩文作对比时说的，与质朴无文的曾巩文相比，苏文在形式上确是比较华美、巧丽，朱熹既然推崇曾文，便不免对苏文感到不满，可见这些批评是事出有因的。当然，如果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说苏文“华艳”、“伤于巧”是不合分寸的。这是朱熹所不可摆脱的理学家思想的局限所致。
另一点值得讨论的是“东坡轻文字”一则。苏轼才气过人，写作时文思喷涌，往往一气呵成，不耐推敲琢磨。清人周济说“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①这与朱熹所云“轻文字，不将为事”之意相近，可见这是读者对苏轼写作状态的共同体会。其实苏轼自己也曾说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②问题在于苏文有没有“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的情形？朱熹曾与弟子们讨论过两篇苏文。第一篇是《六一居士集叙》，朱熹说：“东坡《欧阳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侭好，但要说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应。起头甚么样大，末后却说诗赋似李白，记事似司马相如。”①今检苏轼原作，开头从孔、孟明道救世说起，故朱熹说“起头甚么样大”，以为与结尾之论欧阳修诗文如李白、司马迁不相称。在朱熹看来，孔、孟之道岂能与后人之诗赋文章相提并论，故以为苏轼此文“看不得”。平心而论，苏文中并不是仅仅论说欧阳修之诗赋文章，而是先赞欧阳“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于孔氏，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然后才说到诗赋文章的，所以从文法上说，并不是完全的“首尾不相应”。然而就此文的重心而言，既然开头是论孔、孟道统的，那么后面也应仍以道为主，然而苏文的结论却是“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公言也。”重心已从道转移到文了。这虽然是从欧阳修著作的实际情况来立论的，但就本文而言，确实有“首尾不相应”之病。由此可见，朱熹对此文的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第二篇是《司马温公神道碑》，朱熹曾与弟子们详细讨论过此文。朱熹先肯定说：“坡公此文，说得来恰似山摧石裂。”但当弟子问及文中赞扬司马光之德“曰诚，曰一”时，朱即答曰：“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处”。当弟子问：“大凡作这般文字，不知还有布置否？”朱熹答道：“看他也只是据他一直恁地说将去，初无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说起头时，自未知后面说甚么在。”又以手指中间说：“到这里，自说尽，无可说了，却忽然说起来。如退之、南丰文，却是布置。某旧看二家之文，复看坡文，觉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字。”②这段话中关于“诚”、“一”的议论完全是从哲理着眼的，与衡文无关，可暂不置论。此外，朱熹的意见有两点：一是此文立论精警，感情激越，故似“山摧石裂”。二是此文章法欠周密，缺少布置，而且有些地方意思欠完整。明代古文评论家茅坤对此文的评语是：“苏氏兄弟议论文章，自西汉以来当为天仙，独于叙事处不得太史公法门。予故于两公所为诸神道碑、行状等文不多录。此碑记乃公应制者，较公所为司马公行状，似不能尽所欲言，然行文特略矣。神宗之知长公亦深，而不及用，观长公于二圣之撤金莲烛送归翰院时所云，则得之矣。此长公所以于此独感慨呜咽而尽所云也。”①行文用语虽不同，但大意与朱熹所云甚为相近。而且揆之苏文，确有记事欠周，前后欠照应的缺点。从这两个例子来看，朱熹说苏文“只是胡乱写去，如后面恰似少后添”，确实说中了苏轼的一个缺点，即他作文时往往信笔所之，不似韩愈、曾巩那么注意全文段落的安排，故章法不够周密。当然，这仅仅是部分苏文的缺点，即使是朱熹，也承认苏文有另外一面：“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②
朱熹所以要不厌其详地对古今的文章加以评论，其最终目的在于以古为鉴，来指导今人如何作文。他认为学习作文最切实用、最简捷方便的途径是熟读古人的范文。他说：“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间却不得用。”③学习古人的原因首先在于古人文风端正：“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④其次则在于古人提供了作文的成功经验，留下了典范性的作品：“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①“试取孟、韩子，班、马书大议论处熟读之，及后世欧、曾、老苏文字，亦当细考，乃见为文用力处。”②“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③“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侭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④
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如此热心地号召学习古人，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他对当时的文坛极为不满，认为当今的文章与古人相比有巨大的落差，必须虚心学习才能克服今人文章的种种毛病。所以他常常把古人与今人相对比：“六一文一倡三叹，今人是如何作文！”⑤“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曾如此！”⑥“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⑦当然，朱熹也并不是一味崇古，即使是古代的大家，他仍是知其长也知其短。他在号召学古时也特别注意到这一点，例如：“柳文虽较古，但却易学，学便似他，不似韩文规模阔。学柳文也得，但会衰了人文字。”⑧这可能是由于柳文风格个性很强而格局较为局促，所以容易模仿，但也容易受到限制。又如朱熹特别重视文章法度，所以对骋才使气、以奇取胜的司马迁、苏轼之文有所警惕，说：“《史记》不可学，学不成，却颠了。不如且理会法度文字。”①“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读东坡文。有才性人，便须取入规矩。不然，荡将去！”②前一则是说《史记》文章如李广之用兵，不可学。后一则是说才高者为文易犯佚荡无归之病，宜学法度谨严之文以合规矩，所以不宜学雄肆奔放的苏文。由此可见，朱熹在指点后进作文时是煞费苦心的。联想到他的大部分论文之语都是对弟子的谈话记录，我觉得如果我们把朱熹的衡文之言都从为后进指点学文之津梁这个角度来加以考察，也许可以对其散文批评增进理解。
二、朱熹对历代诗歌的批评
朱熹论诗，实从《诗经》、《楚辞》开始，但由于本书拟对其《诗经》、《楚辞》研究设专章予以论述，所以本节仅以朱熹对汉魏以后诗歌的批评进行研究。
朱熹谈诗的言论大多是随意性的点评，兴之所至，言即随之。但归纳起来，他对历代诗歌的批评包括三个重点对象，一是先唐诗，二是唐诗，三是宋诗。从时间上说，他论诗的范围已涵盖了当时为止的全部诗史。
由于先唐诗中的许多重要作品都保存在《文选》里，所以朱熹常称之为“选诗”。他对“选诗”是赞不绝口的，且始终视之为后世诗人应该仿效的典范。他早年学诗时便选择汉魏古诗为模仿对象（详见第二章第二节），到了晚年仍赞扬其师刘子翚少时作诗“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且说：
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法，学之者须循序而渐进。如学诗，则当以此等为法，庶几不失古人本分体制。向后若能成就，变化固无易量。然变亦大是难事，果然变而不失其正，则纵横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旧法，以终其身之为稳也。李、杜、韩、柳，初亦皆学选诗者，然杜、韩变多而柳、李变少。变不可学，而不变可学。故自其变者而学之，不若自其不变者而学之，乃鲁男子学柳下惠之意也。呜呼，学者其毋惑于不烦绳削之说而轻为放肆以自欺也哉！①
此跋作于庆元五年（1199），其时朱熹已七十岁，故确是其晚年定论。他认为学诗当选择“选诗”作为典范，而且认为唐代大诗人如李、杜、韩、柳也都是从学习选诗入手的。虽然杜甫、韩愈后来的变化很大，但“变不可学”，所以对后人来说，仍以仿效李白、柳宗元的做法即始终学选诗为上策。文中所谓“不烦绳削之说”当指北宋黄庭坚之观点而言。因为黄庭坚曾说：“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②意即杜诗、韩文，尤其是晚期的杜诗、韩文，都已达到了不须追求规范而自与规范合的程度，既然如此，当然也就不必再以选诗或其他任何前代作品为典范了。对于杜、韩的新变，朱熹与黄庭坚有同样的认识。然而对于这种新变的评价，则二人大相径庭。简而言之，黄庭坚论诗主奇主变，③故而赞成杜、韩的新变。而朱熹既然认为写诗应以学习古人为门径，又认为选诗就是学习的典范，那么必然对最终与选诗分道扬镳的杜、韩不以为然了。
当然，朱熹对先唐诗并不是毫无区别地一概肯定，对于南朝的齐梁诗，他是极其鄙视的：“齐梁间之诗，读之使人四肢皆懒慢不收拾。”①意即齐梁诗萎靡不振，缺乏使人激发振作的力量。这当然是朱熹所绝对不愿意人们去阅读、模仿的。那么，他取于选诗的是哪些作品呢？他说：“古诗须看西晋以前，如乐府诸作皆佳。”②“选中刘琨诗高，东晋诗已不逮前人。齐梁益浮薄。”③如果单看这几句话，那么朱熹所重视的似乎仅仅是“西晋以前”的诗也即汉魏古诗，也即是最早出现的五七言诗。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论述的，朱熹的文学思想有浓重的复古色彩，他推崇浑然高古的汉魏古诗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其实朱熹对东晋乃至南朝的诗并不菲薄，至少陶渊明、鲍照两人是深受其赞赏的。在朱熹作诗所仿效的对象中，陶渊明无疑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详见第二章第二节），他对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④
他还精辟地指出陶诗的特征是：
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⑤
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①
陶诗的风格，北宋之前未有人以“平淡”评之者。钟嵘《诗品》卷中评之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又曰：“世叹其质直。”似乎仅含简洁、质朴之意。而且当时人心目中的“平淡”一词并非指诗歌高境。《诗品》卷中称郭璞诗：“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即把“平淡”作为对玄言诗的评语，而钟嵘对玄言诗的正面评价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②。初唐人所编《隋书·经籍志》中也说：“永嘉以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皆可为证。
到了宋代，随着苏轼、黄庭坚等人对陶诗价值的发现，人们才开始以“平淡”作为一个褒义的风格术语来评价陶诗。例如秦观评陶诗为“冲淡”③，蔡絛评之为“清淡”④，韩驹评之为“枯淡”⑤，至周紫芝、葛立方始以“平淡”评之。周曰：“士大夫学陶渊明诗，往往故为平淡之语，而不知渊明制作之妙已在其中矣。”⑥葛曰：“陶潜、谢朓诗皆平淡有思致，非后来诗人怵心刿目雕琢者所为也。老杜云：‘陶谢不枝梧，风骚共推激。紫燕自超诣，翠驳谁剪剔’是也。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如此则陶、谢不足进矣。”①然而周紫芝意谓陶诗其实也是有“制作之妙”即雕琢之功的，葛立方则不但把杜诗中实指陶渊明与谢灵运的“陶谢”误作陶与谢朓，②而且把陶诗与小谢（或大谢）诗并称为“平淡”，都不甚妥当。所以真正最早、最准确地以“平淡”评陶诗的实为朱熹。当然，朱熹此说与苏轼、黄庭坚对陶诗的推奖是分不开的，但朱熹不但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表述得更加明晰。
先看其第一则语录。苏轼评陶诗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③黄庭坚则说：“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也？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④这两段话中都含有陶诗“平淡”之意，但苏轼强调陶诗实质上的绮丽和丰腴，如与他指点后辈所说的“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⑤相对照，似乎含有超越“绮”、“腴”而达到“质”、“癯”之意，显然这不符合陶渊明写作的实际情况。黄庭坚强调陶渊明作诗是直抒胸臆而无意于诗之工拙，似乎含有出于自然之意，但毕竟表达得不够清晰。只有北宋末年的理学家杨时曾说：“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着力之所能成。”⑥意思与朱熹相当接近。朱熹论学推崇杨时，也许受到杨时此语的影响，不过朱熹说得更为显豁。朱熹指出陶诗的平淡风格是自然形成的状态，而不是有意追求所致，所以如果后人有意仿效则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揆之苏轼晚年竭力学陶，作《和陶诗》百余首，然而结果却是“坡诗语亦微伤巧，不若陶诗体合自然也”①的事实，可见朱熹的论断是非常准确的。
再看其第二则语录。黄庭坚《宿旧彭泽怀陶令》诗云：“潜鱼愿深眇，渊明无由逃。鼓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抗脏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空余诗语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属予刚制酒，无用酌杯盎。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②前人论陶，多强调其静穆恬淡的人生态度，黄庭坚此诗首先指出陶渊明的性情中其实含有雄豪的一面，且很有用世之志，只是生不逢时而未得施展而已，可谓独具只眼。但是他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其人而不是其文。朱熹则指出陶诗也有豪放的一面，不过不易为人觉察，且举《咏荆轲》诗为例证。
对于《咏荆轲》一诗，后人或以为乃陶渊明“愤宋武弑夺之变，思欲为晋求得如荆轲者往报焉，故为是咏。”③其实此诗不一定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观其《拟古九首》之八云：“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④正如吴瞻泰所评：“忽而首阳、易水，伤志士之无人；忽而伯牙、庄周，叹知音之不再而避世之难得也。”⑤这是一位心怀壮志而身逢浊世的诗人的不平之鸣，不一定真的要仿效所咏人物的具体行为。否则，夷齐、荆轲与伯牙、庄周岂是同一类人物，安能一齐效慕！同样，《咏荆轲》也是抒写其胸中的抑塞磊落之情，是对于污浊现实的精神抗争，而不是专为刘裕之篡弑而作。诗中描写荆轲反抗暴秦的英雄行为，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及“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等句，慷慨激烈，真是“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而另外一些句子如“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之写易水送别之景，“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之抒仰慕之情，都是貌似平淡而实蕴激情。朱熹说陶诗“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真是一针见血之论。由此可见，朱熹对陶诗的评价虽然与宋代诗坛风尚的背景有密切关系，但他确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富有启发意义。
对于鲍照，朱熹也十分赞赏，他说：
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如“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分明说出个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风冲塞起，砂砾自飘扬。马尾缩如猬，角弓不可张”，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俊健。①
鲍照诗风，钟嵘称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②萧子显则称其“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③这些评语有两层意思：一是语言巧丽华艳，二是情感激越躁急，总之整个诗风是奇异而不合常规的，故称之为“险”，“险”显然是一个贬义词。以常理揆之，理学家朱熹对这种诗风应该是弃若敝屣的。因为依照理学家的传统诗论，作诗是为了涵泳性情，诗风宜以安详雍容者为上。鲍照诗风却正与此背道而驰。然而奇怪的是，朱熹却对鲍诗甚为赞赏。在陶渊明之后的南朝诗坛上，鲍照几乎是唯一受到朱熹赞扬的诗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应注意到，朱熹认为鲍照诗是选诗中的变体。本来在《文选》中，鲍照诗入选共十八首，虽然列于入选作品较多的诗人之行列，但尚不如谢朓（二十一首）、谢灵运（三十二首），更不能与陆机（五十一首）相比。这固然有鲍照其人“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①的原因，但鲍诗与当时诗坛主流的异趣是更重要的原因。朱熹称之为“选之变体”，甚当。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进而指出鲍照“才健”，并举例说明其诗有几种优点。今检朱熹所举两首诗皆见于《文选》卷二八，它们分别是《东武吟》与《出自蓟北门行》。前者写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军士年老穷困之事，“腰镰”二句即写其归乡后之境况，故朱熹称其“分明说出个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后者写赴边御敌的将士之经历及情感，“疾风”四句即写塞外苦寒荒凉之情景，诗句生动传神且雄健有力，故朱熹称其“分明说出边塞之状，语又俊健”。这两首诗虽然都是拟作的乐府诗，但诗中分明渗入了鲍照雄豪、倔强的个性。显然，朱熹既称赞陶诗之“豪放”，又称赞鲍诗之“俊健”，正体现出他对刚健雄豪的诗风的爱好，这与他鄙薄“读之使人四肢懒慢不收拾”的态度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可见，朱熹对“选诗”的推崇并不意味着盲目崇古，而是具有鲜明个性的批评意识的体现。
唐诗是古代诗歌中最为灿烂的一个部分，对于宋人来说，它更是最直接的学习典范。从宋初以来，诗坛的宗尚虽有很多变化，但那些变化几乎都可归结为在唐诗中选择不同的诗人作为学习对象而已。对朱熹来说，对唐诗的批评都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所以也应该在上述背景下得到解释。
首先，朱熹强调应以李白、杜甫为典范。他说：“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下诸家诗。”①这段话看似简单，其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宋代的理学家来说，“本经”也即儒家经典，是真理的渊薮，学问的泉源，是士人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准则。所以此语意即李杜在诗国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典范地位，这也许是朱熹所能作出的最高评价了。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一句话。自从北宋末年以来，苏轼和黄庭坚的影响日益巨大。到了南宋初年，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的影响更是笼罩着整个诗坛。虽然苏、黄自身也是推崇李杜的，但仿效他们的人却往往只知苏黄而忽视李杜。南宋初年张戒说：“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②可谓慨乎言之。这说明在当时诗坛上张戒的观点是很少有人赞同的。直到淳熙初年（1174后），杨万里还说：“近世此道（按：指诗）之盛者，莫盛于江西。然知有江西者，不知有唐人，或者左唐人以右江西。”③可见江西诗派的影响是如何之盛，竟至于使人们忘记了追本溯源。而当江西诗派的影响引起诗坛的反动之后，许多诗人转而以晚唐诗为仿效对象，从杨万里到“永嘉四灵”都体现出这种趋势。陆游在嘉泰元年（1201）愤怒地指责诗坛上不宗李杜却专学晚唐的时弊：“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④在嘉定元年（1208）又说：“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怵。杭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⑤可见在朱熹去世前后，诗坛尚未建立起以李杜为宗的风尚来。朱熹强调李杜的典范作用，是切中时弊的精辟之论。在朱熹去世约三十年后，严羽始提倡“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①竟与朱熹之言如出一辙。今考严羽的家乡邵武与朱熹晚年讲学之地建阳为邻县，严又师从朱熹的弟子包扬，②则严羽很可能对朱熹的论诗之语是有所闻的。
其次，朱熹对李杜诗的特征有独到的见解。比如李白的诗风，人多以雄浑豪放评之，而且多认为其诗乃天才所致，故不易学。但朱熹却指出：
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缓！③
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④
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⑤
“大雅久不作”见于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一，在各本李集中都被置于卷首，故朱熹称之为“首篇”。此诗全面表述了李白的诗歌观念。正如《唐宋诗醇》卷一所概括的，“指归大雅，志在删述。上溯风骚，俯观六代。以绮丽为贱，清真为贵。论诗之义，昭然明矣。”这种重视《诗经》的风雅比兴传统，自觉地接受儒家诗教的指导的诗歌思想，当然是朱熹深为赞许的。而此诗的风格也确实平正郑重，雍容不迫，与李白主导诗风（主要体现于七古）的豪放磊落，倾荡雄奇有所不同，故朱熹以“和缓”评之。显然，在李诗的两种风格倾向中，“豪放”者变化莫测，难于追步。而“和缓”者较合规矩，宜于仿效。况且朱熹论诗，本来就有取于立意措辞平正稳妥者，无怪他要特别注目于“大雅久不作”一首了。后面两则语录进而谈李诗的合于法度。李白曾“三拟文选”，①虽说今本李集中仅存一篇《拟恨赋》是整篇模拟江淹《恨赋》的，但是其诗中直接或间接地受“选诗”影响的情况却是十分普遍的，例如其乐府诗大多沿袭汉魏乃至南朝乐府旧题，立意、措辞也甚为相近。又如他对大小谢、鲍照等人的一些名篇、名句心摹手追，甚至径用其成句入诗，②皆为明证。既然“选诗”在艺术上是比较规范化的，那么学习选诗的李白诗当然也就呈现出一定的规范性。朱熹说他“始终学选诗，所以好”，即是因此而言。朱熹还指出李白的《古风》一组诗“多效陈子昂”，诚然，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的直接蓝本是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其间接的蓝本则是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从《咏怀》到《感遇》，再到《古风》，其间的传承关系是一目了然的。③所以李白学习陈子昂，其实也就包含着学习选诗的性质。在论诗极度崇尚选诗的朱熹看来，如此而产生的李白诗（至少是一部分李诗，尤其是其五言古诗），当然也就是受到选诗艺术规范的制约的。
当然，朱熹对李白诗的巨大的创新精神并非视而不见，但他人论李白多着眼于其神变莫测，如黄庭坚曰：“予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椠人所可拟议。”①敖陶孙则评曰：“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②似乎李白诗是完全没有法度可寻的。而朱熹却指出李白写诗是从学习选诗入手的，所以事实上仍有法度，不过李后来得心应手地掌握了这些法度，并且变化自如地驾驭这些法度，从而优入圣域。这样，被常人视为纯粹凭天才挥洒的李白的创作就被指明了其发展脉络，正是在这种细致的分析中，朱熹得出了李诗可学的结论。
朱熹对杜甫的评价也与众不同。我们知道，经过北宋诗人的反复阐扬，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早已确立，北宋诗人对杜甫在人格和诗艺两方面的典范意义的认述早已深入人心。朱熹对杜甫的人格意义同样持高度的评价，而且从理学思想的角度作出了全新的阐发（详见本章第四节）。对于杜诗的艺术，朱熹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说：“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并根据这个观点而指责“伪苏注”之非。③自从北宋末年以来，关于杜诗“无一字无来处”④的说法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南宋初年杜诗的注家蜂起，且多着力于注明其字句的出处，“伪苏注”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朱熹明确地指出杜诗的佳处“在用事造语之外”，可谓对这种学风的当头棒喝。这对学界正确认识杜诗的美学价值无疑有着重大的启迪作用。
朱熹对杜甫晚期诗歌评论更值得注意，他几次三番地表达过他对晚期杜诗的意见：
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到处便押一个韵。如自秦州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①
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如矮人看戏耳。②
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③
朱熹此说是针对黄庭坚推崇晚期杜诗的观点而发的。为了说清其间的关系，让我们先看一下黄庭坚的论点。黄庭坚认为：“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安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④又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⑤黄庭坚这两封书信都写于元符三年（1100），其时他年已五十六岁，正在戎州贬所。⑥由于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绍圣元年（1094）被贬谪以后便进入了后期，也即从早期的细密工巧而转向质朴平淡，所以其论诗主张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早年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处”转而认为“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⑦
应该承认，杜甫晚期诗歌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在上元二年（761），即在移居夔州五年之前已自称：“老去诗篇浑漫与，”①此后的杜诗日益呈现出纵横恣肆、剥落浮华的新面貌。他在宝应元年（762）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②正可视作夫子自道。而这种新风貌的集中体现则是其夔州诗。所以黄庭坚和朱熹两人对晚期杜诗一褒一贬，都以夔州诗为对象。从表面上看，黄庭坚对夔州诗极口称赞，而朱熹对之肆意贬低，正如水火之不相容。然而清人潘德舆指出：“夫‘横逆不可当’者，风动雷行，神工鬼斧，即山谷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也。世人不玩朱子‘横逆不可当’之意，而耳食朱子‘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之说，便疑其老而漫与，率笔颓唐，无关佳处。”③潘氏看出“横逆”与“不烦绳削”实指同一个特征，很有眼光。其实“自出规模”与“横逆不可当”的意思非常接近，都是说纵意所如，不再遵循传统的诗歌法则。“郑重烦絮”意即词繁意复，不够精练，④也即率意挥洒，不甚推敲字句的意思，这层意思也可包含在“横逆不可当”里面。所以我认为朱熹对夔州诗的批评虽有多种说法，但其着眼点几乎是重叠的：他认为杜甫晚年作诗不再遵循固有的法度（尤指“选诗”的法度），也不复着意推敲字句，而是随心所欲地率意成篇，而这正是黄庭坚大加赞赏的艺术境界。两人的分歧在于，黄认为这种做法是“自合”，而朱认为是“自出规模”，即“不合”。为什么对同一种境界有截然相反的评判呢？我觉得这是由于两人采取的标准不同。黄庭坚评杜甫夔州诗时虽没有说出明确的参照对象，但事实上他是以宋诗的审美规范作为标准的，“平淡而山高水深”这句话就透露了个中秘密。因为对于黄庭坚等“元祐诗人”而言，他们早已参透了前代诗歌（主要是唐诗，也包括早期杜诗）在艺术上的所有积累，在手段、技巧的细密精巧上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所以势必复归平淡自然、质朴真率的艺术境界。而晚期杜诗所独有的朴老疏野、不衫不履的风格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范本。①无怪乎黄庭坚要对杜甫夔州诗情有独钟，也无怪乎江西诗派的后劲也都奉此为不刊之论了。而朱熹批评夔州诗则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即“选诗”。上述几条语录都是以杜诗与选诗相比较而立论的。事实上杜甫是非常注重学习选诗的，而且由于汉魏六朝诗人在诗歌艺术长期探索中所得的成就已凝聚在律诗这种新诗体中，而杜甫比李白更倾心于律诗，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杜甫的学习选诗比李白有过之而无不及。②但是朱熹说杜甫“渐放手”，也是符合事实的。杜甫的晚期诗歌，确实体现了与选诗分道扬镳的倾向。显然，晚期杜诗自身有其美学价值，它体现了杜甫在艺术上不断探索的创新精神。然而对于论诗以选诗为标准，且强调作诗应有规范法度的朱熹来说，晚期杜诗当然是“自出规模，不可学”的。
毫无疑义，朱熹的观点反映了其诗学思想的保守性，但也有其合理的内涵。首先是晚期杜诗中有些作品过于追求不拘绳墨，结果造成了散漫松懈乃至枯率颓唐的缺点，这在其五古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课伐木》、《种莴苣》等诗，确实写得“郑重烦絮”。其次是自黄庭坚提倡夔州诗以来，论者多慑于其盛名而随声附和，如南宋初年陈善云：“观子美到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是如弹丸矣。”③确如朱熹所言，“如矮人看戏耳”。这种观点对南宋诗人的实际创作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就是粗率浅易的作风，朱熹斥之为“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①朱熹不取杜甫的夔州诗，多半与此有关。
对于李杜之外的唐代诗人，朱熹最推崇韦应物，他说：
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②
杜子美“暗飞萤自照”，语只是巧。韦苏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此景色可想，但则是自在说了……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③
如果从内容方面的隐逸主题和风格方面的清丽倾向来看，韦应物诗与王、孟诗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朱熹把两者进行对比，并指出韦诗高于王、孟的原因是“无声色臭味”，意即王、孟诗尚且较多地诉诸读者的视、听等感觉，韦诗却不以声色娱人。他又举例说明韦诗与杜诗的不同。“暗飞萤自照”句见于杜诗《倦夜》，原诗如下：“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④韦句见于《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原诗如下：“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当晏，离后更萧索。”⑤两诗都是写夜景的名篇，但诗风相去甚远。杜诗刻划精细，琢句工巧，而韦诗不事雕琢，平淡自然。当然这里面也有诗体不同的原因：前者为五律，而后者为五古，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诗人的风格倾向不同。简而言之，杜甫作诗常常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去摹写景物，即使咏细小之物也出以狮子搏兔之全力。而韦应物则尽量避免太着力的描写，在韦诗中艺术手段常常淡到几乎不复可睹。即以朱熹所举之句为例，杜诗写萤火虫“自照”，意即其光微小，不能照亮他物而仅能自照，而且夜空中仅有一点孤独的萤火。含意丰富，造句也工巧无比。而韦诗径写流萤闪过之行迹，既无状语，也不用比喻，确是“自在说了”。对于朱熹来说，作诗的目的本是抒情述志，“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岂复有工拙哉！”①既然如此，诗的风格当然以平淡自然者为上，所以他必然会认为“语只是巧”、“杜工部诗常忙了”的杜诗不如“直是自在”的韦诗来得“近道”，②这与他推崇陶诗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因崇尚平淡诗风而重视韦诗，这是情理中事。北宋苏轼等人也有类似的看法。但从同样的立场出发去评价韩愈等人的诗，则是朱熹的独到之处。韩愈及其同派的孟郊、卢仝等人，历来被看作是奇险诗风的代表，朱熹却说：
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联句诗中被他牵得，亦著如此做。③
诗须是平易不费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辈句法虽险怪，意思却有混成底气象。④
“平易”的内涵大约是浅显明白的语言和简单直截的思致，它的外延要比“平淡”更广一些。若以此标准来衡量韩诗，那么“平易”的评价是名副其实的。韩诗喜写平凡的日常生活情景，且多出之以文从字顺的语言，所以许多作品都写得质朴平易。①当然韩诗中也有不少风格奇险之作，比如与孟郊联句的诗就往往被后人视作争奇斗险的范本。朱熹却对此独持异议，认为韩愈是为了与孟郊争胜，才在联句诗中追随孟诗而趋于奇险的。这个观察可谓细致入微。关于韩、孟的联句诗，黄庭坚与徐俯曾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徐俯问：“人言退之、东野联句，大胜东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润色。”黄庭坚答曰：“退之安能润色东野，若东野润色退之，即有此理也。”②黄庭坚的感受其实与朱熹颇为接近，不过他论诗主奇，所以认为孟诗比韩诗更胜一筹。如果我们再考察一下韩愈与其他诗人的联句诗，更可看清这一点。例如韩与李正封联句的《晚秋郾城夜会联句》，虽长达二百句，也颇有争胜之意，但诗句并不奇险，故俞玚评曰：“昌黎与东野联句，多以奇峻争高。而此篇独典赡和平，诚各因人而应之也。”③可见朱熹对韩诗的把握是多么准确！同样，卢仝诗也是以险怪著称的，但朱熹却认为其诗意思“混成”，故仍体现出“平易不费力”的倾向。而事实上除了《月蚀诗》等几首以外，卢仝的许多名篇如《添丁诗》、《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等都与韩诗风格甚为接近，还是比较平易的，朱熹所言甚是。
从总体上看，朱熹对唐诗的批评虽系随人而发，且多为片言只语，但归纳起来却有一个完整的观点，即肯定唐诗中遵循“选诗”法度的、风格平正稳健易于仿效的部分，认为这部分唐诗对宋人有典范意义。由此可见，朱熹的唐诗批评较鲜明地体现出“古为今用”的价值观。
那么，朱熹对于本朝诗歌也即宋诗又取何种态度呢？
众所周知，宋诗经过约百余年的发展，到元祐时期臻于鼎盛，形成了有宋一代的独特诗风，而苏轼、黄庭坚即为元祐诗坛上的领袖。后人评论宋诗，无论是褒是贬，大多集矢于苏、黄，故我们对朱熹的宋诗批评的考察也从苏、黄说起。上文说过，朱熹论诗，先李杜而后苏黄，也就是说他认为苏黄诗的价值不能与李杜相提并论。在此前提下，他对苏黄诗提出了下面的批评：
苏、黄只是今人诗。苏才豪，然一滚说尽无余意。黄费安排。①
第一句完全是贬评的语气。后两句论苏黄诗之特点，但也都是其缺点。诗歌当然应以蕴藉有余味者为上，可是苏诗却是“一滚说尽无余意”，也即言畅意尽而略无余蕴。诗歌当然以自然流畅者为佳，可是黄诗却“费安排”，也即在章法、句法上煞费苦心，结果有损自然之趣。应该说，朱熹对苏、黄诗的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两句话可谓一针见血之论。然而对诗名震撼一世的苏、黄何以只有这么简单的评语，而且只言其缺点呢？朱熹虽然对苏轼的人品评价甚低，但对其文才、学问是颇为敬重的。他在诗中曾称颂道：“罗浮山下黄茅村，苏仙仙去余诗魂。”②“老仙有妙句，千古擅奇崛。”③敬重之情溢于言表。然而他论苏文的言论很多，论苏诗的却很少。除了上述二则外，还曾说过：“坡公病李杜而推韦柳，盖亦自悔其平时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①此语是针对苏轼的言论而发的。苏轼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②所谓“高风绝尘”，当指先唐诗歌较少人工雕琢而更为自然朴素的美学境界。这在继承了六朝诗歌在艺术手段上的丰厚积累并使之发展到巅峰状态的李杜出现后，当然是“亦少衰矣”。而韦、柳诗风显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向先唐朴素诗风的回归，故而得苏轼之深赏。朱熹则认为苏轼所以会发此论，是由于苏本人的创作未能臻于韦柳之境，故而“自悔”。苏轼的《书黄子思诗集后》未署年月，据其内容，当是作于晚年。③所以此论与他平生的主导诗风是异趣的。显然，苏轼晚年的论诗宗旨与朱熹崇尚陶、韦诗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苏轼实际创作所显现的主导诗风就不免要受到朱熹的否定了。然而在朱熹的时代，苏诗的影响实不如黄诗之巨。因为黄庭坚被奉为江西诗派的宗祖，在南宋前期影响极大，故朱熹对苏诗的批评仅寥寥数语，而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批评却要细致得多，请看下面几则语录：
蜚卿问山谷诗，曰：“精绝！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谓巧好无余，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诗较自在，山谷则刻意为之。”又曰：“山谷诗忒好了。”①
择之云：“后山诗恁地好，他资质侭高，不知如何肯去学山谷？”曰：“后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却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然若论叙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②
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亦得。如陈简斋诗：“乱云交翠壁，细雨湿青松。”“暖日熏杨柳，浓阴醉海棠。”他是什么句法！③
又问坐间云：“简斋墨梅诗，何者最胜？”或以“皋”字韵一首对。先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④
第一则专论黄庭坚诗。朱熹首先肯定黄诗精诣绝伦，功力深厚。然后指出他用力太甚，不如古诗之自然。“忒好了”三字褒贬参半，实可视为前几句话的形象性简述。第二则比较黄、陈之异同。当弟子曾祖道（字择之）以陈师道为何学黄为问时，朱熹指出黄、陈各有优劣，但总的说来，黄诗功力大胜陈诗，尤其是在“叙事”方面。三、四两则都是论陈与义诗的，对陈诗中的一些名篇、名句甚表赞赏。这几则语录有一点共同的精神，即对江西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特点颇为嘉许。黄诗之精工是当时诗坛上的常谈，不用赘论。但认为黄诗“善叙事情”，似乎是朱熹的独到之见。由于黄诗多写日常生活题材，叙事的成分确实较大，其中描写宦旅生涯的一些古诗如《大雷阻风》、《过家》等，娓娓而谈，委曲入微，朱熹所赏当即此类。而陈师道诗由于一意追求简古，常常过分地压缩字句，故而“叙得较有疏处”。但陈作诗态度十分严肃，没有黄诗中那种游戏笔墨，故朱熹又称陈之“雅健”而责黄之“轻浮”。后面两则需稍作说明。“乱云”一联见于陈与义《岸帻》，①“暖日”一联见于其《放慵》，②这两联都是对仗精工，用字凝练的佳句，故朱熹赏之。③“墨梅诗”是陈与义的名篇，原题作《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④“皋”字韵指其四：“含章檐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朱熹所引两句乃其三：“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两首相较，前者用《列子》中九方皋相马不辨牝牡骊黄却能识得千里马之故事，比喻墨梅虽然颜色不像真梅，却能得梅之精神。后者则以人喻梅，以陆机《为顾彦先赠妇》中“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句意写白梅变成黑色。两诗立意皆很新颖，但前者将寓意直接说出，稍嫌直露。后者则通首皆以人喻花，并不说破，而且诗中颇有宦游沦落之感慨，意境蕴藉。由此可见朱熹所称赏于陈与义诗的是语句精丽、意境深微之作。朱熹并不完全反对诗歌艺术的精致化，这似乎与他力主平淡自然的诗学观相矛盾，但从上述几则语录来看，他称赏黄、陈大多是因不满于时人作诗流于率易，故欲以江西诗风中精致工丽的一面来补救之。一句话，朱熹对本朝前辈诗人的批评也是着眼于当前诗坛的。
除此之外，朱熹对宋代的其他诗人也有独到的评论，他对欧阳修及其诗友石曼卿都甚为赞赏，说：
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尝有诗云：“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为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①
石曼卿诗极有好处……曼卿诗极雄豪，而缜密方严，极好。如《筹笔驿》诗：“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又“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之句极佳，可惜不见其全集，多于小说诗话中略见一二尔。曼卿胸次极高，非诸公所及。其为人豪放，而诗词乃方严缜密，此便是他好处，可惜不曾得用！②
欧阳修是矫正西昆诗风的关键人物，但他对西昆派并不是弃之若敝屣，而是弃其短而取其长，所以开创了以平易晓畅为特征的新诗风，而又不失温润精丽的优点。此外，欧公也是宋人以议论入诗的最早尝试者之一。朱熹对欧诗的评论只有一条，但却包含着对上述两点内容的体认。“玉颜”二句见于欧诗《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咏唐代宗时崇徽公主在远嫁回鹘的途中所留下的手痕，全诗如下：“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野草自春秋。”“玉颜”一联为此诗中警句，上句同情女子红颜薄命，这不仅是针对崇徽公主一人，而是对古往今来的普遍性悲剧的嗟叹。①下句借《左传》（庄公十年）中“肉食者鄙”之语，斥责当时大臣未能谋国御侮而靠一个弱女子去和番。立论精警，又不浅露，故朱熹称之为“第一等议论”。②同时，此联字句极为精丽，叶梦得曾评曰：“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③的确，这种对仗工整，字句精丽，而且含意深密的律诗，正是自李商隐至西昆派诸子的长处，而欧阳修对昆体的借鉴也正是体现在这些地方。朱熹曾说：“本朝杨大年虽巧，然巧中犹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觉。及至欧公，早渐渐要说出来。然欧公诗自好。”④可见他对欧诗虽变昆体而尚存其长处的特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称此诗为“第一等好诗”，确是独具只眼。
石曼卿其人，是欧阳修的密友，他虽然只活了四十八岁，但其诗深为欧阳修、苏舜钦所推重。石诗的佳处在于有格高气壮之妙而无粗豪率易之病，所以其艺术造诣其实胜于苏舜钦。可惜石享年不永，诗作流传不多，朱熹对之极表惋惜。他所拈出称赏的两例中前者曾为欧公激赏，以澄心堂纸请曼卿亲笔书写，视为“家宝”。⑤后者见于《金乡张氏园亭》一诗，为宋诗中名句。据刘克庄所云，此联“为伊洛中人所称”。⑥朱熹赏之，当也是出于理学家的观点，即此联表达了诗人观物所悟得的活泼生机。但就诗句本身而论，确为既工整稳妥又生动流走的好句。朱熹既称石诗为“雄豪”，又以“缜密方严”评之，而所举两例都与后者有关，可见他有取于石诗的主要在于后者，故此段语录中竟两次言及“缜密方严”。
需要稍作讨论的是朱熹对梅尧臣的评价。先看下面两段语录：
或曰：“圣俞长于诗？”曰：“诗亦不得谓之好。”或曰：“其诗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①
择之曰：“欧公好梅圣俞诗，然圣俞诗也多有未成就处。”曰：“圣俞诗不好底多，如《河豚》诗，当时诸公说道恁地好，据某看来，只似个上门骂人底诗。只似脱了衣裳，上人门骂人父一般，初无深远底意思。”②
从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北宋的大诗人对梅尧臣诗都有很高的评价。③即使到了朱熹的时代，梅诗的声价仍然如日中天。如陆游即不胜景仰地说：“突过元和作，巍然独主盟。诸家义皆堕，此老话方行。赵璧连城价，隋珠照乘明。粗能窥梗概，亦足慰平生。”④刘克庄则明确地认为“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⑤朱熹却将梅诗评为“枯槁”，简直是骇世惊俗之论。那么，朱熹为什么要独标异说呢？
首先我们应注意到，上引两则语录不是朱熹关于梅诗的全部言论。他在给门人的书信中曾说：“少时尝读梅诗，亦知爱之。而于一时诸公所称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至于寂寥短章，闲暇萧散，犹有魏晋以前高风余韵，而不极力于当世之轨辙者，则恐论者有未尽察也。”①其《语类》中亦曾说：“所以他（指欧阳修）喜梅圣俞诗，盖枯淡中有意思。”②可见朱熹对梅诗并不是全盘否定的。他所不满的是以《河豚》为代表的部分梅诗，并且认为梅诗过于枯淡。众所周知，《河豚》诗是梅诗中的名篇，梅尧臣甚至因而得到“梅河豚”的称号。③为什么朱熹对之不以为然呢？今揆《河豚》诗原题作《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乃作于范仲淹的宴席之上。欧阳修曾记其始末云：“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刻而成，遂为绝唱。”④可见此诗之得名一在于即席而作，这对于苦吟诗人梅尧臣尤为难得。二在于描摹物态，笔力雄赡。我觉得此诗中以“退之来潮阳，始惮食笼蛇”来比喻河豚之奇怪，诗风也极像韩愈《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答柳柳州食虾蟆》一类，⑤故笔力雄劲，刻画畅尽，其间议论如“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斯味曾不比，中藏祸无涯”等句，发露无余，绝不含蓄。这当然是论诗主张清远平淡的朱熹所不能首肯的。所谓“脱了衣裳，上门骂人父一般”，当即指其发露叫嚣而言。
应该指出，朱熹的讥评有些过火，但尚非无的放矢。然而，梅诗中平淡的一面为什么也不为朱熹所认可呢？从上引言论来看，他对梅诗中“闲暇萧散，犹有魏晋以前高风余韵”的“寂寥短章”还是赞许的，但他对梅诗的主导风格则不肯以“平淡”评之，而称之为“枯淡”乃至“枯槁”。我认为这是由于梅尧臣所追求的“平淡”风格与朱熹所主张的“平淡”名同实异。简单地说，朱熹所主者是先唐自然形成的较为朴素的诗风，而梅诗却是对炉火纯青之境的刻意追求。朱熹曾说：“夫古人之诗，本岂有意于平淡哉？但对今之狂怪雕锼、神头鬼面，则见其平；对今之肥腻腥臊、酸咸苦涩，则见其淡耳。自有诗之初，以及魏晋，作者非一，而其高处无不出此。”①在他看来，梅诗大半是“有意于平淡”者。况且梅诗有时故作枯涩之笔，如其晚年名作《东溪》的末联：“情虽不厌住不得，薄暮归来车马疲。”②质木枯涩，意随言尽。朱熹称梅诗“枯槁”，当即对此类而发。
对于南宋的诗人，朱熹最推重陆游，他说：
放翁老笔尤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③
放翁之诗，读之爽然。近代唯见此人为有诗人风致。如此篇者，初不见著意用力处，而语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叹不能自己。盖爱之者无罪，而害之者自为病耳。近报又已去国，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④
朱熹与陆游交好甚笃，两人互以道义相许，对抗金事业也持同样的态度，平生文字往来很多。后面一书作于淳熙十六年（1189）后，是年十一月陆游被劾罢官归里，故朱熹书中感慨系之，甚至认为这是陆游的诗做得太好的缘故。书中所及之诗不知为何篇，从评语来看，似乎不是指的陆诗中那些慷慨激昂的爱国诗，而是写闲情逸致或乡居生活的作品，但朱熹仍予以高度的评价。在当时的诗坛上，赵蕃、韩淲等人继续走着江西诗派的老路，“永嘉四灵”及部分江湖诗人则以晚唐诗风为宗旨。与陆游齐名的范成大、杨万里虽各自成家，但在风格倾向上分别近于上述两者。只有陆游迥然挺出于众家之上，他既不复蹈江西诗派的旧辙，又坚决反对复归晚唐，而是高举李、杜的大旗，向盛唐诗风复归。当他退居山阴之后，诗风且趋向陶诗。朱熹独推陆游为“第一流”，为近代唯一“有诗人风致”者，可谓目光如炬。
综上所述，朱熹对历代诗歌发表了大量的批评意见，他虽然最为推重先唐诗歌自然朴素的风格，但并不一味地厚古薄今，对唐、宋的主要诗人多有肯定。而且他的批评大多含有针砭当下诗坛风气的意味，所以许多貌似零碎的意见其实具有内在的联系。更重要的是，朱熹善于独立思考，又精于鉴识，往往能以片言只语切中肯綮，是文学批评史上的宝贵材料。可惜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文集、语录，采撷不易。其后裔朱玉曾将其论诗之语编为《清邃阁论诗》行于世，①然多有遗漏。
三、朱熹论文学与时代之关系
从上面两节的论述可以看出，朱熹的诗文批评都带有明显的厚古薄今的倾向，那么，在整体上，朱熹对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持什么看法呢？
首先，朱熹认为文学技巧是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地发展的，但是这种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学的进步，却反而使文学越来越萎靡不振。先看几则朱熹关于散文的语录：
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①
汉初贾谊之文质实，晁错说利害处好，答制策便乱道。董仲舒之文缓弱，其答贤良策，不答所问切处，至无紧要处，又累数百字。东汉文章更不如，渐渐趋于对偶。②
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后更实。到杜钦、谷永书，又太弱无归宿了。③
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直至后来，只管弱。如苏颋著力要变，变不得……文气衰弱，直至五代。④
显然，朱熹认为古今文章演变的关键是骈偶化。当然，事实上俪辞偶语与散行单句同样源于上古，在先秦典籍中俪辞偶语在在皆是，不胜枚举。⑤但是朱熹的归纳仍是有道理的，因为上古典籍中的俪辞偶语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当时的文章或骈或散，多数是散中夹骈，都不是作家有意的追求。所以也就没有骈文。到了汉代，由于受到日益发达的辞赋的影响，文士们越来越注意多用骈俪句式，骈文也就应运而生。从现代的文学观念来看，骈文乃是一种纯粹的美文，它的产生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然而在主张“文以载道”的朱熹看来，骈四俪六不但无助于载道，而且还会妨碍载道。这样，他就势必对骈体不抱好感。此外，就文章的气势、力量而言，骈文确实很难与散文相比。尤其是当作家们过分醉心于骈四俪六，过于在典故、丽辞上追求精丽工巧之后，骈文势必变得纤巧萎弱，从而使西汉以前的文章所具有的浑厚壮大之气势丧失殆尽。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朱熹对骈偶化就不免要深恶痛绝了。
再看两则关于诗歌的言论：
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汉不如周，魏晋不如汉，唐不如魏晋，本朝又不如唐。①
古今之诗，凡有三变。盖自书传所记，虞夏以来，下及魏晋，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辞，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①
第一则从押韵的角度批评诗歌今不如古：古人押韵完全出于天然，“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后人对押韵的要求越来越严，不但韵部细密，而且还产生了和韵、次韵等等手段。对形式的过分关注影响了内容的表达，“却无意思”。第二则对古今诗歌的发展过程作了全面的考察，将它分成三个阶段，分段的标准是诗歌的格律化的程度：魏晋以前，诗歌尚处于自然朴素的阶段，对声律没有什么讲究。自晋宋至唐初，诗人们对如何运用四声使音调和谐进行探索。自沈佺期、宋之问始，诗歌的格律化完成，律诗成为五、七言诗最重要的形式。朱熹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是每况愈下，所以他真正认可的只有第一个阶段的古诗，认为那是“诗之根本准则”，而对于谢灵运、颜延之以后的诗歌不以为然，认为诗歌格律化以后，诗歌的准则被破坏了，古诗自然朴素的风貌一去不复返了。对朱熹来说，作诗的目的本在于言志抒怀，吟咏情性，艺术上的工拙则是次要的。而律诗的种种规范、要求却都是着眼于形式的，如果诗人在形式上耗尽心力，势必无法一心一意地言志抒怀。朱熹明确地指出：“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②
因此，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朱熹的观点都是一致的：他看到了诗文在形式上越来越细密巧丽的史实，但他不认为这种踵事增华是文学的进步，反而认为这意味着文学在思想价值和功能力度上的倒退。简而言之，朱熹心目中的历代诗文竟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下降趋势。应该指出，这种复古的观点本是由来已久的，著名的刘勰就持类似的看法：“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①这本来是合乎逻辑的现象：只要以儒家的理论为原则，那么儒家崇尚古代的文化观念以及重视社会政治功能的文学思想就必然会导致肯定淳朴质实而反对虚浮华美的价值取向。这样，对散文中的骈偶与诗歌中的声律这些纯属形式的新变当然会持反对态度。朱熹既然是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理学家，他就不可能跳出这个传统。换句话说，朱熹厚古薄今的文学史观念，乃是理学家文学思想的共性的体现。
那么，朱熹的上述观念有没有别的意义呢？我认为是有的，意义就在于针砭时弊方面。朱熹说：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②
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欧公、东坡亦皆于经术本领上用功。今人只是于枝叶上粉泽尔，如舞讶鼓然。其间君子、妇人、僧道、杂色，无所不有，但都是假底。旧见徐端立言，石林尝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个减字、换字法尔。如言湖州，必须去州字，只称湖，此减字法也。不然，则称霅上，此换字法也。”①
前辈文字规模宏阔，论议雄伟，不为脂韦妩媚之态。其风气习俗盖如此。故宣和之后，建、绍继起，危乱虽极而士气不衰。观曾公之文，亦可以见其仿佛矣。近岁以来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调笑为工，无复丈夫之气，识者盖深忧之而不能有以正也。②
近年以来风俗一变，上自朝廷缙绅，下及闾巷韦布，相与传习一种议论。制行立言，专以蕴藉袭藏、圆熟软美为尚。使与之居者，穷年而莫测其中之所怀；听其言者，终日而不知其感之所乡。回视四五十年之前风声气俗，盖不啻寒暑昼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③
绍兴间文章大抵粗，成段时文。然今日太细腻，流于委靡。④
上引五则言论中，有四则可考知是朱熹在绍熙二年（1191）至绍熙五年（1194）间所说的，是他的晚年定论。⑤第一则认为从北宋初年到嘉祐以前，文风谨重，风俗浑厚。到北宋末年，文风已经“穷极华丽”，而浑厚的风俗也不再存在。今考嘉祐以前的一段时期内，在朝的著名文臣有寇准、晏殊、韩琦、范仲淹、文彦博等人，他们大都是以德行纯粹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即朱熹心目中的“名臣”。①在朱熹看来，那些人物的文字都是有为而作，并不追求形式上的华美工巧，那种文风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教化密切相关，是淳厚敦朴的社会风气在文学中的反映。及至宣和、政和也即宋徽宗时期，北宋国势衰弱，朝廷政治黑暗，新旧党争已演变成排斥异己、妒贤嫉能的政治伎俩，庆历时期那种以忠义之心立朝参政的士风已销声匿迹。与之相为表里的是文学创作中也以纤巧华美为风尚，故朱熹斥之为“都散了和气”！
后面四则都把审视文学史的目光向下延伸到当前，具有更加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朱熹对当时文坛上“容冶调笑”、“圆熟软美”的风尚深恶痛绝，认为这种萎靡柔弱的文风是士气衰落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第一则中认为与北宋早期相比，北宋末期的文风已经萎靡不振了。但当他批评眼前的文坛风气时，却又认为宣和之后，尤其是绍兴年间，即南宋初期，文风尚是较为健康的。他还认为当前（即宋光宗绍熙年间）与“四五十年之前”（即宋高宗绍兴年间）在文风与士气上都有一个巨大的落差。显然这里的主要原因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厚古薄今的观念，而是对历史真实进程的深切体察。
我们知道，靖康事变的突然发生，像疾风暴雨一样吹散了文坛上的柔靡文风。国难当前，士大夫们无法再安于歌筵舞席或书斋亭园了，执政者对异己的压制打击也被迫减轻乃至取消了。在国家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所有正直的人们都自然而然地把关注的目光对准着国家的命运。于是，吕本中、陈与义等江西派诗人不再醉心于诗法的探讨，改而以诗笔来抒写抗金复国的壮志或忧虑国势的沉思。张元干、朱敦儒等词人也暂时停止了柔婉情愫的低吟，改以雄豪悲壮为主调。甚至连巾帼词人李清照都写出了“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雄迈之句。与文坛上这种风气相为桴鼓的，是爱国将士浴血抗金的斗争精神。在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率领下，南宋军队屡建奇功，基本上遏制住了金兵的南侵势头。即使在高宗与秦桧的投降路线占了上风以后，胡铨还敢于上疏请斩秦桧，张元干、王庭珪则敢于填词赋诗为被贬的胡铨送行。
朱熹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里成长起来的，其父朱松、其师刘子翚等人都是爱国士大夫中的一员，时代与家庭的影响使朱熹自幼便关心国家的命运，他对南宋初期的形势有切身的体会。朱熹认为南宋初期士气的一度振作是与北宋的长期培育涵养分不开的。第三则中把“故宣和之后，建、绍继起，危乱虽极而士气不衰”的原因归结为“前辈文字规模宏阔，论议雄伟，不为脂韦妩媚之态，其风气盖如此”，正是此意。然而，自从投降派在南宋朝廷里占据统治地位以后，随着抗金复国的希望的日益渺茫，人们的士气也日益孱弱低沉，而文学也随之而日益萎靡不振。对这种形势，正义的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例如陆游在淳熙八年（1181）即沉痛地说：“尔来士气日靡靡，文章光焰伏不起。”①到庆元六年（1200）又说：“文章日益近衰陋，风节久已嗟陵夷。元祐大苏逝不返，庆历小范今谁知？”②到嘉定二年（1209），他更加明确地回顾说：“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得志者司诏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忧抒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无可愧，可谓盛矣。久而寝微，或以纤巧摘裂为文，或以卑陋俚俗为诗，后生或为之变而不自知。”①陆游的这些话，与上引朱熹的言论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这种国势不振，士气衰靡，文风萎颓的形势是最高统治者一手造成的，而且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虽有少数有识之士为之痛哭流涕，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朱熹悲叹道：“识者盖深忧之而不能有以正也。”而陆游也激愤万分地说：“渡江之初不暇给，诸老文辞今尚传。六十年间日衰靡，此事安可付之天！”②所以我认为，如果把朱熹的文学史观念置于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就不难看清其浓厚的复古色彩中却包含着强烈的时代精神。朱熹事实上是以对古代文学重内容轻形式从而产生的浑朴敦厚、气骨刚健的优良传统的呼唤，来批判当前的衰靡文坛。这就是朱熹在宋代理学家文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
朱熹的文学史观念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即文学之盛衰与国家之盛衰到底有何关系。文学的盛衰与国运有关，古人早已见及。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每听一国之乐，即能依据乐声推断其国的民情风俗和政治得失。在儒家经典《乐记》中，已总结出如下规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意谓国家政治与民生风俗直接影响着文艺中的情感倾向，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后来《诗大序》中也有同样的话。至南朝刘勰，遂提出了更加精确的命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③他还对历代的文学如何随着时代变化作了很具体的分析。那么，国运与文运是不是同荣同枯的关系呢？古代儒家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国家政治与文学是同步发展的，国家兴盛，文学也随之而兴盛：国家衰亡，文学也随之而衰亡。刘勰所谓“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①就是对上述观点的具体论证。朱熹的看法与上述理论背景有密切关系，他说：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乱世之文。六经，治世之文也。如《国语》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时语言议论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乱世之文，则战国是也。然有英伟气，非衰世《国语》之文之比也。楚汉间文字真是奇伟，岂易及也。②
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如唐贞观、开元都无文章，及韩昌黎、柳河东以文显，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③
从表面上看，朱熹的观点与《乐记》所言如出一辙，也是把国家政治状态分成“治世”、“乱世”和“衰世”三类（“衰世”即所谓“亡国”），而且也推崇“治世之文”。但是撇开对“治世之文”的评价不论（因为对于朱熹这样的理学家来说，必然要把六经视为典范的文本），他并未囿于盛世文盛，衰世文衰的理论模式，反而认为“乱世”之文奇伟不凡，甚至提出“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的相反模式来。朱熹举“战国”与“楚汉间文字”作为乱世之文的例证，而以《国语》作为衰世之文的代表。今考《国语》虽成书于战国初年，但它基本上是据春秋时列国旧史改编而成，故可视为春秋时代的文字。朱熹曾批评说：“《国语》文字多有重叠无义理处，盖当时只要作文章，说得来多尔。”①这与“委靡繁絮”意思接近，他认为这是周室衰微时的特有现象。相反，在战国和楚汉相争的时代，群雄并起，龙争虎斗，士人们朝秦暮楚，奔走不暇。可是正是在这个“乱世”，文字却“有英伟气”，“真是奇伟”。战国和楚汉之际的文字究竟指哪些作品，朱熹没有明言。但揆诸他的其他言论（参看本章第一、二节）和文学史实，当是指《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屈、宋之辞赋及辩士游说之辞。朱熹也没有进一步阐明为何“乱世”的文字会有英伟之气，但我们对此很容易联想到刘勰关于建安文学的著名论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②以及赵翼对元好问的评论：“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③即动荡的时代使作家内心产生了激昂的情感，从而催生出奇伟不凡的作品。显然，“衰世”即衰弱不振的时代，是沉闷、萎靡、不能激荡人心的外部环境，所以产生不出奇伟之文来。朱熹又举唐代为例，说明“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的确，若从政治角度来看，则贞观、开元堪称盛世，而贞元、元和则国势衰弱，时局动荡不安，相对而言可称“衰世”。但从文章的角度来看，则贞观、开元时的作品雍容有余而雄奇不足，其成就远不如以韩、柳为代表的中唐古文。同时，朱熹也没有深入探讨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或者他虽有所思考而没有表达出来。但应该承认，朱熹毕竟已经敏锐地感悟到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学的发展是不同步的，而且动荡不安的时代反而常导致文学高峰的出现。可惜的是朱熹对这些观念没有深入展开论析，但这些片言只语却是我们考察古代文学思想史时不宜忽略的思想火花。
四、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的批评
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认为，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者。古希腊人认为火种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盗来馈赠给人类的，而中华民族的先民却坚信不疑地把火的发明权归于他们中的一员——燧人氏。在中华文化中，人不是匍伏在诸神脚下的可怜虫，更不是生来就负有原罪的天国弃儿。相反，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是衡量万物价值的尺度。人的道德准则并非来自神的诫命，而是源于人的本性。人的智慧也并非来自神的启示，而是源于人的内心。被朱熹视为圣典的《礼记·中庸》云：“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颇能代表古代中国人对人在宇宙间地位的确定。正因如此，先秦的诸子百家虽然议论蜂起，势若水火，但它们都以人为思考的主要对象，它们的智慧都是人生的智慧。先民的这种思维定势为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那就是以人为本的精神。作为这种文化诸形态之一的中国文学，它必然以人为价值核心。可以说，对于中华的先民来说，“文学是人学”是不证而自明的结论。
正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诗言志”成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纲领。“诗言志”首见于《尚书·尧典》，虽说它不一定真是产生于尧舜时代，但它在先秦时代早已深入人心，且绝非仅为儒家一派所独自信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云“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云“诗言是其志也”，皆是明证。对于“诗言志”的释义，历来多有歧说，但其基本的内涵是明确的。孔颖达云：“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①诗歌的发生既然完全是源于内心情志，那么诗歌创作必然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即刘勰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②所以文学创作的原则是“修辞立其诚”，③即文字应是内心真实情志的流露，不容有丝毫虚伪。作为诗歌主体的人（即诗人）与作为诗歌表现客体的人（即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应该是同一的。于是，美好的作品必须建立在作者的美好品性的基础之上，否则，即使写出了华美的作品也是不足称道的。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④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唐人把这种观念表达得更加明确：“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⑤
宋代的理学家极为重视心性之学，把德性人格的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所以当他们讨论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时，就格外关注作者的德性修养。朱熹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议论，他对许多文学家的人品有具体的评论，值得注意。
首先，朱熹对人品低劣的文人作了严厉的批判，例如：
蒙教扬雄、荀彧二事，按温公旧例，凡莽臣皆书死，如太师王舜之类。独于扬雄慝其所受莽朝官，而以“卒”书，似涉曲笔。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莽大夫扬雄死”，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⑥
读洪刍所撰《靖节祠记》，其于君臣大义，不可谓懵然无所知者。而靖康之祸，刍乃纵欲忘君，所谓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选学榜，示讲堂一日，使诸生知学之道，非知之艰，而行之艰也①
（孙）觌初间亦说好话，夷考其行，不为诸公所与，遂与王及之、王时雍、刘观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议。后窜岭表，尤衔诸公。见李伯纪辈，望风恶之。洪景庐在史馆时，没意思，谓靖康诸臣，觌尚无恙，必知其事之详，奏乞下觌具所见闻进呈。秉笔之际，遂因而诬其素所不乐之人……昔王允之杀蔡邕也，谓“不可使佞臣执笔在幼主旁，使吾党蒙讪议。”允之用心，固自可诛，然佞臣不可执笔，则是不易之论！②
第一则论扬雄。扬雄其人，曾在王莽篡汉后仕为大夫，又曾作《剧秦美新》以赞美新朝，似为不守臣节者。但他其实是一位甘于寂寞，不慕荣利的文人学者，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三八中书其死曰：“是岁，扬雄卒。”不像对其他出仕新朝者那样书作“死”。③对其出仕新莽事的记述也多恕词：“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好古乐道。”朱熹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司马光的写法是为“曲笔”，并在《资治通鉴纲目》中大书曰：“莽大夫扬雄死。”我们知道，在朱熹以前，扬雄一直是享有盛名的人物，班固、韩愈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北宋苏轼首先批评扬“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④但也只是论文，并未论其品节。朱熹对扬雄的人品大张挞伐，毫不宽恕，一方面固然出于维护纲常，强调事君以忠的儒家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与南宋面临着外族侵逼、国势危急的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在朱熹的时代里，忠君不仅意味着忠于一家一姓，更意味着忠于本民族的国家政权，所以更需要大力予以提倡，这一点在后面的两则言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洪刍其人，是黄庭坚的外甥“三洪”之一，名列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在当时颇有诗名。但他在靖康事变中竟替金人敛财，因势挟王邸内人，后于建炎中被流于海岛。①洪刍所作《靖节祠记》今已不存，估计是关于陶渊明（谥靖节）的，故朱熹称其知“君臣大义”。既知君臣大义，又在国家危难时腼颜事敌且乘乱侮辱本朝的王邸内人，真乃口是心非之徒。朱熹斥之为“悖逆秽恶，有不可言者”，且榜示学堂以为诸生诫，视之为典型的反面教员。
孙觌其人，也是典型的有才无行者。他在靖康事变中起草降表诌媚金人，且公然接受金人所俘掳的宋朝妇女，行若狗彘，朱熹专门写了《记孙觌事》来鞭挞其丑行（参看第二章第三节）。而洪迈竟然援引孙觌来参修国史，从而丑诋坚决抗金的李纲等人，可谓颠倒黑白，不知天下有羞耻事！故朱熹对此怒不可遏，大呼“佞臣不可执笔！”洪、孙二人都是在靖康事变时不顾民族大义而认敌作父且从中窃取私利的士人，在坚持民族气节的朱熹看来，这是士人最大的恶德败行。这样的人，即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又何足道哉！这种人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得美仑美奂，又何足道哉！
对于虽无大节亏损，但是人品有疵的文士，朱熹也毫不宽恕，他说：
徐师川微时，尝游庐山，遇一宦官郑谌，与之诗曰：“平生不喜刘蕡策，色色门中看有人。”后入枢府，郑时适用事，模样似有力焉。徐在密院时，金人寇襄阳，中书集议。徐曰：“彼本盗贼所有，得失不足为国家轻重。”时赵元镇为参知政事，曰：“襄阳为金人所据，则川广路绝，国家危矣。”徐曰：“此是枢密院事，参政不须预。”赵曰：“小小兵事，枢密自主之可也。此国家大事，政府安得不与？”即上马而去。太上闻之，罢徐枢密。徐归乡，以前辈自居，恃文使气好骂，专以饮酒为事，不择贫贱，皆往啖之。诗亦无甚佳者。①
绍兴紫微吕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动，皆有法戒，固非后学可得而赞也。其论汪、谢诸贤，高志清节，皆足以传信，孰敢改评。独饶节者，一旦毁弃肤发，殄绝天伦，而诸公环视，无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从更嗟叹，以是为不可及。亦独何哉！②
这里所批评的徐俯（字师川）、饶节，都是江西诗派的成员。徐俯曾与宦官郑谌交游，《宋史·徐俯传》中记载：“内侍郑谌识俯于江西，重其诗，荐于高宗。”郑谌其人的具体事迹现已不太清楚，但此人亦能诗，尤袤《遂初堂书目》中即载有《郑谌诗》，所以徐俯与他的交往应是文字之交，故而赠诗说：“平生不喜刘蕡策，色色人中有此人。”③意即今不必如刘蕡上策所言，将宦官皆视为奸邪，因宦官中也有如郑谌一流人物。在宦官未曾把持朝政危害国家的宋代，徐俯与郑谌结交其实并非大错。至于徐俯在枢密院议事时不主坚守襄阳，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对于抗金斗争其实是支持的，当靖康乱后张邦昌僭位时，一些没有气节的朝士纷纷避其讳以示臣服。而徐俯却于“围城中尝置一婢子，名之曰‘昌奴’，遇朝士来，即呼至前驱使之。”①有意表示对张邦昌的蔑视。此外，徐俯颇恃才傲物，他舅父即是著名诗人黄庭坚，但当有人称扬其诗“渊源有自”时，他却答道：“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②从总体上看，徐俯其人尚非大节有亏者。然而在朱熹看来，徐俯的作为显然不合理学家所树立的人格准则。徐与宦官结交，议政不当，以及恃才傲物，都是人品上的疵点，其诗也因此而被认为“无甚佳者”。至于饶节，本是一个佯狂避世之人，“早有大志，既不遇，纵酒自晦，或数日不醒。”③他所以落发为僧，是因为与丞相曾布论新法不合，其实也是一种“自晦”。吕本中（即“紫微吕公”）对饶节甚为赞赏，把他与汪革、谢逸兄弟相提并论。但在朱熹看来，弃儒从佛，削发为僧，即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背离了儒家的伦理准则。反过来说，朱熹认为士人应有的品格是平正端方，举动合礼，凡是狂狷、诡激、倨傲等品性都是绝不可取的。所以对于同样属于江西诗派的二谢，朱熹就深为赞赏：“（二谢）俱学诗于黄太史氏，而以清介廉节闻于时，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独以其诗行于四方。而其行业之懿，则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详焉，是可叹已！”④就诗歌成就而言，徐俯、饶节并不在二谢之下，而且他们的诗风也是比较接近的，但是由于朱熹认为他们的人品有高下之分，从而对他们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
那么，朱熹心目中人品高尚的文人是哪些人呢？他说：“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①这五人虽然都有文字传世，但真正以文学家而著称的是杜甫、韩愈二人。此外，受到朱熹肯定的文学家还有屈原和陶渊明。他称赞屈原的志行“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②称赞陶渊明“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③所以说在朱熹心目中，屈、陶、杜、韩四人可算是心地光明、品节高尚的文士。但即使是对他们，朱熹也仍有不满意之处，认为他们的为人为文尚且不够完美，他指出：
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然皆出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虽其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独驰骋于变风、变雅之末流，故醇儒庄士或羞称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妇，抆泪讴唫于下，而所天者幸而听之，则于彼此之间，天性民彝之善，岂不足以交有所发，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④
陶渊明说尽万千言语，说不要富贵，能忘富贵，其实是大不能忘。它只是硬将这个抵拒将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贤于人也。①
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②
杜陵此歌，豪宕奇崛，诗流少及之者。顾其卒章，叹老嗟卑，则志亦陋矣。人可以不闻道哉！③
韩退之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此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④
让我们逐一检查一下朱熹的指责是否妥当。对于屈原，从西汉刘安、司马迁以来有很多人给予极高的评价，但是对其人品的批评也不断出现。东汉班固在《离骚序》中说屈原“露才扬己”，其言“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意即屈原的为人和作品都并不符合儒家的规范。南北朝时颜之推也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⑤唐人李华则说：“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①即使是李白，也不免认为屈原偏离了儒家的传统：“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击颓波，开流荡无垠。”②朱熹基本上接受了上述两种意见，他以褒为主，褒中有贬。朱熹的特点是更加明确地以儒家的规范作为立论的标准，他肯定屈原忠君爱国，批评其言行不合中庸之道，都是严格依照这个标准的。由于儒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朱熹的看法当然不尽正确，尤其是他指责屈原“不知学于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更是不顾当时列国争雄的历史背景而苟求于古人。但对于理学家来说，朱熹能够对屈原以褒扬为主，且理直气壮地为“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的屈赋辩护，已是难能可贵了。在儒家的文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里，朱熹此论事实上是对屈原的有力维护，是对班固、颜之推等人的看法的间接驳正，不应被看作调和之论。
陶渊明的人品，自南朝起就深得论者之赞叹。沈约、萧统肯定他忠于晋室，故刘宋建立后即不肯出仕。③对此，朱熹亦持同样看法。但是对陶渊明获得的其他称誉，朱熹却有不同意见。颜延之曾称扬陶渊明“国爵屏贵，家人忘贫。”④萧统则赞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⑤唐白居易更加明确地说：“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征君。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⑥他们有取于陶渊明之人品的，一是安贫乐道，二是恬于荣名，这正是陶被目为标准的隐士的原因。然而朱熹却认为陶渊明对富贵“其实是不能忘”，又说他“好名”。朱熹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他自己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我们试从陶集中查检一番，可知朱熹所云并非空穴来风。首先，陶渊明诚然是鄙弃富贵而归隐田园的，他的行为就表明了对富贵的抗拒。然而他对富贵并不是全不在意，对贫困也并不是甘之若饴。他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①这与朱熹所揭橥的圣贤境界尚有差距，试看上述关于陶渊明不能忘富贵的一则语录，紧接在前面的是这么几句话：“圣人更不问命，只看义如何。贫富贵贱，惟义所在，谓安于所遇也。如颜子之安于陋巷，它那曾计较命如何！”可见朱熹正是将颜渊作为标准，才对陶渊明表示不满的。当然，朱熹的看法陈义过高，在实际人生中很难实现。况且孔子也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②陶的态度与此非常接近。所以朱熹也还是肯定陶渊明已经做到了“抵拒”富贵，“此其所以贤于人也”。其次，陶渊明对于名声，尤其是在后世的名声，确是十分看重的。他曾歌颂荆轲说：“公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③他还说：“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④他之所以洁身自好，部分的原因在于以之获得后世的名声：“不赖固穷节，百世谁当传？”⑤朱熹称其“好名”，并不过分。朱熹为什么对此有不满呢？本来，儒家并不否定名声，孔子认为：“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⑥又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⑦可见美好的名声是人生事业有成的标志，所以君子应该获得名声。朱熹的《论语集注》中对这两则没有提出什么特别的解说，他与弟子们讨论时也没有注意到它们。①唯《论语集注》卷八解后一则时引范祖禹之言：“君子学以为己，不求人知。然没世而名不称焉，则无为善之实可知矣。”这说明朱熹认为君子是不应“好名”的，故而对陶渊明有些微词。我觉得在对陶渊明人品的评价上，朱熹有些求全责备的倾向，这是宋代理学家评价历史人物时常有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对于杜甫的人品，前人的疵议是“荡无拘检”、“傲诞”，②或“旷放不自检”，③都着眼于其性格之狂放。而朱熹却从另一个角度批评他。《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杜甫在入蜀途中滞留于同谷时所作，当时他全家几濒绝境，故此诗悲愤交加，抑塞历落，其七感叹生平说：“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④诗中悲叹自己怀才不遇，垂老之年流落荒野，与那些少年得志之人相比，更加愤慨。朱熹认为杜甫“叹老嗟卑”，是由于’不闻道”，所以“志亦陋矣”。反过来说，如果杜甫得闻圣贤之道，立圣贤之志，就不会如此了。的确，就儒家的理想人格而言，应该穷且益坚，老当益壮，在任何环境中都坚定不移，即孔子所谓“君子固穷”，⑤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⑥朱熹所云也不是毫无根据。然而当满头白发的杜甫在天寒地冻的荒山穷谷中挖掘黄独时，百感交集，满腹牢骚，实在是合情合理的事。如果要求诗人在那样的绝境中仍然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能有半句怨言，显然是吹毛求疵的苛求。其实朱熹自己的诗中也时有惆怅、牢骚之语（参看第二章第一节），他对杜甫的责备是失之偏颇的。
如果说朱熹对屈、陶、杜三人的人品的批评都稍嫌过火的话，那么他对韩愈的责备就更加可议了。因为这些责备与他将韩愈列为“五君子”的观点简直是南辕北辙的。平心而论，说韩愈“只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虽然立论不够稳妥，但尚无大错。至于说韩愈“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便不免太过分了。诚然，韩愈是向往官职利禄的，这在其诗文中有明白的表现。然而这是唐人的常态，所以朱熹对白居易也有类似的批评：“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津津地涎出。”①但后人对此类批评多不以为然。清人赵翼评韩诗《示儿》、《符读书城南》说：“此亦徒以利禄诱子，宜宋人之议其后也。不知舍利禄而专言品行，此宋以后道学诸儒之论，宋以前固无此说也。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亦何尝不以荣辱为劝诫耶？”②颇说中了朱熹无视时代差异且持论过高之失。更需要辩明的是，韩愈为官忠心炯炯，风节凛然，他在朝时论灾荒，谏佛骨，面折廷争，奋不顾身。还曾身入虎穴宣抚叛镇，临危不惧。当他“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③之时，身家性命且置之度外，更何暇考虑什么官职利禄？怎么能说他“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朱熹对韩愈的苛评，恐怕是出于理学家的门户之见和虚矫之气，为了否定韩愈倡导儒学的功绩，便进一步否定其人品，这种议论是不足为训的。其实朱熹有时也承认韩愈“立朝议论风采，亦有可观”，①这就更加说明上述言论是出于偏见了。
综上所述，朱熹几乎是以心目中的圣贤形象为准的来衡量作家的，而他对圣贤的要求又是高不可攀的，连他自己也承认：“做个圣贤，千难万难！”②又说：“古时圣贤易做，后世圣贤难做。”③因为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自然举手投足动辄得咎。试看二程及朱熹本人对历代人物的评论，除孔、孟外几乎少有完人，便可知宋儒虽然抽象地承认“人皆可以为圣人”，④但在具体评骘人物时却往往是求全责备甚至吹毛求疵的。这样，以张扬个性、抒写情感为必要条件的文学家当然很难入程、朱的法眼了。连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那样的作家都难逃讥议，遑论他人！可以说，如果严格地遵守朱熹的上述标准，那么整部文学史的作家名单也就价值甚微了。二程之所以极端轻视文学，与他们轻视文学家的人品不无关系。幸而朱熹本人的文学素养很好，他对文学家的人格特征其实较为理解，所以持论不如二程之偏颇。这样，朱熹对作家人品的评论也就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理学家理论的价值。否则的话，像二程那样对文学家简单地一概否定，那么理学思想在作家人品问题上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为了看清朱熹对文学家人品的严格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让我们选择一个最典型的窗口，那就是苏轼。
苏轼无疑是北宋成就最高的文学家，他的影响不但没有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减，反而在南宋文坛上越来越大。此外，苏轼又是一位思想家，他与二程的关系是宋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公案。于是当朱熹以理学宗师的身份对历代文学家进行评点时，苏轼就必然成为无法回避的一个对象，同时也是最为典型的一个对象。朱熹关于苏轼的大量评论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朱熹对苏轼的人品有严厉的批评，他说：
至若苏氏之言，高者出入有无而曲成义理，下者指陈利害而切近人情。其智识才辨、谋为气概，又足以震耀而张皇之，使听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氏之比也。然语道学则迷大本，论事实则尚权谋，眩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也哉！……苏氏则其律身不若荆公之严，其为术要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其徒如秦观、李廌之流，皆浮诞佻轻，士类不齿，相与扇纵横捭阖之辨以持其说，而漠然不知礼义廉耻之为何物。虽其势利未能有以动人，而世之乐放纵、恶拘检者已纷然向之。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未必不身为之也。①
东坡之德行那里得似荆公，东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于荆公。但东坡后来见得荆公狼狈，所以都自改了。②
东坡在湖州被逮时，面无人色，两足俱软，几不能行。求入与家诀而使者不听。①
第一、第二两则对苏轼的思想学术、品性德行、政治态度予以全面的否定，不但认为他在品行上不如王安石，而且说他与蔡京是一流人物，只是没有机会擅权乱政而已。这种以假设来揣测并未发生的情况，从而加罪于人的论断当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而且这里显然有重修洛、蜀之争的旧怨的倾向。第三则所云不知有何文献根据，据现存史料，苏轼在湖州被捕时虽然自以为祸临不测，但并未像朱熹所云那样惊恐万状。孔文仲《孔氏谈苑》卷一记其事甚详：苏轼一开始“恐不敢出”，经与权州事祖无颇商议后，乃具朝服出见钦差，随即被押出城。②苏轼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老妻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不觉失笑，予乃出。”③可见他是以沉着镇静的态度来对待这场灾难的。傲视苦难是苏轼人格精神中最为耀眼的闪光点，正是这种精神使他不断推出在逆境中的创作高峰。我相信苏轼本人及其友孔文仲的记述是真实可信的，而朱熹所云当是出于讹传。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题杨朴妻诗》也载于《东坡志林》，而《志林》一书在南宋早已刊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即录此书，唯题作《东坡手泽》。朱熹本人在《八朝名臣言行录》中即多次引用过《志林》，可证他是很可能读过苏轼此跋的。但他偏偏不信苏轼自己的记录而取它说，无非是为了说明苏轼贪生怕死而已。这种论断显然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所以我认为，朱熹对苏轼人品的讥评大多出于理学家的偏见，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价值判断，不够公允。
然而奇怪的是，朱熹对苏轼的人品也有绝然不同的评价，他说：
东坡议论虽不能无偏颇，其气节直是有过人处，如说孔北海、曹操，使人凛凛有生气。①
东坡老人英秀后凋之操，坚确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几似之。百世之下观此画者，尚可想见也。②
苏公此纸，出于一时滑稽诙笑之余，初不经意，而其傲风霆、阅古今之气，犹足以想见其人也。③
对苏轼的气节、操守赞叹再三，而且字里行间洋溢着仰慕之情，简直与前文所引的贬损苏轼之言如出二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检查了上述言论的年代，发现它们并不明显地随着时间而变化，比如朱熹在六十一岁时责备苏轼德行不如王安石，但同年又赞其气节高人，而五年之后又讥讽其怕死畏祸，似乎是忽褒忽贬，摇摆不定。然而大体上说来，朱熹越到晚年，对苏轼的人品肯定得越多。比如上引两则跋语都作于七十岁时，同年所作《跋东坡帖》也赞其“英风逸韵，高视古人”，④当非出于偶然。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其时理学已被朝廷明令禁止，朱不能再明显地宣扬理学思想，从而把主要的精力转移到楚辞和韩文的整理研究上来。他的人物月旦也不再体现强烈的理学价值观，故而对文学家苏轼表示出更多的认同（详见第六、第七章）。所以我认为，我们对朱熹的苏轼论，仍应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看清其价值判断的真相。
上文说过，朱熹对苏轼人品的批评首先是受理学家视角的制约的，既然苏轼与二程势若水火，作为二程嫡传的朱熹自然不可不视苏为敌。况且在南宋，王安石的声望因受蔡京之流混迹新党者的牵累而一落千丈，而苏轼的影响却如日中天，所以尽管苏、王在思想上都属于朱熹的敌对阵营，但批判苏轼更是当务之急。对于这种夹杂着政治利害、学术异同的门户之见，我认为没有必要予以深究。我关心的是既然朱熹把苏轼视为仇雠，为什么又对其人品颇有赞语呢？
其间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点：第一，苏轼才学过人，又长于议论，朱熹虽然在主体上否定其学术，但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却赞同其说。朱熹与弟子们讲学时常论及苏轼：“东坡解经，莫教说着处直是好。盖是他笔力过人，发明得分外精神。”①“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②“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③甚至当弟子们以苏轼长于说佛相问时，朱熹也答道：“他甚次第见识，甚次第才智！”④有时朱熹还把苏轼的才与德相提并论：“东坡善议论，有气节。”⑤朱熹本人也是才学过人之士，惺惺惜惺惺，他对苏轼才学的肯定多少会产生一些好感。第二，苏轼的人品确有过人之处，朱熹不能完全无视事实。上文所举朱熹贬斥苏轼品节的话大半从虚拟立论，便透露出一些奥秘。曾有弟子问朱熹：“坡公苦与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朱熹笑曰：“他好放肆，见端人正士以礼自持，却恐他来检点，故恁诋訾。”弟子又问：“坡公气节有余，然过处亦自此来？”朱熹答道：“固是。”①可见朱熹对苏轼的气节并不否认。尤其是苏轼屡遭贬谪却坚强不屈的晚节，朱熹是颇为赞赏的：“坡公海外意况，深可叹息。近见其晚年所作小词，有‘新恩虽可冀，旧学终难改’之句，每讽咏之，亦足令人慨叹也。”②第三，苏轼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使性喜文学的朱熹极为心折。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中说过，朱熹多次追和苏诗，且称之为“苏仙”，仰慕之意溢于言表。纪昀评此事曰：“朱晦庵极恶东坡，独此诗屡和不已，晋人所谓‘我见犹怜’也。”③此语颇足解颐。据《世说新语·贤媛》刘孝标注引《妒记》，桓温平蜀后纳李势女为妾，其妻妒恨，欲往斫之，见李貌美，乃曰：“我见汝犹怜，何况老奴！”朱熹本来是憎恶苏轼的，但面对着优美绝伦的苏诗，不觉去憎生爱。由于有上述原因，朱熹对苏轼的看法就变得相当复杂，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这是朱熹身兼理学家与文学家二任的特殊身份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在朱熹看来，作家的人品与文品应该是统一的。他对于人品恶劣的作家往往连同其作品一起弃之若敝屣。前文所引对扬雄、孙觌等人的讥评即为显例。他还说：“王维、储光羲之诗非不絛然清远也，然一失身于新莽、禄山之朝，则其平生之所辛勤而仅得以传世者，适足为后人嗤笑之资耳！”④意即倘若作家的人品不足称道，则其作品也毫无价值可言。对于人品高尚的作家，朱熹连同其作品一起极口称赏。比如南宋的王十朋，诗文成就并不算高，但朱熹重其为人，认为“其心光明正大”，从而赞扬“其诗浑厚质直，恳恻条畅，如其为人，不为浮靡之文。论事取极己意，然其规模宏阔，骨胳开张，出入变化，俊伟神速，世之尽力于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①对于这种由人及文的评判维向，朱熹有如下说明：“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②与此相反，朱熹也认可由文及人的评判维向。他说：“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③他论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等五君子说：“其见于功业文章，下至字画之微，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④这种人文合一的价值判断，显然是理学家的理想思维模式。但是对于千变万化的实际情况，这种模式并不完全适用，因为“有言者不必有德”，⑤人品与文品有时是不相符合的，朱熹的《题曹操帖》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余少时尝学此表，时刘共父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篡贼耳！’时余默然亡以应。”⑥虽是论书，但也通于论文，即美的作品不一定出于人品高尚者之手。当然，这是朱熹幼时的情形，他后来就不再会崇尚“篡贼”一流人物的文艺作品了。但是对于人品虽非醇粹（在朱熹看来）而文才出众者如苏轼的作品应如何评价呢？即使是朱熹也时常感到困惑，他承认：“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但其词意矜豪谲诡，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闻。是以平时每读之，虽未尝不喜，然既喜未尝不厌，往往不能终帙而罢。非故欲绝之，理势自然，盖不可晓然。”①对待苏文既喜又厌的矛盾心情，正是朱熹的作家论的内在矛盾的体现。
上面的论述告诉我们，朱熹对于作家的人品提出了严格的要求。由于这种要求是以理学家对圣贤人格的规范作标准的，所以颇有高而不切的倾向，因为古往今来的作家几乎无人能完全符合那些规范。朱熹对屈原、陶渊明、杜甫、韩愈的人品都有微词，即是这种树义过高的偏颇价值观的表现。然而朱熹毕竟与二程不同，他的文学修养很高，审美能力也很强，所以他在评品作家时就往往表现出较多的宽容精神。这样，朱熹对作家人品的评判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首先应该承认，朱熹对作家人品持过高的要求，并且常以人品的高下作为判断作品价值的唯一根据，这往往会导致以道德判断作为审美判断的核心价值参数，甚至导致完全取消审美判断而仅仅以道德判断作为作家评论的内容。显然这是不正确的文学批评方式。但与此同时，朱熹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并非始终如一地僵守那些教条，所以有时尚能较为公允地肯定一些作家的人品。在程朱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朱熹的作家论也许是最为宽容的，他在这方面不但胜过其前的二程，也胜过其后的真德秀等人。所以朱熹批评作家人品的大量言论仍有不少合理的内容可供我们参考。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都是重视作家人品的，所以朱熹的作家论其实正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的典型体现，它为我们研究古代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附注
①见《朱子语类》卷七八、七九。
①《语类》卷十，第164页。
②《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文集》卷八二，第21页。
③《语类》卷七八，第1978页。
①《语类》卷七八，第1985页。
②《语类》卷七八，第1984页。
③吴棫著有《书稗传》，今佚。《朱子语类》卷七八中曾提及吴氏疑书之言。
①关于《古文尚书》伪孔传的作者，清代学者计有《孔丛子》作者、皇甫谧、王肃、东晋孔安国、梅赜等说，现代学者则认为系出于东晋孔安国（详见陈梦家《古文尚书作者考》，载《尚书通论》第114-135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或西晋孔晁（详见蒋善国《尚书综述》第351-3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②《答孙季和》，《文集》卷五四，第3页。
③参看钱穆《朱子新学案》五六《朱子之辨伪学》，第1777-1796页，巴蜀书社1986年版。
④《语类》卷七八，第1981页。
①《语类》卷七八，第1981页。
②《答赵佐卿》，《文集》卷四三，第17页。
③《语类》卷一〇五，第2630页。
④《语类》卷一三七，第3255页。
⑤《楚辞后语目录序》，《文集》卷七六，第33页。
⑥《语类》卷一三九，第3299页。
⑦《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①《语类》卷一二五，第2992页。
②《语类》卷一二五，第2991页。
③《语类》卷一三九，第3298页。
①《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一七。
②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二。
③《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一七。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02页。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03页。
③韩愈称赞樊宗师说：“文从字顺各识职”（见《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其实这也是他本人的主张。朱熹说：“抑韩子之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职’为贵。”（《韩文考异序》，《文集》卷七六．第29页）甚确。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03页。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14页。
③《语类》卷一三九，第3302页。
④《语类》卷一三九，第3306页。
⑤《柳子厚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
⑥《答柳子厚书》，《刘梦得集》卷一九。
⑦《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唐柳先生集》卷二二。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06页。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12页。
③《语类》卷一三九，第3309页。
④《语类》卷一三九，第3308页。
⑤《语类》卷一三九，第3308页。
⑥《语类》卷一三九，第3308页。
⑦《语类》卷一三九，第3308页。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11页。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10页。
③《释秘演诗集序》，《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一。
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卷一七。
⑤《语类》卷一三九，第3312页。
⑥《语类》卷一三九，第3308页。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08页。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13页。
③《语类》卷一三九，第3314页。
④《跋曾南丰帖》，《文集》卷八三，第13页。
⑤《上欧阳舍人书》，《南丰先生元丰类稿》卷一五。
⑥《答曾舍人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五〇。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14页。
②《老学庵笔记》卷八。
③《语类》卷一三〇，第3113页。
④《语类》卷一三九，第3306页。
⑤《语类》卷一三九，第3310页。
⑥《语类》卷一三九，第3309页。
⑦《语类》卷一三九，第3314页。
⑧《语类》卷一三九，第3313页。
⑨《语类》卷一三九，第3311页。
⑩《语类》卷一三九，第3311页。
①《介存斋论词杂著》。
②《自评文》，《苏轼文集》卷六六。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11页。按：据苏轼《六一居士集叙》，“司马相如”当作“司马迁”。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12页。
①《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忠公文钞》卷二六。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22页。
③《语类》卷一三九，第3301页。
④《语类》卷一三九，第3301页。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21页。
②《答王近思》，《文集》卷三九，第27页。
③《语类》卷一三九，第3321页。
④《语类》卷一三九，第3306页。
⑤《语类》卷一三九，第3308页。
⑥《语类》卷一三九，第3318页。
⑦《语类》卷一三九，第3318页。
⑧《语类》卷一三九，第3303页。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20页。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22页。
①《跋刘病翁先生诗》，《文集》卷八四，第20页
②《与王观复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
③参看拙著《江西诗派研究》第七章《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25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24页。
③《语类》卷一四〇，第3324页。
④《向芗林文集后序》，《文集》卷七六，第13页。
⑤《语类》卷一四〇，第3324页。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25页。
②《诗品·序》。
③《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
④《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引《西清诗话》。
⑤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
⑥《竹坡诗话》卷一。按：《竹坡诗话》大约成书于绍兴十二年（1142）以前，参看郭绍虞《宋诗话考》，第69页。
①《韵语阳秋》卷一。按：《韵语阳秋》成书于隆兴元年（1163），参看郭绍虞《宋诗话考》，第75页。
②按：杜句见《夜听许十一诵诗爱而有作》，《杜诗详注》卷三。杜诗的各种注本皆以为“谢”指谢灵运。
③见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后集》卷二一。
④《论诗》，《山谷题跋》卷七。
⑤《与二郎侄》，《苏轼佚文汇编》卷四。
⑥《龟山先生语录》卷一。
①陈善《扪虱新语》卷六。
②《山谷内集》卷一。
③刘履《选诗补注》卷五。
④《陶渊明集校笺》卷四。
⑤《陶诗汇注》卷四。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24页。
②《诗品》卷中。
③《南齐书·文学传论》。
①《诗品》卷中。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33页。
②《岁寒堂诗话》卷上。按：《岁寒堂诗话》成书约在南宋初年，参看郭绍虞《宋诗话考》，第55页。
③《双桂老人诗集后序》，《诚斋集》卷七八。
④《追感往事》之四，《剑南诗稿》卷四五。
⑤《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诗示之》，《剑南诗稿》卷七九。按：关于陆游对晚唐诗风的批判，参看拙文《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文学遗产》1991年第四期。
①《沧浪诗话·诗辨》。按：《沧浪诗话》大约作于宋理宗端平、嘉熙年间（1234-1240），参看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第377页。
②见《宋元学案》卷七七。
③《语类》卷一四〇，第3325页。
④《语类》卷一四〇，第3326页。
⑤《语类》卷一四〇，第3326页。
①《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
②参看拙文《论李杜对二谢山水诗的因革》，《谢朓和李白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71页。
③详见拙文《论初盛唐的五言古诗》，《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广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第138-165页
①《题李白诗草后》，《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
②《敖器之诗评》。
③《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文集》卷八四，第27页。按：关于杜诗“伪苏注”的具体情形，请参看拙文《杜诗伪苏注研究》，《文学遗产》1999年第一期。
④见黄庭坚《与洪驹父书》，《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26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26页。
③《语类》卷一四〇，第3324页。
④《与王观复书》之一，《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
⑤《与王观复书》之二，《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九。
⑥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5页。
⑦《大雅堂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七。按：《大雅堂记》作于元符三年（1100），见《黄庭坚年谱新编》，第335页。
①《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杜诗详注》卷一〇。
②《戏为六绝句》之一，《杜诗详注》卷一一。
③《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④《汉书》卷九九：“然非皇天所以郑重降符命之意。”颜师古注云：“郑重，犹言频频也。”
①参看拙著《杜甫评传》第三章第五节《境界：凌云健笔意纵横》，第249-261页。
②近代选学名家李详撰有《杜诗证选》一文（载《李审言文集》），对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与选诗的渊源关系论之甚详，可参看。
③《扪虱新语》上集卷一。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30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27页。
③《语类》卷一四〇，第3327页。
④《杜诗详注》卷一四。
⑤《全唐诗》卷一八七。
①《答杨宋卿》，《文集》卷三九，第3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27页。
③《语类》卷一四〇，第3327页。
④《语类》卷一四〇，第3328页。
①参看拙文《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3-117页。
②《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八引《童蒙诗训》。
③《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〇。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24页。
②《与诸人用东坡韵共赋梅花适得元履书有怀其人因复赋此以寄意焉》，《文集》卷二，第6页。
③《栖贤院三峡桥》，《文集》卷七，第13页。
①《答巩仲至》，《文集》卷六四，第2页。
②《书黄子思诗集后》，《苏轼文集》卷六七。
③《书黄子思诗集后》中说到与黄之孙黄师是游而得见黄集，今考苏轼在元祐八年（1093）作《送黄师是赴两浙宪》（《苏轼诗集》卷三六），可见他与黄师是交游是在元祐末年，则是跋亦当作于其时，即苏轼五十七岁前后。且苏轼喜好韦柳诗事在晚年，他在儋州作《与程全父》（其十一）云：“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策，常置左右，目为二友。”（《苏轼文集》卷五五）又作《书柳子厚诗》、《书柳子厚诗后》二跋（《苏轼文集》卷七六），俱署曰“元符己卯”（1099），是时苏轼年六十三岁，这与《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推崇韦柳之语相合，皆为其晚年之论。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29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24页。
③《语类》卷一四〇，第3330页。
④《语类》卷一四〇，第3330页。
①《陈与义集校笺》卷一八。按：“青松”，《集》作“青林”。
②《陈与义集校笺》卷一〇。
③《瀛奎律髓》卷二三选《放慵》诗，方回批云：“朱文公击节，谓‘熏’字、‘醉’字下得好。”可见朱熹所谓“他是什么句法”，乃是赞叹之意。
④《陈与义集校笺》卷四。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08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29页
①此意在欧诗中还有其它的表现，例如其《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之二便有句云：“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八）句意更为显豁。
②若参看唐李山甫《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中“谁陈帝子和番策，我是男儿为国羞”之句（《全唐诗》卷六四三），便不难体会欧诗之蕴藉。
③《石林诗话》卷上。
④《语类》卷一四〇，第3334页。
⑤见《六一诗话》。
⑥《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四，《诗话》。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13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34页。
③参看朱东润《梅尧臣诗的评价》，《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书宛陵集后》，《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四。
⑤《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四，《诗话》。
①《答巩仲至》，《文集》卷六四，第2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34页。
③见李颀《古今诗话》“郑鹧鸪梅河豚”条。
④《六一诗话》。
⑤见《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一。
①《答巩仲至》，《文集》卷六四，第6页。
②《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二五。按：此诗作于至和二年（1055），时梅尧臣五十四岁。
③《答巩仲至》，《文集》卷六四，第14页。
④《答徐载叔》，《文集》卷五六，第6页。
①详见郭绍虞《宋诗话考》第178页。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02页。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299页。
③《语类》卷一三九，第3299页。
④《语类》卷一三九，第3298页。
⑤参看简宗梧《赋与骈文》，第二章《先秦辞赋与骈辞偶句》，第31-65页，台湾书店1998年版。
①《语类》，卷八〇，第2081页。
①《答巩仲至》，《文集》卷六四，第3页。
②《答杨宋卿》，《文集》卷三九，第3页。
①《文心雕龙·通变》。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307页。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318页。
②《跋曾仲恭文》，《文集》卷八三，第13页。
③《跋余岩起集》，《文集》卷八三，第9页。
④《语类》卷一三九，第3316页。
⑤第二则为李方子所记语录，同时记录此条的还有廖谦、袭盖卿。据《朱子语类》卷首的《姓氏表》，可知录于甲寅，即绍熙五年（1194）。第三则跋文虽未署年月，但收于《文集》同卷而列于其前的《跋吕舍人青溪类稿》和列于其后的《跋曾南丰帖》都署曰“绍熙甲寅”，可知此跋亦作于绍熙五年。第四则跋文署曰绍熙癸丑，即四年（1193）。第五则为郑可学所记语录，据《姓氏表》，可知其记于辛亥，即绍熙二年（1191）。
①按：朱熹编有《名臣言行录》，录宋开国以来历朝名臣之言行，其中前五朝（一说八朝）为朱熹亲手所撰。详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名臣言行录》条。
①《谢张时可通判赠诗编》，《剑南诗稿》卷
②《醉中歌》，《剑南诗稿》卷四五
①《陈长翁文集序》，《渭南文集》卷一五。
②《追感往事》其三，《剑南诗稿》卷四五。按：此诗作于嘉泰元年（1201），即朱熹去世的第二年。
③《文心雕龙·时序》。
①《文心雕龙·时序》。
②《语类》卷一三九，第3297页。
③《语类》卷一三九，第3302页。
①《语类》卷一三九，第3253页。
②《文心雕龙·时序》。
③《题遗山诗》，《瓯北集》卷三三。
①见《春秋左传正义》卷五一。
②《文心雕龙·明诗》。
③《周易正义》卷一《乾》。
④《论语·宪问》。
⑤唐人裴行俭语，见《新唐书·裴行俭传》。
⑥《答尤延之》，《文集》卷三七，第25页。
①《跋洪刍所作靖节祠记》，《文集》卷八一，第25页。
②《语类》卷一三〇，第3133页。
③例如同在《资治通鉴》卷三八中，即有“太傅平晏死”，“莽妻死”，“新迁王安病死”之记载。
④《与谢民师推官书》，《苏轼文集》卷四九。
①详见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
①《语类》卷一三二，第3165页。
②《跋吕舍人青溪类稿》，《文集》卷八三，第12页。
③此据《诗说隽永》所载。按：朱熹所引徐俯诗稍有异，当是传闻异辞。又按：刘蕡，唐人，唐文宗太和二年（828）应制举时上策，痛陈宦官专权之害。事见《新唐书》卷一七八本传。
①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八。
②见周辉《清波杂志》卷五。按：黄庭坚号涪翁。
③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④《邵武县丞谢君墓碣铭》，《文集》卷九一，第27页。
①《王梅溪文集序》，《文集》卷七五，第30页。
②《楚辞集注》题记。
③《向芗林文集后序》，《文集》卷七六，第13页。
④《楚辞集注》题记。
①《语类》卷三四，第874页。
②《语类》卷一四〇，第3327页。
③《跋杜工部同谷七歌》，《文集》卷八四，第8页。
④《语类》卷一三七，第3260页。
⑤《颜氏家训·文章篇》。
①《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全唐文》卷三二五。
②《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李太白全集》卷一。
③详见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
④《陶征士诔》，《文选》卷五七。
⑤《陶渊明集序》，《梁昭明太子文集》卷四。
⑥《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一，《白氏长庆集》卷五。
①《陶渊明集校笺》卷五。
②《论语·里仁》。
③《咏荆轲》，《陶渊明集校笺》卷四。
④《影答形》，《陶渊明集校笺》卷二。
⑤《饮酒二十首》之二，《陶渊明集校笺》卷三。
⑥《论语·子罕》。
⑦《论语·卫灵公》。
①见《语类》卷三六及卷四五。按：《语类》卷三六中曾解“四十五十而无闻”为“是中道而止者也”，似与孔子原意不合，不赘。
②《旧唐书·杜甫传》。
③《新唐书·杜甫传》。
④《杜诗详注》卷八。
⑤《论语·卫灵公》。
⑥《孟子·滕文公》下。
①《语类》卷一四〇，第3328页。
②《瓯北诗话》卷三。
③见苏轼《潮洲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一七。
①《语类》卷一三七，第3274页。
②《语类》卷一一五，第2784页。
③《语类》卷九〇，第2301页。
④《河南程氏粹言》卷一。
①《答汪尚书》，《文集》卷三〇，第8页。按：此书未署年月，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亦未予编年。今考《文集》同卷中列于此书前后之二分别署曰“甲申十月二十二日”与“十一月既望”，而且二书内容与此书互相连贯，可知此书当亦作于是年，即隆兴二年（1164），时朱熹年三十五岁。
②《语类》卷一三〇，第3100页。按：此则为童伯羽（蜚卿）所问，杨道夫所记，据《语类》卷首《姓氏表》，乃录于绍熙元年（1190），时朱熹年六十一岁。
①《答廖子晦》，《文集》卷四五，第29页。按：据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第381页，此书作于庆元元年（1195），时朱熹年六十六岁
②据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苏轼在官厅视事时被逮，“即步出郡署门”，当是传闻异词。
③《题杨朴妻诗》，《苏轼文集》卷六八。按：杨朴乃北宋隐士，被真宗召见，其妻作诗送之曰：“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语颇幽默，详见苏轼此跋。
①《语类》卷三五，第923页。按：此则为徐寓、刘砥所录，据《姓氏表》，乃在绍熙元年（1190），时朱熹年六十一岁。
②《跋陈光泽家藏东坡竹石》，《文集》卷八四，第24页。按：《文集》同卷列于此跋之前的《跋山谷草书千文》和之后的《跋陈大夫诗》都暑曰“庆元己未”即庆元五年（1199），时朱熹年七十岁。
③《跋张以道家藏东坡枯木怪石》，《文集》卷八四，第22页。按：此则署曰“庆元己未”即庆元五年（1199），时朱熹年七十岁。
④《文集》卷八四，第17页。
①《语类》卷一三〇，第3113页。
②《语类》卷七八，第1986页。
③《语类》卷一三〇，第3113页。
④《语类》卷一三〇，第3116页。
⑤《语类》卷一三〇，第3113页。
①《语类》卷一三〇，第3109页。
②《答廖子晦》，《文集》卷四五，第48页。
③见《苏轼诗集》卷三八《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纪批。
④《向芗林文集后序》，《文集》卷七六，第13页。
①《王梅溪文集序》，《文集》卷七五，第31页。
②《向芗林文集后序》，《文集》卷七六，第13页。
③《语类》卷一四〇，第3324页。
④《王梅溪文集序》，《文集》卷七五，第30页。
⑤《论语·宪问》。
⑥《文集》卷八二，第4页。
①《答程允夫》，《文集》卷四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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