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表面上看，朱熹是反对人们在文学的形式上多下功夫的。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文以载道”的原则已规定了“文”只是手段，“道”才是目的。人们作文完全是为了明道，只要能达到目的，手段本身又何必过于讲究？而且既然道是第一性的，文是第二性的，只要有了道，文就自然会产生，更无需在文上耗费心力。所以他说：“大意主乎学问以明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诗亦然。”①又说：“作文何必苦留意？”②这种观点在他讲学论道时往往得到格外的强调，以至于使人误以为他是完全漠视文学形式的。比如他认为儒家的经典或理学家的论著是最高的文章典范：“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③又赞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西铭》：“自孟子以后，方见得有此两篇文章。”④他甚至认为视作文为“玩物”的程颐的文章比苏轼还要写得好：“理精后，文字自典实。伊川晚年文字，如《易传》，直是盛得水住。苏子瞻虽气豪善作文，终不免疏漏处。”⑤显然，这些言论的着眼点完全在于文章的义理，他事实上是在讨论学术论著的内容，而不是文学作品的形式，也就是只讲道而不论文。这种讨论其实不属于文学的范畴，只是由于古人所谓“文”的外延极大，以至于包括各类学术性文章，所以后人往往误认为朱熹是在谈论文学罢了。因此当我们考察朱熹关于文学形式的观点时，应该尽可能地把上述言论与他真正的讨论文学的话区别开来，否则势必造成缠夹不清的混乱。
  那么，如果把考察的重点限制在文学范畴中，朱熹关于文学形式有些什么样的观点呢？
  首先，朱熹认为作文以达意明理为主旨，反对本末倒置地讲求形式。但是在此前提之下，他也不否认形式的重要性。他认为真正的好作品应是“道”与“文”的有机统一体。
  朱熹平生说过不少反对讲求文章形式的话，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唐、宋古文大家多有批评，例如他批评韩愈：
  韩退之则于大体处见得，而于作用施为处却不晓。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后无人似它见得……只是空见得个本原如此，下面功夫都空疏，更无物事撑住衬簟，所以于用处不甚可人意。缘他费工夫去作文，所以读书者，只为作文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几个诗酒秀才、和尚度日。有些工夫，只了得去磨炼文章。所以无工夫来做这边事。兼他说，我这个便是圣贤事业了。自不知其非。如论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却把孟轲与数子同论，可见无见识，都不成议论。①
  又说：
  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方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②
  朱熹对苏轼也有类似的批评：
  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但中间须有些漏绽出来，如作《欧公文集序》，先说得许多天来底大，恁地好了，到结末处却只如此，盖不止龙头蛇尾矣。③
  又说苏轼等人：
  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①
  韩、苏二人分别是唐、宋两代最负盛名的古文家，但在朱熹看来，他们的文章都有严重的缺陷，即未能真正做到达道，也即在思想内容上多有错误、缺点。他们的为人也有严重的缺陷，即未能修身养性，而把许多时间浪费在诗酒戏谑上面。所以韩、苏其人其文都不足道。那么，朱熹是不是对韩、苏在文学形式上的成就也一概否定呢？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如此。上文中所谓“只是火急去弄文章”，“第一义是去学文字”，“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等等，都是与文学有关的贬责之言。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朱熹的这些言论仍是站在理学家立场上对古文家的一般性批评，是从理学思想中的“文以载道”的原则出发对文学作品的一般性批评。换句话说，这是从非文学的角度对文学形式的批评，所以这是理学家朱熹的观点而不是文学家朱熹的意见，其实并不能代表朱熹的文学理论。当然朱熹关于文学形式的观点仍然与此有关，因为正由于他极度重视文章的“道”也即思想内容，所以他在论述文学形式时总是以达意明理为前提，从而对过于讲求形式以至于流于内容空虚的不良倾向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他说：
  作文字须是靠实，说得有条理乃好。不可架空细巧。大率要七分实，只二三分文。如欧公文字好者，只是靠实而有条理。如张承业及宦者等传自然好。东坡如《灵壁张氏园亭记》最好，亦是靠实。秦少游《龙井记》之类，全是架空说去，殊不起人意思。①
  所谓“作文字须是靠实”，意即文章必须有充实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这里所说的“实”并不局限于“理”或“道”，而是泛指记叙、议论等方面具有充实的内容，故所举欧、苏之文皆为记叙之文。可见在论及具体的文学作品时，朱熹心目中的“道”的内涵是比较宽泛的，只要意旨平正的文字（如所举欧、苏之文），即使不是直接与儒道、性理有关，也能得到他的肯定。由于崇“实”，朱熹便推崇形式上的明白平易而反对艰深雕琢，他说：
  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②
  所谓“节字”，即是减省字句。所谓“更易新好生面辞语”，就是改换新奇陌生的词语。这些都是古文写作与诗歌写作中经常出现的情形。一般地说，这些做法可能产生简练、新颖的艺术效果。但如果“专务”于此，势必造成艰深、晦涩的文风，势必会影响达意明理。朱熹认为圣人的经典之作都是“坦易明白”的，因为他们立言的目的就是使人明白其道，不可能以艰深晦涩的形式来为自己设置障碍。这一点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可贵的是朱熹对欧、苏的文章也给予类似的评价，可见他对宋代古文家的艺术成就有透彻的了解。因为相对而言，欧、苏之异于韩、柳的地方正是文风之平易晓畅，朱熹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取于欧、苏之文，并把它们与“圣人之言”相提并论。由于推崇“坦易明白”的形式，朱熹更进而认为文章宁拙毋巧，他说：
  国初文章，皆严重老成。尝观嘉祐以前诰词等，言语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当世有名之士。盖其文章虽拙，而其辞谨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风俗浑厚。至欧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犹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气。到东坡文字便已驰骋，忒巧了。及宣政间，则穷极华丽，都散了和气。所以圣人取“先进于礼乐”，意思自是如此。①
  “先进于礼乐”为孔子之言，见于《论语·先进》：“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朱熹在《论语集注》卷六中引程颐之言解此曰：“先进于礼乐，文质得宜，今反谓之质朴，而以为野人。后进之于礼乐，文过其质，今反谓之彬彬，而以为君子。盖周末文胜，故时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过于文也。”②可见朱熹认为孔子是赞成“文质得宜”乃至“质朴”的，也就是说如果要在“质胜于文”与“文胜于质”两者之间选取其一的话，则宁取前者。这样，朱熹就从儒家经典中为自己的文论找到了依据，从而认为文章宁可朴拙也不可流于华丽工巧。从“实”到“坦易明白”，再到“拙”，朱熹的思路十分明晰。或者说，在朱熹的文学理论中，反对过于讲究形式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
  然而，反对过于讲究形式并不意味着轻视形式或鄙弃形式，相反，朱熹对于文学形式还是相当重视的。因为完美的形式显然有助于达意明理，而除了生而知之的圣人之外，谁又能不经努力便得到完美的形式呢？朱熹说：“圣贤言语，粗说细说，皆著理会教透彻。”①又说：“他圣人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毫杜撰，只顺他去。某向时也杜撰说得，终不济事。如今方见得分明，方见得圣人一言一语不吾欺……圣人说话，也不少一个字，也不多一个字，恰恰都好，都不用一些穿凿。”②又赞叹说：“读《孟子》，非惟看它义理。熟读之，便晓作文之法：首尾照应，血脉贯通，语意反复，明白峻洁，无一字闲。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③在朱熹心目中，圣贤是天纵之才，肩负着上天赋予的神圣使命，所以非常人所能企及：“天只生许多人物，与你许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生得圣人为之修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谓‘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是也。盖天做不得底，却须圣人为他做也。”④他甚至认为圣人是无所不能的：“自古无不晓事情底圣贤，亦无不通变底圣贤，亦无关门独坐底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那个事理会不得？”⑤对于这样的圣人来说，一开口便是至文，当然是不用费力去追求形式的。但是常人就不同了，常人都是学而知之的，如果他们要想成功地运用文字来达意明理的话，就必须下功夫探究形式，讲求法度。朱熹认为即使像李白、苏轼那种天才型的作家也是要讲求创作法度的：“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古风》两卷多效陈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太白去子昂不远，其尊慕之如此。”⑥“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①那么，怎样才能比较便利地掌握作文的形式法度呢？朱熹指出熟读前人的成功之作是一条必经之途。除了前面所述的古代经典外，还应多读历代古文家的作品，他指点弟子说：“人要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②“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如欧公、曾南丰、韩昌黎之文，岂可不看？柳文虽不全好，亦当择。合数家之文择之，无二百篇。下此则不须看，恐低了人手段。”③他认为学习作诗也是一样：“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本既立，次第方可看苏、黄以下诸家诗。”④他甚至立誓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⑤
  应该指出的是，朱熹强调多读前人作品，其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便是为了吸取前人的成功经验，从而较快地掌握写作的法度，也就是掌握形式与技巧。因此，他再三强调要熟读成诵，要涵泳体味。他曾与友人谈到对自己的儿子的教育：“此儿读《左传》向毕，经书要处，更令温绎为佳。韩、欧、曾、苏之文，滂沛明白者，拣数十篇，令写出，反复成诵，尤善。”⑥他也劝告友人这样做：“试取孟、韩子、班、马书大议论处熟读之，及后世欧、曾、老苏文字，亦当细考，乃见为文用力处。”⑦他承认自己年青时就是从熟读典籍中悟得作文之法的：
  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己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因悟作文之法。①
  他进而提出应该在熟读的基础上模仿古人，便能获得写作的进步：
  人做文章，若是仔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仔细看，少间却不得用。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是学古人之诗。元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底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而今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将去，少间文章自会高人。②
  古人论文，大多反对模拟而主张创新，为什么朱熹却如此强调模仿呢？简而言之，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朱熹崇尚古代的圣贤及其经典，所以必然把圣贤的言语和作品都视为最高的文章典范。也就是说，在学习圣人之道的同时，也应学习圣人之文。连类而及，与圣人时代比较接近的古代作家及其作品也带有典范的意味，所以也应被看作是模仿的对象。二是朱熹认为“文”的价值即在于“载道”，“文”自身只是一个手段而已。既然古人已为后人提供了成功的手段作为典范，后人又何必煞费苦心去创造新的手段？况且创新也不一定就能比得上古人。所以他说：“前辈做文字只是依定格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后来人却厌其常格，则变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时先差异了。”①三是朱熹认为人生的第一要务是修身明道，所以不应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琢磨文学形式，还不如选择一条省时省力的捷径，也即模仿古人。他说：“人到五十岁，不是理会文章时节。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后生时，每日便偷一两时闲做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②并自称：“某四十以前，尚要学人做文章，后来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后来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岁做底文字。”③也就是说，他只是在少不更事时才用力学习作文，待到学问成熟，体道明理日渐深入后便不再在这方面耗费心力了。所以在朱熹看来，模仿前人是有充分理由的明智选择。无庸讳言，他的这种主张仍是理学家轻视文学的态度的体现，而且会对文学艺术之进步造成不利影响。这是朱熹的理学宗师的身份所带来的先天性的严重局限。然而朱熹毕竟是个深谙文学原理的人，他对文学作品具有高超的鉴赏能力，他自己的诗文创作也已臻高境，所以他在事实上并未完全囿于模仿的主张，他对于艺术上的创新是颇为赞许的，他说：“文字奇而稳方好，不奇而稳，只是阘靸。”④他曾称赞友人之诗“争新斗巧，时出古淡，篇篇皆有思致，读之不觉宦情羁思，快然在目，讽咏不已。”⑤
  从总体上看，朱熹对于文学形式基本上采取了一种辩证的态度。简而言之，他主张诗文都应写得平易自然，不事雕琢，但同时也不废弃对形式的讲求。例如在章法方面，他赞成文意曲折：“曾所以不及欧处，是纡徐曲折处。”①“某旧最爱看陈无己文，他文字也多曲折。”②在句法方面，他赞成必要的炼句：“古人诗中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这般诗，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陈简斋诗：‘乱云交翠壁，细雨湿青松。’‘暖日熏杨柳，浓阴醉海棠。’他是什么句法！”③在字法方面，他赞成选择最适宜的字眼：“作文自有稳字，古之能文者，才用便用着这样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之，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④正因如此，朱熹在评论历代作家时固然最为推崇欧阳修、曾巩等人的平易质朴之文和陶渊明、韦应物的平淡自然之诗，但他对那些在形式上推敲琢磨、字斟句酌的作家也时表赞赏，说：“韩文公诗文冠当时，后世未易及。”⑤又说黄庭坚诗“精绝！知他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谓巧好无余，自成一家矣。”⑥在朱熹的书札和语录中，保存了大量的商讨诗文形式的言论（详见第四章），可见他事实上是颇为倾心于文学的形式之美的。不过他的理学宗师的身份使他必然以强调文学要以达意明理为主，从而也必然要强调诗文的风格以平易自然为主导倾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