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道”和“理”是两个非常接近的概念。他说：“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①又说：“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②既然“道”和“理”都具有“形而上”的属性，且都与“形而下”的“器”相对立，那么它们显然就是同一个概念。所以朱熹有时干脆说“物之理，乃道也。”③或说：“道即理之谓也。”④这样，就像“理”一样，“道”不但是一切事物的规律，而且是一切事物的本源：“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也。”⑤在朱熹心目中，孔、孟等圣贤的思想学说是体现了作为终极真理的“道”的，所以也被称为“道”：“吾道一以贯之，此圣人之道，所以为大中至正之极，亘万世而无弊者也。”⑥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道”，实际上包含了前文中所举出的先秦诸子对于“道”的所有定义，而且几种涵义还互相融合，形成了一个内涵更丰富、更复杂的新概念，虽然他有时说到“道”时仅仅取其某一方面的涵义。而朱熹所谓的“文”，也是有时指典章制度，有时指文字，并非总是指文章而言。这样，不同涵义的“道”与不同涵义的“文”互相结合，形成了错综复杂甚至在表面上互相矛盾的“文道”关系，其中有些言论其实并不属于文学范畴。
  道只是有废兴，却丧不得。文如三代礼乐制度，若丧，便扫地。①
  这里的“道”指永世长存的“天道”，而“文”则指典章制度，这是朱熹“文道”观的第一个层次。
  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小子之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诗、书、礼、射、御、书、数之文是也。大人之学，穷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是也。②
  这里的“道”是指儒家的学说，而“文”则是指一切文化学术（甚至包括“射”、“御”等技艺），这是朱熹“文道”观的第二个层次。
  道之在天下，其实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其文则出于圣人之手，而存于《易》、《书》、《诗》、《礼》、《乐》、《春秋》、孔、孟之籍。本末相须，人言相发，皆不可以一日而废焉者也。盖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则其大伦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之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③
  这里的“道”是指人伦秩序，而“文”则是指“文字”，这是朱熹“文道”观的第三个层次。
  去春赐教，语及苏学，以为世人读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于此求道，则其失自可置之。夫学者之求道，固不于苏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则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讲也。①
  这里的“道”主要是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文”则是指文章亦即文学的形式，这是朱熹“文道”观的第四个层次。显然，这个意义上的“文”与“道”比较接近古文家的同类概念。
  如果朱熹在论述“文”、“道”关系时总是注意把它们的意义限制在同一个层次上，那么，即使他的观点是错误的，也不至于使人产生误解。可是，由于朱熹实际上把不同涵义的“道”看作是一个复杂概念的多种涵义而不是名同实异的几个概念，他在论述“文道”关系时就难免使人产生郢书燕说的误解。比如说，“文”与“道”究竟是一是二？本章开头引的朱熹那段名言中斩钉截铁地说：“文是文，道是道。”也就是说，“文”和“道”是两个事物。然而朱熹又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②语气是同样的斩钉截铁，但“文”与“道”又成了二位一体了。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的论者解释说：“其实这还是重道轻文的意思，轻文，所以说文是文，道是道，文不能贯道；重道，所以说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反对文自文而道自道。”③这种解释表面上似乎圆匝，实际上不但歪曲了朱熹的原意（朱熹说“文自道中流出”的根据是“文是文，道是道”，而不是“文便是道”），而且使原有的概念歧义变得更加混乱，因为这是把不同层次上的“文”与“道”混为一谈了。
  刚才所引的朱熹论“文便是道”云云，后面紧接着下面一段话：“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他大病处。只是他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很明显，朱熹在这里所说的“文”是指文章（实即文学形式），而“道”是指文所表达的道理（实即思想内容）。他把“文”与“道”比喻为树木的“枝叶”和“根本”，“根本”使得树木坚固挺拔，“枝叶”则使树木华滋青葱，对于树木来说，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同样，对于文章（狭义的文学）而言，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是不可缺一的。根深叶茂的树木和情文并茂的文章都是完整的统一体。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朱熹认为“文”与“道”是统一的，“文便是道”。这种观点其实与古文家欧阳修等人的理论如出一辙。那么，朱熹为什么又说“文是文，道是道”呢？为什么又说“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呢？我认为，如果把这个“道”仍释为文章所表达的道理（即思想内容），不但与“文便是道”的说法自相矛盾，而且本身也完全不合逻辑，作为哲学家的朱熹也决不会这么说。前面说过，朱熹所说的“道”常常带有本体论的意义，它不但是事物的规律，而且是事物的本源，宇宙万物都是从“道”派生出来的。那么，作为万物之一的“文”，无论它是典章制度、文化学术还是文字、文章，当然都是“从道中流出”的了。而且，既然“道”是事物的本源，“文”只是“道”派生出来的事物之一，两者当然不可能分庭抗礼，所以说“文是文，道是道”。在我们今天看来，在讨论“文道”关系时似乎不该把“道”看作是最高存在的本体，但是如前所述，古人的概念不十分严密，即使是古文家所说的“道”也常具有文学范畴之外的种种涵义，那么，理学家朱熹把理学范畴的“道”与文学范畴的“道”混为一谈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认为，朱熹一方面说“文是文，道是道”，另一方面又说“文便是道”，这是在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说的。换句话说，他实际上是在谈论属于不同范畴的两对概念。无论他所论述的“文道”关系是否正确，这里并不存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那么，如果把“文”理解成文学的话，朱熹究竟持什么样的“文道”观呢？
  首先，朱熹重道轻文。他认为人生最要紧的事是讲学明理，即研求圣贤之道，所以不该把精力和时间浪费在作文章上面。他说：“才要作文章，便是枝叶，害著学问，反两失也。”①又声称：“平生最不喜作文，不得已为人所托，乃为之。自有一等人乐于作诗，不知移以讲学，多少有益。”②他责问那些把心力耗费在作诗上的人说：“不知穷年穷月做得那诗，要作何用？”③并竭力反对科举以诗赋取士：“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④
  其次，朱熹认为文道一体。他说：“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⑤他指责欧阳修说：“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又指责韩愈等人“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①
  对于朱熹来说，重道轻文和文道一体不但并不矛盾，而且正是文道关系的完整表述，缺一不可。因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如果只有“柯如青铜根如石”，而没有“香叶曾经宿鸾凤”，或者竟只有后者而没有前者，那就无法形成生机勃勃的参天大树。也就是说，“文”与“道”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所以朱熹要反对“文自文，道自道”的说法。然而对于树木来说，“根本”无疑比“枝叶”更为重要。同样，在“文”与“道”的统一体（即好的文章）中，“道”也比“文”更为重要。由于有了“文道一体”的观点，朱熹的重道轻文就与二程等人的重道轻文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后者把“文”与“道”视作势不两立的事物，从而根本排斥文学。而前者认为“文”与“道”是不可分割的，虽然“道”比“文”更为重要，但“文”也即文学仍有存在的理由。所以我们认为，虽然朱熹的有些言论与二程等人如出一辙，但就其文道观的整体而言，他并不像二程那样对文学持一概排斥的极端态度。
  那么，朱熹与古文家在文道观上有什么异同呢？从表面上看，朱熹对韩、柳、欧、苏等古文大家都是时时予以讥议的，对古文创作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韩愈和苏轼更是严词谴责。他说韩愈“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②又骂苏轼：“然语道学则迷大本，议事实则尚权谋，眩浮华，忘本实，贵通达，贱名检，此其害天理，乱人心，妨道术，败风教，亦岂尽出王氏之下也哉！”③这些责备主要是从“道”着眼的，朱熹认为韩、苏等人都不懂得“道”，都没有在文章中宣扬朱熹所认可的“道”，显然，这与我们所说的文学批评关系不大。至于朱熹责备韩愈等人使文道分裂，我认为是言过其实的。因为无论是唐代的韩、柳还是宋代的欧、苏，他们至少在理论上都是主张“文以贯道”或“文以明道”的，也就是主张文道一体的。朱熹所以还要攻击他们分裂文道，一方面是拘于理学家的畛域之见，另一方面则是对古文家在实际创作中重视“文”的做法感到不满。因为在朱熹看来，既然承认文道一体，承认“道”为根本，“文”为枝叶，那么就应该集中精力去研求道，而不需要在文上下太多的功夫。他说：“理精后，文字自典实。”①又说：“只将那事说得条达，便是文章。”②需要指出的是，本来这种意思就是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③，苏轼早已把此语奉为作文的金科玉律，④但是朱熹和苏轼要“达”的对象即所谓的“道”具有不同的涵义，苏轼所要表达的“道”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所以他要求“文”如同行云流水，与自然相符合。朱熹所要表达的“道”最集中地体现为儒家的学说，所以他要求“文”应以儒家经典或继承儒道的理学家的文章为典范。他说：“某向丱角读《论》、《孟》，自后欲一本文字高似《论》、《孟》者，竟无之。”⑤又称赞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张载的《西铭》说：“自孟子已后，方见有此两篇文章。”⑥这样，尽管古文家韩、柳、欧、苏和理学家朱熹都认为文道一体，但由于双方对“道”的理解不同，他们对“文”的要求也就不同。所以在朱熹看来，虽然古文家也以“道”相标榜，但他们在实际写作时太重视“文”，这不但是本末倒置，而且是破坏了文道一体。因为“道”是根本，“文”是枝叶，古文家不去培养根本却反而要突出枝叶的地位，这实际上是把“文”从文道的统一体中离析出来了。这就是朱熹指责古文家“文自文，道自道”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的原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的文道观实际上是调和了韩、柳、欧、苏等古文家和周、程等理学家两派的理论而形成的。但由于朱熹主要是站在理学家的阵营里，他对二程等人就多所维护，即使有所异议也只是暗中进行修正。相反，他对韩、苏等人就不惜大张挞伐了。后人所以往往误认为朱熹的文道观完全继承了二程的衣钵而与古文家毫无共同之处，正是受了这种现象的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