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宋代理学家的理论是十分独特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是宋代最富文学修养的理学家，他的文学理论就堪称宋代理学家文论的精髓。因而，朱熹的文学理论就具有十分强烈的历史意义，而我们对它的考察也就必须从追本溯源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在评述朱熹的文学理论之前，必须弄清它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否则许多问题将难以看清楚。
  在理学家的文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其文道观。朱熹也不例外。比如说，几乎所有的文学批评史著作都引了朱熹的下面一段话：“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①但是，为什么“文”能“从道中流出”呢？这仅仅是说道比文更重要吗？这牵涉到“道”与“文”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正如朱东润先生所指出的：“读中国文学批评，尤有当注意者，昔人用语，往往参互，言者既异，人心亦变。同一言文也，或则以为先王之遗文，或则以为事出沈思、功归翰藻之著作。同一言气也，而曹丕之说，不同于萧绎；韩愈之说，不同于柳冕。”①这种名词术语的歧义现象，是我们考察朱熹的文道观时必须十分警惕的。所以，为了准确地理解朱熹的文道观，我们在对朱熹以前的文道观进行溯源时，顺带着也对“道”与“文”这两个概念的歧义性作一说明。
  “道”和“文”这两个概念，在先秦诸子的著作里就存在着多种歧义，与本文有关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涵义：
  “道”：
  一、宇宙之本源。例如《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名之曰‘道’。”
  二、事物之规律。例如《庄子·养生主》：“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三、思想学说。例如《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文”：
  一、典章制度。例如《论语·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二、文字。例如《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谓得之。”
  三、文采。例如《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在先秦时代，文学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所以“文”还没有“文章”、“文学”的涵义。与之相应的是，“道”也还没有“文章所表达的思想内容”的涵义。“文”与“道”还没有形成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代“文”和“道”的概念给后代的文论家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从而把它们自身已具有的歧义带进了后代的文学理论，这就使得“文”和“道”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
  刘勰的《文心雕龙》本是文学批评的专著，但它在论述“文”、“道”关系时却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①又说：“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②这里的“道”主要是指自然之道，也即事物之规律。而“文”则既指文章、文辞，又指文化学术乃至日月山川的形容、色彩。显然，刘勰所说的“文”、“道”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道”还有很大的距离，换句话说，刘勰还没有把“文”与“道”看作是文学范畴中形式和内容这样一对特定的概念。
  到了唐代，伴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关于“文”与“道”的言论叠见不穷。古文家所说的“道”大多与儒家有关，例如柳冕说：“圣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盖言教化发乎性情，系乎国风者谓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浅，故文有崇替。时有好尚，故俗有雅郑。”③他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教化。又如韩愈说：“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④他所说的“道”是指“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①的圣贤之道，也即儒家的思想学说。所以，虽然唐代古文家关于“文者以明道”②或“文者，贯道之器也”③的说法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文”与“道”的关系，而且在写作实践上导向了重视文章的思想内容的良好倾向，但由于他们心目中的“道”带有如此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方面对文学的审美功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妨害，从而引起后代文论家的不满；另一方面却又使宋代的理学家纯从体道未深的角度对之严词批判。这种受到两面夹击的尴尬境地正是韩愈等人对“道”的概念所引起的。
  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唐代的韩、柳等人都是一身兼属文苑与儒林两类人物的话，那么宋代学者的身份却变得相当复杂了。一方面，从欧阳修到苏轼，都仍然是身兼文士与儒者二任的，而且欧、苏对儒学经典的研究水平远远超过了韩愈。另一方面，他们又渐渐地不被理学家认同为儒者。到了程颢，则认为“今之学者歧而为三，能文者为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儒也。”④在二程看来，欧、苏尤其是苏轼，不过是单纯的文士而已。这种“学者歧而为三”的现象是逐步形成的，伴随着这种现象的文学理论也就逐步分化成古文家的文论与理学家的文论。二者始则差以毫厘，终则形同水火，从而形成了宋代文学理论特有的错综复杂的局面。
  宋初柳开、梁周翰等人最早起来提倡古文，反对五代的卑弱文风。但是他们在理论上缺乏新的建树，例如柳开虽然初名肩愈，字绍元，以继承韩、柳的传统为己任。后来又改名开，字仲涂，意谓将开辟古圣贤之道。⑤但是他的古文理论基本上是韩愈论点的复述，在文道关系上甚至比韩愈更为保守，所以并未能有所发扬光大。加上他为人狂诞粗鲁，全不符合理学家心目中的端士形象，所以未得后人重视。稍晚，胡瑗、孙复、石介等人也以复兴儒道相号召。他们比较重视探讨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对汉唐以来的经学有所批评，隐然开创宋学风气。所以朱熹认为理学之兴“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忽此数公，依旧尊他。”①但是胡瑗等人所倡的儒道仍着重在外部事功或礼乐，而对内在的性理之学殊少发明。所以朱熹又批评他们：“然数人皆天资高，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便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②胡瑗等所谓“三先生”③中，石介关于文学的言论最为著称。他一方面高度推尊韩愈，作《尊韩》。另一方面猛烈攻击西昆派巨子杨亿，作《怪说》三篇。从总体上看，石介的文学理论的要点在反对浮华无用之文，以儒道作为文章之根本，这些都与理学家的主张有相通之处。但是他把文、道的关系简单地规定为“必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文辞”④，仍然停留在韩愈的理论水准上，所以为理学家所不许。
  与石介同时，欧阳修、尹洙等古文家也对文道关系作了大量的论述。欧阳修说：“圣人之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⑤又说：“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于文者辉光。”⑥前一段话中的“道”的涵义仍与韩愈所说的“道”大致相等，但后一段话中的“道”则主要指作家的思想修养了。至于苏轼，虽然也推崇韩愈的“文”和“道”，“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①，但他心目中的“道”却常常有另外的涵义，即客观事物的规律：“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②总之，从欧阳修到苏轼，“道”的概念所带有的儒家色彩愈来愈淡薄，而“文”与“道”的关系也由重道轻文变成文道并重，最后变成实际上的重文轻道，这当然是使理学家极为不满的现象。程颐批评说：“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非俳优而何？”③正是针对苏轼等人而发。
  理学家的文学理论则与上述两种倾向都有很大的距离，从而构成了相当独特的理论体系。周敦颐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故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然不贤者，虽父兄临之，师保勉之，不学也。强之，不从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噫，弊也久矣！”④他很明确地把“道”规定为道德，又把“文”规定为文辞，于是他一方面在对“道”的内涵之把握上与石介等人判若泾渭，另一方面又在强调“道”之第一性上与欧、苏划清了界限。二程的文道观与周敦颐一脉相承，只是在轻视文的方面走得更远一些。尤其是程颐，生性谨严，生平从不作谑语，遂径认为“作文害道”，“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⑤随着二程在理学体系中地位的逐步上升，他们的文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朱熹的父亲朱松及其幼年从学的老师胡宪、刘致中、刘子翚等皆以周敦颐和二程的理学为宗，他成年后的老师李侗则是程颐的三传弟子，所以他的文道观是与周、程等人一脉相承的。只是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继承濂洛之学的基础上兼采众说，其天性又非常喜爱文学，所以他的文学理论就远为博大充实，且具有更加严密的体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