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随着理学地位的上升和正统化，《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南宋理宗时期成为官方颁布的学规楷模。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应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之召重振岳麓书院，就将该学规移录其中，史称《朱子教条》。朱熹逝世后，其门人时为国子监司业的刘爚于嘉定五年（1212年）奏请宁宗皇帝“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动讲，正君定国……又请以熹《白鹿洞规》示太学，取熹《四书章句集注》刊行之”。宁宗许之，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是成为太学的学规。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南宋理宗赵昀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朱熹《白鹿洞规》以示肯定。此后《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宋以后各地书院学规也纷纷借鉴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清末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前，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直是全国诸多书院遵奉的学规学则，影响广泛而深远。
  《白鹿洞书院揭示》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日本，朱子学在德川时期已经成为正统意识和官方哲学，并长达二百七十多年之久，成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伦理的重要内容。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成为日本书院制定学规的蓝本，而且也被日本藩校和乡学当作学校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日本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研究十分广泛，朱子学对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