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是因为对当时的官学不满，想复兴书院教育。宋建国初期虽然重视科举取士，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教育比前代更为兴盛，但是重视科举带来的教育弊病是使官学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子求学的目的越来越偏离学问本身而趋向功利之学，朱熹便想通过私人讲学消除官学教育的这种弊病，恢复研习学问以“内圣外王”为目的学习本真和“初心”。
  淳熙七年（1180年），白鹿洞书院重建后举行庆典，朱熹作为南康军长官，带领下属和学院师生举行开学礼，并升堂讲说《中庸》首章，还选取了儒家经典中的精要，揭示于门楣之间，作为学院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它明确了教育的目的，阐明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堪称我国古代学规的典范。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朗朗上口，便于记诵。
  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义理”，并把它内化为身心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学规一经问世，加之朱熹的推广，不少书院便纷纷仿效，元代以后更把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奉为圭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代东林书院的创始者顾宪成的一副名联，他在《东林会约》中就曾说过：“朱子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实在是至善、至美了。读书人要为善为贤，岂能越得出这个范围，我们在东林书院所学的，也只是讲明了它的道理而加以实行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是朱熹的教育思想，更是代表了整个儒学的精髓。它是儒家经典的精选，简单而有体系，不仅指导士子为学，还指导士子如何修身接物。在传播中从原初的书院学规逐渐演变成各级各类学校共同遵守的教育精神，其影响也从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