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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注重家庭教育的传统，留下了许多家训、家范以及治家格言和其他一些教子诗文。朱熹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伟大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家庭教育思想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历史遗产，主要的家庭教育著述除了《朱子家训》，还有《朱子家礼》《朱子家政》《童蒙须知》《小学》《白鹿洞书院揭示》等。
  淳熙三年（1176年）春天，朱熹又回到出生地尤溪，再次来到郑氏馆舍，受主人邀请，题写了“读书起家之本，勤俭治家之本，和顺持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这被后人称为朱熹的四个“之本”，是后来《朱子家训》的雏形，也是朱熹治家思想和方法的最初表达。
  一、《朱子家礼》：遵循礼制家风淳
  “礼为教之本。”儒家最重视的就是礼，礼是处理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标准，同时也是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礼的实践，就应该体现在一个人能否践行忠、孝、仁、义等方面。
  如果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主要影响的是知识分子，那么《朱子家礼》则对民间影响巨大，可以说《朱子家礼》是自南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礼学著作。朱熹十分注重教化的工作，向皇上述帝王之学，与官僚论恤民之道，和士人谈为学之方，对百姓示礼仪之教。朱熹十分推崇《礼记·大学》，他说“欲治其国，先齐其家”，认为治家是治国的基础，因此他着力发展儒学，继承古代家庭“德教为本”的传统，十分重视家庭的伦理教化。他对启蒙教育极为重视，也非常用心，有关这方面的著述不下十种，《朱子家礼》就是他为教子而编纂的，是其治家思想的代表著作。
  （一）《朱子家礼》源流
  自古以来，华夏文明就十分看重家族治理，借以施行礼义教化。与“家礼”相随的“齐家”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头等大事。朱熹提倡家族生活并以相应的方式参与家族治理。宋代儒家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各地陆续出现了很多义庄、乡约、社仓等组织，以及家训、家范、家礼等具有规范意义的家族文献，力求通过以“齐家”为核心与基础的文化性制度设计，努力实现基层社会的良好治理。这就是朱子在南宋撰写《朱子家礼》的基本历史背景。
  《朱子家礼》等出现以后，借着科举、学校及书院等形成的教育与学术网络迅速地传播开来，至明清两代，朝廷除官刻《朱子家礼》外，甚至还以《朱子家礼》为范本，制定颁布通行天下的基本礼数。直到今天，各地农村婚丧嫁娶的传统礼俗中还有《朱子家礼》的影子或痕迹。由于历时久远、影响很大，《朱子家礼》的版本也相对复杂。
  （二）《朱子家礼》的内容
  据传是朱子把传统《朱子家训》中有关“礼”的部分抽出，编成《朱子家礼》一书，因此《朱子家训》也可以看作《朱子家礼》的总纲。《朱子家礼》共分为五卷，分别为通礼、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礼。五卷内容主次分明，细致周详。通过对仪节合理有序的安排，朱熹把《大学》中“诚正修齐”的崇高理念，逐步落实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的基本精神则是《论语》所讲的“孝悌”二字。从血亲互爱相濡以沫的“家”开始，经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实践路径，“孝悌”与“仁义”的惠及范围层层拓展，并最终指向“天下”。
  《朱子家礼》将古代最流行的冠、婚、丧、祭四种礼仪用简短的篇幅讲得非常清楚详尽，简明易行，许多家范在谈到家礼时或参照这部《朱子家礼》，或在它的基础之上增删而成。如明末清初陈确的《丛桂堂家约》冠礼中注明“如可举行，略依《家礼》为之”。朱熹在“齐家”方面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泽被后世。
  （三）《朱子家礼》的启示
  《朱子家礼》是朱子参考古代礼制的规定，结合南宋时代的生活实际所确定下来并予以推广的一套日常礼仪规范，后世因而称其为“朱子家礼”，但并不是说这些礼仪规范的使用范围仅仅限于朱氏家人及其子孙后代，《朱子家礼》在后世的使用范围远远地超出了朱氏家人及其子孙后代，影响极为深远。
  1．严慈并济
  宋代以来有“义庄”等大家族聚居形式，在宗法制度上对于众多族人更需要下大力气来管理，因此，家训、族规、家法等成为家长、族长等人严格管理子孙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大家族的管理中，我国一直有严格管理与慈爱养护的教育传统，朱熹的家庭教育思想中也一直秉持这一严慈并济的传统，同时《朱子家礼》突出父亲的权威，认为“号令出于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2．谆谆教导
  《朱子家礼》重视子女教育，在教育内容上男女有严格的区分，又森严男女大防，女子受到诸多限制。它规定“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男子昼无故不处私室，妇人无故不窥中门……妇人有故出中门，必拥蔽其面”。以上这些思想虽非朱熹首创，但被其发展为治家要诀而广为流传。
  3．节俭持家
  《朱子家礼》一书是朱熹实践其“礼下庶人”思想、规范日常生活礼仪的代表性著作。宋代商品经济繁盛，但是也带来了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中重利和奢侈的社会风气。《朱子家礼》针对性地指出禁奢从礼的重要性，反对社会上流行的奢侈僭越行为，并强调其对世道人心的危害。朱熹在《朱子家礼》中反复强调应该按照家庭的经济情况来执行礼法。这些在民间成为广泛遵守的原则。
  二、《朱子家政》：族规家法代代传
  训以治家，训以育人，训以养德。朱熹重视家风家教、族规家法。《朱子家政》就是朱熹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治家、治国平天下具体化、平民化、普及化的最好表现，他明确了个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朱氏家教家风的影响深远。
  （一）原文
  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非求富益之也，种德而已尔，积善而已尔。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恭，夫妇欲其敬顺，宗族欲其和睦；门阑欲其清白，帏薄欲其洁修；男子欲其知书，女子欲其习业；姻?欲其择偶，婚嫁欲其及时；祭祀欲其丰洁，用度欲其俭节；坟墓欲其有守，乡井欲其重迁，先业欲其不坏；农桑欲其知务，赋税欲其及期；私负欲其知偿，私恩欲其知报，私怨欲其不逞，私忿欲其不蓄；亲戚欲其往来，宾客欲其延接，里閈欲其相欢，故旧欲其相亲，交游欲其必择，行止欲其必谨；事上欲其无谄，待下欲其无傲；公门欲其无扰，讼庭欲其勿临，非法欲其勿为，危事欲其勿与；官长欲其必敬，桑梓欲其必恭；有无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济，患难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丧葬欲其相哀，喜忧欲其相贺；临财欲其勿苟，见利欲其勿争；交易欲其廉平，施与欲其均一；吉凶欲其知变，忧乐欲其知持；内外欲其相谐，忿恚欲其含忍；过恶欲其隐讳，嫌疑欲其知避，丑秽欲其不谭；奴婢欲其整齐，出纳欲其明白；戏玩欲其有节，饮酒欲其不乱；服饰欲其无侈，器用欲其无华；庐舍欲其葺修，庭宇欲其洒扫；文籍欲其勿毁，门壁欲其勿污；鞭笞欲其勿苛，赏罚欲其必当。如是而行之，则家政修明，内外无怨，上下降祥，子孙吉昌。移之于官，则一官之政修。移之于国与天下，则一国与天下之政理。呜呼，有官君子其可不修一家之政乎？家政不修，其可语国与天下之事乎？
  （二）译文
  公共事务有公共管理准则，个人家庭有各家行为守则。品行高尚的人注重家庭事务的治理，不图扩张财富，为的是行善积德。治家的关键在于：关爱子女，孝顺长辈；友爱弟妹，恭敬兄长；夫妻要相敬如宾；宗族要和睦相处；家风要清白坦荡；生活作风要正派纯洁；儿女要刻苦学习；婚姻要慎重择偶；生活要勤俭节约；要常怀乡土之情，爱国爱乡；要传承先人遗产；要掌握农业常识；要按时纳税；要讲究诚信，知恩图报；要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亲戚之间要保持友好往来，对待客人、朋友、邻里乡亲要热情、相亲相爱；交结朋友要选择志向高远的人，一举一动都要小心谨慎；对待上级领导不可阿谀奉承，对待下属人员不能傲慢无礼；要杜绝违法乱纪行为，免遭诉讼纠纷；要远离危险，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要尊重领导，团结同事，妥善处理人际关系，营造融洽氛围；人情往来上要互通有无，一旦出现饥荒、危难、疾病等天灾人祸，一定要相互接济、相互体恤、相互帮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人家中发生丧葬事故时，应致以同情慰问；他人有喜事降临时，应表示真诚祝贺；君子爱财，要取之有道，不能见利忘义，见好处就上；商品交易要公道合理，待人处事要公平公正；要懂得趋吉避凶的道理，善于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家中内外都要保持融洽和谐，生气的时候要忍辱负重，做到心平气和；不要妄加评论他人是非对错，更不要污言秽语说三道四；在生活方面要有节制，不要沉迷玩乐，不要酗酒贪杯，不要追求衣着服饰华丽，不要贪慕器用奢华；要修葺整洁房屋，经常打扫庭院；要爱护课本书籍，保持门窗墙壁整洁；批评教育不宜求全责备，而赏罚必须分明得当。倘若都按以上要求做到了，那么家庭事务自然是治理严明，大家都毫无怨言，一片祥和，子孙后代自然发达。如果换作一个地方官员这样去管理事务，就将政令畅通、造福一方。如果这种情况换在一个国家或全世界，整个国家或全世界的公共事务治理都将顺畅。哪有品德高尚的人不注重家庭事务的治理啊？家庭事务都治理不好，难道还有资格谈论国家大事、天下大事吗？
  三、《童蒙须知》：蒙以养正少天成
  朱熹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一生中编著了许多有影响的蒙学著作。朱熹的蒙学著作有近十种，他对传统蒙学教育的影响最大。他把《朱子家训》中具体的行为规范抽出，另编了一部《童蒙须知》，又名《训学斋规》，用以规范儿童的日常生活。程端蒙、董铢的《程董二先生学则》在内容上对《童蒙须知》借鉴颇多，《童蒙须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意义。
  （一）《童蒙须知》题解
  朱熹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继承了孔子“少时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教育理念，根据儿童教育的发展规律，提出“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著名观点，认为在教育上必须从蒙童幼年就开始培养，在这一过程中，注意“讲”（道德灌输）、“习”（道德实践、习惯培养）、“化”（熏陶变化）三个层面。朱熹认为德育应伴随儿童身心发育而进行，通过点滴灌输、反复实践，使道德认识向道德行为转化，不自觉的道德行为向自觉的道德行为转化，最终达到自然而然变化的目的。
  儿童天性好动。为了使他们知书达理，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朱熹特意为儿童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行为准则——《童蒙须知》，希望通过全面规范化的训练，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和道德观念，真正达到“习与智长，化与心成”的目的。
  朱熹认为小学阶段是人形成行为习惯的重要时期。日常的饮食穿衣、举止言行都是教育的内容。这些行为习惯是日后穷理接物、研究高深学问的基础。全书从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五个方面制定了儿童的日常行为准则，它贴近儿童生活实际，着眼小事，以就大理，境界宏阔，学养深厚。由于《童蒙须知》里的许多内容出自《礼记》，而古礼又难以操作，于是朱熹便选取了许多与当时生活贴近的内容，使得每一条要求都明确具体，并容易理解和实践。
  （二）《童蒙须知》原文
  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今逐目条列，名曰《童蒙须知》。若其修身、治心、事亲、接物，与夫穷理尽性之要，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当次第晓达，兹不复详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为人，先要身体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袜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我先人常训子弟云：“男子有三紧。谓头紧、腰紧、脚紧。”头，谓头巾。未冠者，总髻。腰，谓以条或带，束腰。脚，谓鞋袜。此三者，要紧束，不可宽慢。宽慢则身体放肆，不端严，为人所轻贱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领，结两衽纽带，不可令有阙落。饮食照管，勿令污坏；行路看顾，勿令泥渍。
  凡脱衣服，必齐整折叠箱箧中。勿散乱顿放，则不为尘埃杂秽所污，仍易于寻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则不免垢腻，须要勤勤洗浣。破绽，则补缀之，尽补缀无害，只要完洁。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护衣领，卷束两袖，勿令有所湿。凡就劳役，必去上笼衣服，只著短便，爱护勿使损污。凡日中所著衣服，夜卧必更，则不藏蚤虱，不即敝坏。苟能如此，则不但威仪可法，又可不费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虽意在以俭化俗，亦其爱惜有道也。此最饬身之要，毋勿。
  言语步趋第二
  凡为人子弟，须是常低声下气，语言详缓，不可高言喧哄，浮言戏笑。父兄长上有所教督，但当低首听受，不可妄大议论。长上检责，或有过误，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隐默，久却徐徐细意条陈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当是偶尔遗忘。或曰：当是偶而思省未至。若尔，则无伤忤，事理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当如此。
  凡闻人所为不善，下至婢仆违过，宜且包藏，不应便尔声言，当相告语，使其知改。
  凡行步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
  洒扫涓洁第三
  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父兄长上坐起处，文字纸札之属，或有散乱，当加意整齐，不可辄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录主名，及时取还。窗壁、几案、文字间，不可书字。前辈云：坏笔污墨，瘝子弟职。书几书砚，自黥其面。此为最不雅洁，切宜深戒。
  读书写文字第四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仔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熟读，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一作“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绉折。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指着毫。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凡写文字，须要仔细看本，不可差讹。
  杂细事宜第五
  凡子弟须要早起晏眠。凡喧哄斗争之处，不可近。无益之事，不可为。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阙。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举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对父母长上朋友，必称名。凡称呼长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则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归，必于长上前作揖。虽暂出亦然。凡饮食于长上之前，必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凡饮食之物，勿争较多少美恶。凡侍长者之侧，必正立拱手。有所问，则必诚实对，言不可妄。凡开门揭帘，须徐徐轻手，不可令震惊声响。凡众坐，必敛身，勿广占坐席。凡侍长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凡饮酒，不可令至醉。凡如厕，必去上衣。下必盥手。凡夜行，必以灯烛，无烛则止。凡待婢仆，必端严，勿得与之嬉笑。执器皿，必端严，惟恐有失。凡危险不可近。凡道路遇长者，必正立拱手，疾趋而揖。凡夜卧，必用枕，勿以寝衣覆首。凡饮食，举匙必置箸，举箸必置匙。食已，则置匙箸于案。
  杂细事宜，品目甚多。姑举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违，自不失为谨愿之士，必又能读圣贤之书，恢大此心，进德修业，入于大贤君子之域，无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童蒙须知》内容全面，内涵丰富，历史底蕴深厚，实用性强，影响深远。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就借鉴了《童蒙须知》不少有益的内容，特别是谈到读书方法时，更是几乎原文照搬，如“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提出“居敬持志是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
  身教胜于言教，孔子就曾说过：“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意思是说，君子如果仪表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学的东西也就不会牢固。朱子继承并践行了孔子思想，他在长期讲学、读书养性的生活里，严于律己，持敬克己，始终注重修养和仪表。
  学生黄榦在《朱子行状》中说，朱熹终日俨然，端坐一室，晚睡早起，连走路都是整步徐行，“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事事都表现出整齐严肃的态度，生活近乎刻板。朱熹在为自己的画像作的《写照铭》里是这样形容自己的：
  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
  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
  说自己立身端正，表情严肃，于外应事能随时检点自己，心中常存天理。功夫从心地做起，却能贯彻始终，一直保持做人应有的操守，永不改变。这实际上是朱熹言行举止的形象描写。朱熹还根据孔子说的“克己复礼为仁”提出“克己”之说，并把居家书斋命名为“克斋”，终其一生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锲而不舍地战胜自己。
  四、《小学》：嘉言懿行人之初
  （一）《小学》成书缘起
  朱熹继承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人人都要接受教育。他认为要扩大教育面，就要改革教学内容。因此，朱熹按照人的年龄、心理和理解能力，把教学内容分为“小学”和“大学”两部分：小学主要是“学其事”，大学主要是“穷其理”。为了适应“小学”教育，朱熹曾说“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书，那个是做人的样子”。《小学》是朱熹与其弟子刘清之合编的，书的发凡起例出于朱熹，而类次编定则出于弟子刘清之。《小学》也是被注释疏解得最多的传统蒙学著作，有人统计在明弘治时期有七十余家注解《小学》的，到清末竟有百余家，并且有关蒙学理论的探讨也都是围绕这部《小学》展开的。之所以如此，并不完全是因为朱熹声名远播，还因为它是以往蒙学教育及教材的集成。
  《小学》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汇集历代圣贤嘉言懿行编成。《小学》全书六卷，分内外篇，内篇有主教、明伦、敬身、稽古，外篇则有嘉言、善行，其下又各有分合。
  《小学》不仅名重当世，而且在其身后被历代朝廷、士人推崇。元代理学家许衡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小学》《四书》，吾敬信如神明……汝当继我长处，笃而好之也。”《小学》在明朝传入朝鲜，并被指定为朝鲜学校的基本教材，影响深远。
  （二）《小学》节选
  1．《小学》序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
  淳熙丁未，三月朔旦，晦庵题。
  2．《小学·嘉言》节选
  横渠张先生曰：教小儿，先要安详恭敬。今世学不讲，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益凶狠，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随所居而长，至死只依旧。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为宰相，则不能天下之贤，甚则至于徇私意，义理都丧，也只为病根不去，随所居所接而长。
  杨文公家训曰：童稚之学，不止记诵。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只如俗说，便晓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明道程先生曰：忧子弟之轻俊者，只数以经学念书，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奇志。至于书札，于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丧志。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雎》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陈忠肃公曰：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颜子、孟子，亚圣也，学之虽未至，亦可为贤人，今学者若能知此，则颜孟之事，我亦可学。言温而气和，则颜子之不迁，渐可学矣；过而能悔，又不惮改，则颜子之不贰，渐可学矣。知埋鬻之戏，不如俎豆；念慈母之爱，至于三迁。自幼至老，不厌不改，终始一意，则我之不动心，亦可如孟子矣。若夫立志不高，则其学皆常人之事，语及颜孟，则不敢当也。其心必曰，我为孩童，岂敢学颜孟哉？此人不可以语上矣。先生长者，见其卑下，岂肯与之语哉？先生长者，不肯与之语，则其所与语，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笃敬，下等人也；过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闻下等之语，为下等之事，譬如坐于房舍之中，四面皆墙壁也，虽欲开明，不可得矣。
  马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别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也。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汉昭烈将终，敕后主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诸葛武侯戒子书曰：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五、《白鹿洞书院揭示》：海内书院第一规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荒凉许久的白鹿洞书院终于迎来了让它“重生”的重量级嘉宾——朱熹。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被任命为南康军太守，三月到任，十月即令重修白鹿洞书院。书院修复后，他还为书院订立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也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学规》），它既是朱熹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的反映，也是儒家道德修养基本原则和方法的集中体现。
  （一）白鹿洞书院缘起
  书院是我国古代传播文化、交流学术、培养士子的场所。北宋初年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合称北宋“四大书院”；南宋时期书院更是遍及全国，达到了三百多座，其中以朱熹修复和扩建的白鹿洞书院（1180年）和岳麓书院（1194年）、吕祖谦主持的丽泽书院、陆九渊主持的象山书院最为有名，合称南宋“四大书院”。朱熹亲手创办的四所书院是白鹿洞书院、晦庵精舍、武夷精舍和沧州精舍（后改名“考亭书院”）。
  书院本来都是民办学馆，后经宋代朝廷敕额、赐田、委官，往往演化成半民半官性质的地方学校。书院的主持者称山长、洞主或山主。书院设有学规，聘请学者讲学，学生分斋读书，书院供给宿舍和饮食，采用积分制考核成绩。
  自唐至清，江西设立的书院最多，居全国之首。而“海内书院第一”的白鹿洞书院，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备的书院。白鹿洞书院位于现在江西九江的庐山东北玉屏山南，虎溪岩背后，在庐山五老峰东南的一个山丘环抱的河谷小盆地中，那里树木葱郁，风景秀丽。白鹿洞书院在唐代时原为李渤兄弟隐居读书处。李渤养有一只白鹿，终日相随，故人称白鹿先生。后来李渤就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旧地重游，在这里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种植花木，于是这里成为一处游览胜地。由于这里山峰回合，形如一洞，故取名为白鹿洞。从唐代隐士李渤开始，历经唐、五代和宋初都建有书院，唐贞元年间，曾在此建立“庐山国学”，这算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宋代初年，庐山国学经扩充改建为书院，并正式定名为“白鹿洞书院”，宋太宗时还下旨授予书院《九经》，赐封白鹿洞山长一职。白鹿洞书院历史悠久，据说来求学的学生常达百人之多。但由于战乱、失修等原因，到了南宋时期白鹿洞书院已是荒凉破败，正像朱熹诗中所说的“学馆余废址，鸣琴息遗歌”。
  朱熹出任南康知军，在游览时发现了白鹿洞书院遗址，感慨当年兴盛闻名的书院竟然荒芜破落，为了弘扬理学、振兴教育，决定加以修复。但是当时有反对者认为，国家已经在各地兴建官学，没有必要再创办书院。朱熹却力排众议，上奏《白鹿洞牒》据理力争，在朱熹的一再坚持下，宋孝宗最终批准重建。
  朱熹于是克服重重困难，全力以赴兴建书院。朱熹在原址上重建白鹿洞书院，并为白鹿洞书院修复做了大量的工作。书院在淳熙六年（1179年）十月开工修建，到第二年三月竣工，共建起二十余间屋宇。为了书院长远发展，朱熹还筹集资金购置学田，发文各地征集图书，并担任白鹿洞洞主亲自讲学。在朱熹的影响下，远近儒生慕名而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包括“升堂讲学”“互相切磋”“质疑问难”“展礼”等，以学徒认真读书、自行理会为主要形式。
  朱熹认为，书院的自然环境对学习和修养都有很大的影响。白鹿洞书院山峦环抱，“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是一个幽居讲学、著书立说的好地方。朱熹经过一番规划、建设，使这所荒废多年的书院焕然一新，成为著名的教育场所和名胜景区。朱熹在白鹿洞书院修复完工时还赋诗一首，以表达喜悦心情，诗中写道：
  重营旧馆喜初成，要共群贤听鹿鸣。
  三爵何妨奠苹藻，一编讵敢议明诚？
  深源定自闲中得，妙用原从乐处生。
  莫问无穷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盟。
  在白鹿洞书院里讲学时，朱熹诲人不倦，学生学而不厌，师生徜徉在书院的青山碧水之中，形成一派宁静、和谐的教学气氛。在这期间，朱熹亲自主持制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书院成立后，朱熹还请来了陆九渊等名人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正是由于朱熹为书院请名师，购图书，订学规，并亲自主持讲学，其办学模式开创了后来七百年封建书院教育的典范。可以说，宋代教育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私人书院教育的发达，宋代的著名书院大多是理学家讲学之所，对理学的发展和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尤其以朱熹所起到的作用居功至伟。
  （二）《白鹿洞书院揭示》原文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列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三）《白鹿洞书院揭示》解读
  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是因为对当时的官学不满，想复兴书院教育。宋建国初期虽然重视科举取士，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教育比前代更为兴盛，但是重视科举带来的教育弊病是使官学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子求学的目的越来越偏离学问本身而趋向功利之学，朱熹便想通过私人讲学消除官学教育的这种弊病，恢复研习学问以“内圣外王”为目的学习本真和“初心”。
  淳熙七年（1180年），白鹿洞书院重建后举行庆典，朱熹作为南康军长官，带领下属和学院师生举行开学礼，并升堂讲说《中庸》首章，还选取了儒家经典中的精要，揭示于门楣之间，作为学院师生共同遵守的学规，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它明确了教育的目的，阐明了修身、处事、接物的基本要求，堪称我国古代学规的典范。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朗朗上口，便于记诵。
  首先，它提出了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让学生明确“义理”，并把它内化为身心修养，以达到自觉遵守的最终目的。其次，它要求学生按学、问、思、辨的“为学之序”去“穷理”“笃行”。再次，它指明了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与思想教育的准绳。学规一经问世，加之朱熹的推广，不少书院便纷纷仿效，元代以后更把白鹿洞书院的学规奉为圭臬。“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是明代东林书院的创始者顾宪成的一副名联，他在《东林会约》中就曾说过：“朱子白鹿洞书院的教条，实在是至善、至美了。读书人要为善为贤，岂能越得出这个范围，我们在东林书院所学的，也只是讲明了它的道理而加以实行罢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是朱熹的教育思想，更是代表了整个儒学的精髓。它是儒家经典的精选，简单而有体系，不仅指导士子为学，还指导士子如何修身接物。在传播中从原初的书院学规逐渐演变成各级各类学校共同遵守的教育精神，其影响也从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
  （四）模范后世
  随着理学地位的上升和正统化，《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南宋理宗时期成为官方颁布的学规楷模。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应潭州（今湖南长沙）知州之召重振岳麓书院，就将该学规移录其中，史称《朱子教条》。朱熹逝世后，其门人时为国子监司业的刘爚于嘉定五年（1212年）奏请宁宗皇帝“请刊行所注《学》《庸》《语》《孟》以备动讲，正君定国……又请以熹《白鹿洞规》示太学，取熹《四书章句集注》刊行之”。宁宗许之，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是成为太学的学规。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南宋理宗赵昀在视察太学时，亲自书写朱熹《白鹿洞规》以示肯定。此后《白鹿洞书院揭示》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宋以后各地书院学规也纷纷借鉴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清末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前，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一直是全国诸多书院遵奉的学规学则，影响广泛而深远。
  《白鹿洞书院揭示》对日本、朝鲜等周边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在日本，朱子学在德川时期已经成为正统意识和官方哲学，并长达二百七十多年之久，成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伦理的重要内容。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成为日本书院制定学规的蓝本，而且也被日本藩校和乡学当作学校师生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日本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研究十分广泛，朱子学对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