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第七节 上下求索
内容
绍熙二年（1191年）正月，朱熹长子朱塾去世，年仅39岁。痛失爱子的朱熹，便乞祠归治朱塾丧事，并于四月解职弃官，回到建阳，继续他的山林讲学生活。当年七月，朝廷任命再次下达，朱熹再次请辞，没被允许。九月，被任命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朱熹继续请辞，并以漳州经界推行失败为由自我弹劾。
一、老骥伏枥
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陈亮借给弟子朱塾写墓志铭哭祭的机会，与朱熹和辛弃疾相聚。朱熹还对刚刚被重新起用的辛弃疾提出了“对老百姓要宽厚，对知识分子要礼遇，对下属官吏要严格”的三大施政纲领。十二月，三人再聚，陈亮为两人画像作了像赞，称赞朱熹和自己为“人中之龙”，称赞辛弃疾是“文中之虎”——好一幅龙潜虎跃的“三英图”，这也是三人友谊的最好见证。
绍熙四年（1193年）冬，南宋朝廷任留正为左相，任赵汝愚为吏部尚书，后知枢密院事。他们两人都力荐道学人士，于是朝中道学官员控制了朝政，此时，邀请德高望重的道学之魁朱熹入朝成为众望所归。于是，十二月圆滑世故的留正便推荐任命朱熹为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因为他担心朱熹这个刚直的老儒在皇帝赵惇身边每天说教，会干扰他的宰相仕途。
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朱熹在弟子们的簇拥下向湖湘进发，一路上学子云集，百姓夹道欢迎，纷纷想瞻仰理学正宗大儒的风采。朱熹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招抚起义瑶民。
当时湖南境内发生瑶民起义，大批瑶民攻入湖南邵州、武冈，一时朝野震动。朱熹对瑶民起义效法孔明“七擒孟获”的招抚攻心策略，派军校田昇带几十个人骑马进山，成功地招降了首领蒲来矢，平息了这次起义。后来朝廷为表彰朱熹，在岳麓书院右侧特意修建了一座“谕苗台”。为了维持湖南的长治久安，防止起义再度发生，朱熹还采取了种种措施整顿地方军备。一方面调派精锐之师辛弃疾曾经编练的“飞虎军”回湖南；另一方面编练地方武装，在各县挑选武艺精湛的弓箭手进行专门训练。
朱熹还常微服私访，整肃吏治，打黑除恶。当时有些不法之徒，常勾结军兵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朱熹得知后，立即张贴告示说，“如有胆敢违法乱纪之人，一定会被判罪纳监”。长沙有一个姓张的恶霸，他家门前有一座木桥，百姓从桥上过，如果触碰了桥，必被捉去吊打，以致死伤无数。朱熹认为，对这类恶霸若不痛治，何以惩戒，于是将他逮捕归案，斩首示众。朱熹还充分利用宋刑律中关于“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的律法，在得到赵汝愚的密报后，抢在七月七日宁宗登基大赦令到来之前，在潭州杀了十八个恶徒，表现了他的雷厉风行和疾恶如仇。
教化风俗是朱熹的一贯思想，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教育。朱熹一到任就吊祭了张栻祠，并亲往张浚张栻父子墓哭祭，还为长沙学者刊刻的张栻《三家礼范》写了跋。后来许多张学弟子都归到朱学的门下，打破了浙学在湖湘一家独兴的局面。在湖湘讲学时，朱熹还为湘中士人写了“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的条幅，刻石于文庙。朱熹还修复了岳麓书院，并将“忠孝节廉”作为世代相传的院训。
这一年，朝廷发生宫廷危机，晚年的朱熹也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其实，从他立志要劝说朝廷“正心诚意”开始，就注定了要承受这一悲惨结局。由于太上皇赵昚与皇帝赵惇之间的忌恨不断加深，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病重，赵惇不顾众大臣的苦苦谏求，拒绝起驾问疾，甚至连赵昚死后也不肯主丧。一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有大厦将倾的气氛。可以说，这事件对于一直倡导“正心诚意”的朱熹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极大打击，他请缨无路，失落至极，便上奏朝廷要求告老还乡。
二、帝王之师
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光宗赵惇内禅，宁宗赵扩继位。枢密院执政赵汝愚第一个推荐朱熹，让他当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了收拢人心，赵扩就听取了他的建议，钦点朱熹入朝做自己的老师，并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熹为“儒宗”。八月，朱熹离开潭州来到杭州入朝为官，而且还做了皇帝的老师。他走上了人生最“高光”的巅峰时刻。
十月四日，朱熹初见宁宗，便在行宫便殿奏事。朱熹共上奏五札，他大讲“正心诚意”、读经穷理、居敬持志以及潭州善后事宜等。他任侍讲后每逢双日早晚进宫两次，向皇帝宣讲《大学》。朱熹进讲的基本精神是要明“君道”“臣道”“父道”。朱熹还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面陈了四件事：
第一，反对大兴土木，要求停止修葺东宫，安抚流离失所的饥民；
第二，要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车马、卫士，向光宗问安、请罪；
第三，议论朝廷纲纪，以整顿政纲，严肃法纪；
第四，为孝宗寻找墓地。
宁宗开始还能假装倾听阳奉阴违，后来，当朱熹在他面前斥责他的宠臣韩侂胄参政弄权时，他便大为不满了，认为朱熹越俎代庖，干预朝政。而韩侂胄更是把朱熹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在宁宗面前百般诋毁，并说“先除掉朱熹，再除掉其余的道学党徒就容易了”。于是宁宗在十月免去朱熹侍讲职位。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等纷纷上书竭力挽留朱熹，宁宗不听。宁宗说：“朱熹对朝廷之事，事事干预，而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十月十九日晚，宁宗批给朱熹一张纸条说：“我怜悯你老了，现在又是严冬，恐怕您站着讲学吃不消，已经除您奉祠，叫您知道。”这样的御批看似体贴，实际上是仅仅在朝46天的朱熹已经被罢黜出宫了。同年十一月，朱熹回到了福建考亭，十二月建“竹林精舍”，自号“沧州病叟”，决心从此退出黑暗的官场，归隐山林而至死不出，想此生终老于讲学授徒、读书著述的生活。
然而，韩侂胄一伙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光宗赵惇内禅之后，朝中潜伏的危机很快暴露。韩侂胄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在这场内禅中被认为是“有功之臣”，但赵汝愚并没有重用他，这使韩侂胄对道学党人满怀怨恨。韩侂胄凭着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出入宫禁，很快博得宁宗的倚重。他常常在宁宗面前挑拨离间，使宁宗将老宰相留正驱逐出都。庆元元年（1195年），宁宗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由将赵汝愚罢出朝。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决策之功而掌握大权。随着韩侂胄的掌权，一场反朱子理学的斗争便开始了。
三、庆元党禁
“告老还乡”的朱熹在历经一段时间的消沉后，继续发奋著述和埋头学术，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党禁”序幕已铺天盖地拉开。
早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兵部侍郎林栗就对朱熹及其道学进行过攻击，并上奏弹劾朱熹，称朱熹本无学术，只是窃取张载、程颐的理论谓之“道学”，妄自尊大，召集门生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看似治世之法，实则是乱人之道。韩侂胄得势后，在皇帝的庇护下把持朝中大权，打击孤立以赵汝愚为首的道学朝党，并把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一律斥为“道学之人”，一场清洗道学派的大规模弹劾翻腾出滔天大浪。
庆元元年（1195年），监察御史胡竑诬陷、弹劾右丞相赵汝愚培植党羽，说赵汝愚做了“乘龙授鼎”的梦，将要以宗室谋危社稷，令赵汝愚罢相出朝。谢深甫、何澹、杨大法等反道学的朝士也纷纷上疏攻击赵汝愚。而当时向皇帝上疏要挽救赵汝愚的郑湜、章颖、徐谊等人，全部遭贬逐。太府寺丞吕祖俭为赵汝愚、朱熹、彭龟年等辩解，最后被处“无君”之罪，发配韶州（今广东韶关）。六位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上疏要求收召李祥、杨简，结果以“煽摇国是”罪被捕，流放到五百里外编管。
朱熹忧愤不已，也草草写了数万言的封事，痛陈奸邪蔽言的祸害，欲为丞相鸣冤。但他的学生和亲友都认为如此必惹大祸，苦苦相劝，最后他听从高足蔡元定的建议，以蓍草占卜决定，结果占得凶卦，意思是应该退避在家才能免灾。笃信《周易》占卜的朱熹沉默不语，只好把奏稿烧了，从此改号为“蓍翁”（一说“遁翁”）。果然不出所料，朱熹终因曾参与赵汝愚攻击韩侂胄的活动，成了韩侂胄发起抨击“理学”运动的第一目标。
四、受辱蒙冤
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赵汝愚在衡州服药自尽。叶翥和刘德秀等人立马奏请销毁朱熹等理学家的书籍，并称朱熹学说为“伪学”，朱熹为“伪师”，他的学生为“伪徒”，凡与朱熹有关系的人，不许担任公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凡涉程朱理学的人全都不予录取。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为暂时躲避韩侂胄的迫害，朱熹与门人黄榦、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还写下了千古名诗《观书有感二首》，其中第二首写道：“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该诗蕴含了突发灵感、茅塞顿开、熟能生巧等丰富的哲理，也体现了经过大风大浪洗礼的朱熹，已经能对“血雨腥风”的“党禁”泰然处之，对理学、对社会人生突然有了全新的认识，获得了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自由。他觉得生命短暂，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他相信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只有奋斗抗争，才会有出路，才能真正体验生命的永恒和人生的意义。
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对道学的打击不断升级。刘德秀当谏官后弹劾了留正引“伪学”入朝廷的罪过。胡竑和沈继祖接着上疏，“党禁”全面开始。
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等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诬以“六大罪状”和“四大丑行”，试图把朱熹描绘成一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欺君罔世、污行盗名的无耻之徒。
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技，开列了一份59人伪逆党籍的“黑名单”，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第五位，还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受庆元党禁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朱熹的门人要么被流放，要么被抓去坐牢，纷纷遭到沉重打击，一些门人或叛道投降，另投新主，或明哲保身，缄默不语，更多的人不堪屈辱，郁郁而终……一时间，理学威风扫地，惨遭迫害。难怪朱熹发出“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的感叹。
伴随道学力量的解体，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韩侂胄把持朝政、大权独揽，而那些投机取巧的政治骗子、卑躬屈膝的拍马奴才、不学无术之士、阳奉阴违之徒则一个个粉墨登场，在朝中绘制了一张不堪入目的“群丑图”。朱熹欲哭无泪，抗争无力，面对群魔乱舞的新贵朝廷，作了一首《闻蛙》诗，以青蛙两枢暗指东西两府，以蛙噪犬吠暗指反道学新贵的种种倒行逆施。
闻蛙
两枢盛怒斗春池，群吠同声彻晓帷。
等是一声狼籍事，更无人与问官私。①
诗作尖锐地影射了当时朝廷群魔乱舞和社会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丑态，将反道学新贵们的恶劣行径讥讽得淋漓尽致，也发泄了心中的愤懑。
朝廷权贵最后还要求朱熹辞职，朱熹对沈继祖的满纸谎言与诬陷不屑辩驳，后来甚至以玩侮的心态在一道《谢表》中将沈继祖所指控的罪状全部承揽下来。最终，朱熹被罢黜离职，高徒蔡元定被流放道州，第二年就病逝了。
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应弟子林用中等人邀请，在李友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考亭，前往古田杉洋避祸。朱熹一路讲学授徒，游山访友，题匾书联，在闽东再播道学的种子。在赴古田途中，船行闽江，朱熹赋诗《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山绿水去无声。
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
两首山水诗以闽江两岸的青山绿水、对鸣的鶗鴂（杜鹃鸟）象征儒道理学，表达它一定会战胜像夜雨、风浪等朝中反道学的黑暗势力，破浪前进，与唐代白居易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首诗蕴含哲理，寓意深刻，表达了自己面对逆境的旷达和希望。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韩侂胄一派对理学学派的迫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思想、学术派别斗争的界限，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这就是史称的“庆元党禁”。一时间，神州大地处处愁云惨雾，处处凄风苦雨。
五、浩浩长风
经过命运多舛的这几年，年迈的朱熹已经恶疾缠身，身心俱疲，他自知时日不多，心力憔悴地发出了“吾道之穷，一至于此”的叹息。从庆元三年（1197年）至庆元五年（1199年），他写了《《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等书，还坚持完成了对《楚辞》的释注。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脚大痛而服药无效，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也几乎失明，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他写信给学生黄榦、范念德，要他们收集整理并完成《礼书》底稿。在去世的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真正践行了自己“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诺言。朱熹对自己的理学终生矢志不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所有著作都完稿，把“道”传下去，使理学道说后继有人。
三月九日，正值梅雨时节，阴雨淅沥，就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和世道衰微的凄冷气氛中，朱熹带着失落的悲怆在建阳考亭家里溘然长逝，享年71岁。
宗师陨落，江河呜咽。朱熹正直高尚，学识渊博，在许多领域的卓越见识令人钦佩，影响至深。当他逝世的噩耗传遍大江南北时，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执笔挥洒，写下一阕《感皇恩》词，词曰：“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辛弃疾还为朱熹写了祭文，而后不远千里直奔考亭，亲自吊唁哭祭朱熹。祭文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76岁高龄的大诗人陆游也在家里摆了祭案，写了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江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杨万里痛失知己，忧伤至极：“呜呼！我未识公，得之钦夫。云今杰魁，舍公则无。”
全国各地的门人、同道决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为朱熹送行，这可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他令当地官员约束制止。但是门人、同道们不顾朝廷反对，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葬者有近千人之众。朱熹最终与妻子刘清四合葬于建阳唐石里（今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大林谷中。
六、名垂万世
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与世长辞了，但他留给后世的却是丰富且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朱熹一生讲论、著述、撰注、编辑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其数量之大，在封建社会学者中是不多的。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说他著作等身，名副其实。特别是他用将近40年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定本，撰写完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和《韩文考异》十卷。临终前，朱熹还写了数封遗书，交代弟子、女婿继续编著《礼书》等。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楚辞后语》六卷、《楚辞辨证》二卷的著述，终于完成了他学术上的最后总结，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四书学和经学体系，成为一代理学大师和经学大师。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永垂史册，受到历朝历代的褒扬和尊崇。
万山朝宗，百川归海。润物无声，桃李芬芳。朱熹虽然走了，但是朱氏后人和学生，有的继承了他的学术传统，成为学问大家；有的以忠义闻名于世，在历史上留下了流传千古的美名。朱熹的学生众多，达500余人，尤以蔡元定、黄榦、真德秀等最为著名，并逐渐发展成庞大的全国性学派——朱子学派。元代到明初，朱子学派依然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元代有著名学者赵复、吴澄、许谦等，明初有方孝孺、曹端、薛瑄等。朱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立的理学和他撒下的文明火种终于可以薪火相传、光耀寰宇了。
朱熹逝世不久，随着权臣韩侂胄的身败名裂，宋朝统治者逐渐解弛了“伪学”之禁，恢复了朱熹的名誉，确立了他应有的学术地位。之后，历代朝廷对朱熹褒扬不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也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宋嘉定二年（1209年）十二月，朝廷赐谥朱熹“文”，尊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嘉定五年（1212年），根据李道传、刘爚等人的要求，又诏谕将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学宫，成为官方的法定读本，标志着理学著作正式进入官学。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理宗赵昀登基，他将朱熹的学说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宋理宗下诏盛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为确定理学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封朱熹为徽国公。嘉熙元年（1237年），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诏朱熹从祀孔庙，朱熹从而取得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地位，理学走向官方哲学。同年，宋理宗视察太学时还御书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并颁行天下学宫。咸淳五年（1269年），诏赐婺源朱氏故祠“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并立。
元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十月，定科举程序，科目以“四书”“五经”为主，并规定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及朱熹的经学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科举的制度化，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理学的官学地位被完全确立。至元元年（1335年），下诏创立朱熹文庙于婺源，为朱熹文庙之始。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二月，追谥朱熹父亲朱松“献靖”，称“献靖公”。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改封朱熹为“齐国公”。
朱熹的理学从元朝到明清一直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清两代甚至达到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程度。而《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明初，统治者把崇尚儒学及朱子理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之策。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钦定编纂并由明成祖作序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明朝科举取士的范本，规定科举取士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朱子理学确立独尊的地位。景泰六年（1455年），诏建安朱熹后裔九世孙朱梃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建博士府；景泰七年（1456年），礼部下文各地建祠崇祀朱熹。这一年，又应朱熹八世孙朱泗之请，以朱熹门人黄榦、蔡沈、刘爚、真德秀陪祀。嘉靖二年（1523年），又诏婺源朱熹后裔十一世孙朱墅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每年春、秋两祭。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御书“白鹿书院”匾额，并赐儒家经典，又御书“学达性天”送建宁府武夷山紫阳书院（武夷精舍）等相关书院。
清康熙皇帝更是把朱熹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命闽、徽两地朱熹后裔承袭五经博士。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为建阳考亭书院的朱熹祠题写御匾“大儒世泽”，还给建阳考亭书院集成殿题写对联“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二哲之列，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廊移入大成殿西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诏命李光地、熊赐履等编纂《朱子全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编纂《性理精义》，康熙亲自作序，颁行全国。康熙在《御制朱子全书序》中写道：“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对朱熹褒奖有加，评价极高。朱熹创立考亭学派阐述孔孟之道，传承周程之理，于是，往圣的绝学得以复兴，大儒的恩惠世代润泽。
朱子学不仅扬名华夏，还漂洋过海远播域外各国。13世纪末，传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进而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早在12世纪末朱熹还在世时，朱子学就由来华的日本僧人荣西传入日本。之后，来华日僧和学者日益增多，仅南宋时期来华日僧和学者就有120多人，朱子学也在日本广泛传播。到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更被推到了官学地位。日本各朱子学派从不同角度阐发朱子学，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朱熹曾孙朱潜弃官携子女、门人入高丽全罗道锦城建书院讲学，为朝鲜朱子学始祖。13世纪末，高丽宰相安珦大力整顿教育，亲自在太学讲授朱子学，理学教育勃兴。李朝建立后，朱子学经学者李滉倡导之后，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李滉也被尊为“朝鲜之朱子”。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入越南。越南陈太宗元年，即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诏谕全国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四书”“五经”，向全国儒生介绍朱子学。直至今日，朱子学对越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仍有重要影响。
朱熹一生时刻关心国事民情，从入仕到逝世，整整50年。然而纵然有报效朝廷、献身国家的志向，南宋政治的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致使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不能得志，最后绝意官场，潜心学术。
朱熹走了，他一生高举理学旗帜，德润心田，文化天下，完美地诠释了他的那首《观书有感（其一）》诗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认为人只有心境澄澈，才能在洁净的精神层面映照出蓝天云影；只有不断求知，才能活出精彩。
朱熹走了，他一生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穷且益坚，坚韧不拔。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朱熹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如朱熹在《不自弃文》中劝诫世人不自弃一样，“怨天者不勤，尤人者无志”。朱熹告诫我们生命之书至高无上，不能随便翻阅，不能轻言放弃，要勇敢乐观地面对一切困难和逆境，因为人的每一步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也许就是朱熹的人格魅力和理学具有的永恒价值吧。
文脉不灭，千古传承。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一、老骥伏枥
绍熙三年（1192年）十一月，陈亮借给弟子朱塾写墓志铭哭祭的机会，与朱熹和辛弃疾相聚。朱熹还对刚刚被重新起用的辛弃疾提出了“对老百姓要宽厚，对知识分子要礼遇，对下属官吏要严格”的三大施政纲领。十二月，三人再聚，陈亮为两人画像作了像赞，称赞朱熹和自己为“人中之龙”，称赞辛弃疾是“文中之虎”——好一幅龙潜虎跃的“三英图”，这也是三人友谊的最好见证。
绍熙四年（1193年）冬，南宋朝廷任留正为左相，任赵汝愚为吏部尚书，后知枢密院事。他们两人都力荐道学人士，于是朝中道学官员控制了朝政，此时，邀请德高望重的道学之魁朱熹入朝成为众望所归。于是，十二月圆滑世故的留正便推荐任命朱熹为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因为他担心朱熹这个刚直的老儒在皇帝赵惇身边每天说教，会干扰他的宰相仕途。
绍熙五年（1194年）四月，朱熹在弟子们的簇拥下向湖湘进发，一路上学子云集，百姓夹道欢迎，纷纷想瞻仰理学正宗大儒的风采。朱熹到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招抚起义瑶民。
当时湖南境内发生瑶民起义，大批瑶民攻入湖南邵州、武冈，一时朝野震动。朱熹对瑶民起义效法孔明“七擒孟获”的招抚攻心策略，派军校田昇带几十个人骑马进山，成功地招降了首领蒲来矢，平息了这次起义。后来朝廷为表彰朱熹，在岳麓书院右侧特意修建了一座“谕苗台”。为了维持湖南的长治久安，防止起义再度发生，朱熹还采取了种种措施整顿地方军备。一方面调派精锐之师辛弃疾曾经编练的“飞虎军”回湖南；另一方面编练地方武装，在各县挑选武艺精湛的弓箭手进行专门训练。
朱熹还常微服私访，整肃吏治，打黑除恶。当时有些不法之徒，常勾结军兵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朱熹得知后，立即张贴告示说，“如有胆敢违法乱纪之人，一定会被判罪纳监”。长沙有一个姓张的恶霸，他家门前有一座木桥，百姓从桥上过，如果触碰了桥，必被捉去吊打，以致死伤无数。朱熹认为，对这类恶霸若不痛治，何以惩戒，于是将他逮捕归案，斩首示众。朱熹还充分利用宋刑律中关于“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的律法，在得到赵汝愚的密报后，抢在七月七日宁宗登基大赦令到来之前，在潭州杀了十八个恶徒，表现了他的雷厉风行和疾恶如仇。
教化风俗是朱熹的一贯思想，每到一地他都非常重视教育。朱熹一到任就吊祭了张栻祠，并亲往张浚张栻父子墓哭祭，还为长沙学者刊刻的张栻《三家礼范》写了跋。后来许多张学弟子都归到朱学的门下，打破了浙学在湖湘一家独兴的局面。在湖湘讲学时，朱熹还为湘中士人写了“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的条幅，刻石于文庙。朱熹还修复了岳麓书院，并将“忠孝节廉”作为世代相传的院训。
这一年，朝廷发生宫廷危机，晚年的朱熹也卷入了这场政治风波。其实，从他立志要劝说朝廷“正心诚意”开始，就注定了要承受这一悲惨结局。由于太上皇赵昚与皇帝赵惇之间的忌恨不断加深，绍熙五年（1194年），赵昚病重，赵惇不顾众大臣的苦苦谏求，拒绝起驾问疾，甚至连赵昚死后也不肯主丧。一时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有大厦将倾的气氛。可以说，这事件对于一直倡导“正心诚意”的朱熹来说，无疑是精神上的极大打击，他请缨无路，失落至极，便上奏朝廷要求告老还乡。
二、帝王之师
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光宗赵惇内禅，宁宗赵扩继位。枢密院执政赵汝愚第一个推荐朱熹，让他当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为了收拢人心，赵扩就听取了他的建议，钦点朱熹入朝做自己的老师，并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熹为“儒宗”。八月，朱熹离开潭州来到杭州入朝为官，而且还做了皇帝的老师。他走上了人生最“高光”的巅峰时刻。
十月四日，朱熹初见宁宗，便在行宫便殿奏事。朱熹共上奏五札，他大讲“正心诚意”、读经穷理、居敬持志以及潭州善后事宜等。他任侍讲后每逢双日早晚进宫两次，向皇帝宣讲《大学》。朱熹进讲的基本精神是要明“君道”“臣道”“父道”。朱熹还借向皇帝进讲的机会面陈了四件事：
第一，反对大兴土木，要求停止修葺东宫，安抚流离失所的饥民；
第二，要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车马、卫士，向光宗问安、请罪；
第三，议论朝廷纲纪，以整顿政纲，严肃法纪；
第四，为孝宗寻找墓地。
宁宗开始还能假装倾听阳奉阴违，后来，当朱熹在他面前斥责他的宠臣韩侂胄参政弄权时，他便大为不满了，认为朱熹越俎代庖，干预朝政。而韩侂胄更是把朱熹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在宁宗面前百般诋毁，并说“先除掉朱熹，再除掉其余的道学党徒就容易了”。于是宁宗在十月免去朱熹侍讲职位。赵汝愚、陈傅良、刘光祖等纷纷上书竭力挽留朱熹，宁宗不听。宁宗说：“朱熹对朝廷之事，事事干预，而朱熹所言，多不可用。”十月十九日晚，宁宗批给朱熹一张纸条说：“我怜悯你老了，现在又是严冬，恐怕您站着讲学吃不消，已经除您奉祠，叫您知道。”这样的御批看似体贴，实际上是仅仅在朝46天的朱熹已经被罢黜出宫了。同年十一月，朱熹回到了福建考亭，十二月建“竹林精舍”，自号“沧州病叟”，决心从此退出黑暗的官场，归隐山林而至死不出，想此生终老于讲学授徒、读书著述的生活。
然而，韩侂胄一伙怎么会善罢甘休呢？光宗赵惇内禅之后，朝中潜伏的危机很快暴露。韩侂胄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在这场内禅中被认为是“有功之臣”，但赵汝愚并没有重用他，这使韩侂胄对道学党人满怀怨恨。韩侂胄凭着是宪圣太后的至亲，出入宫禁，很快博得宁宗的倚重。他常常在宁宗面前挑拨离间，使宁宗将老宰相留正驱逐出都。庆元元年（1195年），宁宗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为由将赵汝愚罢出朝。韩侂胄以拥立宁宗有决策之功而掌握大权。随着韩侂胄的掌权，一场反朱子理学的斗争便开始了。
三、庆元党禁
“告老还乡”的朱熹在历经一段时间的消沉后，继续发奋著述和埋头学术，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党禁”序幕已铺天盖地拉开。
早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兵部侍郎林栗就对朱熹及其道学进行过攻击，并上奏弹劾朱熹，称朱熹本无学术，只是窃取张载、程颐的理论谓之“道学”，妄自尊大，召集门生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看似治世之法，实则是乱人之道。韩侂胄得势后，在皇帝的庇护下把持朝中大权，打击孤立以赵汝愚为首的道学朝党，并把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一律斥为“道学之人”，一场清洗道学派的大规模弹劾翻腾出滔天大浪。
庆元元年（1195年），监察御史胡竑诬陷、弹劾右丞相赵汝愚培植党羽，说赵汝愚做了“乘龙授鼎”的梦，将要以宗室谋危社稷，令赵汝愚罢相出朝。谢深甫、何澹、杨大法等反道学的朝士也纷纷上疏攻击赵汝愚。而当时向皇帝上疏要挽救赵汝愚的郑湜、章颖、徐谊等人，全部遭贬逐。太府寺丞吕祖俭为赵汝愚、朱熹、彭龟年等辩解，最后被处“无君”之罪，发配韶州（今广东韶关）。六位血气方刚的太学生上疏要求收召李祥、杨简，结果以“煽摇国是”罪被捕，流放到五百里外编管。
朱熹忧愤不已，也草草写了数万言的封事，痛陈奸邪蔽言的祸害，欲为丞相鸣冤。但他的学生和亲友都认为如此必惹大祸，苦苦相劝，最后他听从高足蔡元定的建议，以蓍草占卜决定，结果占得凶卦，意思是应该退避在家才能免灾。笃信《周易》占卜的朱熹沉默不语，只好把奏稿烧了，从此改号为“蓍翁”（一说“遁翁”）。果然不出所料，朱熹终因曾参与赵汝愚攻击韩侂胄的活动，成了韩侂胄发起抨击“理学”运动的第一目标。
四、受辱蒙冤
庆元二年（1196年）正月，赵汝愚在衡州服药自尽。叶翥和刘德秀等人立马奏请销毁朱熹等理学家的书籍，并称朱熹学说为“伪学”，朱熹为“伪师”，他的学生为“伪徒”，凡与朱熹有关系的人，不许担任公职或参加科举考试，凡涉程朱理学的人全都不予录取。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为暂时躲避韩侂胄的迫害，朱熹与门人黄榦、蔡沈、黄钟来到新城福山双林寺侧的武夷堂讲学，还写下了千古名诗《观书有感二首》，其中第二首写道：“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该诗蕴含了突发灵感、茅塞顿开、熟能生巧等丰富的哲理，也体现了经过大风大浪洗礼的朱熹，已经能对“血雨腥风”的“党禁”泰然处之，对理学、对社会人生突然有了全新的认识，获得了极大的心理安慰和精神自由。他觉得生命短暂，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他相信只有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只有奋斗抗争，才会有出路，才能真正体验生命的永恒和人生的意义。
庆元二年（1196年）十二月，对道学的打击不断升级。刘德秀当谏官后弹劾了留正引“伪学”入朝廷的罪过。胡竑和沈继祖接着上疏，“党禁”全面开始。
监察御史沈继祖以捕风捉影、移花接木等手法奏劾朱熹“十大罪状”，诬以“六大罪状”和“四大丑行”，试图把朱熹描绘成一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欺君罔世、污行盗名的无耻之徒。
朝廷权贵对理学掀起了一场史所罕见的残酷清算，效法北宋元祐党籍的故技，开列了一份59人伪逆党籍的“黑名单”，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位列黑名单第五位，还有人竟提出“斩朱熹以绝伪学”。受庆元党禁牵连的人不计其数。
朱熹的门人要么被流放，要么被抓去坐牢，纷纷遭到沉重打击，一些门人或叛道投降，另投新主，或明哲保身，缄默不语，更多的人不堪屈辱，郁郁而终……一时间，理学威风扫地，惨遭迫害。难怪朱熹发出“世路无如贪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的感叹。
伴随道学力量的解体，专权的局面逐渐形成，韩侂胄把持朝政、大权独揽，而那些投机取巧的政治骗子、卑躬屈膝的拍马奴才、不学无术之士、阳奉阴违之徒则一个个粉墨登场，在朝中绘制了一张不堪入目的“群丑图”。朱熹欲哭无泪，抗争无力，面对群魔乱舞的新贵朝廷，作了一首《闻蛙》诗，以青蛙两枢暗指东西两府，以蛙噪犬吠暗指反道学新贵的种种倒行逆施。
闻蛙
两枢盛怒斗春池，群吠同声彻晓帷。
等是一声狼籍事，更无人与问官私。①
诗作尖锐地影射了当时朝廷群魔乱舞和社会上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丑态，将反道学新贵们的恶劣行径讥讽得淋漓尽致，也发泄了心中的愤懑。
朝廷权贵最后还要求朱熹辞职，朱熹对沈继祖的满纸谎言与诬陷不屑辩驳，后来甚至以玩侮的心态在一道《谢表》中将沈继祖所指控的罪状全部承揽下来。最终，朱熹被罢黜离职，高徒蔡元定被流放道州，第二年就病逝了。
庆元三年（1197年），朱熹应弟子林用中等人邀请，在李友直等人的陪同下离开考亭，前往古田杉洋避祸。朱熹一路讲学授徒，游山访友，题匾书联，在闽东再播道学的种子。在赴古田途中，船行闽江，朱熹赋诗《水口行舟二首》：
昨夜扁舟雨一蓑，满江风浪夜如何？
今朝试卷孤篷看，依旧青山绿树多。
郁郁层峦夹岸青，春山绿水去无声。
烟波一棹知何许？鶗鴂两山相对鸣。
两首山水诗以闽江两岸的青山绿水、对鸣的鶗鴂（杜鹃鸟）象征儒道理学，表达它一定会战胜像夜雨、风浪等朝中反道学的黑暗势力，破浪前进，与唐代白居易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首诗蕴含哲理，寓意深刻，表达了自己面对逆境的旷达和希望。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韩侂胄一派对理学学派的迫害已经远远超出了思想、学术派别斗争的界限，完全是一场政治迫害。这就是史称的“庆元党禁”。一时间，神州大地处处愁云惨雾，处处凄风苦雨。
五、浩浩长风
经过命运多舛的这几年，年迈的朱熹已经恶疾缠身，身心俱疲，他自知时日不多，心力憔悴地发出了“吾道之穷，一至于此”的叹息。从庆元三年（1197年）至庆元五年（1199年），他写了《《韩文考异》《楚辞集注》《楚辞辨证》和《楚辞后语》等书，还坚持完成了对《楚辞》的释注。
庆元六年（1200年）入春以后，朱熹脚大痛而服药无效，左眼完全失明，右眼也几乎失明，病情恶化，生命垂危。他写信给学生黄榦、范念德，要他们收集整理并完成《礼书》底稿。在去世的前一天，朱熹还在修改《大学章句》，真正践行了自己“毕力钻研，死而后已”的诺言。朱熹对自己的理学终生矢志不渝，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所有著作都完稿，把“道”传下去，使理学道说后继有人。
三月九日，正值梅雨时节，阴雨淅沥，就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和世道衰微的凄冷气氛中，朱熹带着失落的悲怆在建阳考亭家里溘然长逝，享年71岁。
宗师陨落，江河呜咽。朱熹正直高尚，学识渊博，在许多领域的卓越见识令人钦佩，影响至深。当他逝世的噩耗传遍大江南北时，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执笔挥洒，写下一阕《感皇恩》词，词曰：“子云何在，应有玄经遗草。江河流日夜，何时了。”辛弃疾还为朱熹写了祭文，而后不远千里直奔考亭，亲自吊唁哭祭朱熹。祭文说：“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76岁高龄的大诗人陆游也在家里摆了祭案，写了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江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杨万里痛失知己，忧伤至极：“呜呼！我未识公，得之钦夫。云今杰魁，舍公则无。”
全国各地的门人、同道决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为朱熹送行，这可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他令当地官员约束制止。但是门人、同道们不顾朝廷反对，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会葬者有近千人之众。朱熹最终与妻子刘清四合葬于建阳唐石里（今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大林谷中。
六、名垂万世
一代理学宗师朱熹与世长辞了，但他留给后世的却是丰富且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朱熹一生讲论、著述、撰注、编辑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其数量之大，在封建社会学者中是不多的。其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说他著作等身，名副其实。特别是他用将近40年七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定本，撰写完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和《韩文考异》十卷。临终前，朱熹还写了数封遗书，交代弟子、女婿继续编著《礼书》等。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楚辞后语》六卷、《楚辞辨证》二卷的著述，终于完成了他学术上的最后总结，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四书学和经学体系，成为一代理学大师和经学大师。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永垂史册，受到历朝历代的褒扬和尊崇。
万山朝宗，百川归海。润物无声，桃李芬芳。朱熹虽然走了，但是朱氏后人和学生，有的继承了他的学术传统，成为学问大家；有的以忠义闻名于世，在历史上留下了流传千古的美名。朱熹的学生众多，达500余人，尤以蔡元定、黄榦、真德秀等最为著名，并逐渐发展成庞大的全国性学派——朱子学派。元代到明初，朱子学派依然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元代有著名学者赵复、吴澄、许谦等，明初有方孝孺、曹端、薛瑄等。朱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立的理学和他撒下的文明火种终于可以薪火相传、光耀寰宇了。
朱熹逝世不久，随着权臣韩侂胄的身败名裂，宋朝统治者逐渐解弛了“伪学”之禁，恢复了朱熹的名誉，确立了他应有的学术地位。之后，历代朝廷对朱熹褒扬不断，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也一直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宋嘉定二年（1209年）十二月，朝廷赐谥朱熹“文”，尊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朱熹为中大夫、宝谟阁直学士。嘉定五年（1212年），根据李道传、刘爚等人的要求，又诏谕将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立于学宫，成为官方的法定读本，标志着理学著作正式进入官学。
嘉定十七年（1224年），宋理宗赵昀登基，他将朱熹的学说提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宝庆三年（1227年）正月，宋理宗下诏盛赞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为确定理学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基础。绍定三年（1230年）九月，改封朱熹为徽国公。嘉熙元年（1237年），下诏国子监刊印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淳祐元年（1241年）正月，诏朱熹从祀孔庙，朱熹从而取得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地位，理学走向官方哲学。同年，宋理宗视察太学时还御书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并颁行天下学宫。咸淳五年（1269年），诏赐婺源朱氏故祠“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并立。
元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十月，定科举程序，科目以“四书”“五经”为主，并规定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及朱熹的经学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科举的制度化，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和普及，理学的官学地位被完全确立。至元元年（1335年），下诏创立朱熹文庙于婺源，为朱熹文庙之始。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十二月，追谥朱熹父亲朱松“献靖”，称“献靖公”。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二月，改封朱熹为“齐国公”。
朱熹的理学从元朝到明清一直占据着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明清两代甚至达到了“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程度。而《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统治者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明初，统治者把崇尚儒学及朱子理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治国之策。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钦定编纂并由明成祖作序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作为明朝科举取士的范本，规定科举取士必须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朱子理学确立独尊的地位。景泰六年（1455年），诏建安朱熹后裔九世孙朱梃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建博士府；景泰七年（1456年），礼部下文各地建祠崇祀朱熹。这一年，又应朱熹八世孙朱泗之请，以朱熹门人黄榦、蔡沈、刘爚、真德秀陪祀。嘉靖二年（1523年），又诏婺源朱熹后裔十一世孙朱墅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同时推行祭朱制度，每年春、秋两祭。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御书“白鹿书院”匾额，并赐儒家经典，又御书“学达性天”送建宁府武夷山紫阳书院（武夷精舍）等相关书院。
清康熙皇帝更是把朱熹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命闽、徽两地朱熹后裔承袭五经博士。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为建阳考亭书院的朱熹祠题写御匾“大儒世泽”，还给建阳考亭书院集成殿题写对联“诚意正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真传”。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二哲之列，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廊移入大成殿西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诏命李光地、熊赐履等编纂《朱子全书》。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编纂《性理精义》，康熙亲自作序，颁行全国。康熙在《御制朱子全书序》中写道：“至于朱夫子，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对朱熹褒奖有加，评价极高。朱熹创立考亭学派阐述孔孟之道，传承周程之理，于是，往圣的绝学得以复兴，大儒的恩惠世代润泽。
朱子学不仅扬名华夏，还漂洋过海远播域外各国。13世纪末，传入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进而走出亚洲，走向世界。早在12世纪末朱熹还在世时，朱子学就由来华的日本僧人荣西传入日本。之后，来华日僧和学者日益增多，仅南宋时期来华日僧和学者就有120多人，朱子学也在日本广泛传播。到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更被推到了官学地位。日本各朱子学派从不同角度阐发朱子学，代代相传，绵延至今。
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朱熹曾孙朱潜弃官携子女、门人入高丽全罗道锦城建书院讲学，为朝鲜朱子学始祖。13世纪末，高丽宰相安珦大力整顿教育，亲自在太学讲授朱子学，理学教育勃兴。李朝建立后，朱子学经学者李滉倡导之后，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李滉也被尊为“朝鲜之朱子”。朱子学于13世纪中叶传入越南。越南陈太宗元年，即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诏谕全国儒生到国学院讲习“四书”“五经”，向全国儒生介绍朱子学。直至今日，朱子学对越南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仍有重要影响。
朱熹一生时刻关心国事民情，从入仕到逝世，整整50年。然而纵然有报效朝廷、献身国家的志向，南宋政治的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致使朱熹在仕途上一再受挫，不能得志，最后绝意官场，潜心学术。
朱熹走了，他一生高举理学旗帜，德润心田，文化天下，完美地诠释了他的那首《观书有感（其一）》诗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认为人只有心境澄澈，才能在洁净的精神层面映照出蓝天云影；只有不断求知，才能活出精彩。
朱熹走了，他一生上下求索，追求真理，穷且益坚，坚韧不拔。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朱熹就是这样的人，他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如朱熹在《不自弃文》中劝诫世人不自弃一样，“怨天者不勤，尤人者无志”。朱熹告诫我们生命之书至高无上，不能随便翻阅，不能轻言放弃，要勇敢乐观地面对一切困难和逆境，因为人的每一步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这也许就是朱熹的人格魅力和理学具有的永恒价值吧。
文脉不灭，千古传承。所不朽者，垂万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