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崇安山洪
  洪水无情，苛政如虎。乾道三年（1167年）七月，崇安暴发严重山洪，大水冲毁房屋，淹没农田，百姓死伤无数。朝廷派朱熹前往视察灾情，朱熹用了整整10天视察了崇安的所有灾区，目睹了灾情的严重，深切感受到官僚对百姓疾苦的漠不关心，愤懑得简直不想与他们继续共事。
  由于水灾严重，颗粒无收，地方官又救济不力，到了乾道四年（1168年）春夏之交，崇安青黄不接时又爆发了大饥荒，闽北建阳、崇安、浦城一带发生了饥民暴动。朱熹当时正在五夫里祠禄养亲，崇安知县诸葛廷瑞急忙请朱熹共商救灾大计。朱熹一方面动员豪强地主开仓放粮，以平价赈济灾民；另一方面上书建宁知府徐嘉，请求发放作为官仓的常平粮仓的存粮，以紧急救灾。这才平息了饥民暴动。朱熹由此便想出了建立“社仓”的办法。
  二、社仓赈灾
  天下粮仓，以食为天。自古以来，粮食始终是国家的“压舱石”，粮食安全是历朝历代第一紧要的大事。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熹母亲去世。在家守孝的朱熹又先后上书建宁知府，请求在五夫里建立社仓，官府最终支持了朱熹的惠政善举。在社仓竣工后，朱熹又举荐当地德高望重的刘复、刘琦等四人共同管理，并制定了仓规，还取得了前丞相时任福州知府陈俊卿的鼎力相助。
  乾道七年（1171年）八月社仓建成，五谷丰登，仓廪盈满。此后，春夏青黄不接之时放粮，冬秋时节收储存放，变官仓赈粜为民仓赈济，对老百姓非常有好处。据康熙《崇安县志》记载，竣工当天，朱熹还在仓壁上题了一首警示诗，借以劝诫粮仓管理人员。
  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
  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①
  五夫社仓建成后，建宁各地争相仿效推广，纷纷建仓储粮。五夫社仓建成的十年，即淳熙八年（1181年）十二月，在朱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任期内，发生灾荒，老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于是他向孝宗皇帝奏献救灾之策。他列举了在崇安五夫里创办社仓的好处，猛烈抨击官仓的弊端。孝宗有感于朱熹的敢于直言，褒奖了他，并立即派他回浙东救荒。
  朱熹果然不负朝廷重望，当年就缓解了灾情，渡过了灾荒，没有一个饥民饿死。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还上奏朝廷建议大力推广社仓法，并恳请朝廷放粮赈济灾民。他认为不能过分地盘剥农民，否则就会激起祸乱。他主张通过建立社仓来解决农民因青黄不接而造成的缺粮问题。他规定了社仓的任务，即每年秋冬收新粮，春夏放旧粮。让借粮者出十分之二的利息。如果有小饥荒，利息可以减半；如果有大饥荒，利息可以全免。当然，设立社仓的最大好处是可以防止农民暴动，于是朝廷在各府州颁布执行“社仓法”，但由于此法对官僚地主和高利贷者不利，最后未能在全国推广，只在福建建阳和浙江金华等极少数地方实行。
  尽管如此，朱熹建立的第一个粮仓五夫社仓开创了救荒先河，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这是中国自隋唐以来第一所州县级以下的官办粮仓，一直保存至今。朱熹对“社仓法”也沾沾自喜，很是得意。
  三、鹅湖之会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朱熹在主政五夫社仓之余，也没有忘记他的“主业”——传道说理。父亲早逝，“提携教育，实赖母慈”，朱熹对母亲尽心尽孝。母亲去世后他十分悲痛。第二年正月，朱熹将母亲葬于建阳崇泰里寒泉坞，并在墓侧建寒泉精舍守丧。七月，他又把父亲的墓从五夫里西塔山迁葬到寂历山。之后他就在寒泉精舍潜心研读著述，一心向学，不问世事。
  乾道六年（1170年），朱熹在人生不惑之年，开始独自办学，开讲授徒。他创办的第一所书院就是寒泉精舍，办学五年最大的成就就是着手集解“四书”，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首次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汇集一起作注释，后来《四书章句集注》也成为凝结朱熹心血最多的一部巨著，以至于他在临终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朱熹还邀请吕祖谦合撰了《近思录》，第一次勾勒出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
  在南宋，朱、陆两家是理学内部唯心主义的两个不同学派，在理学家之中，朱熹当时已是理学泰斗，陆九渊也是学术大咖。陆九渊比朱熹小9岁，由于思想方法和学术观点大相径庭，两位学术翘楚进行了长期争辩。虽然差异很大，互不认同，但也都没有完全排斥对方观点，均能理性对待、彼此包容。朱、陆二人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进行交锋，然而鹅湖之会却是一次例外。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吕祖谦为调和朱、陆的学术争论，在朱熹的授意下邀陆氏兄弟到江西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鹅湖之会”。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场朱、陆针对理学“本体论”的有名的学术论辩。
  辩论伊始，双方就尖锐对立。陆氏兄弟和朱熹见面时，先拿出他们在途中写的唱和诗给朱熹看。陆九龄的《鹅湖示同志》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勤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①
  陆九渊觉得没有说透，便又写了一首和韵诗《鹅湖和教授兄韵》：
  墟墓兴衰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①
  局外人看了有些云里雾里，朱熹见了却知道陆氏兄弟意在讽刺自己的“格物穷理”是“支离事业”，于是也和诗一首《鹅湖寺和陆子寿》：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却愁说到无言处”意指二陆为“空疏”。此次鹅湖之会，双方辩论了三天，朱、陆观点可谓针锋相对，双方各执己见，最终都未能说服对方，结果不欢而散。如今这座古寺被叫作“鹅湖书院”。
  正如江河虽源头不同，最终归于大海，学术主张不同，最终也会归于大道。鹅湖之会五年后，陆九渊来到白鹿洞书院请朱熹为其兄陆九龄撰写墓志铭。朱熹不仅答应了陆九渊的请求，还邀请陆九渊为白鹿洞书院师生讲学，陆九渊也欣然同意。他讲解的是《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章，听者无不动容，深受启发。这件事说明朱、陆的观点虽有分歧，但他们在学术交往和待人处世的态度上都宽容大度、平等论道，尽显谦谦君子的大师风范。他们求同存异的气度也为后学所景仰。鹅湖之会开中华理学辩论之先河，促进了学术自由和风清气正，吸引各方学者前往领教，而后逐渐形成朱学、陆学两大派系，推动理学空前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钟不敲不鸣，人不学不灵。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朱熹一生为了论道明理，经历了大大小小很多次学术论战——清算宗杲佛学论战、和张栻岳麓会讲、与陆九渊“鹅湖之会”、同陈亮的义利王霸之辩等等，不一而足，而正是通过这些论战，朱熹恢宏谨严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才得以最终确立。
  四、亦仕亦隐
  乾道九年（1173年），朝廷任命朱熹担任左宣教郎一职，主管台州崇道观，当时他就辞掉了。第二年六月，朱熹君命难违，只好赴任这一虚职。淳熙三年（1176年）六月，朝廷下令让他入朝担任秘书省秘书郎，但此时的朱熹对朝政非常失望，不愿入朝任职，但朝廷不准，朱熹第二次请辞。迫于朱熹的学识和名望，朝廷只好同意他依然主管武冲观。这年十一月十三日，朱熹的母亲去世。
  朱熹虽然隐居深山，埋头于思想学术研究，但他依然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苍生社稷。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朱熹能再次“出山”，一些士人还对朱熹寄予厚望，发出了“晦庵今年登五十，鬓华未改目光力。徘徊吴楚已多年，晦庵不急苍生急”的感慨。朱熹的学术成就和巨大声望也使皇帝左右为难，不任用会招弃贤之嫌，任用又怕他“干扰”朝政。淳熙五年（1178年）经宰相史浩推荐，朱熹任知南康军。朱熹的济世安邦热情又被调动起来了，于是在第二年春天，他结束了隐居著述生涯，重返政坛。
  五、南康恤民
  朱熹在南康上任伊始，正遇上庐山南麓秋旱，土地干裂，禾苗干枯，庄稼歉收甚至绝产，百姓生活非常困难。经过调查研究，朱熹颁发了第一个施政纲领《劝谕救荒文》，劝导地主富绅同情、救济农民，把粮食以公平的价格足斤足两卖给农民，同时要求本地农民做好耕田种地的本分，不要离乡流亡，对于违反者严惩不贷。
  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朱熹还颁布了《知南康榜文》：
  第一，宽民力。针对南康土瘠民穷、役多税重的社会问题，希望老百姓都畅所欲言，直陈时弊。
  第二，敦风俗。请父老乡亲每年集会教导子弟，使他们懂得孝悌，敦亲睦邻，互帮互助，患难与共，形成良好的民风。
  第三，明教化。提倡忠义气节，砥砺士风，兴办学校，培养人才，请乡里父老推选子弟入学读书。
  围绕这一系列施政纲领，朱熹在南康任上进行了步履维艰的社会改革。朱熹不仅宣扬教化，实行德治，而且注重实行法治，维护社会治安。对于欺压百姓、违法乱纪的恶霸豪强，坚决严厉打击惩处。
  朱熹反复上书朝廷请求减免星子县的赋税。在奏疏中朱熹指出，南康田地荒芜，人烟稀少，但税额却不断增加，老百姓不堪重负，纷纷逃荒流亡，然而朝廷想的不是如何恤民，而是如何增税。朱熹因此遭到朝廷斥责，最后减税之事不了了之。朱熹还将他的“榜文”张贴城乡，秋后又下发了《劝农文》，劝农民趁天时多种荞麦、大麦和小麦，终于带领老百姓渡过灾荒。
  淳熙七年（1180年）三月，孝宗故作姿态命令各地监司郡守上奏民生民情，于是朱熹便上奏了《庚子应诏封事》，提出了“恤民”“省赋”“治军”等主张，劝说孝宗要从“正心诚意”开始来治理国家，并针砭时弊，提出了具体整治方案。孝宗对朱熹的尖锐批评非常恼怒，后在大臣劝说下才没有罢免朱熹。
  当年五月，南康发生了特大灾荒。朱熹一方面请求朝廷减免星子县的赋税，筹集赈灾粮食；另一方面调动南康军四个县的数千灾民修筑长江石堤。他还亲力亲为，到工地视察，为国为民都实实在在做了一件大好事，受到当地百姓的热烈拥戴，政治声望极高。这年冬天朱熹又把旱情上奏给朝廷，朝廷最终同意减免赋税、开仓放粮。淳熙八年（1181年）正月，朱熹在各县设场共35处赈粜，直到三月十五日才使南康饥民顺利渡过灾荒。
  然而，朱熹减免税役和打击豪强的努力遭到重重阻挠和反对，最终以失败告终。
  朱熹在南康任上真正取得成效的是敦励风俗和砥砺士风。他为了教化民众颁布了《劝谕榜》，每隔几天就到学宫为学生亲自讲授《大学章句》《论语集注》等儒家经典，还邀请郡县贤德之人担任学职，不久当地士风为之一变。朱熹还修建了五贤祠，印发《孝经》《礼》等让每家每户诵读。
  这期间，朱熹还修复了白鹿洞书院，并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等一整套规章制度。由此讲学之风日盛，对南宋以后的教育特别是书院教育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