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所处的南宋偏安一隅，不断受到金国侵扰，内忧外患，朝野上下异常关切宋金和战的问题。朱熹自幼学习理学，深受父亲反对和议、力主抗金思想影响，内心深植了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种子，从小便立志报国、恢复中原，这也是他和同样为“主战派”的陆游、辛弃疾等人能成为志同道合挚友的重要原因。
  尽管朱熹同安任后暂时退隐研学，但是他依旧忧国忧民，密切关注时局发展。可以说，朱熹在宋金和战问题上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反对和议、力主抗金，至于后来主张和议，也只是韬光养晦的缓兵之计，是强调准备，主张南宋先积蓄军事实力，不打无把握之仗，待时机成熟时再全力抗金，因此朱熹一生的抗金思想始终如一。
  然而，他的执着追求却经常与现实发生激烈冲突，经常受到主和派的打压排挤，再加上他性格固执坦率，经常直言上谏，因此得罪权贵，仕途坎坷。最后，朱熹的学说被定为“伪学”，自己也落魄而终，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和对世事不公的抗争。
  一、初战告捷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宋金关系风云突变，再度紧张，金主完颜亮率兵百万分三路南侵，直逼临安城。他志在必得，张狂至极，曾骄横地在绘有“临安形胜”的画屏上题“立马吴山第一峰”诗句，企图一举灭宋。高宗赵构惊恐万状，准备出海南逃，后在右相陈康伯等人的竭力劝阻下才作罢，并勉强下诏“亲征”。不久，金东京留守完颜雍夺取政权自立为帝，完颜亮在扬州被部将杀害，于是宋军乘机追击，陆续收复了邓、蔡、秦、洮等10余州的失地。
  当宋军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平时，朱熹欣喜若狂，兴奋地与人唱和，先后写下了《次子有闻捷韵四首》《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等10多首诗歌表达庆贺之情。如《次子有闻捷韵四首》：
  其一
  神州荆棘欲成林，霜露凄凉感圣心。
  故老几人今好在，壶浆争听鼓鼙音。
  其二
  杀气先归江上林，貔貅百万想同心。
  明朝灭尽天骄子，南北东西尽好音。①
  诗中洋溢着激动之情，大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之感。朱熹还致函当时负责军事的枢密院大臣黄祖舜，向他总结了完颜亮南侵前后朝廷的种种失误，分析当前双方形势，抨击了当朝苟安主和政策，并提出了长远的御敌恢复计策，希望重用张浚等抗金名臣，加强东南防御工事。遗憾的是，这些中肯建议并未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
  二、美芹之献
  时位移人，世事多变，抗金形势突然大有转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新帝孝宗赵昚即位，他支持抗金，有恢复中原之志，因此，他一即位就贬谪主和派，重新起用张浚等抗金名将，并追复岳飞官爵，还昭告天下要广开言路。朱熹似乎看到了希望，于是于八月七日在监潭州南岳庙任上，向皇帝写了长篇《壬午应诏封事》。这篇封事饱含强烈的爱国激情，全面剖析了当时南宋的社会状况，表明了朱熹抗金的坚定决心。
  他尖锐地指出，宋金有不共戴天之仇，议和百害而无一益，劝说孝宗以身作则，遵照儒家经典的义理办事，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富国强兵、抗金雪耻的目的，并向皇帝提出三项重大措施：讲学明理、订计恢复、选贤任能。
  孝宗被这封奏疏感动了，当即命朱熹入朝奏事。朱熹赶到杭州时，却赶上宋军抗金失利，朝廷正派人议和，他当即强烈反对。从十月二十四日有旨引见，到次年一月六日垂拱殿上他受到孝宗接见，朱熹接连上了三道奏札。
  第一道奏札继续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圣学”，指责赵昚沉迷于佛道，背离儒家大道，再次强调皇帝应该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
  第二道奏札反对议和，指责遣使求和的失策。朱熹将战和问题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加以阐述，指出复仇雪耻才合乎天理。
  第三道奏札主张内修政事之道，指责皇帝宠信奸佞。朱熹认为抗金的关键不在军事和防卫，而在于朝廷的德业和纪纲，建议孝宗从善纳谏，罢黜奸佞，固本安邦。
  可以说，作为一个无名的小祠官，朱熹是非常勇敢的，他的奏札言辞激烈，非常尖锐。对不喜欢“道学”的孝宗皇帝来说，他开始还能故作雍容大度，当看到第二、第三道奏札时便无法掩饰自己的愠怒了。他之所以召见朱熹不过是在天下人面前做个样子，是不可能认真对待的。尽管这次召见他心里非常憎恶朱熹，但还是感于朱熹的忠心，在十一月十一日封了朱熹一个武学博士待次的虚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个职务对朱熹来说很讽刺，也很尴尬，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也说不清啊！而且按规定还需等到四年后有空额时才能就职。朱熹在临安时还乘机见了张浚，提出了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
  三、孤掌难鸣
  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支持张浚出师北伐，并罢免了主张议和的右相史浩。宋军北伐之初捷报频传，收复了一些州县。
  这年十月，孝宗再次召见朱熹，朱熹利用这次机会继续重申他的“三纲领”和“八条目”主张，即要求皇帝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为指导，先从皇帝做起，再施行于臣民。孝宗非常赞许这些意见，然而终因阻力太大，未能得以施行。
  “隆兴北伐”实际上是虚张声势，注定要失败的。孝宗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后，力主恢复中原的抗金热情陡然下落，主和论调甚嚣尘上，孝宗重新起用主和派汤思退为右相，甚至派人前往金廷议和。孝宗的抗金决心动摇了，于是从前线召回张浚，罢去他的相位，调任为福州通判。张浚报国无门，痛心疾首，不久便在赴任途中病逝。朱熹闻讯后立刻赶到豫章（今南昌）为张浚送葬。
  张浚去世后，投降议和的汤思退更加肆无忌惮。十月，金军渡过淮水大举入侵。十二月，宋金签订《隆兴和议》，这是继《绍兴和议》之后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宋割让海、泗、唐、邓、商、金六州，不再向金称臣，改称侄皇帝，金为叔，宋为侄，原来的“岁贡”改称“岁币”，每年需向金国缴纳20万两贡银。
  朱熹为朝廷上下的不思光复、乞和苟安而忧心如焚，为报国无门而顿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只好写诗以抒发愤懑之情。如《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其二）》写道：
  廊庙忧虞里，风尘惨淡边。
  早知烦汗马，悔不是留田。
  迷国嗟谁子，和戎误往年。
  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
  乾道元年（1165年）四月，朱熹在南宋朝廷的一再催促下不得不到临安就任武学博士之职，这一官职实在是朝廷故意戏谑朱熹，让他勉为其难。朱熹深深感到君心不正，根本不立，一切就无从谈起。自己一定要“扫除”朝中投降乞和的奸佞小人。不久，朱熹就与钱端礼、洪适等主和派发生激烈冲突，他深感势单力薄，无济于事，坚决请辞回乡。在回崇安前，朱熹还写信给吏部侍郎陈俊卿，尖锐指出“讲和之说”的危害，抨击议和投降派。回到崇安后，朱熹继续隐居著述，没想到这一次竟长达14年。这期间他还与张栻进行了南宋最早的书院会讲之一——“朱张会讲”。
  四、朱张会讲
  如果将中国儒家的代表人物做个辩论擂台排行榜，就会发现排名最靠前的，除了孟子，大概就应该是朱子了。孟子善辩，不但有“浩然之气”，还总有办法“请君入彀”；而朱子则是好辩。为了格物穷理，追求真理、真知、真情，一生论辩无数，但场上是唇枪舌剑的对手，场下却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这不，李侗死后，朱熹追思老师所传觉得似懂非懂，于是便和时在潭州的张栻通信讨论。
  张栻年轻时就酷爱道学，后来又到衡山从学于著名道学家胡宏。这时，他正在潭州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到潭州城南书院拜访张栻，就《中庸》之义的“未发”“已发”等问题进行讨论。据说三天三夜也没有达成共识，直到十二月，他才回到崇安。朱熹在与张栻辩论交流之余还游览了城南的20处风景，并写了20首《奉同敬夫兄城南之作》（简称《城南唱和诗》）答和张栻，可见当时两位大儒是颇有文人雅致和闲情逸趣的。在以后的几年内，朱熹和张栻仍继续通信讨论，互相切磋。
  经过激烈辩论，朱熹对张栻的“性为未发，心为已发”等观点曾表示赞同，同时也指出他的弊端和问题。此后，经过一段废寝忘食的苦思冥想，他又研读了“二程”的著作，终于否定了张栻的看法。这就是著名的“朱张会讲”，是南宋最早的书院会讲之一，开启了湖湘学派与闽学派的交流，对两派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