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春风化雨润万物，一枝一叶总关情。主簿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县里的教育事务。朱熹对自己的工作很尽责，尤其热心的是教育。在整顿赋税无果的情况下，朱熹继而致力于整顿县学，振兴儒学教育。他认为教育才能真正拯救世道人心，有补于世。当时同安县学在秦桧严禁程学的社会环境下凋零衰微，校舍破败，藏书寥寥，读书人也无书可读，且功利、庸俗、浅陋，朱熹决心重整学风，兴贤育秀。因此，他发布了《谕学者》《谕诸生》《谕诸事》等文告，确立了县学宗旨大纲，厘清制度，统一思想。朱熹还挑选县里的优秀青年进县学，遍访、诚邀当地德才兼备的柯翰、徐应中和王宾等人担任县学教师。
  同安县学的官书在南渡时散落殆尽，朱熹就精心整理北宋英宗南渡时留下的一柜残损书，并在民间广泛搜集，建立了图书馆“经史阁”，解决了县学师生图书缺乏的问题。
  朱熹还修缮了县学校舍，建立“教思堂”，并按照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之说，重建县学“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以讲论问答的方式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引导学子走上“正心诚意”之路。这样，一个偏僻破败的县学在朱熹的努力下重新焕发了生机。朱熹还曾到金门“以礼导学”，开启了金门文风大门，创办了厦门地区最早的书院——燕南书院，从此金门文风大盛。
  孔子曾说：“人无礼，无以立。”然而南渡以来，礼学废弃，无人问津。朱熹在同安大力推行礼学教育，以重整穷乡僻壤的士风、民风。他认为礼是“正风俗”“防祸乱”的根本，因此还参考《周礼》《仪礼》《唐开元礼》《《绍兴祀令》等资料，亲自画了一套仪器和衣服式样，在祭孔时使用。朱熹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婚礼旧俗，严格婚姻之礼，禁止抢婚、私奔等有违礼仪的行为，纠正了当时因“贫不能聘”而引发的一些婚姻陋习。
  朱熹曾到同安的建安书院讲学，在为书院撰写的《艮泉铭》中说到“清于官，美于俗，是为建民之福”。他希望做官要像水一样清廉，民风要像水一样淳朴，让这水滋润一方，造福百姓。朱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朱熹在初登仕途的同安勤政爱民、兢兢业业，深受黎民百姓的拥戴。当朱熹要离开同安的时候，百姓一直送他到小盈岭，纷纷扳住朱熹的车辕，用脚抵住路旁的巨石不忍让他离开，朱熹在一块巨石上题字“扳辕石”，以感谢同安百姓的厚意。据《泉州府志》记载，朱熹“革弊兴利，缓急有序。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吏弊。利于民者，虽劳不惮；五载秩满，士思其教，民思其惠”。后来同安百姓还在县学的学宫建立了朱熹祠堂，以表怀念。
  几年同安主簿生活，对朱熹来说，有失败，有成功，更多的是对南宋社会弊端日益严重的察省与忧虑，他已经厌倦了官场，觉得是时候归隐山林、潜心学问了，于是，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十月，朱熹就以“奉亲讲学”为由向朝廷申请回到崇安。在宋代，地方官员的任职期限一般是三年，而朱熹任职已过四年，接任的人仍然没到，所以朱熹回到崇安故里也是名正言顺的。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冬，朱熹又以养亲为由向朝廷要求调职，得了一个“监潭州（今长沙）南岳庙”的头衔。按照当时官制，“奉祠”是可以不用去潭州赴任的。因此，朱熹在此后一段时间深居穷山，埋头研读儒家经典。次年八月，因为宰相陈康伯的推荐，朝廷召朱熹赴临安，朱熹闻讯后上奏称“素有心气之疾”，请求推迟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