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由于时局动荡、兵荒马乱，朱松一家始终在辗转逃难，他们往来于建州和剑州之间。朱松在福建一方面热衷研究河洛“二程”之学，广交理学名流；一方面将心血倾注在对儿子朱熹的教育上。直到南宋绍兴七年（1137年），朱松因为喜爱建州的佳山胜水，便带着8岁的儿子朱熹从尤溪迁居到建瓯，并在那里建了环溪精舍。
  一、忠心主战
  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南宋朝廷罢免主战派领袖张浚，正式定都临安，形成苟安东南半壁的局面。这一幕在朱熹心中留下深深的创痛，以至到了垂暮之年提起这件事还忧愤交加。五月，金国对南宋展开诱降，派遣乌陵思谋携“国书”到临安进行秘密和议。其主要内容是金国同意送还赵佶棺木，放回赵构生母韦氏，并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的地区划归南宋，但先决条件是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赵构取消帝号和大宋国号，只做金国的藩属。对于如此丧权辱国的“议和”，赵构、秦桧竟然全盘接受。“国书”到达临安时，胡寅与秦桧在朝堂上激烈争论。赵构、秦桧的无耻求和在朝野内外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主战派纷纷上疏抗争，尤其是枢密院编修胡铨最为铁骨铮铮，他直接上书请求立斩秦桧、孙近、王伦等三人之头，这消息一时在民间争相传颂。
  十二月二十一日，朱松又同胡珵、张扩等人联名上奏，言辞非常激烈，强烈反对向金称臣，堪称宋南渡以来最慷慨激昂、酣畅淋漓的一道奏章，再次在朝野引起巨大震动。这道奏章由胡珵起草，内容主要是朱松的建议。当时父辈们在一起草拟奏章的情景深深地感动了朱熹，激发了其浓浓的爱国情怀。奏章虽然是民心所向，但赵构和秦桧“乞和”之心已决，十二月二十八日，秦桧亲往左仆射馆，以屈膝跪拜礼接受了金国诏书。绍兴九年（1139年）元旦，赵构诏告全国，宣布议和“成功”，这一年正是宋朝开国180年。
  朱熹晚年回忆起这一幕时依然十分痛苦地说：“记得我10岁的时候，父亲感慨地对我说：‘宋太祖开国建立大宋王朝，迄今已经有180年了！’父亲说完这句话，一直在叹气。父亲这番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可是又一个甲子过去了，我却身体有病，沦落到如此地步，根本无法尽一个臣子的责任啊！”朱熹深情地怀念父亲，铭记父亲的教诲，可见当时父亲内心的痛苦是如何强烈地震撼了朱熹幼小的心灵，成为朱熹心中永远的痛。
  绍兴和议“成功”，主和派气焰更加嚣张，主战派朱松随即遭到排斥贬谪。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十五日，秦桧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的“莫须有”罪名将朱松的京官罢免，改任饶州知州。朱松感到回天无力，大势已去，便愤然辞官，于四月同好友范如圭悄然南归，带着朱熹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艰辛生活。
  二、谨承庭训
  朱松早在任政和县尉时，就曾往返于政和与建安之间，建炎三年（1129年）年底又曾短时间代理建安职官。这次罢官请辞后，朱松决意在建州城南建环溪精舍继续授徒教学。
  环溪精舍建成之前，朱松一家曾一度暂住外甥丘羲家。丘羲是朱松二妹之子，与朱熹年龄相仿，他俩非常投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就载有多首朱熹与丘羲的唱和诗作及多封往来书信。在建阳丘氏居所，朱松要求朱熹、丘羲刻苦读书，用“知耻可以养德，知分可以养福，知节可以养气”的思想道德教育朱熹，用儒家的忠孝节义、道德文章启迪朱熹，决心把朱熹培养成为“济苍生、安社稷”的英才。
  朱松精通《春秋》，他经常给朱熹讲述古往今来兴衰成败的历史故事，以激发朱熹心怀天下、中兴大宋的志向。而此时宋金和议只是一纸空文，南宋小朝廷尚未喘息过来，金人便撕毁和约，大举南侵，南宋军民纷纷奋起反击。六月，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以5000精兵出奇制胜，大破10万金兵。岳飞攻打金兵，恢复中原也是势不可当，取得了朱仙镇大捷，前锋离开封仅四十五里，闽北军民闻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宋军大捷，中兴有望！”朱松更是振奋不已。
  有一天，朱松照例给朱熹和外甥丘羲授课，这次讲的是《后汉书·光武本纪》中彪炳史册的“昆阳之战”，说的是光武帝刘秀身经百战、历尽艰辛打败篡汉的王莽建立东汉的故事。朱松讲得精彩，朱熹听得认真，朱松又拿出苏轼的《昆阳赋》向朱熹讲解，第二天，他还用行草抄写了《昆阳赋》全文，并在正文前写了一段小序：“为儿、甥读《光武本纪》，至昆阳之战，熹问：何以能若是？为道梗概，欣然领解，故书苏子瞻《昆阳赋》畀之。子瞻作此赋时方二十一二岁耳，笔力豪壮，不减司马相如也。”
  朱熹非常珍惜这段受教于父亲的童年时光，从小便有齐家、治天下的宏愿，因此，他一直随身珍藏着父亲手书的《昆阳赋》。时光荏苒，逝者如斯，一晃朱熹已是年届古稀，但他仍然深情地回忆起父亲执教此文时的情景，慈父的音容笑貌恍若眼前，于是他展开字幅，题跋曰：“于今匆匆，五十有九岁矣。病中因览《苏集》，追念畴昔，如昨日事，而孤露之余，霜露永感，为之泫然流涕，不能自已。”朱熹这段文字写于庆元五年（1199年），距父亲手书此文已经相去整整59年，可见此事对朱熹的影响之深远，为朱氏子孙后代树立了孝子践行父教的典范，也永续传承了朱松父子忧国忧民、心怀大义的优良家风。
  朱松与崇安五夫里的刘子晕是好友。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朱松应邀从建阳前往五夫里拜访刘子翚，朱熹随父同行。在五夫里，朱熹认识了这位未来的老师刘子翚，也为他后来的求学生涯做了重要铺垫。
  三、“唤醒”环溪
  十年寂寞抱遗经，圣路悠悠不计程。这年秋天，建安城南紫芝上坊的环溪精舍终于建成。环溪精舍其实就是家塾，朱松举家迁居于此，朱松就在这里奉祠居住，全心授徒教学。朱熹自然也是其学生之一，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读书、学习生涯。
  朱松的思想源自洛学，师承程颢、杨时和罗从彦，把《中庸》放在“四书”之首。因此，朱松对朱熹和精舍弟子启蒙教育以“四书”的《中庸》为本，注重内心的自我修养。朱熹在隆兴元年（1163年）写的一首《唤醒》诗回忆了小时候的教育。诗曰：
  二字亲闻十九冬，向来已愧缓无功。
  从今何以验勤怠，不出此心生熟中。①
  “唤醒”就是《中庸》中的慎独存养功夫，朱熹认为人应该常存敬畏之心，不可懈怠，永葆警觉清醒境地。诗中还提醒自己在学习上要迎难而上，不断总结，以达到熟能生巧。
  在环溪精舍，朱松也传授朱熹《论语》。朱熹后来回忆说：“予幼获承父师之训。从事于此二十余年，才资不敏，未能有得。”这些朱熹关于幼承父教的自述，反映了他当时求学的认真和勤奋。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曾对此有一段评述：“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早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
  在“五经”学上，朱松一生最看重的是《春秋》，通过传授《春秋》把忠孝节义和抗金爱国的思想灌输给了朱熹。朱熹也特别喜欢《春秋》，把它看作自己儒家思想的起点；朱松还致力于诗文，他的诗文在建炎、绍兴时期蜚声诗坛，影响较大。傅自得在《韦斋集序》中说：“故吏部员外郎韦斋先生朱公，建炎、绍兴间诗声满天下，一时名公巨卿交口称荐，词人墨客传写讽诵如不及。”为了重振家风祖业，朱松更是悉心指点朱熹诗词文章，希望朱熹早日科举入仕。
  由于家境日窘，朱熹11岁之后由朱松亲自授课。在父亲的悉心教育下，朱熹在建阳时就开始写诗作文，学业突飞猛进。绍兴十一年（1141年），年仅12岁的朱熹诗文便已经出类拔萃。婺源故里前辈诗人俞仲猷会见朱松时看到朱熹诗作，大为赞赏，并带回婺源与诗友董颖共赏，两人都交口称赞，董颖还在一首诗中写道：“共叹韦斋老，有子笔扛鼎。”朱松也很自豪和欣慰，认为孺子可教，后生可畏，“前浪”已老，“后浪”可期。小朱熹天赋非凡，诗文也不同凡响。
  可以说，朱熹走向圣贤之路深受父亲朱松的影响。朱松半官半隐，爱好诗歌，诗风平和淡泊，清新流畅，其诗作大多反映了其主政台州崇道观时的生活，《四库全书》收录了他所作的《韦斋集》12卷，《全宋词》收录了他的《蝶恋花》词1首。朱松在当时就因诗文在文人士大夫中享有盛名，而且对科举考试的程式化的文章毫无兴趣，父亲朱松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朱熹，使得朱熹一生淡泊功名，只求成圣成贤。
  绍兴十二年（1142年）九月，朱松祠禄将满再请辞官，所以前往福州拜访福建安抚使程迈，并顺道造访永泰诗人张元干和泉州傅自得等人。为了让儿子增长见识，朱松将朱熹带在身边，随行听长辈们讲诗论文。这次出行，不仅让朱熹受到了文化知识的熏陶，也使他的才智初露端倪。当年十二月底，朱熹跟随父亲由福州返回建安，继续他的苦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