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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宇宙人生的人文学科，如文学、艺术、哲学、伦理学等，言及精微处，莫不与人心有关。苏轼的文学理论是如此，朱熹的道德哲学也是如此。苏轼讲“文心”，偏重于主体的感觉和体验，使心的作用和精神活动与自然之道相冥合，在审美创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情，成就自由潇洒的艺术人格。而朱熹所说的“道心”，却是先验的形而上心体，即天之所命的性理，属于圣学心传的圣人之道。他要人畏天命、畏圣人之言，操持涵养心性，以培养严肃整齐的道德人格。就人生追求而言，道心与文心是完全不同的。
  朱熹的“道心”之说，以宋代新儒家讲的道统心传为根据。如二程认为《中庸》一书是“孔门心法”，张载《经学理窟》有“孔、孟而后，其心不传”的说法，已含有传圣人之心即是传圣人之道的意思。但明确提出道统心传的，是朱熹少年时期的启蒙老师刘子翚，他在《圣传论》中说道统是靠圣心的密契而相传的，所谓“密契圣心，如相授受”，并引伪古文《尚书·大禹谟》里的“惟精惟一”作为圣心相传的密旨。这对朱熹“道心”说的形成有直接的启迪作用。朱熹依据师说，提出了所谓“十六字传心诀”，即《尚书·大禹谟》里所讲的：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朱熹在与陈亮辩论时说，这就是儒家上古圣人“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答陈同甫》）。他认为虚灵明觉之心，古今人所共有，但一般人的心，生于形气之私，知觉受个人气质情欲的蒙蔽，常处于危殆不安的作用中，此谓“人心”。而圣人之心原于性命之正，大公无私，能知觉微妙的天理，乃最纯正的人之本心，是为“道心”。能知觉天理的道心微妙难显，得由人心的作用中见出，所以道心与人心亦非别为两心。圣人也是人，故上智的圣人也有人心，下愚的百姓心里也蕴含着道心，关键在于精察二者的不同，坚守本心之正而不离，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宰，让人心听命于道心。这样就能使危者安，微者著，无过与不及而执其中，奉行圣人的中庸之道。
  十六字心传虽以儒家经典《尚书》为文献根据，却是宋代新儒家理学思辨的产物，是朱熹根据“理一分殊”的理气体用学说推论出来的，并把它写进《中庸章句序》里，作为“孔门心法”的具体内容。“道心”为理一，“人心”为分殊，若理、气分言，则有生于形气之私的人心与源于性理之正的道心的区别。可理为体，气为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故道心与人心同出一心，道心为心之本体，人心乃心之作用，两者交叠重合在一起并互为体用。按照朱熹的说法，心之本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是性善的义理，为天下人所共有，故道心是天下为公的大公之心；可现实生活里心的作用属于个人的口耳鼻目四肢的感觉，如饥饱寒暖之类，“皆生于吾身血气形体，而他人无与，所谓私也”（《语类》卷六二）。为公，还是为私，乃分辨道心、人心的关键。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天下人都必须遵循的道德义理便是公，出自个人的生活欲望便是私，公私之辨也就是天理、人欲之辨。
  如何在心源之地分辨道心与人心呢？朱熹在《答郑子上》里说：“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前一个觉指“知觉”，是一种理性的认知活动；后一个觉指“感觉”，是一种受感官支配的情感体验。朱熹不愿意被别人称为诗人，原因在于诗人的生活多崇尚感觉，作诗须有情感体验，难免于此流为人欲之私，所以他认为作诗无益。如果像苏轼那样，乐于作诗作文，切近人情而曲成义理，忘本实而贵通达，使读者欣然喜爱而不知疲倦，尤为有害于天理而乱人心志。
  朱熹并没有以道心否定人心的意思，因为人的生存本能和感官欲望是与生俱有的，思想家若只根据自己的理论就想把它否定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况且所谓“道心”，只是一种抽象的义理，是一种先验的理念假设，如不能在具体的人心中指明它的存在，就毫无意义和价值。朱熹说：“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但为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耳。故圣人以为此人心有知觉嗜欲，然无所主宰，则流而忘反，不可据以为安，故曰危。道心则是义理之心，可以为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据以为准者也……故当使人心每听道心之区处方可。然此道心却杂出于人心之间，微而难见，故必须精之一之，而后中可执。然此又非有两心也，只是义理人欲之辨尔。”（《语类》卷六二）如此说，道心之惟微，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理念本体，而且它存于人心之中，存在于饥求饱、寒思暖的生命欲望里，隐乎一般人的日用生活之间，微而难察。
  同样是人人皆有的心情，饥寒痛痒是人心，而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却是道心了，前者出于人欲，后者合乎天理。朱熹说：“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多，人欲便也是天理里面做出来。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语类》卷一三）孟子就曾说过“食色，性也”，二程也承认“饮食男女之欲，喜怒哀乐之变，皆其性之自然”。对此，朱熹并不想加以否认。当他的学生问，在人的日常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他的回答是：“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语类》卷一三）也就是说，作为生存的基本要求和正当的生命欲望，人要吃饭，这是符合天理的，故人欲中自有天理，人心中也有道心。但是如果超出正当要求，不仅要吃饱，还想吃好，享用美味佳肴，那就属于非分之想的人欲了，将给人带来无穷尽的烦恼和不安。朱熹认为，人心或人欲的危险就在这里，必须灭绝掉它。
  问题在于，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如何分辨出自人心的要求欲望的正当与否？对于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老百姓，过节时想吃点肉，就属于求美味的人欲了，但在达官贵人的宴席上，有酒有肉难道不是最基本的正当要求吗？一般小户人家，想娶一个漂亮一点的女子已属非分之想了，但皇帝老子后宫佳丽三千人，不也是很正当的么？难道天理就该如此？理学家往往很难也不愿正视这些问题，故二程只教人要“安于义命”，因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就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的义理而言，龙袍只有皇帝穿才代表天理，别的人想穿就是惑于人欲而想谋反。其他生活中的事，也可以此类推。
  说到底，个人的要求欲望是否正当，是否符合天理，要视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等级而言，地位越高，属于天理的欲望也就越多。这与其说是天理，不如说是封建等级社会的道德义理更为恰当一些。朱熹在《答潘叔昌》里认为：人须先置身于法度规矩中，持礼克己，方能除去人心中的人欲，使自己的言行都符合天理。理学家所讲的义理，是要贯彻高下尊卑、亲疏远近的“义”的原则的，绝非简单的一视同仁。如皇帝要求臣民尽忠，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但绝无子民反过来要求皇帝尽忠之理。
  由于有在“分殊”的事上分辨理、欲的困难，朱熹认为：“以理言之，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易。”可“以事言之，则正之胜邪，天理之胜人欲甚难”（《语类》卷五九）。他讲道心，主要是就虚心明理而言，要使道心成为人心的主宰。其《答黄子耕》书说：“以道心为主，则人心亦化而为道心矣。”但这需要下一番切实的心性存养的操持功夫。朱熹说：“心，一也。操而存，则义理明而谓之道心。舍而亡，则物欲肆而谓之人心。亡不是无，只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答何叔京》）道心与人心之别，只在收或放的一念间。他认为只要以虚明灵觉之心洞知义理，持守于道心微妙之本以致其一，那么人的思虑动作皆能执中，无过与不及，于是乎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了。
  朱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在斋居寒泉的著述讲学期间，布衣素食，不苟言笑，常正襟静坐，反躬自省。他作《尽心说》，主张“即人心而识道心”，若人心能常操存便是道心。其《观心说》又认为：“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作为这一段时间生活和思想的总结，他前后作了二十首《斋居感兴》诗，说明自己持敬斋居期间精于天理的操存体会，其四云：
  静观灵台妙，万化此从出。
  云胡自芜秽，反受众形役。
  厚味纷朵颐，妍姿坐倾国。
  崩奔不自悟，驰骛靡终毕。
  君看穆天子，万里穷辙迹。
  不有祈招诗，徐方御宸极。
  这其实已不是什么诗，因其屏去情感而专涉理路，无诗的美感可言，只能算是押韵的理学语录了。开头两句中的“灵台”，指虚灵知觉之心，意思是人只要能把心收回来，于静中体察心体的微妙，即可知觉天理。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万化皆从此心而出，此心就是道心。如果不能操存此心的话，人就会陷溺于流荡不归的欲海，难以自拔。而人心一旦为耳目口鼻等众形所役使，就将陷于荒芜污秽的境地。如果放纵求美味和美色的饮食男女之大欲，就会像周穆王一样，国家都要崩溃了还不醒悟，还心驰神骛于奢侈华靡，想肆意游玩、周行天下。人欲之败家误国竟至于此，人心陷溺于人欲中是多么危险！
  当然，这还只是就天子而言是如此，对于一般人来说，朱熹认为：“人欲不必声色货利之娱，宫室观游之侈也。但存诸心者小失其道，便是人欲。”（《与刘共文》）因为人心是活物，一不注意便会在与外物交感时生出私欲来，私心随去随生，须小心谨慎，随事检点方可。他在《斋居感兴》其十三中说：
  颜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
  中庸首谨独，衣锦思尚絅。
  伟哉邹孟氏，雄辩极驰骋。
  操存一言要，为尔契裘领。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焕炳。
  何事千载余，无人践斯境。
  据蔡模《文公先生感兴诗》所言：“此诗论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传心之法，以上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盖所以明道统之支派。而又叹其自孟子而下，寥寥千有余载。而道统几于绝也，其旨深哉！”他认为这首诗讲圣人传心方法，可以看作是朱熹对十六字传心诀的具体说明。
  诗的第一句出自《论语·颜渊》篇，言“约之以礼”。颜渊向孔子请教修身的具体方法，孔子告之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以礼为规范，终身躬行这四勿。第二句出自《论语·学而》篇，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强调要随时检点自己的言行。第三、四句均出自《中庸》，认为道不可须臾离也，故君子戒谨乎其所不睹。讲究“慎独”，小节也不放过，如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从第五句到第八句，本于《孟子》里讲的“存心”、“尽心”的操存修养方法，反身而诚，提纲挈领。这些圣人传心的方法早已载入史册，垂法于后世，可在孟子之后的千余年时间里，为什么却无人去照着做呢？
  在朱熹看来，答案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人们忽视了人心中所萌发的人欲的危害，常常只相信自己五官感觉的真实，受本能和感情的欺骗，不能以虚明之心去知觉天理，察觉不到道心的存在。心无主而随心所欲，不明圣人之心，以致圣人之道几于绝传。他说：“韩愈论孟子之后不得其传，只为后世学者不去心上理会。尧舜相传，不过论人心道心精一执中而已。”（《语类》卷一二）所谓“心上理会”，不仅指《孟子》、《中庸》里讲的那种“反身而诚”的内心存养，也包括《论语》里讲的人在具体人伦日用生活里的言行操守，如非礼勿视，言忠信，行敬笃，克己复礼等。明理不能专一外求，亦不能悬空向内。内心存养虽可精察道心，但若无事上检点，则也难以克制人欲而使人心听命于道心。要致其一而执其中，内外兼尽而下学上达，方能深明圣人之心而洞悉天理，使人心化为道心而心存主见。
  朱熹对十六字传心诀的阐释，实已概括了他的天理本体论和心性修养工夫的主要内容，是其心学思想的最精要的总结。但十六字法的提出，明确了道心与人心的不同，突出了公与私、义与利、天理与人欲的对峙。先验抽象的理的准则，与现实里活生生的情感欲望的对立，使儒者道德人格的存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须随时心存敬畏，不敢有丝毫放松。大公无私，克尽私欲，说说容易，而且也很高尚，但做起来就很难了。稍不注意，私心一闪念，就会言行不一，给人以虚假之感。
  人心危险，道心微妙。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只是一种理论假设，道心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如果说有个人私欲的人心的感觉靠不住的话，那么由道心所知觉的天理，只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有利，对社会地位高的人有利，是否就是公正的和可信的呢？会不会出现以理杀人的社会悲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