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国士人是以自己的思想文化传统为基础来接受外来佛教文化影响的，禅宗之所以能在唐、宋的士大夫阶层中广泛流行，在于它融合了老庄思想和道家学说，已经中国化或本土化了。如在《六祖禅师碑铭》中，王维称慧能为“世之至人”，并认为“至人达观，与佛齐功”。苏轼所敬重的禅师契嵩，在其所撰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赞》里，也认为“《坛经》者，至人之所以宣其心也”，同样把惠能当作“至人”。苏轼则把深受中国士人喜爱的维摩居士称为“至人”。
  “至人”之说，出于《庄子》，是道家所向往的一种理想人格。在《逍遥游》中，庄子把“至人无己”作为做人的最高境界提了出来，认为只有“至人”才可能真正做到“无所待”，逍遥于无何有之乡与广漠之野。东晋高僧支道林认为，庄子《逍遥游》的主旨在于表明“至人之心”，这种解说迎合了当时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深为士林所赞赏。至人之心，乃摆脱世间是非利害计较和自我欲念束缚的本然之心，它能使人进入一种齐物我、忘生死的无差别的虚静境界，达到任性逍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绝对自由，即庄子在《齐物论》中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道家用来作为退避社会政治而全身葆真的方法和处世哲学，带有高蹈尘世、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以致令人生羽化登仙的遐想，故“至人”又可称为“真人”和“神人”。
  自魏晋玄学兴起之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老庄思想即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因以名教修身的人，一入于仕途利禄不免流于虚假，不如忘情于功名富贵的老庄之徒，更能保持人格的独立和完整。更何况儒家以名教纲常维系社会稳定的说教具有约束性和规范性，不如老庄逍遥齐物的至人之心，更能契合士人追求心灵自由和个性发挥的需要。苏轼早年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追求心灵自由和不贪恋富贵功名方面。他在《读道藏》中说：至人悟一言，道集由中虚。
  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
  所谓“道集由中虚”，指庄子所讲的“心斋”而言。庄子在《人间世》中说：“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天道篇》又说：“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按照庄子的说法，人只有通过“心斋”澡雪精神，排除与是非判断相关联的知识成见的束缚，不为外在的物欲所扰动，才能恢复虚而静的本然之心，进而以虚静之心推于天地，通于万物，达到至人无己的至乐之境。所以做至人的关键是恢复和保持虚静之心，这样才能用心若镜，物来即映，物去不留，应物而不伤。
  虚静是道家思想的命脉，也是道家修养工夫的总持，苏轼对此是把握得相当准确的。“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蕖”，是说人只有在虚静的精神状态下，才能反观自己天然纯洁、不染世累的心体，心地清明，污垢难沾，有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莲花原是佛教用来形容自性清净的象征物，苏轼用它来比喻至人心体的本然状态，亦可说明中国文人在对心性本源的认识上，也体现了佛、道思想的相互交融。
  不过，苏轼讲至人的“中虚”，讲“心闲”，似更侧重于心体的一无所有和清净自在。只有这样，人才能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自己的本心而无滞碍，做到不为名利所动，不为富贵贫贱所扰，让心灵摆脱一切外在的束缚，自由自在，适意逍遥。
  从苏轼早年就形成的追求自然适意、无所系念的人生态度来看，对他通达放旷的思想性格有直接而深刻影响的，是庄子的至人观念和逍遥齐物思想。如其《石苍舒醉墨堂》所说：“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但只有真正做到至人无己，才能泯是非，了生死，齐荣辱，心意通达无碍，来去潇洒自如。他在《泗州僧伽塔》一诗中说：“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他还用天空中自由飘动的云朵，形容这种应物无滞的至人之无心，他说：“片云会得无心否，南北东西只一天”。（《蜀僧明操思归书龙丘子壁》）只有做到“无心”于万物，才能超然物外，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苏轼强调至人之无心，目的在于追求适意逍遥的精神自由。他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中说：“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
  宋代士人对庄子思想的喜好，多在逍遥、齐物二义，此二义归根于心地的虚无，与禅家的性空之理相通。庄子的逍遥、齐物之论，也就成为当时许多文人谈禅的基础，由庄学再上一关，便是禅。庄子思想是苏轼入禅的捷径，故庄禅不分，释道合一，习佛和问道并行不悖。这也使他所理解的禅多止于表层，骨子里渗透的乃是庄学精神。尽管苏轼也说：“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可他自己一再表示对超然玄悟的禅并无所得，对务从简便的禅宗顿悟之道持怀疑态度。在《书楞伽经后》里，他批评当时社会上那种“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的习禅之风，认为这很容易使人们认为禅悟是件很容易的事，连妇人孺子都“抵掌嬉笑，争谈禅悦”，以致使佛法浸微。他在《仆去杭五年，吴中仍岁大饥疫……》一诗中说：“何时杖策相随去，任性逍遥不学禅。”
  在苏轼看来，佛法应当是直指心源、不立文字的，参禅悟道的关键在于自己心中真有所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人只要在现实生活中除去凡心，保持自己心中的一块净土，顺应自己的本心而达逍遥放旷的自得之境，也就算是习佛有成了，何必再侈谈什么一切解脱的禅悟呢！那只能是自欺欺人。他的好友陈季常喜欢谈禅，自谓饱于禅学，其妻柳氏却是个悍妇，好骂街，甚至当着客人的面数落自己的丈夫，詈声闻于外，使陈季常感到十分害怕。苏轼作诗戏之曰：“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谈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柱杖落手心茫然。”很有些不以为然的调侃意味了。
  苏轼是个机智风趣的人，性格开朗，热爱人生，不善空谈和玄思，喜欢将自己的人生思考与现实生活体验结合在一起。他讲至人“无心”，讲至人的“逍遥游”，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只是随意的曳杖散步而已。有别于常人的地方仅在于，作为诗人而言，这种曳杖散步的逍遥游带有审美意味，可称之为审美散步。如刚贬谪到黄州时，苏轼借居在定惠院，常到附近的山村去散步。他在《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里说：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在这种散步的逍遥游过程中，苏轼看到满山遍野的杂花里有一株幽独而名贵的海棠，觉得它就像空谷佳人，于是有“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的赞美。进而以海棠自寓，纵笔挥洒，写得风姿高秀，兴象深微，堪称咏海棠的名作。
  类似这样的审美散步，在苏轼贬居黄州的五年时间里是很多的。他多次到岐亭造访老友陈慥，又经常拄拐杖，载酒食，乘舟往游武昌。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和蕲水，也是他喜欢出游的地方。每游一地，都有诗文流传。他曾两次游黄州附近的赤壁，观月色下的秋江美景，望大江东去的滚滚滔滔，乘兴写下了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他在《雪堂记》中说：“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他常常曳杖散步于修竹掩映的僧舍、月色笼罩的山坡、细雨飘洒的林间、风静浪细的江边，不知远近，旷然天真。或乘舟出游于江面，弹击江水，随意漂流。浩浩乎，如御风而行，不知所止；飘飘乎，如身有双翼，羽化登仙。在随意出游时，他寄情山水而听任自然，有一种逍遥自在、适意寓情的美的体验，这能使他暂时忘却自己被管制的罪人身份，忘却尘世的烦恼。
  他已把至人的逍遥游完全生活化、艺术化了，成为一种具有生命情趣和艺术韵味的审美境界。
  寓意寄情于物的审美境界，是一种物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故逍遥游与齐物论是分不开的。关于庄子的《齐物论》，向来有两种解说：一种是齐“物论”，认为物论之不齐，在于因人心而生是非，“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至人则两顺之，无可无不可。另一种解释是“齐物”论，认为事物之间的差别，如生与死，梦与醒，都是相对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流变不止，实没有强加分别的必要，故至人“丧我”而“物化”，与万物复通为一。前者讲无是非，后者强调无差别，其实两者是相通的，人间的是是非非，皆由物我的差别和对立而起，无差别，自然也就无是非了。苏轼在《庄子解》里说：“物本无终极，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所以无论其成与毁，都是一样的。他还说：“得道者无物无我”，能做到无物无我，也就消除了物我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所以“至人”境界应当是物我为一的无差别境界，只有这样才能心无滞碍，遇事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才能不为物喜，也不为己悲，即使在处境十分艰难的时候，也可有超然物外的逍遥之游。
  这在苏轼晚年谪贬岭海的很多言行中都有体现。如在赴海南途中，他与流放雷州的弟弟苏辙在滕州相遇，兄弟俩结伴而行，于路边买饼充饥。那食物的质量太差，令人难以下咽，他却嚼得津津有味，而苏辙咬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于是感到很诧异。苏轼笑言道，吃东西不过是咀嚼食物罢了，吃好的是嚼，吃差的也是嚼。既然如此，何必在乎嚼的是什么呢？苏辙闻言一笑，不得不佩服哥哥的通达和想得开。尽管这种齐物之论并不能使严峻的客观现实有丝毫的改变，但它却能为当事者提供看待事物或人生的超然态度和旷达情怀，有助于化解忧患而随缘自适。
  苏轼刚流放到海南岛的儋耳时，环顾四周，天水无际，不觉凄然神伤，自言自语：“何时得出此岛耶？”但转而一想，天地不都是在积水之中吗？按照传说，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之中，天下之人谁不是住在海水环抱的岛上，只不过岛有大小而已。这就像将一盆水泼在地上，草芥浮于积水上，小蚂蚁附在草芥上，茫然不知所济，可不一会儿水干涸后，蚂蚁就可以径直走出积水之地了。“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试笔自书》）苏轼以此来安慰自己，故能把穷达、荣辱和生死都看得很开。
  海南地处亚热带，地湿雾多，瘴气熏蒸，极易染上热病，而且岛上没有医生。对此，苏轼的方外之交参寥很是担心，专门托人带信和礼物给苏轼，并说要来看望他。苏轼回信说，这里是有因瘴疠而病死的人，但“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但苦无医药，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参寥闻此一笑，当不复忧我也”（《与参寥子》）。可见他本人对此是毫不在意的。与在黄州时一样，苏轼谪居儋耳时也经常到处出游散步，他头戴笠帽，手曳竹杖，历小巷，入僧舍，步山林，过阡陌，与当地的黎族人民交朋友。他在《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一诗中说：“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意思是说即使自己出游时迷失了方向，也能循着牛屎找到归家的路。以牛屎入诗，这恐怕还是诗史上的第一次，真的很洒脱。
  至人的泯是非、齐物我的无差别境界，在使苏轼摆脱了外在名利和物欲的束缚，以超然旷达的胸怀面对仕途坎坷所带来的不幸的同时，也使他对人生价值的社会存在产生怀疑，有一种类于庄子在《齐物论》里所说的“庄周梦蝶”一样的人生虚无之感。他在《参寥泉铭》里说：“余晚闻道，梦幻是身，真即是梦，梦即是真。”把人的梦幻感觉与真实的人生等同起来，进而根据佛家的缘起学说，把自身所经历的一切视为“尘根”未净的心理幻象。其《梦斋铭》说：“世人之心，依尘而有，未尝独立也。尘之生灭，无一念住。梦觉之间，尘尘相授，数传之后，失其本矣。”把尘世的功名富贵当作身外之物，其结果只能导致对现实社会所承认的人生价值的否定。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所以一切现实的苦难和人世的痛苦，也都不过只是一场红尘梦，不必十分在意的了。
  人生如梦是中国古代文人经常会有的人生感叹，作为一种消极的人生观，可以追溯到庄子《逍遥游》里讲的蝴蝶梦。如李商隐《锦瑟》所言：“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苏轼言人生如梦的诗也很多，诸如：
  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
  ——《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
  觉来身世都是梦，坐久枕痕犹著面。
  ——《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
  蘧蘧未必都非梦，了了方知不落空。
  ——《次韵答元素》
  物生有象象乃滋，梦幻无根成斯须。
  ——《六观堂老人草书诗》
  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
  ——《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
  醉醒皆梦耳，未用议优劣。——《和陶影答形》
  世间万事寄黄粱，且与先生说乌有。
  ——《赠李兕彦威秀才》
  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过岭二首》
  愿君勿笑反自观，梦幻去来殊未已。——《王巩清虚堂》
  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
  ——《次韵王廷老退居见寄二首》
  由于在身世是梦的咏叹中，加进了释氏以万物为空幻的思想，所以尤为显得深微沉重。但苏轼并没有由此走向彻底否定人生的寂灭，而是更加珍惜自我生命本身。因为既然世事有如梦幻，那么何不顺应自己的生命本然而活着？在人生存在的社会意义和价值被否定之后，活着本身就是价值。
  人生如梦，是由于人生短暂，而有梦总比没梦好，梦也是一种存在，至少能证明人还活着，而且不是行尸走肉。苏轼在感叹人生如梦时，并没有否定自我生命的意思，相反，他十分重视道教的“真人”养生之术，虽历经磨难，却希望自己能好好地活着，而且要活得健康，活得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