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谈到古今学者的不同时，与苏轼同时的“二程”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所谓“文章之学”，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学”，故文人又可称为文章家；“训诂之学”，指汉、唐以章句注疏为主的儒家传统经学；“儒者之学”特指宋代以后兴起的新儒学，即理学。宋代的儒者主要指理学家而言。
  宋代新儒学滥觞于“庆历新政”时期，当时儒学复兴与古文运动结成同盟，理学先驱与宋代古文家在文化思想和政治主张上多有相同之处。如都主张重建儒家的“道统”和“文统”，强调宗经复古，主张维护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等。在后来“熙宁变法”的新、旧党争中，因在政治上都倾向于保守，一些文人作家与理学家还被视为同党。元祐年间，当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在朝中得势后，立即尽废一切新法，起用曾受新党排挤打击的士人，包括苏轼、苏辙、黄庭坚等苏门文人和程颢、程颐兄弟一派的理学家。这就是所谓的“元祐更化”。
  在元祐更化中，苏轼认为王安石想通过变法富国强兵的立场和出发点是好的，尽管事与愿违，其“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弊多利少，但其中也有一些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如免役法），不可限于党人的偏见而一概废弃。他一入朝就劝说司马光别尽弃新法，司马光不听。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弊，话不投机，气得苏轼回家后连呼：“司马牛！司马牛！”（《铁围山丛谈》）由此而得罪了司马光和他手下的旧党人物。
  司马光上台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葬礼由理学家程颐主持。那天正好朝廷举行神宗灵牌放入祖祠的吉日庆典，令百官参加。苏轼等人参加了有歌唱乐队的皇家宗庙庆典后，又赶到司马光府上吊唁。然而程颐认为按照儒家的古礼，庆、吊是不可同日的，他说：“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有人反驳道：“那也只是说闻哭不歌，并没有说闻歌就不能哭呀！”（《河南邵氏闻见后录》）苏轼也认为程颐未免太拘泥于礼教传统而不近人情了，遂引用古语“糟糟鄙俚叔孙通”加以嘲讽，在士林中传为笑谈，令程颐十分难堪。
  自此，文人和儒者就结下了宿怨。站在苏轼一边的文人，多视理学家为迂阔不通人情之腐儒，泥古不化而空谈性理；而站在程颐一边的儒者，多认为文人是不拘礼节的轻俊之士，难免有蔑视权威而犯上作乱之嫌。后来自命为二程传人的朱熹，要对文学家的为人和为学进行批评，并把批判的重点放到苏轼身上，也就不是毫无来由的了。
  由苏轼与程颐在具体问题上发生的争执，不难看出文人与儒者在为人处世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所以他们面对忧患时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也不一样。与苏轼的经历相似，程颐晚年也陷于新、旧党争之中。作为旧党成员，他被列名于元祐党人碑，朝廷下诏追毁其出生以来的文字，将他贬为“涪州编管”，像犯人一样受到管制。在这种情形下，他潜心注解《周易》，作《伊川易传》，认为《周易》是“圣人之忧患后世”之书，并把“安于义命”作为“人之处患难”时的一种处世哲学提出来。他在解释《未济》卦时说：“至诚于义命而自乐，则可无咎。”又说：“人之处患难，知其无可奈何，而故意不反者，岂安于义命者哉！”安于义命而顺从天理，是理学家对待忧患的基本态度。
  所谓“义命”，也就是“天理”。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二程所说的天理是形而上的先验的万物本体，它生成一切，支配一切，其作用贯穿于世间万事万物之中，通过物象来显现。程颐认为只要把握了天下各种事物现象的会合变通之理，以施行其制度礼仪，那么就可以做到复尽天理而无所不备了。天理落实到人身上就是人心里固有的性理，所以说人的一身之上，百理具备，善于读书的人，只要能根据经书上所讲的圣人之言反求诸己，正心、诚意，就可以洞悉天理而获得一种道德自我圆满的快乐。
  在北宋末和南宋初那种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的现实环境中，二程的入门弟子，如杨时、谢良佐、罗从彦等，都把反求诸己作为面临忧患时的一种处世态度，终日静坐内省，心存天理而安贫乐道。从北宋到南宋，理学的发展趋势是主静的修养方法，于情感未发时体验心里的性理本体。这往往容易造就一批睟面盎背、木讷简重、喜怒不形于色的“醇儒”，看似道行高深，给人以德高望重之感，然而于实际社会政治却没有多少作用。
  这一点朱熹的父亲朱松有切身的感受。朱氏原是一个世代业儒的望族大姓，朱松自小苦读经书，与李侗一道师事二程的再传弟子罗从彦，自以为胸藏经邦治国之道，可却生不逢时。为逃避北宋末年的金人入侵和农民起义，他在战乱中失职，流寓于尤溪旁的郑氏馆舍，忧患余生中添了一个儿子朱熹。他在《洗儿二首》中吟咏道：
  行年已合识头颅，旧学屠龙意转疏。
  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儒冠？
  身处国破家亡、内忧外患的年代，才明白过去辛辛苦苦所学的那些儒家的学问和道理，不过是一些毫无用处的屠龙之术，于国于家都没有什么好处。他只希望自己这新添的儿子能弃儒从军，做一名有助于国家征戍的壮丁，不愿让他再做苦读经书的儒生。
  可是在南宋小朝廷满足于偏安一隅，君主赵构和奸臣秦桧为了主和而不惜残杀抗金名将岳飞的情况下，要想叫儿子从军报国是极不现实，也是没有出路的。朱松自己就因坚决反对宋金议和，得罪秦桧而无法在朝中立足，所以他能教给儿子的仍然只是努力诵读经书。他在《送五二郎读书诗》中说：“尔去事斋居，操持好在初。故乡无厚业，旧箧有残书。夜寝灯迟灭，晨兴发早梳。”他根据自己所接受的二程的理学，用“四书”之学教育朱熹。这只能把朱熹培养成为一个有做人操守的儒者，能读书明理而已。
  朱熹自幼资性颖悟，好学深思。朱松曾指着天对他说：“此天也。”不料朱熹追问道：“天之上何物？”这使朱松大为惊讶（《朱子行状》）。朱熹自己也说，他五六岁时就常面对浩瀚的天空苦苦思索，想弄清楚天地四边之外有什么物事，天边四周也须有个尽头吧？“其时思量得几乎成病”（《语类》卷九四）。少年老成的他，思想就显得要比同龄人早熟，当同伴们只知到沙滩玩耍嬉戏时，他却独自端坐一旁，用手指在沙地上画来画去，而画的竟是八卦图，以致被人视为“神童”。
  朱熹很早就在塾师的教导下开始接受儒家“六经”的训蒙教育，初读《孝经》，他便在书上题字说：“不若是，非人也。”在家为孝子，出门必为忠臣。朱松也有意要把朱熹教育成为恪守儒家忠孝节义的经世之才，除了教朱熹苦读经书外，还经常给他讲述古今成败兴亡的大事，激发其为国家中兴尽忠效力的气节，要他以“臣子之责”为己任。“绍兴议和”时，朱熹年方十岁，面对南宋的半壁江山和朝中主和派卖国求安的可悲现实，朱松慨然对儿子说：“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言罢叹息良久。这情景使朱熹终生难忘。
  受家庭教育和师友讲习的熏陶，朱熹青少年时代就树立起做当世大儒的志向，心怀忠义济世之志，而以读书明理为天职。朱松死后，他遵父嘱住崇安归依刘氏家族，师事武夷三先生。他在刘子翚家塾中读经问学，受到了更正规、更全面的儒家传统教育，即以习字而言，也强调字如其人，专门选唐代忠臣颜真卿的字帖来学，不作软媚浮浪之笔。刘子翚早年怀着抗金报国的热情为朝廷效命沙场，因靖康之变而哀愤成疾，宋室南渡后又因在朝中反对议和遭排斥，愤然归居屏山，自号“病翁”，洁身自处，潜心于“圣学心传”而无意官场沉浮。他的身教言传，对朱熹影响极大。
  在读“四书”、“五经”的同时，朱熹也读了大量的佛书、道籍，而且一度迷恋于禅说仙境。但是，当他通过科举入仕和师事李侗后，儒者那种积极经世治邦的入世精神更高昂了起来。他在《送籍溪胡丈赴馆供职二首》中说：“心知不作功名计，只为苍生未敢休。”这促使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政治的现实中来，写下了《感事抒怀十六韵》、《闻二十八日之报喜而成诗七首》等一批感时忧世的诗篇。他密切地关注着绍兴末年由金帅完颜亮南侵而挑起的宋金之战，充满了济世安邦的热情。
  然而，在当时那种朝中主和派占上风的政治局面下，持反和主战态度的儒者，想实现自己“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是很困难的。更何况自北宋崇宁年间以来，二程理学作为“元祐学术”是朝廷明令加以禁止的，宋室南渡以后，朝政为主张对金妥协投降的奸臣秦桧等所把持，又进一步把二程学说定为“专门曲学”加以排斥，作为他们政治上党同伐异，打击忠义爱国志士的手段。当时反对主和的理学家和抗金名士，大多信奉二程学说。朱熹从刘子翚等理学三先生问学时，正值朝中反理学的政治思潮甚嚣尘上，二程学说只能通过山野传道、民间授学的方式传播，几令儒者有天下无道之感。
  这也促使朱熹把儒学的命运与现实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思考，具有强烈的道学忧患意识。在他看来，国家的衰落、政治的腐败，与社会人心的道德堕落和信仰危机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把二程理学作为拯救南宋衰败之世的精神力量，企图通过振兴儒学教育来改变世道人心。在同安任主簿时，他把整顿学风与世风联系起来，向被利欲熏心的读书人宣扬儒家的“为己”之学，要学子以“志于道”为己任，立学道为己之心，超越科举入仕的章句之学而入于正心诚意之途。
  就儒家做人处世的准则来说，只有正心、诚意，才能进一步做到齐家、治国和平天下，从国家政治到社会风俗，都必须通过士及士阶层的群体道德自觉和自律，才能得到明显改善。当然，国家政治的好坏，还与最高统治者有直接的关系。北宋的灭亡，荒淫无度的宋徽宗是难逃其咎的。南宋初期奸臣秦桧能任意妄为，残杀抗金名将，其背后也有宋高宗撑腰。作为充满忠君思想的儒者，朱熹不会、也不可能把罪责归结到皇帝身上，但他认为朝政的败坏、社会道德的沦丧，与君王受奸邪小人的蒙蔽大有关系，只要君王立志做“圣君”，亲君子而远小人，社会政治自然就会清明起来，国家也就有了希望。
  试图用解决个人道德问题的方法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是朱熹道学忧患意识的现实内容，体现了儒者做人处世的社会伦理关怀和道德至上的政治观。
  在师事李侗而确立了自己生平学问的大旨后，朱熹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应诏上封事，劝新即位的宋孝宗留意于致知格物、正心诚意之学，带头奉行儒家内圣之学。他说：“使事物之过乎前者，义理所存，纤微毕照，了然乎心目之间，不容毫发之隐，则自然意诚心正，而所以应天下之务者，若数一二，辨黑白矣。”（《壬午应诏封事》）他建议宋孝宗讲学明理、定计恢复和任贤修政，以为君心正，大本立，才能天下治。但孝宗对这一套道德治国的说教并不感兴趣。隆兴元年（1163），朱熹亲自入都奏事，进宫面奏三札，首先讲的也是正心诚意的“圣学”。他当面批评孝宗沉迷佛老，不好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所以国家不治。然后又以君臣父子的三纲五常论证宋、金的“不共戴天”之仇，反对议和，要孝宗外攘夷狄而内修政事。
  这种面陈君过的忠义之举，并未能打动君心，反而使宋孝宗感到不快，于是让朱熹除武学博士。武学博士之职是以兵书、弓马、武艺教诲学者，这并非朱熹之所长，更何况还要等到次年才能正式充任！这实际上是对朱熹的嘲弄，意味着请他离京还乡，不得以道学之名干预朝政。明明是想用自己的思想学说为维护君主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但却遭到了统治者的冷遇和排斥。剃头挑子一头热，这是很让朱熹感到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他在朝中还目睹了当时很多朝臣在宋、金议和问题上纷纷转向主和，“隆兴议和”已成定局，自己的建议和献策已完全不合时宜。加之此时又传来老师李侗去世的凶讯，这似乎也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朱熹怀着一腔忠义不为君王赏识的悲愤回到了家乡，他在《感事再用回向壁间旧韵二首》中说：“腐儒空感慨，无策静狼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儒者的做人准则和处世态度，而是更加执着地以民间师友研习和著书讲学的方式，宣扬自己所信奉的二程理学，以及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从二程到朱熹，我们可以看到宋代儒者面临忧患时，是如何由客观走向主观，由历史走向人本，由政治走向教育，企图用读书讲学以培养道德人格的内圣修养方式，解决客观社会的政治问题。
  如果说宋代士人忧国忧民的“经世”活动，在北宋时期体现为想通过改革政治而富国强兵的话，那么到了南宋，到了朱熹所处的时代，就已演变为以书院讲学和在民间推行教化为主了。朱熹到湖南讲学时，为湘中士人书写了“存忠孝心，行仁义事，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的条幅，刻石于文庙。他为岳麓书院讲堂所书的“忠孝节廉”四个大字，成为该书院后来世代相传的校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