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往事越千年，弹指一瞬间，今之视昨，亦如明之视今。这就是历史。历史是由人所创造的文化现象，涉及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方面，既包括衣、食、住、行之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也包括思想、信仰、情感等主观精神上的向往，后者同样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历史从什么地方开始，思想文化的进程也就从那里开始，一切历史都是思想文化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士人里的杰出代表人物，透视他们全部人生历程和史实背后隐藏的思想，或许能对其处世心态蕴含的文化性格和人性内容，对人类社会生活所必存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有某种独到的感悟，增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实社会里的人生和人心的理解。歌云：“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则喜则忧的中国士人
  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思想意识来看，中国古代的士人都是一个品类极为繁杂的阶层，难以有一个确切的定位。从先秦的武士、文士，两汉的经师、博士，到六朝名士和唐代诗人，以至宋代的文人与儒者。他们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结构中处于可上可下之间，上则为朝廷重臣，达官贵人，钟鸣鼎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下则贬谪荒野，或浪迹江湖，薄汤淡饭，说不尽的穷愁潦倒和清贫。人生的大起大落，世事的白云苍狗，使他们在如何处世、如何做人，如何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如何在身处逆境时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等一系列重大的人生问题上，有着异于常人的深入思考和表达，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担负着知识传播和思想文化承传的任务。达则兼济天下，建立功业；穷则独善其身，以文明道。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为社会一般人提供处世的方法和行动准则，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影响着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习惯和性格气质，形成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能做到这一点。在历史的长河中，真正能以自己的独特人格和博大思想影响他人，成为代表一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成就的主脑式的文化伟人，毕竟是少数。他们巨人般地矗立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峰巅，引导着一代以至无数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价值走向。宋代的苏轼和朱熹就是这样的杰出人物。
  提到苏轼，我们会想到他那“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豪放词，想到他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瑰丽诗篇，想到他那清新神逸、蕴含丰富人生哲理的前后《赤壁赋》，以及他那“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的文人画，和“刚健含婀娜”而无半点俗气的书法艺术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他都堪称文艺天才，是宋代最杰出的大文豪。读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一种腾踔横溢的生命力的跃动，坦荡开阔的胸襟，潇洒自如的气度，一派乐观旷达、参透人生底蕴和自然奥秘的大家风范。可是谁能想到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有着十分深微沉重的人生忧患和心灵痛苦呢？
  苏轼曾说自己“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尽管他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远大的抱负，二十二岁通过进士考试而名震京师，可步入仕途后却命运多蹇，屡遭不幸。如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料定自己必死无疑，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晚年又一再遭政治迫害，贬官英州、惠州、雷州、儋耳等蛮荒边地，白发飘潇而携子渡海，流放到天涯海角。可以说，对人生虚幻和命运无常的痛苦体验，当时的作家中很少有人能赶得上苏轼。但他却能在身处逆境时，也始终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以及潇洒走一回的无畏，令想置他于死地的政敌也奈何不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人格和处世心态呢？是何种精神力量和人生哲学，使他坦然面对种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人生磨难，懂得生活的艺术，在审美创作中得到心灵的升华和解脱，因此乐而忘忧呢？在当时，不仅文人潇洒自如的生命格调难以见容于王权专制的社会政治生活，就是以“卫道”者自居、把封建社会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视为“天理”而心存敬畏之意的儒者，也常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进退失据，饱尝道德理想失落的痛苦。这在朱熹身上体现得尤为充分。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被视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大儒。他死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朱文公”，赐太师名号，追封信国公。明永乐年间，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列为国学，明成祖亲自作序，将其与“五经”一道颁行于天下，作为一切士子必读之书。到了康熙年间，清帝玄烨又命人编《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诏令颁行全国，他称朱熹“集大成而续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尊祀在十哲之列。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都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朱熹神化为圣人，要子民们顶礼膜拜。可就是这样一位儒家圣人，生前却不被统治者所重视。他自幼颖悟好学，年仅十九就登科中举，可谓少年得志。作为儒者，他抱有绍道统、立人极、为帝王师而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认为士人应该像范仲淹一样，以天下为己任。可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却以少量的祠禄，过着讲学著书的隐居生活，当他想把自己理学的“毛”附着于朝中相党的“皮”上，使之成为一种有作为的政治力量时，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在庆元党禁中被列入伪逆党籍，成为朝廷法律确定的大逆不道的罪人。
  这或许只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出冤假错案，但对于一个有志于“补天”的卫道者来说，无疑是一场人生灾难和信念危机。那么，朱熹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呢？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格理想，支撑着他度过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人生悲剧的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只有从当时士人所特有的处世心态入手，把一个时代士人的人生观和政治态度，还原为现实中活生生的文化心态和人格追求，方能得到真正的理解和阐释。处世心态的文化分析
  所谓“处世心态”，关系到在社会如何做人的问题，属于中国士人生命追求的根本方向与智慧方向的问题。宋代士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既源于现实社会中的人生体验，又受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以儒治世、以佛修心和以道养生的行为模式。
  儒学作为入世的人生哲学，有内外两个方面，于内可正心、修身，于外可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究的是“内圣外王”。但“内圣”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是一种价值信仰和人格追求，具有相当的自主性；而“外王”属于社会政治方面的功业，是实实在在之事，受客观环境的影响很大。从逻辑上讲，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真正的“内圣”之人，未必能建立起政治上的实际功业，而那些在历史上能成王称霸的人，很难说就一定具有高尚的道德品格。但儒家的学说却将两者视为一体，鼓吹王道合一、政教合一的“王道”，以道德即政治的说辞，把重视个体人格道德修养的“内圣”，导入“外王”社会的王道政治之中，要求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人必须是圣人和贤人。自己做个套，然后往里钻。在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中国士人里，以天下为己任的忠君报国成为主要的人生追求，其济世救民的高尚情操，多出于为君国分忧的考虑，具有强烈的社会功利目的。
  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士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进退失据，以致产生严重的心理失衡。因为从王、道合一的官本位理论出发，自然会得出道德即政治的结论，大权在握的君王成为至高无上的道德评判者。当“志于道”的士人在政治上无功业可言，甚至还遭政治权威君王的贬谪时，他就很难再以具有完满道德人格的圣贤自恃，只能自称罪人，所谓“君王圣明，臣罪当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什么道理！所以自魏晋之后，中国士人尽管在理智上和思想上仍信奉儒家学说，可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却更喜爱佛老之说了。
  宋代是儒学复兴时期，这种复兴首先体现为唤起士大大阶层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感。范仲淹提出的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激起了一代读书人的治国豪情，所以北宋的士大夫文人多具政治改革热情，希望通过改良或变法富国强兵。当时，欧阳修、王安石和青年苏轼等一大批文人作家，写了大量议论时政的文章和诗歌，充分体现出“有为而作”的经世致用精神。但论政、议政是一回事，实际的政治运作又是一回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固然痛快，可政治斗争中的你争我斗、福祸难测却令人生畏，以至生厌。随着“庆历新政”、“熙宁变法”的失败，党争愈演愈烈，士人在政治运动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宦海沉浮，于是有才华、有抱负的文人作家心里，充满了失望和痛苦、压抑与悲愤，需要一种精神上或生理上的慰藉和存养。
  这种时刻，道家那种人生贵“适意”的逍遥哲学和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中国化的禅宗那种“性自清净”的觉悟解脱，就成为士人化解痛苦和忧愤、保持心理或生理健康的良药。道家认为人处在“人间世”是有待的，无半点自由可言，只有无用于社会，摆脱了名誉、利害和物欲的束缚，以超功利、超道德的眼光看待生活，返回到生命的自然存在状态，才能保持住人格的完整。故庄子主张顺应自然，无思无虑，让自身的生机显发，保持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心灵适意，达到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逍遥游，以成就所谓的“真人”、“至人”。
  道家所讲的本然生命之“真”，在物我冥合的虚静状态下才能把握，据说它与“人间世”各种人为的名教仁义不同，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而佛家所说的“佛性”，作为人能成佛的内在根据，也被说成是人人生来具有的。佛性论是佛教的生命哲学，曰“常、乐、我、净”，法身是常，归寂为乐，真我即佛，净无烦恼；明心见性而顿悟圆成“涅槃”境界，又谓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中国的士人在用“格义”的方法去诠释佛学时，常用带有庄玄色彩的“真如”一词去说明“佛性”，用道家所说的“无”（虚无）比附释家的“空”（空寂）。寂静之中感觉生机流行，生机流行而归于寂静。当中国化（实即士大夫化）了的佛学禅宗产生之后，佛老庄禅在许多方面都趋于一致。不同的是，道家返归自然的生命哲学到后来更偏重于向炼气养生方面发展，成为一种功夫和气术；而佛性为悟理之本，禅宗的“以心传心”的觉悟解脱方法，更注重本心的直觉顿悟。参禅者证空而观生，归寂而知化，将道家追求的人生适意升华为更加空灵、更加无滞无待的禅悦。
  禅宗觉悟成佛的心性论和道家返归自然的逍遥、齐物之旨相结合，作为一种生存智慧，不仅能使士人在人生失意时得到解脱，而且也契合文人创作中追求个性发挥和精神自由的生命格调。自苏轼之后，宋代作家在将生活艺术化的审美创作活动中，往往以禅喻诗和以禅论诗，将诗道与禅道相提并论。而作家的诗文作法，常常就是他的活法，是其处世态度的表现形式。道、释的精神自由思想和适意禅悦的空灵境界，对于中国文人尤为重要，成为他们在社会上为文做人的最终出路。它能使士大夫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道德和政治的重负，有一种自然行文的潇洒气度，活得不至于太累，避免了西方作家那种因理想与现实难以妥协而导致的精神分裂和自杀行为的产生。
  但是，在生命意义的根本追求方面，道家游心于淡、合气于漠的至人境界，佛家视人生如苦海而追求一切解脱的真如佛性，是一种解决人生问题的消极办法。它只能解决心理问题和精神问题，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而且带有追求个体生命适意和精神自由而反社会、反权威、反价值的倾向。这虽有利于文人在文艺创作活动中的神与物游，极尽潇洒自得之趣，但若施之于社会生活，则有可能使儒家那一套维系社会稳定的名教纲纪的价值标准失去约束力。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自由总是有限的，个体的个性意识必须符合群体的道德规范，正是在这一点上，以天下为己任而追求成圣成贤的理学家，要对以佛老庄禅为依归的文人生活和文学创作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理学家认为人生的第一要义是学做人，要以圣贤为榜样，做品德高尚的仁人志士。尽管他们的为学都要经历过一个出入佛老而返归儒学的阶段，并在修养方法和思维方式方面吸收和改造佛老庄禅学说，但却坚决反对“以佛老为圣人”。在他们看来，“圣人”具有无限的道德人格，承担着替天行道、保育万民乃至万物的义务与责任，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哪能只追求个人超越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精神自由和人生解脱呢？不过，这种“圣人”观是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中推导出来的，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理想化的成分。儒者心目中的大圣人孔子，虽被汉儒说成是“素王”，但绝非真正意义上的“王”者。“内圣”并不一定能开出“外王”，而“外王”又非常人所能做到。对于一般士人而言，要学做圣人，行“圣人之道”，实际上只有“内圣”一条路可走。
  “内圣”之学即心性之学。在宋代理学兴起之前，儒家“正心”、“诚意”的心性之学隐而未显，士人在治心养气方面多以佛老的心斋和静坐为基础，以致宋儒要弘扬儒家的“内圣”之学时，往往还得从佛老庄禅入手。如二程一见门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故程门后学以静坐默观心体，作为提高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水平的心性存养工夫，将老庄的守虚静、佛家的禅定，与儒家的持敬、克己融为一体。但儒家之道是入世之道，存于“人伦日用”之间，这与佛老两家那种超越现实、摒弃世情的空无之道是很不相同的。当朱熹逃禅归儒，决定终身奉行儒家“士志于道”的传统之后，就放弃了当诗人和文章家的想法，主张以持敬的存养工夫代替空理悟入，以应事穷理代替内心体认，强调人当常存“敬畏”之心，不可有丝毫怠懈，使心时刻处于提厮警觉状态，而后可以格物穷理。
  为了突出“理”的本体地位和绝对性，理学家常在“理”字前加一“天”字，以显示其价值之重大，不容怀疑。“道”即“天理”，道的尊严要靠培养士阶层道德人格的内圣之学来彰显，只有对天理存敬畏之心而克己复礼，方能体道或行道，成为圣人之徒。这样一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成为宋儒为人处世的一个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做人标准了。它要求士人在日常生活中依靠内心的持敬察识体会天理，将儒家讲的代表外在社会道德规范的“礼”，内化为道德自律的“理”。依此而正心、诚意，而克己复礼，入世做事时才会有敬业精神，才能自觉自愿地、发自内心地遵守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国家君王做事尽忠心，居家事父尽孝心，与朋友交往讲信义，以求“心安理得”，这就是宋儒所说的做人的“天理”和“良心”。
  儒家的“内圣”之学，原本是针对能读书明理的士及士以上的人立教的，而当理学大行于世之后，它就渐渐地渗透到社会的各阶层，积淀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成为一般中国人处世做人的道德信条和价值评判标准了。如果谁在生活里潇洒不起来，只能说他活得太累；如果谁肆无忌惮，丧尽“天理”，没有“良心”，那简直就不配做人了。
  中国士人的典型代表
  从春秋战国时期“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阶层的崛起，到唐宋时期出身于世俗地主阶级的文人与儒者的大量涌现，中国士人的历史经历了千余年的演变与发展。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历史环境不一样，不同时期或阶层的士人有不同的精神风貌和处世方式，加之士人品类的复杂，要在一本小书里全面地描述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我们把考察的视野限定在宋代，选定这个时期士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人物苏轼和朱熹作为具体的分析评述对象。之所以如此，基于以下考虑：
  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创造，精神文明的建设，一直是中国士人肩负的主要社会职责，也是士阶层区别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显著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士人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这种发展经历了先秦的诸子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几个历史阶段后，已形成了以儒、佛、道三家思想为支柱的民族文化传统。到了宋代，随着儒、佛、道三家的进一步合流蜕变，在文学艺术和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中华文化已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具有继往开来的集大成性质。在西方近代新的思想文化传入中国之前，宋代文人和宋及宋以后的新儒家思想，已代表了士与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研究这一阶段士人的处世心态，不仅可以对此一时期士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行为有具体的了解，也便于我们以此透视中华思想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对整个中国士人的精神风貌、生存态度和思想性格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苏轼和朱熹是宋代士人的杰出代表，各自在文学艺术领域和学术思想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辉映当时，泽及后代。他们一生的文化创造和思想变化，反映出整个宋代士人心态的曲折发展过程。他们是时代造就出来的中国文化伟人，同时又像镜子一样映照着他们所处的时代。
  如北宋是士大夫阶层力图进行政治变革而富国强兵的时代，多数士人都具有经世济民的理想和抱负，参政意识极为强烈。受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苏轼青少年时期的文章以通经明古为特色，着重于观历代政治之盛衰和风俗变化，试图总结历史经验以求有用于当世，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中年屡遭贬谪之后，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严酷和命运之神的飘浮无常，苏轼才真正地醉心于佛老庄禅，以此化解人生忧患，诗文创作也进入一个高妙神逸的阶段。但直至晚年，他年轻时期确立的那种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儒家人生观并没有完全改变，依然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形成了入世而超世、超世而入世的处世态度。身居官位时，胸怀山林清旷之趣，不同于追名逐利的政客；漂泊江湖时，心存忠义用世之志，异于颓废闲懒之名士。无论穷达出处，他都能保持主体心灵的适意和空灵，保持人格的一贯和完整，有文人的潇洒，无儒者的迂拙，成为当时和以后中国文人争先效法的榜样。
  从心态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人物早期的经历和思想转变，对其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与苏轼由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转入释老庄禅之出世的逍遥旷达不同，朱熹所经历的是一个出入佛、道而归宗于儒学的蜕变过程。
  朱熹成长于山河破碎、国家多难的南宋初期，外有异族入侵、战乱频繁，内有奸臣昏君、朝政黑暗。士大夫中凡有气节和正义感而主张抗金者，无不遭到压制和流放。在这种情况下，士人虽在理智上仍信奉儒学的修齐治平之说，存有用世之意，可在内心深处却更认同于释、道两教那种玄妙高远的出世学说，禅说仙风披靡士林。朱熹青少年时期曾留心于禅学，出入佛、老达十余年之久，并藉此而一举金榜题名。他正式师事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之后，才摆脱佛老思想的影响，对禅家离事悟空的修养表示怀疑，主张“即事穷理”，以程颐所说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为生平学问大旨，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于人伦日用处体认实理的理学修养方法。
  理学虽兴起于北宋，但到南宋才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士人，把“正心”、“诚意”作为人生的第一追求，以“持敬”为心性存养之要，要于根源之地体验“天理”的存在，相信格物致知是实现完满人格与天下大治的根本途径。这种伦理人本主义的新儒家哲学和处世态度，以道德救世为目的，适应了“志于道”的士人在动荡不宁的衰世安身立命的现实需求。理学家以为只要通过读书讲学，提高人的道德修养，就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论这种书生之见如何迂腐，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现实的人生信仰，一种终极价值的社会关怀，所以能吸引很大一部分士人离开超凡脱俗的佛境仙国，返回到现实社会里的儒家名教乐土中来。
  将朱熹与苏轼相提并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宋代士人如何由复兴积极入世的儒学走向出世的、注重内心宁静解脱的佛老庄禅，走向无我、无念而自由潇洒的无差别境界，然后又如何在道、释思想中翻过身来返归儒学，入室操戈，在心性存养方面确立儒家道德主体的居敬自律法则，这样一种复杂的心路历程；以及宋代新儒学自北宋以来既坚持入世的价值理性，又吸收改造道、释两家的生存智慧和修养工夫，追求内在超越的思想发展过程。这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士人心态的思想基础和哲理内涵，也便于我们通过文心与道心的比较，把握文人的生命情调与儒者道德理想之间存在的分歧。
  严格说来，文人的神圣使命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生命格调，扩充感性经验，追求精神自由，以便在审美创作活动中能充分地驰骋想象，展示独立的个性风采和运用语言艺术的才能。其文人生活也无不多姿多彩，既执着于生命，又能无所系念，任性逍遥，潇洒旷达。这与儒者将社会承担精神内化为对道德律令的敬畏，在人格修养方面是有矛盾冲突的。过度的潇洒会使人游离于社会道德的规范之外，淡化做人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朱熹对苏轼的为人和为学持激烈的否定态度。
  文人的文学创作并不可能解决士人所面临的社会现实问题，但它能宣泄和疏导人生的各种痛苦和遗憾，提供精神性的审美愉乐，使士人在不如意的现实境遇中的忧愤得到化解。朱熹认为作诗无益，可他一生都没有能够断绝作诗。道德实践在拯救世道人心和解决社会问题方面也是很有限度的，所谓“圣人”人格，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一种价值关怀，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位有血有肉的儒者能一生都不放纵自己，能完全像“圣人”一样入世苦行而终成正果。或如地藏菩萨所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无血性之人，难以学佛，也不能成圣。但正如文人的精神自由和潇洒人格只具有审美追求方面的意义，对道德律令的敬畏也只是儒者的一种做人理想，两者都不可能成为士人生活的全部内容。
  在研究中国士人的处世心态时，必须把他们的哲学信念、道德追求和人生理想还原为具体的人生问题，还原为具体的文化个性和行为方式，一句话，还原为活生生的具体的人来研究。通过对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和思想的探讨，从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了解其文化心理结构，然后再归结到思想意识的层面，才有可能历史和逻辑地再现他们所处时代中国士人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发展。
  这也是我们选择苏轼和朱熹作为本书具体论述对象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