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上面已经探讨了朱熹一些关于鬼神的论述中的明显张力。一方面，他通过对后代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特殊的气的必要性的阐述来反对祭祀他人的先祖，由此强化了经典的规定。另一方面，当被问及并努力说明祭祀亡妻或妻子之先祖的合理性的时候，他以气的普遍性或终极同一性为基础，来最终通达并与这些灵魂感通。这个援用气的同一性的表述，可能诱使我们得出结论：朱熹赞成祭祀圣人意味着他正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传统开放，即从哲学上为每一个有心人士提供了接近圣人的进路。的确，他建祠并祭祀圣贤——特别是孔子——的大胆做法，对以孔庙为中心的国家控制的孔子崇拜是一种挑战。宋、金对立时期的朝廷当然使得朱熹有比较多的自由宣称（至少私底下在他的小团体的祠堂和学院内部）：他可以用直接的、外在于孔庙之内的国家仪式的规范，来接近孔子。不过，对朱熹论述的深入解读，表明他对于祭祀非亲属的魂灵有其规定。他在祭祀妻子的先祖与祭祀天地、山川之间做了一个类比。此外，他赞成只有皇帝才能够祭天地、诸侯才能够祭境内的山川的古老箴言。同样地，当地的官员被赋予了祭祀当地的神灵以及求雨的权力。因此，在制度系统中的地位就是一个明显的要求。
  为了论证这个例外的合理性，朱熹宣称在这些情况下，有一种特殊的“主人”身份在起作用。例如，既然皇帝在与天地的关系上是主人，这些神灵就“属于”他或者与他相“联系”，因此他们将会对他的祭祀和祈祷做出回应。朱熹进而坚持这种联系是建立在分享相同的“气类”的基础上的；因此，“气类”就与血亲关系中所分有的血脉之“气”具有相似性。朱熹将皇帝对上天的祭祀与人们对孔子的祭祀并列起来，甚至声称一个人对孔子之灵的接近必须基于“学”；通过这样的方式，个人能够沉思孔子之灵的“气类”是什么。
  既然一个人对孔子之灵的接近是由他的“学”来决定的，朱熹的姿态，乍一看，显得非常平等，至少在知识菁英中是如此。然而，仔细检视他的言论及行动就会发现，他在圣人以及先祖之间做的隐语的同一性是以抬高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为目的的。他每天都带领学生像对待有血亲关系的先祖一样，对着圣人的灵位致敬。因此，他的身份不仅仅是教导者，也是这个想象的群体的宗亲首领。1194年，他在“沧州精舍”活动的时候，积极利用“宗”这一语言形象，这一血缘传承谱系，以及“传”，即家庭传承，来突出从圣人到他自己的“道统”传递。此外，有时，他向孔子忏悔，向孔子之灵请求指导与开示。例如有一次，当他忏悔了自己的过错并请求指导如何处罚、约束他的团体中犯错误的后生时，他充当了孔子之灵与其学生之间的调停者。
  通过对于孔子的祭祀，朱熹在一方面遵循了尊敬老师，特别以孔子为先师的传统；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向孔子的祈祷与忏悔就好像他以孔子为祖先。他的祈祷与忏悔毕竟不是以“气祈”的形式向神灵请求保佑，而是以“告”的形式——类似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祖先的灵位所做的“报”。朱熹14岁时，他的父亲就死了，并且他在一生中与父系亲属（一般说来，父系亲属在一个人的成长和职业生涯中起到重要作用）仅有不多的接触，所以他比有些同道者（如张栻）关注于呼召神灵的仪式，更敏感于墓祭、风水（以确保神灵的安适及尸体的完整）等。他自己按照风水先生的要求选择墓地——特别是在他的哲学正走向一个比较纯粹理性主义的方向时——表明他对追悼而怀念（remembrance）和信心（reassur-ance）有一种强烈的出于亲情的要求。他强调周敦颐就是上天赋予复兴孔子学说重任的人，这也显然出于一种高于系统哲学的要求。确实如此，经由文本与观念，他可以更容易地直接诉诸二程；然而，在祠祀及在其中所思考的“道统”观念中，周敦颐比二程更有优先性。周敦颐与天之间的直接联系类似于伏羲和孔子。此外，在他自己祭祀圣人，尤其是孔子时，朱熹声称上天的精神意识已经保证了“道”完整无缺地传递到了他的身上。
  考虑到朱熹与逝去的人交流的一些言论与经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接近孔子灵位时的虔敬反映出一种想象中的世系。由于中国的政治分裂，这导致了北方的女真和金政权拥护一个“孔”世系，而南宋在南方促进了另一个世系；①在这个情况下，朱熹以世系方式对孔子之灵的独自接近当然就稍微容易一些。在朱熹的“气”哲学中，随着对只有一个合适的后代才能从祭祀中受益的重要性的强调，他显然觉得有种特别的需要把自己看成是孔子想象中的后继者，或者至少与孔子之灵有种特殊的联系。如果他在精神上是孔子“宗”统的后继者，他就与圣人的心有某种回应或者有一种特殊的继承。尽管他没有清楚地宣称自己是孔子的后人，他的确说了只有一个有着适当的身份的人和一个与那些神灵有某种“属于”关系的人，才能享有一种血脉关系，并因此与那些神灵有效地感通。在朱熹的叙述里清楚地描述了自己与孔子之灵的有效感通；因此，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对于通达并感应神灵的一些规定或者说要求。
  此外，既然孔子之灵的“气类”是“学”，朱熹在孔子降临的神灵之前的一些口头描述和身体上的磕头行为树立了朱熹作为经典的权威解读者的地位。一点也不奇怪，那些听到和观察到他们的老师在孔子之灵前祈祷与磕头的学生，在朱熹死后，仍然坚持他在“道统”中的特殊位置。看到了朱熹被迎入道统祠的典礼，当然有助于他们接受他有关“道统”谱系的声明，并且使他们确信老师传达了圣人的原初资讯的权威性。孔子（《论语·述而》）和孟子（《孟子·公孙丑上》）曾提供了榜样，限制一个人明确把自己跻于圣人之列。但是，在亲眼见证了朱熹领受沧州精舍那类道统祠里的典礼以后，他的弟子们也准备跨出最后的一步，宣布他们的老师是圣人。因此，鬼神、文和道最终共同增强并产生出他的哲学系统内在的一致之协调（“理”）。因为这样，所以当我们在试图理解朱熹如何形成他的哲学时，不应当忽略“鬼神”在其中的作用。
  总之，目前的探究已经集中在朱熹哲学相当抽象、甚至是精神性的层面上；显而易见的，他对于实践的现实关心是首要的。除了说明家庭的礼仪实践的合理性以外，他明显关心在人民中建立能与宗教信仰相抗衡的部分。最终，他关于魂灵的论述，特别是他对孔子之灵的祈祷，帮助他增强了他已经完美无缺地获得了孔子所传之“道”的信心。通过在学生面前提出这些口头声明，且通过把自己放到孔子和学生之间充当中间人，朱熹将这种精神力量运用于他的实践，甚至政治活动中，这使他成了经典的权威解读者与解释者以及道学伙伴的首领。既然他们亲自听到了老师的声明：来自上天的圣人之灵已经确信不遗地将道统传给了他们的老师，他们对于老师“终结大成”了传统的信念当然就增强了。毕竟，在那项祭祀活动的最后，朱熹已经率领他们“传之方来，永永无怿”，就是说，他们诚实而无息地——毫不拒绝地——将道无休地传给将来的那些人。简言之，这类史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朱熹的使命感！因此，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这一对于似乎抽象的“鬼神”与“道统”问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在朱熹的思想中，社会政治关怀——理论之上的实践——是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