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代乡村日益被大地主控制，土地不均的问题十分严重。朱熹担任地方官的时候，花费许多精力从事赈济的工作，而且建议丈量土地，以期赋税平均合理。朱熹在浙江任职期间，曾经邀请陈亮评论自己讨论土地问题的文章。其实朱熹的“井田类说”只是从《汉书》和《汉记》里抄录三段长文，①并未加入自己的意见，但暗示他赞赏井田制度下的理想社会的景象。《孟子·滕文公上》和《孟子·告子下》提到井田，被后世许多政治改革引用为理想。朱熹曾经在别的地方批评张载、胡宏等道学家拥护这种不切实际的上古乌托邦制度，却在此认为井田制能够解决宋代的土地问题；他以后批评这种空泛的理想模式，大概来自陈亮强烈的反对意见。
  陈亮坚持时光不能倒流回到上古，因为他们生活在法度繁密的时代，不论朱熹的文章有何暗示，不同时代的相异的制度不能任人随意凑合。如果上古情况可与今日的状况相比，而且百姓能够互利互信，他们就能与朱熹合作，不必诉诸上古缈远的制度。换句话说，承认私家的利益以及当今法度繁密的事实，比美化上古的理想模式更能切中问题的症结。学者几百年来坐而论道，在旧书堆里谈论这种理想的制度，从来未曾实现他们所希望的变革。②陈亮在后来的信中又说，朱熹如果想改变当地的习俗，不应局限于经典的原则和树立道德榜样的教条，而应该实事求是地采取行动。除非正确的礼仪规范必须能用民歌表达，像孔子编修《诗经》一样，否则推行改革就像要老百姓“嚼木屑”，根本不可能成功。陈亮说：“孔子以礼教人，犹必以古诗感动其善意、动荡其血脉，然后与礼相人。”③劝朱熹扩大听众，不再一味用心在士人身上，完全希望经由他们改革社会。
  陈亮似乎对朱熹的社仓和其他社区组织不感兴趣，他在给朱熹的第四封信中说：
  亮之居乡，不但外事不干与，虽世俗以为甚美，诸儒之通行，如社仓、义役及赈济等类，亮力所易及者，皆未有分毫干涉。①
  不论这段话是借口或是事实的描述，陈亮的表白的确令人吃惊，因为他自称“平生所学，所谓公私两字者。”②陈亮在其他场合说富家豪门的存在对公共事务有益，而且贫富差距自古而然，早在上古井田制时期就已经存在。由于井田制不可能复原，陈亮索性进一步说：“则贫富之不齐当亦听其自尔乎！”③所以建议政府不要太严苛控制乡村的富户大家。陈亮在写给朱熹的第二封信中说，地方富户的私人谷仓已经告罄，这或许是陈亮搪塞朱熹的借口，因为当时朱熹被浙江的干旱困扰，努力劝导富室捐献救灾，甚至不惜施加压力。根据这些材料，现代学者推测陈亮的观点反映出中小地主的立场，认为朱熹以仁义的表面理由牺牲他们的财富。
  陈亮为什么不愿意支持社区福利，同时代袁采（1140—1195年）注重家庭的观点或许可以提供更好的解释。袁采在《袁氏世范》里警告介入家庭外的救济活动、社区组织和社会关系会有危险。④袁采强调维护家庭的利益，尤其要保持共同的家产。陈亮虽然没有袁采那样详细讨论家庭的利益问题，但是他也致力于加强家族的团结，增加家族的财富与实力。陈氏家长虽然不擅于理财，男性仍然一直掌管财政，但陈亮比袁采更肯定妇女面对问题与行动的能力，他在“二列女传”中就赞扬女性勇敢。⑤袁采也没有像陈亮那样清楚阐释功利致用的观点，但是他对于家庭利益的想法与陈亮成熟的功利原则明显类似，所以两个人的文章可以互相诠释对方的观念。
  地区经济条件不同或许也可以解释陈亮对救济活动的冷漠态度。陈亮所在的婺州地区是位处经济发达地带间的偏僻地区，物产大约仅可维持自足，土地财富的集中比起朱熹所在的福建东南沿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立刻相形见绌。福建的佛教慈善机构比较强大，对儒家士人是很大的挑战，所以他们得加入慈善活动。陈亮告诉朱熹，浙中地区的饥荒的严重局势只有中央政府才可以解决，由于较落后地区的经济资源相对缺乏，又得与京城和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维持必须的贸易关系，陈亮或许因此认为外援比较可行。
  有些证据显示陈亮并不反对义仓以及中央政府鼓励地方解决问题。他在考卷中赞扬汉以来的各种粮仓，甚至建议改进义仓制度，使它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分布的地区更广。他编辑欧阳修讨论政府机构改革的文章成为《欧阳文粹》，认为这些文章可以成为政府改革的典范，而欧阳修比南宋的一般道学家更倾向主动有为的中央政府。陈亮呼吁政府的政策法规能够使百姓关注公益事业，而且使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能够协调平衡；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①他虽然反对政府过分干预地方事务，并且指责中央集权导致宋朝军事衰弱，但仍然肯定中央政府能解决当时很多问题。所以陈亮对于地方制度的看法颇符合韩明士（RobertHymes）先生的分析框架：关注家庭或是中央政府事务的人对中层的制度或社区组织不太感兴趣，而朱熹却大力支持中层制度与社区组织。②
  朱熹比较强调地方和社区组织的改革，较少讨论全国制度的革新；陈亮强调的重点明确与他相反，就这点而言，陈亮比较接近11世纪主要思想家的思想方向。不过他对一些主要问题（例如：重整军事组织、减税、学校和考试弊病等）的看法与陈傅良、叶适、甚至朱熹相差不远。由于实际政策的问题而造成思想家的分歧似乎已经不像北宋时期那么明显，但分歧仍然存在。例如，陈亮一直严厉批评科举制度，甚至毫不忌讳地在太学和科举的试卷中发表反科举的言论，直接要求考官将考试制度改革得更灵活而不僵化。①朱熹虽然对科举的作用颇有保留，但他在顺利通过进士考试多年后，才发表“学校贡举私议”，平常只在私下谈话时表达不满科举的意见。②
  陈亮和朱熹虽然都主张恢复中原，但对相同的政策有不同的论点，反映他们思想观点的歧异。陈亮由于一直关注军事事务，拟定从三个方向对北方发动进攻的完整计划。他以特殊的“气”的理论为基础，建议迁都建康，并在建康发动主要攻势。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
  惟中国，天下之正气也，天命之所钟也，人心之所会也，衣冠礼乐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岂天地之外夷狄邪气之所可奸哉？不幸而能奸之，至于挈中国衣冠礼乐而寓之偏方，虽天命人心犹有所系，然岂以是为可久安而无事也。……天地之正气，郁遏于腥膻而久不得骋，必将有所发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系也。③
  他认为气在不同的地方发展，决定当地及居民的特征，而气的分布可以由讨论各地区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得到证明。女真入侵中原，玷污中原汉人的原始之气，由于中原是这股特殊之气的主要中心，驱逐外族就成为当务之急。两个皇帝同时并存、宋朝的皇帝必须向金人朝贡等不合礼仪规范的事激发陈亮强烈的仇恨，他要求迅速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以洗刷朝廷、中国礼仪和历史所蒙受的耻辱。陈亮强烈主张以战争收复北方，甚至影响到他对其他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土地问题。
  朱熹谈论对女真人作战时，也对违背礼仪感到痛心疾首，但是他把这些礼仪视为经典和普遍的天理。朱熹认为个人的耻辱或许可以忽视，但天理绝对不容侵犯。他上书孝宗皇帝说：
  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雠，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今释怨而讲和，非屈己也，乃逆理也，己可屈也，理可逆乎！①
  这些天理原则是永恒不变的价值，是人类社会、政治乃至宇宙建立的基础。朱熹虽然同意陈亮的建议，在靠近中原的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他不像陈亮有一套详细具体的策略，而且朱熹不赞成速战速决，主张以10—30年的时间准备反攻，所以他的态度更倾向防守自强。他关心政府行政的改革，使收复北方的计划更加遥远。他又强调道德的复兴重整，因为修养道德是收复北方的先决条件，政府道德素质是最根本的要务，政府首先必须把东南地区统治好，然后才能认真考虑统治北方的问题。②
  整体而言，朱熹的计划比陈亮的计划更理想化，更强调由根本入手，因此也更为激进。陈亮认为人性仅是生理层面的问题，只要求行为与法制必须合于规范，因此他要改革的项目也比朱熹温和。朱熹强调抽象或超越的“理”，使他对根本彻底改造民众与社会的计划，比陈亮的看法乐观。陈亮讨厌抽象的观念，所以只在他理解的客观条件限制下，寻求解决的办法。陈亮选择汉唐君主做英雄榜样，但始终未把他们抬高到极端的理想化的程度，而朱熹却期待众人能够成为圣贤，遵循上古流传下来的道德原则，而坚持激进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