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关于朱熹的政治思想
  受“文革”的影响，邱汉生在“文革”后不久出版的《四书集注简论》一书的“政治论”中指出：“《四书集注》论述的政治哲学，暴露了朱熹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面目。”④即以“反动”来界定朱熹的政治思想。具体认为，“朱熹强调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和欺骗这反革命的两手。”⑤断言朱熹“教民”的实质是愚民。范寿康把朱熹政治思想中的德治与人治联系起来，指出：“朱子以为‘德治’的实现要在于‘人’。先要有实施‘德治’的‘人’，才能有‘德治’的实现。他于是又成了一个主张‘人治’的学问家了。”⑥并认为朱熹的德治和人治均是循理而行，以理治天下，“照他的说法，所谓‘德治’也不外是依‘理’处理政治工作；所谓‘人治’也不过是说人君以及臣属处理政治要以‘理’为根据”①。故朱熹的天理治国论是其德治与人治思想的依据。张立文指出：“朱熹批评了君主的独断，想望开明君主，是有意义的。”②并认为“君主专制、独断的统治，是宗法等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朱熹试图改变君主的独断，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③对朱熹批评君主独断，作了适当的肯定。
  （二）关于朱熹的伦理思想
  杨天石认为朱熹克人欲，存天理的思想是“以理杀人的软刀子”④，它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和纲领。并指出“朱熹关于人欲的上述两种认识各有它的用处。前者具有禁欲主义特色，后者则为统治阶级的纵欲发放了许可证。”⑤认为朱熹一方面提倡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又允许统治阶级纵欲。洪波不同意把朱熹的理欲之辨等同于“以理杀人”，他说：“理欲之辨与‘以理杀人’不能等同并论。”⑥并认为“理欲之辨所讲的‘存理灭欲’，也是对整个地主阶级的道德要求。”⑦而不仅仅针对下层民众，可见并未允许统治阶级纵欲。张岱年亦认为戴震的“以理杀人”之说与朱熹等宋儒理欲之辨的本义有所不符。他说：“东原对于宋儒理欲之辨之真义，稍有误会，认为持理欲之辨者是否认一切欲，所以他对于理欲之辨的驳论，并非完全中其肯綮。”⑧这表明对待朱熹的理欲观及其所反映的伦理价值观，历来有不同的见解。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一是要注意把握朱熹思想的本义，二是应把朱熹思想的本义与后世产生的流弊区别开。

④《四书集注简论》第99、10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80年8月版。 ⑤同上 ⑥《朱子及其哲学》第136页，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①《朱子及其哲学》第136页，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②《朱熹思想研究》第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修订本。 ③同上 ④《朱熹及其哲学》第215页，中华书局1982年3月版。 ⑤《朱熹及其哲学》第217页，中华书局1982年3月版。 ⑥《论朱熹的理欲之辨》，《朱子学刊》1990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⑦同上 ⑧《中国哲学大纲》第4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