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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朱熹研究述评（文献综述）
现根据1949年以来有关朱熹研究的资料，对朱熹研究的状况作一概要的综述和分析，并展望朱熹研究的前景，以此为读者提供一个参考。
一、研究概况
四十六年间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文革”十年为第二阶段，“文革”结束至今为第三阶段。
“文革”前的朱熹研究发表成果不多，主要是把朱熹及其思想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也对朱熹思想作了一些整理研究，为后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作了一定的准备。“文革”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出版过朱熹研究的专著，论文也较少，只是在有关哲学史、思想史的专著里，有关于朱熹的章节。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版）第六章为“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朱熹哲学作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认为朱熹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的人物”，朱熹哲学体系“从宋代晚期一直到清末为止的近七百年中，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御用哲学”。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十三章为“朱熹的思辨哲学及其反动的正宗性质”，称朱熹哲学既有思辨性，又与其政治理论一样，是反动的，“每当统治者企图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时候，朱熹的名字便一再得到鼓吹和表彰”。对朱熹基本持否定态度。
“文革”十年对朱熹的批判不断加强，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3版）指出“朱熹顽固地站在儒家的反动立场，反对社会的任何改革……朱熹这个反动的儒，确是十分可恶。”（第271页）认为朱熹是投降主义者，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反动的，是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朱熹被视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反动儒家的代表、投降派、反对农民革命的人，鼓吹吃人哲学，而遭到严厉的批判。
“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禁锢被逐步打破，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以1981年9月出版的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为标志，朱熹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其后，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之多，从各个领域对朱熹思想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哲学思想以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见长，“四书”学以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较为系统，邱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80年，亦开风气之先。涉及朱熹生平、思想的有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正夫、何植靖的《朱熹评传》，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等，涉及教育的有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杨金鑫的《朱熹与岳麓书院》等。在不少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中国哲学范畴史等专著里，均有论述朱熹思想的章节。进入九十年代，朱熹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其中束景南集十年苦功，出版了洋洋八十万字的《朱子大传》和六十万字的《朱熹佚文辑考》，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张立文也修订出版了他的《朱熹思想研究》，增加了三章新的内容。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陆续举办了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如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国际宋明理学讨论会、1987年在厦门召开的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0年在福州、武夷山召开的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等，反映了朱熹研究的进展和成果。此外，若干朱熹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一些朱熹研究刊物先后创刊，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
与中国大陆相比，海外的朱熹研究由于未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影响，一直未曾间断。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四十多年来，在朱熹研究上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数十部学术专著，发表了上千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朱熹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与中国文化、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关系等。在不少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及心性论方面的著作里，也有关于朱熹的专章。除日文、英文的论著外，中文出版的重要专著有钱穆的《朱子新学案》、陈荣捷的《朱子新探索》、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以及范寿康的《朱子及其哲学》等。其中钱穆对朱熹思想的各个领域作了广泛的研究，陈荣捷则对朱熹及其思想、事迹作了全面的考证和评述，刘述先对朱熹的哲学有较深入的论述。此外，海外也召开了若干学术讨论会，反映了朱熹研究的新进展，如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论文三十篇，1992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论文五十八篇。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举行的朱子学术会议，均邀请大陆、台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欧洲学者出席，促进了世界各地朱子学研究的交流与开展，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十分有利。现分专题将海内外朱熹研究主要方面的情况述评如下。
二、关于朱熹的哲学
（一）关于理气论
张立文认为，朱熹的“理是生物的本原，决定事物的性质；气是构成万物的具体材料，决定事物的形状。”①陈来指出：“朱熹的理气先后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年他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理在气先的思想由南康之后经朱陈之辩到朱陆太极之辩逐步形成。理能生气曾经是他的理先气后思想的一个内容。而他的晚年定论是逻辑在先，逻辑在先说是在更高的形态上返回本体论思想。”①对朱熹的理气论作了动态、复合的研究。刘述先则以朱子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学为题，认定朱熹的理气论“最后终极的实在不外乎理气二元，整个宇宙乃是理气二元配合变化所产生的结果。”②认为朱熹哲学乃理气二元论哲学。
（二）关于心性论
心性论是朱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对其重视程度不亚于对他的理气论，但由于心性论的哲学思辨性比理气论复杂，故人们对朱熹心性论的理解不尽一致。其中的一个分歧在于心是否为主宰天地万物的本体？心性、心理是否同一？陈来认为“所谓心主乎性决不意味着心能主宰天地之理，能主宰天地万物。”③否定心有本体的意义。徐远和亦指出：“尽管朱熹认为心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但始终没有把心提升为本体。他用以表示本体的概念是理（太极）、性，而不是心。他主张‘性即理’，而反对‘心即理’，认为心与理、心与性是有区别的，不容混淆。”④与上述观点不同，蒙培元认为朱熹的心为主宰，主要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说，并认为朱熹是心性合一论。他说：“心之所以成为主宰，不仅仅是从认知功能而言，主要是从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这显然是心性合一论的说法。”⑤以上可见，对朱熹哲学心性论，除有相同的认识外，亦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三）关于格物致知论
对于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胡适曾给予一定的肯定，指出朱熹所说的“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而对朱熹所说的另一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胡适说“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是如此”。①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有科学的方法论因素。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朱熹一章的作者则认为，从表面看来，好像朱熹的意思是要探求客观世界的真理，事实并不然。他指出：“不在乎求科学之真，而在乎明道德之善。这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本质。”②
（四）关于朱陆哲学的异同
蒙培元认为，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陆九渊与朱熹有很大分岐，“朱熹虽有心即理的思想，但‘性即理’是他的客观唯心论的基本命题。他承认心外之理是最高本体，因此是理一元论者。但陆九渊认为，天地万物之理都在我心中。在他的哲学中，心与理完全是合一的，没有分别。我们正是从这一点着眼，才说他是心学，是心一元论者”。③并指出：“朱陆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朱熹讲体用，陆九渊不讲体用。”④陈来认为，朱熹对陆学的批评有一个不变的基调，这就是指陆学为禅学。“朱熹所谓‘禅学意思’即指径易超绝厌弃文字的为学倾向及遗外求内、绝物存心的修养风格。”⑤指出了朱陆差异的一个方面。并认为“总起来看，朱陆之争的主要分歧，不是本体论的，而是人性论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的。”①钱穆肯定“朱陆两家所持义理，实本同出一源”②亦指出：“陆氏兄弟主心即理，主从内面推出。天地万物之为一体，只是仁者之存心，不烦远求之于宇宙万物成立之前，与夫宇宙万物之外在者。朱子亦谓万物一体乃仁以后事，与二陆之说颇若近似相通。惟朱子深不喜理只在心不在外之说，必求合内外本末精粗显微而一言之，此与二陆意见深所难合。阳明舍朱从陆，专言致知，不言格物，可悟朱陆双方异同所在。”③即认为朱陆的差异在于，陆氏主心即理，从内心推出天地万物，而朱熹既讲理在心，亦讲理在外，理存在于宇宙万物，故主张通过格物以致其知，与陆王不言格物，只内不外相区别。
三、关于朱熹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关于朱熹的政治思想
受“文革”的影响，邱汉生在“文革”后不久出版的《四书集注简论》一书的“政治论”中指出：“《四书集注》论述的政治哲学，暴露了朱熹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面目。”④即以“反动”来界定朱熹的政治思想。具体认为，“朱熹强调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和欺骗这反革命的两手。”⑤断言朱熹“教民”的实质是愚民。范寿康把朱熹政治思想中的德治与人治联系起来，指出：“朱子以为‘德治’的实现要在于‘人’。先要有实施‘德治’的‘人’，才能有‘德治’的实现。他于是又成了一个主张‘人治’的学问家了。”⑥并认为朱熹的德治和人治均是循理而行，以理治天下，“照他的说法，所谓‘德治’也不外是依‘理’处理政治工作；所谓‘人治’也不过是说人君以及臣属处理政治要以‘理’为根据”①。故朱熹的天理治国论是其德治与人治思想的依据。张立文指出：“朱熹批评了君主的独断，想望开明君主，是有意义的。”②并认为“君主专制、独断的统治，是宗法等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朱熹试图改变君主的独断，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③对朱熹批评君主独断，作了适当的肯定。
（二）关于朱熹的伦理思想
杨天石认为朱熹克人欲，存天理的思想是“以理杀人的软刀子”④，它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和纲领。并指出“朱熹关于人欲的上述两种认识各有它的用处。前者具有禁欲主义特色，后者则为统治阶级的纵欲发放了许可证。”⑤认为朱熹一方面提倡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又允许统治阶级纵欲。洪波不同意把朱熹的理欲之辨等同于“以理杀人”，他说：“理欲之辨与‘以理杀人’不能等同并论。”⑥并认为“理欲之辨所讲的‘存理灭欲’，也是对整个地主阶级的道德要求。”⑦而不仅仅针对下层民众，可见并未允许统治阶级纵欲。张岱年亦认为戴震的“以理杀人”之说与朱熹等宋儒理欲之辨的本义有所不符。他说：“东原对于宋儒理欲之辨之真义，稍有误会，认为持理欲之辨者是否认一切欲，所以他对于理欲之辨的驳论，并非完全中其肯綮。”⑧这表明对待朱熹的理欲观及其所反映的伦理价值观，历来有不同的见解。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一是要注意把握朱熹思想的本义，二是应把朱熹思想的本义与后世产生的流弊区别开。
四、关于朱熹的经学
（一）关于“四书”学
邱汉生指出：“南宋光宗绍熙改元，朱熹在漳州刊刻了《四书》，为之作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四书》并行，是继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艺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①充分肯定朱熹首创“四书”之名，并为之作注的重大意义。束景南经过考证，断定朱熹于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而不是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将四书章句、集注合刊于浙东。他说：“这个宝婺刻本，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标志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经在五经学之外作为独立的四书学体系在经学文化史上的出现与确立。”②指出“四书”学是独立于“五经”学之外的新经学体系，而由朱熹最终确立。
（二）关于易学
束景南指出：“如果说他的经传相分的思想，是他继《易》是卜筮之书新发现后的第二个《易》学思想飞跃，那么他在经过《易》学论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统一周邵太极先天二家之学的图书象数说，便是他的第三个《易》学思想飞跃。第一个飞跃使他由程颐通向邵雍，第二个飞跃使他从《易传》转到《本义》，第三个飞跃使他写出了《易学启蒙》。有了这三个《易》学认识的飞跃，才为他作《周易本义》全面准备了条件。”③对朱熹易学思想发展确立的三个阶段即《易》本为卜筮之书、《易传》与《易经》相分、把周敦颐的太极学与邵雍的先天学统一起来，作了概括的说明。朱伯昆认为“朱熹的易学，对筮法的解释，虽然吸收了河洛图式和邵雍的先天易学，但仍属于义理学派；或者说，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吸收象数学派的某些观点，以补其不足。”①指出朱熹易学以程氏易学为骨干，融会各家的长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体系。
（三）关于诗经学
束景南指出：“《诗》学主线，发展他的反《毛序》传统旧说思想，在《诗集传》中建立起了黜《毛序》的新《诗》学体系。”②即指朱熹打破以往以《毛序》说《诗》的旧传统，提出直探《诗》文本义，以《诗》说《诗》。束景南并归纳出朱熹诗经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三大支柱。他说：“他建树了自己《诗》经学的三大支柱。一是《二南》说。他全面修改了《二南》旧说，建立了一个理学化的《二南》解说体系，作为《诗》经学的纲。……二是六义说。朱熹认为读《诗》必须首先明‘六义’，但是自郑玄以来‘六义’便遭到曲解，真义汩没。……三是叶韵说。……他所以在解《诗》上用叶韵，主要说明古诗入乐，用韵自然天成，便于讽咏。”③周予同把朱熹诗经学的大要分为三个方面，他说：“朱熹《诗经》学之大要，约可析为三方面，即：一，反对《诗序》，以为不足凭信；二，不专主毛、郑，而间采今文《诗》说；三，提出新解，以《诗经》中二十四篇为男女淫佚之作。”④并认为朱熹诗说是集宋代怀疑派诗说之大成，而与前代诗学旨趣各异。
（四）关于尚书学
李学勤指出：“从理学讲解《尚书》，是朱子《书》说的特色，与汉唐经注不同。”①并提到朱熹对《书序》和《孔传》的怀疑，既表现出以义理说《书》的宋学特色，同时注意借鉴汉学考据训诂的工夫，以疑辨伪古文。刘起〓认为，“朱熹《尚书》学的主要成就，在疑辨伪古文”。②指出在吴棫的影响下，朱熹“自己也提出许多对伪《古文尚书》本文、《书序》及伪《孔传》（包括《孔传序》）的疑辨意见”。③故认为朱熹是疑伪古文影响极大的一家。钱穆也充分肯定朱熹治《尚书》，辨伏生、孔安国两家所传相异的经学成就。指出朱熹“疑伏、孔《尚书》相异，又疑《书序》不可信。……于经学，则为此下明清两代之开山。伪《古文尚书》一案，即由朱子提出。就中国全部学术史言，朱子之伟大，洵是古今难匹”。④认为朱熹经学为明清两代经学之开山，予以高度评价，由此体现出朱熹在中国经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五、关于朱熹与宗教
朱熹与宗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朱熹对佛、道二教的批评、借鉴与吸取上，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与兼容精神。
（一）关于朱熹与佛教
李禹阶认为朱熹早年“所接受的佛教思想，主要来自于禅宗临济杨岐大慧一系僧徒”。⑤并参究过“狗子有无佛性”的“话头”，深受佛教“众生悉有佛性”说的影响，这形成他性论的一个重要特色。郭齐考证了朱熹早年与禅师道谦交往及受其影响的经历，并辑录出朱熹的佚文：《与开善道谦禅师书》、《祭开善谦禅师文》等，这为研究朱熹早年儒佛双修提供了重要资料。郭齐指出：“从朱熹的思想转变过程来看，由于李侗的影响，同安返家之后，他对佛学已由笃信而转向怀疑、扬弃。”①关于朱熹弃佛归儒后对佛学的批判，束景南指出：“如果说《辨张无垢中庸解》是侧重于批判宗杲——无垢以心法起灭天地的心学，那么，《辨吕氏大学解》便是侧重于批判宗杲——无垢一闻千悟、一超直入的顿悟。”②并认为“《杂学辨》作为一个完整的反佛思想体系，实现了朱熹对自己得自于道谦的禅宗的自我批判和对以宗杲——无垢为代表的禅风的全面清算。”③通过对佛学的批判，朱熹在本体论上以儒家的实理与佛教的空理相区别，超越了李侗以义利为第一义来划判儒释的思想。朱熹站在理学集大成者的立场，不仅批判了儒学，而且对佛教文化加以借鉴吸取，用以丰富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征。对此，方立天指出：“程朱把理提高为宇宙的本原、本体，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朱熹还借用佛教的‘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一理分殊的道理。……朱熹提出的理气关系说和华严宗的理事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④除此之外，朱熹在心性论、主宾之辨、修养方法上也对佛教心性论、“宾主颂”、静坐修养法有所借鉴和吸取。
（二）关于朱熹与道教
朱熹在批评道教的基础上，也对道教加以借鉴和吸取。范寿康认为朱熹在五个方面受到道教的影响：“（甲）朱子对河图、洛书极为推崇。……（乙）朱子对所谓《太极图》以及阴阳、五行等，也甚重视。……（丙）朱子对于《先天图》以及象数之学亦认为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丁）朱子对于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曾加校正，写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一书。……（戊）朱子对《阴符经》也写成了一部《阴符经考异》。”①孙以楷亦指出：“朱熹对周敦颐的太极图以及太极图说的整理，恰恰是在道家道教哲学影响下实现的。”②并认为“朱熹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传自道教）之理与邵雍先天图（亦传自道教）之法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生成论”。③卿希泰论及了朱熹与道教的关系，他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䜣’为《周易参同契》作注，尝自谓‘清夜眠斋宇，终朝读道书’，足见他对道教的重视。正是由于他把道教的宇宙图式理论和守静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哲学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④故主张开展道教与儒、佛相互关系的研究。
对于朱熹本人对待佛、道二宗教的态度和原则，束景南加以分析概括：“朱熹对待老佛异端的一种文化原则，也成了他自己作《阴符经考异》的指导思想：他不反对出入异端，但却主张要主之以儒学文化的义理之正，以之来取舍判断异道的是非得失，对佛教道教之说既非绝对的全盘弃绝，也非绝对的盲目尊信，而要折衷于‘中庸之实’。”⑤即以儒学义理作为判断宗教文化是非得失的标准，既批判佛教、道教有违儒家义理的教旨教义，又注意吸取其思辨哲学之长。出入佛老而折衷以义理之正，这即是朱熹对待宗教文化的态度。
六、朱熹研究展望
与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及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身份相适应，学术界在关于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经学、教育、自然科学、史学、文学、宗教、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等各个领域，对朱熹思想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推动了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相联系，开展了对朱熹思想与现代化关系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时代性，为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时代发展提出的要求，对朱熹研究进一步努力的目标及发展前景，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一）应进一步开展对朱熹经学的研究
以往学界对朱熹经学的研究，虽也出了一些成果，但比较而言，对朱熹经学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多，把诸经融合贯通成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少。由于朱熹经学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其他思想大多是在对经学的研究和阐发中提出来的，故研究朱熹而不及经学，不能说不是一缺憾。一些人对朱熹经学的某一经或某一部分，如“四书”、《易》、《诗》、《书》等虽作过个案的研究，也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没有把诸经学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故未能揭示朱熹经学的特征及其在朱熹思想中的地位，这影响到对朱熹其他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有人对朱熹经学作了全面研究，并提出一些灼见，但或囿于汉学眼光，或限于学案式研究，真正对朱熹经学有深入全面研究的只是个别。尽管对朱熹的诸经思想作深入和综合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但目前的研究现状，确实是朱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二）加强对朱熹思想的综合性研究
朱熹思想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是以经学为基础，以天理论为指导而展开的对经学、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政治、伦理、经济、教育、自然科学、诸子学等各方面研究的综合体。仅从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来研究朱熹，不足以把握朱熹思想的全貌，只有以联系的眼光，开展综合性的研究，才能对朱熹思想的本质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也才能把对朱熹思想总体性和本质的认识运用于个案的或某一个方面的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然而，宏观、综合性的研究须建立在微观、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宏观、综合性研究只会流于空疏，所得出的结论也难以符合朱熹思想的本义。所以应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个案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结合起来。由于对朱熹思想某一方面、个别、个案的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而对朱熹思想的全面研究尚有进一步加强的余地，故今后更应重视对朱熹思想开展综合性研究，以把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把朱熹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开展对朱熹思想与其他文化派别的比较研究
研究朱熹，不能孤立地就朱熹研究朱熹，因朱子学是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而朱熹本人又处于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中心，所以应联系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结合诸文化派别（包括佛道宗教文化）的相互争鸣、相互辩难，以及朱熹与诸文化派别的相互关系来开展朱子学与其他文化派别的比较性研究，从而揭示朱熹思想不同于其他学派、其他文化派别的特点，进一步把握朱子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对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以往学术界对此问题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一般限于朱熹与某一派别的双边研究，而对朱熹与诸文化派别的多边研究尚有不足。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朱熹思想与其他文化派别的比较研究，这既可客观地把握朱熹思想的特点，又能了解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征。
（四）注意把朱熹思想与朱学流弊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的影响区别开
以往在对朱熹思想的批判中，存在着过分夸大其消极因素而全盘否定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未能把朱熹本身的思想与朱学流弊以及统治者的执其一端，歪曲利用而使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区分开。固然，朱熹思想本身具有二重性，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或者说，如果把积极因素强调得过头，则转变为消极因素。尽管朱熹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不能与理学对后世的不良影响脱离关系，但也应看到朱学盛行后，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和学术界出现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弊病，与朱熹本身的思想不能划等号，并且朱熹本人也反对这些弊病。所以在研究朱熹思想及其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时，应注意把朱熹思想与朱学流弊区分开，防止误解朱熹思想的本义。
（五）着眼于研究朱熹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学术研究应具有时代性，不能仅停留在说明以往的思想是什么的阶段，而应在探明以往思想的内涵和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其现代意义以及与现代化的关系。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必须与现代化相结合，接受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挑战，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以现代化的要求作为评价和取舍的标准。朱熹思想也不例外，它必须以自身的价值去适应现代代及现代社会的需要，以现代化为标准，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为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着重研究和探讨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结合的途径、时代意义，它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领域能够满足现代化及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对其作现代审视、反思和诠释，发扬其精粹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极成分，克服其流弊和为时代发展所淘汰的内容。由于朱子学在东方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意义，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故在研究朱熹思想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时，应开阔眼界，放眼东方，开展国际合作，与东亚各国各地区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拓宽研究领域，贴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研究和回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从而把朱熹研究与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
现根据1949年以来有关朱熹研究的资料，对朱熹研究的状况作一概要的综述和分析，并展望朱熹研究的前景，以此为读者提供一个参考。
一、研究概况
四十六年间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文革”前的十七年为第一阶段，“文革”十年为第二阶段，“文革”结束至今为第三阶段。
“文革”前的朱熹研究发表成果不多，主要是把朱熹及其思想作为批判的对象，但也对朱熹思想作了一些整理研究，为后来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作了一定的准备。“文革”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出版过朱熹研究的专著，论文也较少，只是在有关哲学史、思想史的专著里，有关于朱熹的章节。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版）第六章为“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对朱熹哲学作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并认为朱熹是“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集大成的人物”，朱熹哲学体系“从宋代晚期一直到清末为止的近七百年中，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御用哲学”。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十三章为“朱熹的思辨哲学及其反动的正宗性质”，称朱熹哲学既有思辨性，又与其政治理论一样，是反动的，“每当统治者企图巩固其反动统治的时候，朱熹的名字便一再得到鼓吹和表彰”。对朱熹基本持否定态度。
“文革”十年对朱熹的批判不断加强，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75年5月第3版）指出“朱熹顽固地站在儒家的反动立场，反对社会的任何改革……朱熹这个反动的儒，确是十分可恶。”（第271页）认为朱熹是投降主义者，其整个思想体系是反动的，是完全适合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朱熹被视为孔孟之道的卫道士、反动儒家的代表、投降派、反对农民革命的人，鼓吹吃人哲学，而遭到严厉的批判。
“文革”结束后，随着思想禁锢被逐步打破，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掀起了一个高潮。以1981年9月出版的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为标志，朱熹研究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其后，出版专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之多，从各个领域对朱熹思想展开了全面的研究。其中哲学思想以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见长，“四书”学以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较为系统，邱先生的著作出版于1980年，亦开风气之先。涉及朱熹生平、思想的有杨天石的《朱熹及其哲学》，陈正夫、何植靖的《朱熹评传》，高令印的《朱熹事迹考》等，涉及教育的有韩钟文的《朱熹教育思想研究》、杨金鑫的《朱熹与岳麓书院》等。在不少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中国哲学范畴史等专著里，均有论述朱熹思想的章节。进入九十年代，朱熹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其中束景南集十年苦功，出版了洋洋八十万字的《朱子大传》和六十万字的《朱熹佚文辑考》，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张立文也修订出版了他的《朱熹思想研究》，增加了三章新的内容。随着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陆续举办了多次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如1981年在杭州召开的国际宋明理学讨论会、1987年在厦门召开的朱子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0年在福州、武夷山召开的纪念朱熹诞辰8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等，反映了朱熹研究的进展和成果。此外，若干朱熹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一些朱熹研究刊物先后创刊，取得了不少学术成果。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大陆的朱熹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
与中国大陆相比，海外的朱熹研究由于未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和影响，一直未曾间断。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四十多年来，在朱熹研究上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数十部学术专著，发表了上千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朱熹思想的各个方面及其与中国文化、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关系等。在不少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史及心性论方面的著作里，也有关于朱熹的专章。除日文、英文的论著外，中文出版的重要专著有钱穆的《朱子新学案》、陈荣捷的《朱子新探索》、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以及范寿康的《朱子及其哲学》等。其中钱穆对朱熹思想的各个领域作了广泛的研究，陈荣捷则对朱熹及其思想、事迹作了全面的考证和评述，刘述先对朱熹的哲学有较深入的论述。此外，海外也召开了若干学术讨论会，反映了朱熹研究的新进展，如1982年在美国夏威夷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论文三十篇，1992年在台北召开的国际朱子学会议，收论文五十八篇。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举行的朱子学术会议，均邀请大陆、台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及欧洲学者出席，促进了世界各地朱子学研究的交流与开展，这对于推动学术的发展十分有利。现分专题将海内外朱熹研究主要方面的情况述评如下。
二、关于朱熹的哲学
（一）关于理气论
张立文认为，朱熹的“理是生物的本原，决定事物的性质；气是构成万物的具体材料，决定事物的形状。”①陈来指出：“朱熹的理气先后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早年他从理本论出发，主张理气无先后。理在气先的思想由南康之后经朱陈之辩到朱陆太极之辩逐步形成。理能生气曾经是他的理先气后思想的一个内容。而他的晚年定论是逻辑在先，逻辑在先说是在更高的形态上返回本体论思想。”①对朱熹的理气论作了动态、复合的研究。刘述先则以朱子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学为题，认定朱熹的理气论“最后终极的实在不外乎理气二元，整个宇宙乃是理气二元配合变化所产生的结果。”②认为朱熹哲学乃理气二元论哲学。
（二）关于心性论
心性论是朱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对其重视程度不亚于对他的理气论，但由于心性论的哲学思辨性比理气论复杂，故人们对朱熹心性论的理解不尽一致。其中的一个分歧在于心是否为主宰天地万物的本体？心性、心理是否同一？陈来认为“所谓心主乎性决不意味着心能主宰天地之理，能主宰天地万物。”③否定心有本体的意义。徐远和亦指出：“尽管朱熹认为心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但始终没有把心提升为本体。他用以表示本体的概念是理（太极）、性，而不是心。他主张‘性即理’，而反对‘心即理’，认为心与理、心与性是有区别的，不容混淆。”④与上述观点不同，蒙培元认为朱熹的心为主宰，主要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说，并认为朱熹是心性合一论。他说：“心之所以成为主宰，不仅仅是从认知功能而言，主要是从本体论存在论的意义上说。……这显然是心性合一论的说法。”⑤以上可见，对朱熹哲学心性论，除有相同的认识外，亦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三）关于格物致知论
对于朱熹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胡适曾给予一定的肯定，指出朱熹所说的“即物而穷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而对朱熹所说的另一句“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胡适说“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是如此”。①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有科学的方法论因素。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朱熹一章的作者则认为，从表面看来，好像朱熹的意思是要探求客观世界的真理，事实并不然。他指出：“不在乎求科学之真，而在乎明道德之善。这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本质。”②
（四）关于朱陆哲学的异同
蒙培元认为，在心与理的关系问题上，陆九渊与朱熹有很大分岐，“朱熹虽有心即理的思想，但‘性即理’是他的客观唯心论的基本命题。他承认心外之理是最高本体，因此是理一元论者。但陆九渊认为，天地万物之理都在我心中。在他的哲学中，心与理完全是合一的，没有分别。我们正是从这一点着眼，才说他是心学，是心一元论者”。③并指出：“朱陆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朱熹讲体用，陆九渊不讲体用。”④陈来认为，朱熹对陆学的批评有一个不变的基调，这就是指陆学为禅学。“朱熹所谓‘禅学意思’即指径易超绝厌弃文字的为学倾向及遗外求内、绝物存心的修养风格。”⑤指出了朱陆差异的一个方面。并认为“总起来看，朱陆之争的主要分歧，不是本体论的，而是人性论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的。”①钱穆肯定“朱陆两家所持义理，实本同出一源”②亦指出：“陆氏兄弟主心即理，主从内面推出。天地万物之为一体，只是仁者之存心，不烦远求之于宇宙万物成立之前，与夫宇宙万物之外在者。朱子亦谓万物一体乃仁以后事，与二陆之说颇若近似相通。惟朱子深不喜理只在心不在外之说，必求合内外本末精粗显微而一言之，此与二陆意见深所难合。阳明舍朱从陆，专言致知，不言格物，可悟朱陆双方异同所在。”③即认为朱陆的差异在于，陆氏主心即理，从内心推出天地万物，而朱熹既讲理在心，亦讲理在外，理存在于宇宙万物，故主张通过格物以致其知，与陆王不言格物，只内不外相区别。
三、关于朱熹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关于朱熹的政治思想
受“文革”的影响，邱汉生在“文革”后不久出版的《四书集注简论》一书的“政治论”中指出：“《四书集注》论述的政治哲学，暴露了朱熹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面目。”④即以“反动”来界定朱熹的政治思想。具体认为，“朱熹强调对劳动人民进行镇压和欺骗这反革命的两手。”⑤断言朱熹“教民”的实质是愚民。范寿康把朱熹政治思想中的德治与人治联系起来，指出：“朱子以为‘德治’的实现要在于‘人’。先要有实施‘德治’的‘人’，才能有‘德治’的实现。他于是又成了一个主张‘人治’的学问家了。”⑥并认为朱熹的德治和人治均是循理而行，以理治天下，“照他的说法，所谓‘德治’也不外是依‘理’处理政治工作；所谓‘人治’也不过是说人君以及臣属处理政治要以‘理’为根据”①。故朱熹的天理治国论是其德治与人治思想的依据。张立文指出：“朱熹批评了君主的独断，想望开明君主，是有意义的。”②并认为“君主专制、独断的统治，是宗法等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朱熹试图改变君主的独断，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③对朱熹批评君主独断，作了适当的肯定。
（二）关于朱熹的伦理思想
杨天石认为朱熹克人欲，存天理的思想是“以理杀人的软刀子”④，它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核心和纲领。并指出“朱熹关于人欲的上述两种认识各有它的用处。前者具有禁欲主义特色，后者则为统治阶级的纵欲发放了许可证。”⑤认为朱熹一方面提倡禁欲主义，另一方面又允许统治阶级纵欲。洪波不同意把朱熹的理欲之辨等同于“以理杀人”，他说：“理欲之辨与‘以理杀人’不能等同并论。”⑥并认为“理欲之辨所讲的‘存理灭欲’，也是对整个地主阶级的道德要求。”⑦而不仅仅针对下层民众，可见并未允许统治阶级纵欲。张岱年亦认为戴震的“以理杀人”之说与朱熹等宋儒理欲之辨的本义有所不符。他说：“东原对于宋儒理欲之辨之真义，稍有误会，认为持理欲之辨者是否认一切欲，所以他对于理欲之辨的驳论，并非完全中其肯綮。”⑧这表明对待朱熹的理欲观及其所反映的伦理价值观，历来有不同的见解。要对这一问题作出客观的评价，一是要注意把握朱熹思想的本义，二是应把朱熹思想的本义与后世产生的流弊区别开。
四、关于朱熹的经学
（一）关于“四书”学
邱汉生指出：“南宋光宗绍熙改元，朱熹在漳州刊刻了《四书》，为之作注。《四书》的名称从此确立。……《四书》并行，是继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艺之后，学术思想史上的又一重大事件。”①充分肯定朱熹首创“四书”之名，并为之作注的重大意义。束景南经过考证，断定朱熹于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而不是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将四书章句、集注合刊于浙东。他说：“这个宝婺刻本，是朱熹首次把《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与《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合刻，经学史上与‘五经’相对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标志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经在五经学之外作为独立的四书学体系在经学文化史上的出现与确立。”②指出“四书”学是独立于“五经”学之外的新经学体系，而由朱熹最终确立。
（二）关于易学
束景南指出：“如果说他的经传相分的思想，是他继《易》是卜筮之书新发现后的第二个《易》学思想飞跃，那么他在经过《易》学论战以后建立起来的统一周邵太极先天二家之学的图书象数说，便是他的第三个《易》学思想飞跃。第一个飞跃使他由程颐通向邵雍，第二个飞跃使他从《易传》转到《本义》，第三个飞跃使他写出了《易学启蒙》。有了这三个《易》学认识的飞跃，才为他作《周易本义》全面准备了条件。”③对朱熹易学思想发展确立的三个阶段即《易》本为卜筮之书、《易传》与《易经》相分、把周敦颐的太极学与邵雍的先天学统一起来，作了概括的说明。朱伯昆认为“朱熹的易学，对筮法的解释，虽然吸收了河洛图式和邵雍的先天易学，但仍属于义理学派；或者说，站在义理学派的立场，吸收象数学派的某些观点，以补其不足。”①指出朱熹易学以程氏易学为骨干，融会各家的长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体系。
（三）关于诗经学
束景南指出：“《诗》学主线，发展他的反《毛序》传统旧说思想，在《诗集传》中建立起了黜《毛序》的新《诗》学体系。”②即指朱熹打破以往以《毛序》说《诗》的旧传统，提出直探《诗》文本义，以《诗》说《诗》。束景南并归纳出朱熹诗经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即三大支柱。他说：“他建树了自己《诗》经学的三大支柱。一是《二南》说。他全面修改了《二南》旧说，建立了一个理学化的《二南》解说体系，作为《诗》经学的纲。……二是六义说。朱熹认为读《诗》必须首先明‘六义’，但是自郑玄以来‘六义’便遭到曲解，真义汩没。……三是叶韵说。……他所以在解《诗》上用叶韵，主要说明古诗入乐，用韵自然天成，便于讽咏。”③周予同把朱熹诗经学的大要分为三个方面，他说：“朱熹《诗经》学之大要，约可析为三方面，即：一，反对《诗序》，以为不足凭信；二，不专主毛、郑，而间采今文《诗》说；三，提出新解，以《诗经》中二十四篇为男女淫佚之作。”④并认为朱熹诗说是集宋代怀疑派诗说之大成，而与前代诗学旨趣各异。
（四）关于尚书学
李学勤指出：“从理学讲解《尚书》，是朱子《书》说的特色，与汉唐经注不同。”①并提到朱熹对《书序》和《孔传》的怀疑，既表现出以义理说《书》的宋学特色，同时注意借鉴汉学考据训诂的工夫，以疑辨伪古文。刘起〓认为，“朱熹《尚书》学的主要成就，在疑辨伪古文”。②指出在吴棫的影响下，朱熹“自己也提出许多对伪《古文尚书》本文、《书序》及伪《孔传》（包括《孔传序》）的疑辨意见”。③故认为朱熹是疑伪古文影响极大的一家。钱穆也充分肯定朱熹治《尚书》，辨伏生、孔安国两家所传相异的经学成就。指出朱熹“疑伏、孔《尚书》相异，又疑《书序》不可信。……于经学，则为此下明清两代之开山。伪《古文尚书》一案，即由朱子提出。就中国全部学术史言，朱子之伟大，洵是古今难匹”。④认为朱熹经学为明清两代经学之开山，予以高度评价，由此体现出朱熹在中国经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五、关于朱熹与宗教
朱熹与宗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朱熹对佛、道二教的批评、借鉴与吸取上，这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开放与兼容精神。
（一）关于朱熹与佛教
李禹阶认为朱熹早年“所接受的佛教思想，主要来自于禅宗临济杨岐大慧一系僧徒”。⑤并参究过“狗子有无佛性”的“话头”，深受佛教“众生悉有佛性”说的影响，这形成他性论的一个重要特色。郭齐考证了朱熹早年与禅师道谦交往及受其影响的经历，并辑录出朱熹的佚文：《与开善道谦禅师书》、《祭开善谦禅师文》等，这为研究朱熹早年儒佛双修提供了重要资料。郭齐指出：“从朱熹的思想转变过程来看，由于李侗的影响，同安返家之后，他对佛学已由笃信而转向怀疑、扬弃。”①关于朱熹弃佛归儒后对佛学的批判，束景南指出：“如果说《辨张无垢中庸解》是侧重于批判宗杲——无垢以心法起灭天地的心学，那么，《辨吕氏大学解》便是侧重于批判宗杲——无垢一闻千悟、一超直入的顿悟。”②并认为“《杂学辨》作为一个完整的反佛思想体系，实现了朱熹对自己得自于道谦的禅宗的自我批判和对以宗杲——无垢为代表的禅风的全面清算。”③通过对佛学的批判，朱熹在本体论上以儒家的实理与佛教的空理相区别，超越了李侗以义利为第一义来划判儒释的思想。朱熹站在理学集大成者的立场，不仅批判了儒学，而且对佛教文化加以借鉴吸取，用以丰富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征。对此，方立天指出：“程朱把理提高为宇宙的本原、本体，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朱熹还借用佛教的‘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一理分殊的道理。……朱熹提出的理气关系说和华严宗的理事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④除此之外，朱熹在心性论、主宾之辨、修养方法上也对佛教心性论、“宾主颂”、静坐修养法有所借鉴和吸取。
（二）关于朱熹与道教
朱熹在批评道教的基础上，也对道教加以借鉴和吸取。范寿康认为朱熹在五个方面受到道教的影响：“（甲）朱子对河图、洛书极为推崇。……（乙）朱子对所谓《太极图》以及阴阳、五行等，也甚重视。……（丙）朱子对于《先天图》以及象数之学亦认为具有学术上的价值。……（丁）朱子对于魏伯阳所著《周易参同契》曾加校正，写成了《周易参同契考异》一书。……（戊）朱子对《阴符经》也写成了一部《阴符经考异》。”①孙以楷亦指出：“朱熹对周敦颐的太极图以及太极图说的整理，恰恰是在道家道教哲学影响下实现的。”②并认为“朱熹以周敦颐太极图说（传自道教）之理与邵雍先天图（亦传自道教）之法相结合，进一步完善生成论”。③卿希泰论及了朱熹与道教的关系，他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䜣’为《周易参同契》作注，尝自谓‘清夜眠斋宇，终朝读道书’，足见他对道教的重视。正是由于他把道教的宇宙图式理论和守静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哲学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④故主张开展道教与儒、佛相互关系的研究。
对于朱熹本人对待佛、道二宗教的态度和原则，束景南加以分析概括：“朱熹对待老佛异端的一种文化原则，也成了他自己作《阴符经考异》的指导思想：他不反对出入异端，但却主张要主之以儒学文化的义理之正，以之来取舍判断异道的是非得失，对佛教道教之说既非绝对的全盘弃绝，也非绝对的盲目尊信，而要折衷于‘中庸之实’。”⑤即以儒学义理作为判断宗教文化是非得失的标准，既批判佛教、道教有违儒家义理的教旨教义，又注意吸取其思辨哲学之长。出入佛老而折衷以义理之正，这即是朱熹对待宗教文化的态度。
六、朱熹研究展望
与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及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身份相适应，学术界在关于中国文化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经学、教育、自然科学、史学、文学、宗教、心理学、语言文字学等各个领域，对朱熹思想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推动了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与现代化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践相联系，开展了对朱熹思想与现代化关系及其现实意义的研究，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时代性，为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以及时代发展提出的要求，对朱熹研究进一步努力的目标及发展前景，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一）应进一步开展对朱熹经学的研究
以往学界对朱熹经学的研究，虽也出了一些成果，但比较而言，对朱熹经学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多，把诸经融合贯通成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少。由于朱熹经学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其他思想大多是在对经学的研究和阐发中提出来的，故研究朱熹而不及经学，不能说不是一缺憾。一些人对朱熹经学的某一经或某一部分，如“四书”、《易》、《诗》、《书》等虽作过个案的研究，也不乏深刻的见解，但没有把诸经学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整体，故未能揭示朱熹经学的特征及其在朱熹思想中的地位，这影响到对朱熹其他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有人对朱熹经学作了全面研究，并提出一些灼见，但或囿于汉学眼光，或限于学案式研究，真正对朱熹经学有深入全面研究的只是个别。尽管对朱熹的诸经思想作深入和综合的研究有相当的难度，但目前的研究现状，确实是朱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二）加强对朱熹思想的综合性研究
朱熹思想本身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是以经学为基础，以天理论为指导而展开的对经学、哲学、文学、史学、宗教、政治、伦理、经济、教育、自然科学、诸子学等各方面研究的综合体。仅从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来研究朱熹，不足以把握朱熹思想的全貌，只有以联系的眼光，开展综合性的研究，才能对朱熹思想的本质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更深入的理解，也才能把对朱熹思想总体性和本质的认识运用于个案的或某一个方面的研究，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水平。然而，宏观、综合性的研究须建立在微观、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如果脱离了这个基础，宏观、综合性研究只会流于空疏，所得出的结论也难以符合朱熹思想的本义。所以应把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个案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结合起来。由于对朱熹思想某一方面、个别、个案的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而对朱熹思想的全面研究尚有进一步加强的余地，故今后更应重视对朱熹思想开展综合性研究，以把研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把朱熹放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开展对朱熹思想与其他文化派别的比较研究
研究朱熹，不能孤立地就朱熹研究朱熹，因朱子学是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产生，而朱熹本人又处于当时思想文化发展的中心，所以应联系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结合诸文化派别（包括佛道宗教文化）的相互争鸣、相互辩难，以及朱熹与诸文化派别的相互关系来开展朱子学与其他文化派别的比较性研究，从而揭示朱熹思想不同于其他学派、其他文化派别的特点，进一步把握朱子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影响以及对促进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以往学术界对此问题已作了大量研究，但一般限于朱熹与某一派别的双边研究，而对朱熹与诸文化派别的多边研究尚有不足。今后应进一步加强朱熹思想与其他文化派别的比较研究，这既可客观地把握朱熹思想的特点，又能了解中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特征。
（四）注意把朱熹思想与朱学流弊及其在流传过程中的影响区别开
以往在对朱熹思想的批判中，存在着过分夸大其消极因素而全盘否定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未能把朱熹本身的思想与朱学流弊以及统治者的执其一端，歪曲利用而使其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区分开。固然，朱熹思想本身具有二重性，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或者说，如果把积极因素强调得过头，则转变为消极因素。尽管朱熹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不能与理学对后世的不良影响脱离关系，但也应看到朱学盛行后，统治者的歪曲利用和学术界出现的弊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弊病，与朱熹本身的思想不能划等号，并且朱熹本人也反对这些弊病。所以在研究朱熹思想及其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影响时，应注意把朱熹思想与朱学流弊区分开，防止误解朱熹思想的本义。
（五）着眼于研究朱熹思想的现代意义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
学术研究应具有时代性，不能仅停留在说明以往的思想是什么的阶段，而应在探明以往思想的内涵和历史意义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其现代意义以及与现代化的关系。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任何思想文化必须与现代化相结合，接受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挑战，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并以现代化的要求作为评价和取舍的标准。朱熹思想也不例外，它必须以自身的价值去适应现代代及现代社会的需要，以现代化为标准，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化，为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着重研究和探讨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结合的途径、时代意义，它在何种程度上，在哪些领域能够满足现代化及现代社会的需要，并对其作现代审视、反思和诠释，发扬其精粹和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极成分，克服其流弊和为时代发展所淘汰的内容。由于朱子学在东方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意义，被视为东方文化的象征，故在研究朱熹思想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时，应开阔眼界，放眼东方，开展国际合作，与东亚各国各地区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拓宽研究领域，贴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研究和回答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从而把朱熹研究与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机。
附注
①《朱熹思想研究》第2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版
①《朱熹哲学研究》第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②《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269页，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2月版。
③《朱熹哲学研究》第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④《洛学源流》第319页，齐鲁书社1987年9月版。
⑤蒙培元：《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载《朱子学新论》第202页，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1年12月版。
①《胡适文存》卷二，第208页。
②《宋明理学史》上卷，第39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
③《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④《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第8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版。
⑤《朱熹哲学研究》第331页、3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①《朱熹哲学研究》第3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版。
②《朱子新学案》（中）第986页，巴蜀书社（成都）1987年2月版。
③《朱子新学案》（中）第1006页，巴蜀书社1987年2月版。
④《四书集注简论》第99、104页，中国社会出版社1980年8月版。
⑤同上
⑥《朱子及其哲学》第136页，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①《朱子及其哲学》第136页，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
②《朱熹思想研究》第10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修订本。
③同上
④《朱熹及其哲学》第215页，中华书局1982年3月版。
⑤《朱熹及其哲学》第217页，中华书局1982年3月版。
⑥《论朱熹的理欲之辨》，《朱子学刊》1990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
⑦同上
⑧《中国哲学大纲》第4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
①《四书集注简论》第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
②《朱子大传》第76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③《宋子大传》第74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①《易学哲学史》中册，第429—4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1月版。
②《朱子大传》第74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③《朱子大传》第750—752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④《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15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①《朱子的＜尚书〉学》，《朱子学刊》1989年第1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
②《尚书学史》第243页，中华书局1989年6月版。
③《尚书学史》第281页，中华书局1989年6月版。
④《朱子新学案》（中）第1287页，巴蜀书社1987年2月版。
⑤《朱熹青少年时代对佛教思想的继承与扬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2期。
①《朱熹新考》第335页，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②《朱子大传》第23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③《朱子大传》第23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④《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第3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