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是历史的产物，虽然它的产生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时代发展了，其某些落后于时代的内容便妨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与现代化发生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矛盾
  朱熹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强调道义而轻视功利，虽有其适用范围和积极因素，但其重视道德的价值，注重道德精神的培养，轻视或忽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物质利益的满足；重视教化，强调道德标准，忽视功利和客观效果。这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讲求社会经济效益的要求不相适应。要发展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就须克服重义轻利观念中的消极因素，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见利忘义”、不义而富贵的另一个极端。
  （二）人治思想与法制建设的冲突
  朱熹是传统人治思想的提倡者，他认为制度好不好没多大关系，只要得人便可，得其人，便占得分数多了。其人治思想与德治主张相联系，把国家大事的治理系之于统治者个人及各级官吏的品德和素质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律制度保障和法律监督的可靠基础上。导致传统政治以人治为主，轻视法治。朱熹的“正君心”，反对君主“独断”，限制封建君主特权的主张也难以落实。以人代法，以权代法盛行于世。君主的意志成为法律，亦是人治原则的最终体现。这与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要求形成冲突。且从现代社会的法律观点看，人治观念流弊甚多，不足以应付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建设当代法制社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必须变革旧的人治观念。但从另一方面讲，法治也不能完全代替德治。道德是教育人们从内心消除犯罪的动机，是人们内化于心的一种自我约束力量。儒家及朱熹提倡的德治和道德自律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可以防止一旦法律管束不严而产生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应坚持以法治为主，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三）社会本位与个性自由的矛盾
  朱熹以社会为本位，认为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强化了传统中国文化重社会，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这一观念虽有其积极因素的一面，但也形成中国式的群体主义，限制了个性的发展，个人淹没在群体和社会之中。因而具有轻视个人利益、抹煞个性的消极因素，这与个性自由的观念形成矛盾。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表现为个人的发展，二者具有一致性，如果人的个性受到抑制，人的首创精神和自由意志得不到发挥，也就会使整个社会发展缓慢。这与现代社会强调发挥个人首创精神，以促进生产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个性自由观念极不协调。所以，在扬弃传统，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应强调尊重个人，充分肯定个性自由，把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结合起来。
  （四）崇古倾向与开拓精神的冲突
  朱熹以三代社会作为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是美好的理想社会，一切学术、政治、伦理、文教、典章制度、文采风俗都以三代社会为准，其三代社会的事物是最有价值的，而现在和未来则不足道。并强调从过去的传统中引出现在人们行为规范的依据，形成厚古薄今、是古非今的崇古倾向。因而一定程度地造成人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生活习惯和观念。这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开拓创新精神形成矛盾。显而易见，这种崇古倾向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中华民族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开拓前进，变革传统的唯古是崇的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以放弃好的传统为代价。
  （五）心性修养与建功立业的不协调之处
  朱熹提出“心统性情”的思想，重视内在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律，把察识其心与存养其性结合起来，偏重于冥思内修，向内发展。这固然有其一定的意义，但也带来忽视事功修为，轻视改造社会、探索自然的实践活动的弊端。这种冥思内修、重内轻外的自我约束倾向不利于鼓励人们追求成功，与现代化所需要的建功立业的要求不相适应。
  （六）政治主张缺乏监督机制，与现代民主不相适应
  朱熹虽然提出天理治国论，从治体的高度批判封建君主的专制“独断”，主张“正君心”，把君主置于天理的约束之下，但这一套政治理论和主张却缺乏监督机制，往往不能约束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其根本缺陷不仅在于没有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方案来限制君权和封建统治者的特权，而且在于没能提出一个能有效推行这些方案的政治体制，而与现代民主和民主制度不相适应。这反映出朱熹政治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未能超出传统君主民本思想的模式。要实现并发展现代民主，就须扬弃朱熹的政治思想，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充分行使当家作主，自由表达民意，有权决定并罢免领导者，拥有参与管理国家政权的民主权利。并且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制度和机制，以保障广大人民对国家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和公务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防止和克服各种“私天下”的行为，从制度上杜绝专制独裁、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的出现。
  （七）科学思想之不足
  朱熹虽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与学生的问答中，讲授宇宙论、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但一般限于表面直观，未上升到理论自然科学的高度。且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以穷其理的认识论，虽然也注意探讨客观事物及事物的规律，但却把重点放在认识内在于人心的天理上，格物只是体认天理的手段。从思维方式上看，朱熹大量运用的义理思维方式是以明理为目的，不利于科学思想的产生。而形式逻辑则较为欠缺，缺乏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这是中国文化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朱熹的思想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尽管朱熹与那些斥技艺为“奇技淫巧”，完全忽视自然科学的人不同。此外，朱熹象数思维中重太极八卦的思维方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因此尚不能过分夸大其中可能包含的科学思想的因素。
  以上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的冲突是应该批判并扬弃的内容。不如此则难以创新发展中国文化，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在批判扬弃朱熹思想的同时应该看到，朱熹思想具有二重性，其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往往混然杂处，并非泾渭分明。有时在同一事物、同一理论之中就同时包含着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两种因素，人们不可能对其一劈两半，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比如重义轻利的观念，既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讲求经济效益有不适应之处，又是对见利忘义的一种抵制。又如以社会为本位的观念，既压抑个性与个性自由，而不利于通过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又有利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以关心和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诸如此类，人们不应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否定或简单肯定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应作辩证的扬弃，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