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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过去，影响到现代，作为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朱子学与现代文化及现代化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表现为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的某些冲突和不协调。然而朱子学也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一面，即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走向中，朱熹思想应占有一席之地。此外，朱子学不仅对中国传统及现代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流传海外，对东亚各国的文化有很深的影响。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具有朱子学、儒学的文化背景，这促使人们注意研究朱熹思想与东亚经济及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以探讨儒学的现代意义。
  一、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的冲突
  朱子学是历史的产物，虽然它的产生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时代发展了，其某些落后于时代的内容便妨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由此与现代化发生冲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矛盾
  朱熹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强调道义而轻视功利，虽有其适用范围和积极因素，但其重视道德的价值，注重道德精神的培养，轻视或忽视物质财富的创造和物质利益的满足；重视教化，强调道德标准，忽视功利和客观效果。这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讲求社会经济效益的要求不相适应。要发展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就须克服重义轻利观念中的消极因素，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见利忘义”、不义而富贵的另一个极端。
  （二）人治思想与法制建设的冲突
  朱熹是传统人治思想的提倡者，他认为制度好不好没多大关系，只要得人便可，得其人，便占得分数多了。其人治思想与德治主张相联系，把国家大事的治理系之于统治者个人及各级官吏的品德和素质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律制度保障和法律监督的可靠基础上。导致传统政治以人治为主，轻视法治。朱熹的“正君心”，反对君主“独断”，限制封建君主特权的主张也难以落实。以人代法，以权代法盛行于世。君主的意志成为法律，亦是人治原则的最终体现。这与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要求形成冲突。且从现代社会的法律观点看，人治观念流弊甚多，不足以应付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建设当代法制社会，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必须变革旧的人治观念。但从另一方面讲，法治也不能完全代替德治。道德是教育人们从内心消除犯罪的动机，是人们内化于心的一种自我约束力量。儒家及朱熹提倡的德治和道德自律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可以防止一旦法律管束不严而产生违法犯罪的行为。所以应坚持以法治为主，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三）社会本位与个性自由的矛盾
  朱熹以社会为本位，认为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强化了传统中国文化重社会，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的特征。这一观念虽有其积极因素的一面，但也形成中国式的群体主义，限制了个性的发展，个人淹没在群体和社会之中。因而具有轻视个人利益、抹煞个性的消极因素，这与个性自由的观念形成矛盾。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表现为个人的发展，二者具有一致性，如果人的个性受到抑制，人的首创精神和自由意志得不到发挥，也就会使整个社会发展缓慢。这与现代社会强调发挥个人首创精神，以促进生产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个性自由观念极不协调。所以，在扬弃传统，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应强调尊重个人，充分肯定个性自由，把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结合起来。
  （四）崇古倾向与开拓精神的冲突
  朱熹以三代社会作为判断是非的价值标准，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是美好的理想社会，一切学术、政治、伦理、文教、典章制度、文采风俗都以三代社会为准，其三代社会的事物是最有价值的，而现在和未来则不足道。并强调从过去的传统中引出现在人们行为规范的依据，形成厚古薄今、是古非今的崇古倾向。因而一定程度地造成人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的生活习惯和观念。这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开拓创新精神形成矛盾。显而易见，这种崇古倾向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中华民族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开拓前进，变革传统的唯古是崇的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以放弃好的传统为代价。
  （五）心性修养与建功立业的不协调之处
  朱熹提出“心统性情”的思想，重视内在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律，把察识其心与存养其性结合起来，偏重于冥思内修，向内发展。这固然有其一定的意义，但也带来忽视事功修为，轻视改造社会、探索自然的实践活动的弊端。这种冥思内修、重内轻外的自我约束倾向不利于鼓励人们追求成功，与现代化所需要的建功立业的要求不相适应。
  （六）政治主张缺乏监督机制，与现代民主不相适应
  朱熹虽然提出天理治国论，从治体的高度批判封建君主的专制“独断”，主张“正君心”，把君主置于天理的约束之下，但这一套政治理论和主张却缺乏监督机制，往往不能约束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其根本缺陷不仅在于没有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方案来限制君权和封建统治者的特权，而且在于没能提出一个能有效推行这些方案的政治体制，而与现代民主和民主制度不相适应。这反映出朱熹政治思想的时代局限性，未能超出传统君主民本思想的模式。要实现并发展现代民主，就须扬弃朱熹的政治思想，使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充分行使当家作主，自由表达民意，有权决定并罢免领导者，拥有参与管理国家政权的民主权利。并且必须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的程序、制度和机制，以保障广大人民对国家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和公务人员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衡，防止和克服各种“私天下”的行为，从制度上杜绝专制独裁、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的出现。
  （七）科学思想之不足
  朱熹虽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与学生的问答中，讲授宇宙论、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但一般限于表面直观，未上升到理论自然科学的高度。且朱熹提倡的格物致知以穷其理的认识论，虽然也注意探讨客观事物及事物的规律，但却把重点放在认识内在于人心的天理上，格物只是体认天理的手段。从思维方式上看，朱熹大量运用的义理思维方式是以明理为目的，不利于科学思想的产生。而形式逻辑则较为欠缺，缺乏归纳、演绎的逻辑方法，这是中国文化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朱熹的思想在这方面也是有缺陷的，尽管朱熹与那些斥技艺为“奇技淫巧”，完全忽视自然科学的人不同。此外，朱熹象数思维中重太极八卦的思维方法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是一个未解之谜，因此尚不能过分夸大其中可能包含的科学思想的因素。
  以上朱熹思想与现代化的冲突是应该批判并扬弃的内容。不如此则难以创新发展中国文化，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但在批判扬弃朱熹思想的同时应该看到，朱熹思想具有二重性，其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往往混然杂处，并非泾渭分明。有时在同一事物、同一理论之中就同时包含着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两种因素，人们不可能对其一劈两半，要么肯定，要么否定。比如重义轻利的观念，既与现代社会发展生产力，讲求经济效益有不适应之处，又是对见利忘义的一种抵制。又如以社会为本位的观念，既压抑个性与个性自由，而不利于通过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但又有利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以关心和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诸如此类，人们不应采取非此即彼的简单否定或简单肯定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而应作辩证的扬弃，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态度。
  二、朱熹思想与当代社会的文化走向
  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既有继承性的一面，又有创新性的一面。朱熹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自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不可抹煞。建设中国式的现代新文化，离不开我国的国情，不应割断历史。毛泽东曾主张对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认真研究。遗憾的是“文革”期间大肆批孔批朱熹，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结果越批越糟，“文革”的流毒至今未肃清，严重引发了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和人们思想的混乱。加上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够，使得社会风气和执政党党风出现严重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
  鉴于此，在当代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朱熹思想如何定位？在文化发展中起到什么作用？这须结合社会及其文化的发展加以考察。
  在新形势下，弘扬朱熹思想及儒学中包含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文化走向二十一世纪，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自二次大战以来，殖民体系瓦解，“欧洲中心论”随之破产。近年来的世界剧变，使“两极对抗”格局消失，代之以“多极”体系和“多元”文化的出现。当今时代，现代化正逐步朝着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发展，出现了民族国家加强国际化合作的倾向；世界文化也正朝着在全球意识下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中，应考虑在全球意识下发展中国文化。既奋起直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又充分发挥朱熹思想的积极作用，在发扬民族文化优势，强化民族意识的前提下，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中国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现代文化形态。即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发达的社会文化。它包括科学技术及教育的现代化，思维方式的科学化，民主、法律制度和意识的建立及完善化，伦理道德的自律、自觉化，以及社会风气的文明、健康化等多方面的内容。
  然而要真正走向未来，必须立足现实，反思和扬弃传统。朱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者，随着各种“左”和右的错误干扰被排除，其思想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广泛传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朱子学在内的儒学将成为未来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主体文化将融合中西文化的长处而走向世界。如果以人类文化的大同作为最终发展目标和评价标准来看待在实现大同过程中的中国、西方等各种文化，那么，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走向既不是全盘西方化，也不是一味复古。即是说，当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移植，也不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的翻版，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的创造。新文化的创造，要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并对东西方文化都加以积极的扬弃。把人类一切优秀文化在新的时代融会贯通和综合创新，把世界文化熔为一炉，既打破地域界限，又保持民族特色，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将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推向世界。从而使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儒学、体现东亚文化特点的朱子学也走向世界。
  有一种与当前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取长补短而共同发展的趋势不合拍的所谓“文明冲突”论，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学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这种理论实际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论”及“西方文化优越论”在新形势下的翻板，旨在以西方文明一统天下，抹煞各种文化相互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将文明的差异极端化，企图以西方文化来排斥异己，而与世界文化的走向不协调，这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们的批判。但“文明冲突”论也从反面警示人们，世界文明的发展存在着激烈竞争的因素，落后了就可能遭淘汰，而受制于人。因此，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中，既要发扬朱子学的东方文化的人文功能，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又要吸取西方文化的优长，把科技与人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避免在科技化、工业化、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与人文传统相分离的弊端，如此使人生意义失落，一定程度地使“社会人”变成了“经济人”。生产和效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被弄得模糊不清。在解决这个全球性文化问题时，朱熹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将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把现代的科技化、工业化、市场化与传统的道德人文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对抗，无疑具有光明的前景。
  三、朱子学对东亚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
  朱子学形成以后，不仅影响中国，而且流传海外，对东方各国，特别是汉字文化圈几乎带有普遍性的意义，故在一定意义上朱子学在东方形成了中世纪世界主义，被视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朱子学在海外的影响，既表现为对历史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影响，又表现为对现代社会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日本及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这五个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同为儒学文化区，具有儒学文化传统的背景，受到儒家思想包括朱子学的深刻影响，传统的儒学世俗伦理价值观深入民间，构成思想文化的一大要素，这反映了东亚的实际。
  东亚经济的成功动摇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无法开出现代化的理论，使人们重新审视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并对此加以正面评价和深入探讨。
  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成就最大的日本，具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儒学背景。自公元285年孔子的《论语》传入日本以来，儒学的影响经久不衰。理学在十三世纪初传入日本。日本僧人圆尔辨圆于1241年回国时，携回了朱熹、二程等理学家的著作，引用朱熹、张栻等人的言论，以介绍理学，并主张将理学与佛教结合起来。德川幕府时代（公元1603——1867年），奉儒学为圣教，将朱子学作为官学，儒学遂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藤原惺窝（公元1561——1619年）是日本朱子学派的开创者，其主要功绩是使朱子学摆脱了佛教禅宗的束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他的学生林罗山（公元1583——1657年）成为日本朱子学的代表和官方哲学家，其思想特点是坚持藤原惺窝的反佛思想，主张将日本原有的神道与理学家的儒学相结合。日本的朱子学在德川幕府时期发展分化为多个流派，形成日本朱子学的鼎盛期。使儒学在日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渗透于日本民众的行为、观念、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结构之中。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开始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受到批判。但由于儒学在日本影响深远，已融入日本传统文化之中，明治天皇并未对儒学采取全盘否定的作法，而是在天皇的关于教育的敕语中，把日本神道与儒学融为一体。要求“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主和，朋友有信”，把儒家伦理贯穿于教育之中，使其在近代日本仍然发挥着影响和作用。
  朝鲜与中国相邻，是受儒学影响很深的国家。早在公元前二、三世纪，孔子思想随同汉字传入朝鲜。古代朝鲜通用汉字，随着人员交流往来，儒家经典陆续传到朝鲜。中国儒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如先秦儒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等，都在朝鲜有相应的影响和表现。十三世纪末朱子学由元朝传入高丽。先是名儒安珦出使元大都燕京时，得到新刊的朱熹著作，回国后便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并以兴学养贤为己任，为传播、提倡朱子学做了大量工作。之后，白颐正往来于高丽和元大都之间，得程朱理学而学之，携大量程朱之书归国后教授学者，扩大了程朱理学在朝鲜的影响。公元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李氏王朝，改国号为“朝鲜”。朱子学在李朝五百年间一直作为官学，支配了朝鲜的政治、学术、教育和社会价值观。李朝时代，朝鲜政府积极发展儒学教育，国家设成均馆，郡县置乡校，读书以“四书”、“五经”、诸史为主，不准读老庄、佛经。著名思想家李退溪（公元1501——1570年）继承并发展了朱熹之“四书”学、心性论和道统论等，促进了儒学在东方的发展，并集朝鲜朱子学之大成，扩大了朱熹思想的影响。朱子学在朝鲜成为社会改革的理论，对社会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促进了朝鲜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李朝时期，朝鲜学者根据本国的情况，用汉文、朝文和图画编写如《三纲行实图》、《孝行录》、《五礼仪》、《启蒙要诀》等各类儒学教材，使性理学和忠孝节义的观念普及到广大民众之中。形成了高尚的社会道德。李氏王朝末期，日本势力及西方文化渗入朝鲜。为了对抗西学基督教，朝鲜民间创立了东学党，遍及全国，提倡以儒学为中心的东学，反对西学和外国资本的奴役。1894年东学党领导农民起义，以“忠孝双全，济世安民，逐灭倭夷”为号召，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
  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在历史上深受朱子学的影响，台湾、香港本身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新加坡的人口有76％是华人，故儒学、朱子学对东亚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展经济中具有相同的儒学文化传统的背景，这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起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自世界走向工业化以来，人们把西方化视为现代化的同义语。凡不符合西化的，便被视为落后，尤其对儒学备加指责，被视为现代化的羁绊和障碍。然而近三十年来，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亚洲各国逐渐赶上了西方，有的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寻找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它们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其共同的文化背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许多材料证明，儒家思想及儒学价值观（经朱熹的总结创新，已深深打上朱子学的烙印）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身上经常带着《论语》，把现代企业管理建立在算盘加《论语》的基础上。他引用《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的话，既鼓励商人追求富贵和最大的利润，又主张不要见利忘义，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结合起来。
  儒家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铸成了日本的人本资本主义或儒家资本主义。日本企业家把人视为企业的中心，认为企业不仅是国家的一个经济细胞，更是一个人的社团，认为人是生产的目的，而不是生产的工具。这是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日本企业重视人，注重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之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因而员工成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这种具有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比西方资本主义更具自我调整的功能。
  受儒学“和为贵”思想的影响，日本企业以“和”作为其集体精神的理论基础，注意在企业内部保持和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上下级、雇主与雇员、企业与工会之间关系融洽而密切。日本企业建立的整体和谐关系使员工产生了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不仅为企业增添了活力，同时也调动起广大员工的精神动力，以医治战争创伤，创造出经济奇迹，使日本在战后短短三十年，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成功地进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值得人们研究。在长达三十五年（1910——1945）的日本殖民统治下，韩国的文化和国家被剥夺了独立性。朝鲜战后四十多年来，韩国人为解决民族生存问题，不分昼夜，奋发努力，一路前进，取得了经济的成功。虽然在实现经济腾飞的同时，韩国在精神文化方面也出现某些问题，但不可否认，韩国人受儒学、朱子学影响而形成的伦理观念，包括热爱国家、重视集体、勤劳朴实、发奋图强等精神，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因而一定程度地促进了韩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地理上比较接近，故两国的朱子学及其影响相同处甚多，有不少人提出以韩国朱子学集大成者李退溪的思想来加强家庭伦理教育，培养人们积极向上、奋发自强的精神，这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朱熹以社会为本位，重社会，轻个人；重群体，轻个体的价值观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对企业员工产生了一种凝聚力，这有助于企业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儒学不仅是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是促进新时代发展的活力素。
  新加坡的人口有76％是华人，华族文化注重儒学五伦，他们把社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而不接受美国人那种无限度的个人主义。新加坡华人受儒学的影响，他们勤俭刻苦、自制勤奋、忠信好学，这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在新加坡经济迅速发展和增长之时，政府加强了儒家伦理教育，在学校开设儒家道德课程，提倡道德价值和伦理规范，以加强家庭的影响力，这对于建设一个健全、稳定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联成立大会的致词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年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新加坡人民有群体凝聚力，能够以务实的态度，来看待治理国家和解决社会的问题。”①正因为新加坡大多数人民受儒家价值观的熏陶和影响，所以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和挫折，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道德水准。
  作为后发性发展国家和地区的“亚洲四小龙”，具有儒家文化的共同背景。儒学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儒学的厚生观念和富民思想成为经济发展的导引和动力。儒家的重民思想要求养民、富民，先富后教，富民而治，这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上下齐心合力，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
  儒学的敬业、倚重经验的精神培育了东亚民族的务实性格和艰苦奋斗的人生观。韩国人民为了摆脱贫困、振兴民族而忘我工作，致力于经济建设。被称为“世界最紧张城市”的香港，工人年均工时和日均工时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儒学的重教精神有助于培养人才，促进科技的研究与开发，这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对教育十分重视，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学的重教传统。在政府教育投资、普及义务制教育、培训职工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发展经济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儒家的廉政思想和朱熹对统治者权力约束的主张对清除腐败、监督国家公务人员保持廉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香港的廉政公署、韩国的清除腐败的措施都成为保障经济继续发展、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支点。
  儒家提倡节俭、聚敛钱财有利于储蓄和投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人民喜欢储蓄，反对铺张浪费，有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缓解了社会购买力。这有助于国家资金积累和周转，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此外，具有儒教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对经济的发展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与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进行竞争的欧美各国有不同的特点。儒学的家族主义经营对经济急速增长也是有效的。儒家思想确有助于稳定劳工的纪律。儒学的勤俭好学，服从效忠，集体管理，分工合作，自律，为社会服务等思想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些都反映了儒学对东亚经济文化发展的正面影响。在不少方面值得中国在发展经济文化时借鉴。
  质言之，朱熹思想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既表现为朱熹思想既有与现代化的某些矛盾冲突和不协调之处，又有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一面，故应全面看待朱熹思想与现代文化、现代化的关系，而不可片面执一，陷入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