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也是朱熹影响的表现，如果朱熹对后世无甚影响，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后世的人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批判朱熹。朱熹思想存在着保守、落后的一面，随着时代逐步走向近现代，其思想中的不合时宜之处和流弊便日益显露，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批判。
  清末革命派批道统，批程朱，指出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至宋学统治地位确立后，有人则以道统论作为排斥不同学派的工具。邹容在《革命军》里亦对朱熹等宋学学者提出批评。他说：“宋学者流，日守其朱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西庑上一噉冷猪头。”其言虽失之过激，但对朱熹所编《近思录》的批判态度却是明确的。章太炎则批评朱熹等人的理学失之汗漫。他说：“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20、21期连载）认为理学之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即主观附会，借题发挥。章太炎对朱熹理学的批评与他对孔子、儒学的批评，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朱熹作为孔家店大员，亦受到批判。甚至朱熹的命运比孔子更差，把反动性推到朱熹身上，说朱熹修改了孔子学说，使儒学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对朱熹思想知之不深，尤其对朱熹限制封建特权，批判君主专制“独断”的思想不了解而造成的“误会”。胡适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朱熹理学的有关思想提出了批判。他在历述朱熹道统论的形成和发展后指出：“这种道统论一日不去，则宋明理学的尊严一日不破。”（《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第9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三年版）要求废去朱熹的道统论，打破理学的尊严。并指出理学的毛病有三：“宋以来的理学有几个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与人生没大交涉；第三，气象严厉，意气陵人。”（同上第132页）在批评理学的同时，胡适却赞赏费经虞、费密父子的学问，认为费氏父子痛斥理学，他们要提倡的是一种平易近人的中实之道，并认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胡适对朱熹格物穷理的思想予以一定的肯定，认为格物致知的方法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但又批评朱熹理学为玄学。他说：“朱熹提倡格物穷理，却又去把二程唾弃的先天太极之学重新掘出来，奉为玄学的奇宝。”（同上第137页）指出朱熹的理论过于玄虚，而不切日用，但胡适却赞赏清代汉学之考据。这与冯友兰反对功利之学，强调“极高明”，认为玄虚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朱熹道学还不够玄虚，清代汉学使得中国哲学精神又发生了一次逆转的观点形成强烈的反差，反映了实用主义哲学与新理学之间的思想差异。
  杜国庠联系批冯友兰的新理学，亦对朱熹理学提出批判。他认为理学的心性之学是“臆说”，是空谈道德性命，其完成于朱熹的道统说没有历史的根据，很难使人心服。他说：“所谓理学者，除了空谈道德性命，用以号召学子之外，还有所谓道统的说法。”（《论理学的终结》，《杜国庠文集》第379页，1962年7月版）指出：“道统说的特点，在一方面恣意地造成自家的宗派，另一方面却一笔抹煞了汉唐以来许多儒者的劳绩。”（《杜国庠文集》第380页）杜国庠对朱熹理学之心性论和道统论的批判，是对理学流弊的清理，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趋势。
  吕思勉对理学批判思潮加以总结，指出理学自创始至今，已有近千年，信从理学者固多，批评理学者亦不少，“综所攻击，不外两端。一病其空虚无用，一以为不近人情而已。……然二家所攻，实皆理学末流之弊。至于理学之真，则自有其卓然不可没者”（《理学纲要》第212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四月版）。认为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涉及两点，一是批判理学空虚无用，二是批评其不近人情。但吕思勉本人则认为，这两点只是理学末流之弊，而不是真理学，真理学中自有其固有的价值而不可抹煞。可见吕思勉在对理学批判思潮的总结中，注意把理学流弊与理学本身区别开来，而不同意把二者混同。
  需要指出，近现代对朱熹理学的批判，是对以往尤其是明清之际理学批判思潮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由于朱熹理学进入近现代以来，存在着诸多与现代社会相矛盾之处，并因为自身具有的局限，所以遭到了批判。但这种批判与“文革”中朱熹受到的批判却有所不同，如果说，近现代以来对朱熹的批判虽有某些片面和极端之处，但毕竟反映了时代的觉醒和社会价值观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趋势的话，那么，“文革”对朱熹的全盘否定和批判则只是沿袭和发展了以往的片面和极端之处，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变本加厉地抹煞朱熹思想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