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经1911年辛亥革命，朱子学从制度上失去了官学地位。又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包括朱子学在内的传统儒学丧失了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正统地位。但儒学正统地位的失落并不意味着朱子学的中绝，朱熹思想仍然对现代社会发生着影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由于朱熹思想与现代社会存在着不合拍之处，自近现代以来，便遭到了人们的批判。这个批判本身就体现了朱熹对现代社会的影响，使人们不能回避。正因为朱熹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客观的影响，使得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对朱熹思想的研究，以探讨其现代意义。
  一、朱熹思想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历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变迁，朱子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指导思想的地位已不复存在。然而其影响仍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自“五四”以后针对全盘否定儒学，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产生了一股“复兴儒学”的学术文化思潮，其中便体现了朱熹思想的影响。“复兴儒学”思潮以梁漱溟、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为代表。梁漱溟在反儒运动达到高潮时，首倡“新孔学”，从文化的角度倡导复兴儒学。贺麟提出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认同于宋明儒家心性之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故贺麟之学被称之为“新心学”。熊十力提出新唯识论，亦表现出认同陆王心学的倾向。冯友兰则创“新理学”思想体系，自称“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冯友兰吸取西方哲学柏拉图理念论、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又接着程朱理学讲，将二者相结合，由此发展了程朱理学，被称为是现代新儒家中的“新程朱”一派。贺麟尽管倾向于陆王，重心学一派，但他仍深受朱熹的影响，为朱熹精神所感召。他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期间，在日记中写到：“余读《朱子语类》其感我最深者为朱子之真精神，他的真精神可以说是不朽的，并且是时时常新的。”①可见朱熹思想的影响。此外，朱熹的心性之学和道统论也深深影响了现代新儒学，尽管现代新儒家对朱熹的心性之学有所改造，对其道统论也作出时代的发展，但不可否认其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吸取和借鉴。这是朱熹影响的表现。
  二是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便宣传文化复兴，表彰孔子，采取一系列复兴孔学的措施，把孔子诞辰规定为国定纪念日，把读经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之一。提倡发扬民族精神，恢复固有道德，这因抗日战争而得到加强。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黄文山等十教授发表了有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本位文化”的建设问题，目的是为了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也就是以传统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来整合各种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不同主张。此外，孙中山一定程度地认同儒学道统，戴季陶把儒学道统引入三民主义，宣传三民主义就是以儒学道统为基础，乃是中国历史上正统思想的嫡传，这也体现了朱熹道统思想的影响。
  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把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一，在建构其思想体系时，一定程度地吸取了儒学的思想成分。这里面自然也包括了吸收朱熹的有关思想。比如朱熹提倡的民本主义、重民思想、重义轻利、天下为公、重视规律、辩证思维、贵知重行的哲学等等，都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毛泽东晚年以“高尚”的道德维系社会关系，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物质利益。“文革”中盛行的“破私立公”，“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有朱熹尊公蔑私、以义制利思想的因素。表现出朱熹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四是在改革开放时期，从“文革”批林批孔批朱熹，直把朱子学视为反动的吃人哲学，到人们一定程度地重视肯定朱熹，这是一个不小的转变。其间多次召开关于朱熹、宋明理学的各种规模的国际、国内学术讨论会；创办以朱子学、朱熹为研究对象的刊物；成立朱熹及闽学研究学会及组织机构；出版众多的朱熹研究著作，发表大量的朱熹研究论文；更有重要人物提出，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宋明理学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直接来源，可以拿来就用；也有人主张并尝试着把朱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编为教材和通俗读物，以把朱子学传播普及到更广的范围。这些举措都扩大了朱熹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由于朱熹思想固有的学术价值及其在儒学、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故凡当代研究儒学、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都免不了要涉及朱熹思想。各个学科、各研究领域，也都把朱熹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以此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这也体现了朱熹思想的现实影响。
  此外，由于朱熹思想历经岁月的流逝，已积淀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融入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对现代社会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只不过这种影响和作用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易被人们察觉罢了。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朱熹及其学说持公开的批判和否定态度。人们对朱熹的种种相同或不同的态度和反应，说明了朱子学对现代社会仍有相当的影响。
  二、近现代对朱熹理学的批判
  对朱熹理学的批判也是朱熹影响的表现，如果朱熹对后世无甚影响，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后世的人们也不会无缘无故地批判朱熹。朱熹思想存在着保守、落后的一面，随着时代逐步走向近现代，其思想中的不合时宜之处和流弊便日益显露，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批判。
  清末革命派批道统，批程朱，指出中国自上古以来，有学派，无道统。至宋学统治地位确立后，有人则以道统论作为排斥不同学派的工具。邹容在《革命军》里亦对朱熹等宋学学者提出批评。他说：“宋学者流，日守其朱子《近思录》等书，高谈其太极、无极、性功之理，以求身死名立，于东西庑上一噉冷猪头。”其言虽失之过激，但对朱熹所编《近思录》的批判态度却是明确的。章太炎则批评朱熹等人的理学失之汗漫。他说：“中国之学，其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自宋以后，理学肇兴，明世推崇朱氏，过于素王；阳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犹云朱子晚年定论；孙奇逢辈遂以调和朱陆为能，此皆汗漫之失也。”（《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20、21期连载）认为理学之失，不在支离，而在汗漫，即主观附会，借题发挥。章太炎对朱熹理学的批评与他对孔子、儒学的批评，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朱熹作为孔家店大员，亦受到批判。甚至朱熹的命运比孔子更差，把反动性推到朱熹身上，说朱熹修改了孔子学说，使儒学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对朱熹思想知之不深，尤其对朱熹限制封建特权，批判君主专制“独断”的思想不了解而造成的“误会”。胡适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对朱熹理学的有关思想提出了批判。他在历述朱熹道统论的形成和发展后指出：“这种道统论一日不去，则宋明理学的尊严一日不破。”（《胡适文存》二集卷一，第9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十三年版）要求废去朱熹的道统论，打破理学的尊严。并指出理学的毛病有三：“宋以来的理学有几个大毛病：第一，不近人情；第二，与人生没大交涉；第三，气象严厉，意气陵人。”（同上第132页）在批评理学的同时，胡适却赞赏费经虞、费密父子的学问，认为费氏父子痛斥理学，他们要提倡的是一种平易近人的中实之道，并认为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胡适对朱熹格物穷理的思想予以一定的肯定，认为格物致知的方法表示一种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但又批评朱熹理学为玄学。他说：“朱熹提倡格物穷理，却又去把二程唾弃的先天太极之学重新掘出来，奉为玄学的奇宝。”（同上第137页）指出朱熹的理论过于玄虚，而不切日用，但胡适却赞赏清代汉学之考据。这与冯友兰反对功利之学，强调“极高明”，认为玄虚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朱熹道学还不够玄虚，清代汉学使得中国哲学精神又发生了一次逆转的观点形成强烈的反差，反映了实用主义哲学与新理学之间的思想差异。
  杜国庠联系批冯友兰的新理学，亦对朱熹理学提出批判。他认为理学的心性之学是“臆说”，是空谈道德性命，其完成于朱熹的道统说没有历史的根据，很难使人心服。他说：“所谓理学者，除了空谈道德性命，用以号召学子之外，还有所谓道统的说法。”（《论理学的终结》，《杜国庠文集》第379页，1962年7月版）指出：“道统说的特点，在一方面恣意地造成自家的宗派，另一方面却一笔抹煞了汉唐以来许多儒者的劳绩。”（《杜国庠文集》第380页）杜国庠对朱熹理学之心性论和道统论的批判，是对理学流弊的清理，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趋势。
  吕思勉对理学批判思潮加以总结，指出理学自创始至今，已有近千年，信从理学者固多，批评理学者亦不少，“综所攻击，不外两端。一病其空虚无用，一以为不近人情而已。……然二家所攻，实皆理学末流之弊。至于理学之真，则自有其卓然不可没者”（《理学纲要》第212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四月版）。认为对理学的批判主要涉及两点，一是批判理学空虚无用，二是批评其不近人情。但吕思勉本人则认为，这两点只是理学末流之弊，而不是真理学，真理学中自有其固有的价值而不可抹煞。可见吕思勉在对理学批判思潮的总结中，注意把理学流弊与理学本身区别开来，而不同意把二者混同。
  需要指出，近现代对朱熹理学的批判，是对以往尤其是明清之际理学批判思潮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时代特征。由于朱熹理学进入近现代以来，存在着诸多与现代社会相矛盾之处，并因为自身具有的局限，所以遭到了批判。但这种批判与“文革”中朱熹受到的批判却有所不同，如果说，近现代以来对朱熹的批判虽有某些片面和极端之处，但毕竟反映了时代的觉醒和社会价值观念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的趋势的话，那么，“文革”对朱熹的全盘否定和批判则只是沿袭和发展了以往的片面和极端之处，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变本加厉地抹煞朱熹思想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