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伟大民族，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朱熹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儒学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总结者，其思想精华，在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业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一定程度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面貌。受朱熹思想及其理学价值观的影响，在宋及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大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他们爱国爱民，公而忘私，国而忘家，重义轻利，廉洁正直，重操守，讲气节，重道德自律，讲责任义务，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成为民族文化的珍贵遗产。因此，不能因为朱熹思想及其理学价值观具有消极因素和流弊，就把它与封建主义完全划等号，而忽视了朱熹思想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
  所谓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政治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心理、共同价值体系、共同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的总称。民族精神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以孔孟朱熹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基础和主体（与其他文化形成多元互补），朱熹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客观的影响，并积淀为民族潜意识，对现代社会仍然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这主要表现在：
  （一）排除宗教神学干扰，倡人文主义精神
  一般说，中国人绝大多数不信奉宗教，尤其是汉族人更是如此。这与把宗教当作自己生活一大需要的绝大多数西方人相比，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中国人受到世俗儒家思想尤其是朱熹反宗教神学思想的深刻影响。朱熹面对外来佛教文化的挑战和本土道教文化的相争，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宗教文化不讲人事之理，出家出世的神学教义，倡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改变了唐代宗教冲击人文，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为宋以后新儒学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最终使宗教文化未能盛行中国。这有赖朱熹对宗教神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
  从一定意义上讲，朱熹理学的中心课题是要解决重建哲学的人学，即把儒家人学哲理化，也就是通过形上学的论证，解决人的本质、本性以及自我价值等根本问题。一方面，加强哲学上的论证，以弥补传统儒学哲学思辨之不足；另一方面，回应宗教文化的冲击和干扰，以巩固世俗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于是朱熹等理学家批佛教的禁欲主义，指斥其逃父出家，抛妻别子，不尽责任义务给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倡人文精神，主张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欲望和衣食需求，这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二）崇尚气节，倡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民族文化的崇高精神。然而爱国主义不是一朝一夕，或几十年短暂时间形成的，而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儒家思想中包含的华夏民族主义精神严于华夷之分，强调华夏文化优于域外文化。朱熹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华夏与夷狄区分的主要标志在于文化，在于是否认同儒家圣人之道即天理。由此他以天理及三纲五常的原则为依据，力主抗战复仇，罢讲和之议，反抗金人入侵，倡爱国主义精神。在国家危亡的时刻，屡次上疏进谏，提出“非战无以复仇”，要求恢复中原，反对“释怨而讲和”，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朱熹并高度颂扬抗金名将，痛斥投降派秦桧。谴责秦桧卖国求和，诬陷杀害抗金名将岳飞、贬逐张浚的罪行。朱熹任职浙东期间，毁永嘉秦桧祠，例举秦桧罪恶而加以清算。这充分表现了朱熹崇尚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朱熹所弘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朱熹并重视个人对民族、社会、国家应尽的责任，经过宣传弘扬，以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的观念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崇尚的人生价值准则，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这使得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海外华人亦无不受到华夏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而认同于中华文明。
  （三）克己私，廓然大公，重责任义务。
  大公无私，克己奉公，重责任义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礼运》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反对“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倾向。至二程加以发展，提出“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程氏易传》卷一，《比卦》）朱熹对此充分肯定，强调克除己私，廓然大公，重责任，讲义务，以实现天下大同，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他说：“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二，《答钦夫仁说》）主张克己私，天下为公，以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共利益，把国家民众的前途命运和民族利益置于首位。这对民族精神的养成影响很大，历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层出不穷。孙中山先生在革命斗争中，大力提倡“天下为公”的精神，并以此阐发民权主义，认为提倡人民的权利，便是公天下的道理，以“公天下”反对“家天下”。除提倡天下为公，反对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外，朱熹“克己私”的思想还具有重个人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义务，轻个人对社会的索取，致力于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把个人及个人利益融入社会及社会公共利益之中的意义。这一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的可靠保证。
  （四）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控制感性
  中华民族历来以理智克让，讲原则，重信义，讲民族大义，不为物欲和眼前利益所动而著称于世。朱熹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创新，完成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对此种精神的培育影响甚大。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长期发展而不因乱世所中绝，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道德理性终究能够主导感性欲望。二程朱熹均主张超越感性直观，追求理性自觉，使整个社会在一个有序的、理性世界的指导下正常运转，避免因感性欲望的过度泛滥而造成社会生活失序。这加强了中华民族重理性，重内在自觉，节制感性欲望的克制精神，以此排除宗教的干扰和感性的影响（亦不离感性），形成了与西方民族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既要充分、合理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着的物质利益需求和感性欲望，同时应把理性置于优先于感性欲望的位置，这正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基本准则。
  （五）心统性情，重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
  与前一种精神相关，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道德自律的民族，历来以儒学文化深厚的人文精神影响其他文化，而不以武力强加于其他民族。这与妄自尊大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放纵物欲，肆意侵略的殖民主义形成对照。朱熹心统性情，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的精神，经长期流传，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熹的“心统性情”说既是哲学命题，又是为解决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而提出的伦理学说和道德理论。朱熹本人对此说十分重视，它在朱熹的思想体系里，具有纲领性、普遍性的意义。朱熹的“心统性情”说，既重涵养，又重躬行，强调道德践履；培养理想人格，发挥道德意志的力量，把察识其心与存养其性结合起来，以理智之心统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通过发挥人心的主观自觉，来强调平时的道德修养与临事按道德原则办事的一致性；提倡和肯定道德自律，控制与节制情欲，以修身而达到治国平天下，防止只顾满足个人利益和欲望而不顾乃至危害社会整体利益的倾向。这是对唐末五代儒家伦常扫地而造成社会大动乱的深刻反思，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朱熹的这一思想达到了理学道德修养论的高峰，它体现了当时时代思潮的特点，并对中华民族的道德自律精神产生了影响。其修养成圣与佛教的修养成佛，在修养的目的上有基本的不同。
  朱熹以道德修养而不以宗教信仰为中心来实现其价值目标，固然有加强伦理约束的一面，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以宋代理学的伦理约束、道德修养来代替宋以前流行的人身束缚和宗教迷信，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进步的趋势，因而其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影响也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
  以上可见，朱熹思想经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其中的某些有价值的内容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成为全民共同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定势和共同的文化精神。虽然其中有一些需要随时代发展而改造和创新的内容，但如果因其存在的某些流弊而全盘否定它，那就等于全盘否定了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作法是不足取的。
  如上所述，朱熹思想对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其重要内容；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维方式，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思维模式，并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朱熹思想已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面貌。由此，朱熹思想作为民族潜意识已积淀为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具有超越感性直观的深层次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