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思维方式，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理论思维模式，在当时并对后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朱熹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他大量从事哲学思辨活动的反映，概括了其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由于朱熹所从事的创造性哲学思辨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上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朱熹的思维方式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由此促进了传统思维方式的发展。所谓思维方式，指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下，人们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和理性思维模式，它是人们经常运用的、具有规律性和普遍性，同时具有思维者个性的认识方法和程式，它指导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一定社会的思维方式反映了一定社会文化发展的客观面貌和本质，与社会文化及其理论思辨的发展状况、发展水平相适应。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的思维方式又是构成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并具有时代特点和思想家本人的思维特点。
  朱熹作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理论代表，其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主要有：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包括整体思维）、类推思维等。与二程的思维方式相比，既有继承发展的一面，又有体现自己特点的一面。
  （一）义理思维
  义理思维是最能反映朱熹理学与经学特点的思维方式。所谓义理思维，指以义理作为理性思维的出发点和依据，而不停留在对事物表面的认识和对文字字面的考据上。朱熹在二程思想基础上，以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学说。在建构自己理学体系过程中，朱熹大量运用了义理思维的方式。他从理性思维的认识逻辑出发，深入到事物和认识对象的内部，着重探讨和认识事物存在的根据及其规律，把万物之理归于天下一理，由人道推导出天道，人道伦理虽以天道自然为根据，但天道自然却以人道伦理为内容。天人合一之道既是宇宙万物之所存在的根据，又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原则，其道即天理，亦具有事物规律的涵义。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的结合，超越了以往对事物表面直观的认识，因而具有理性思维的意义。
  朱熹的义理思维方式也是其经学研究主要运用的方式。朱熹以明义理作为治经学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注疏训诂则是为这个目标服务。朱熹不仅以阐发义理为经学研究的目的，而且直接以义理思维的方式去阐发义理，这主要表现在其“四书”学、诗经学和尚书学等方面。即朱熹以义理思维为出发点和依据，去探求儒家经典之“四书”、《诗经》、《尚书》等经文中的义理，而不停留在对经书文字的考据上，这是对前代训诂注疏之学的超越，由思维方式的创新，而发展了中国经学。
  朱熹在经学研究中运用的义理思维方式对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甚大，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思想。由于朱熹经学是其包括理学、哲学在内的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其义理思维同样贯穿在理学、哲学研究中，由此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是朱熹所运用的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也最能体现朱熹思维方式的特点。
  朱熹集义理思维之大成。受其影响，义理思维形成风气。不仅宋明哲学家大多崇尚理性，相对轻视感性，而且一定程度地影响了中华民族重理性自觉，以理性指导感性的精神。其理性主要指道德理性，同时也包括认知理性，是二者的合一。义理思维的对象既指道德理性，同时也包括认识事物的规律，由此传统思维方式重视主体对道德理性的体认，体现了伦理本位、道德中心的原则，同时也不废对事物之理的认识。这是受朱熹思想影响的结果。
  （二）象数思维
  象数思维是对义理思维的补充，是朱熹思维方式区别于二程思维方式的特点。所谓象数思维，指以图象及其数字关系来认识和解释事物的一种思维方式。它源于以象数解《易》的治《易》方法，又从《周易》的象数关系出发，加以引申发挥，从中推导出义理，以作为阐发义理的基础和依据。这也是朱熹对易学史上象数学的发展。
  朱熹对程颐单纯讲义理而不及象数的治学方法和思维方式提出批评，指出尽管其义理精，然与本义不符。主张先由象数明其本义，然后在探明本义的基础上推说义理。由此朱熹对象数十分重视，并借鉴道教之图，以图象及数解《易》，运用了象数思维方式。朱熹在解释“《易》有太极”这一“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时，画图象并以其数字关系以解之，从一圆圈开始（代表太极），经一阴爻和一阳爻（代表两仪），到四个两爻形（代表四象），再到八个三爻形（代表八经卦），然后经由十六个四爻形、三十二个五爻形，最后到六十四个六爻形（代表六十四别卦）；以一分为二的“加一倍法”，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以至无穷，形成一个象数结合，由太极到六十四卦，进而为万物的完整的宇宙衍生系统。朱熹的象数思维方式重视对河、洛之图和伏羲先天四图的借鉴和运用，并将其与邵雍、周敦颐之说结合起来，又把太极与理等同，最终是为了以象数求义理，但强调义理的阐发必须建立在《周易》卜筮本义的基础上，通过象数思维来求得。否则其义理缺乏根据，系朱熹所不为。
  朱熹提倡象数思维的目的，不在于就象数论象数，而在于即象数求义理，把象数与义理结合起来，以象数思维补充义理思维之不足。在朱熹看来，象数是客观存在的，而不可人为地回避，单纯讲义理而不及象数，这不仅与本义不符，而且其所讲义理也缺乏客观的根据，故必须从《周易》所反映的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象数关系出发，以象数思维方式来认识和解释事物，使之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阐发义理。朱熹的这一思维方式，并不限于易学研究本身，由于其易学与其哲学、理学相联系，朱熹又以此来解释其天理论哲学，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故其象数思维方式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并对传统思维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辩证思维
  朱熹的辩证思维别具特色，是构成他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所谓辩证思维，指通过用辩证的思维形式来认识事物及事物发展的过程。理性思维本身具有辩证的本性，运用辩证的方法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并考察整体内部相互对立的关系，是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这也把整体思维包括在内。
  朱熹的辩证思维亦强调整体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而统一于天理或太极、道。整体之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相反相成的矛盾统一体。就其相反相成，矛盾对立而言，表明其相互关系是辩证的；就矛盾双方又共存于统一体之中而言，表明其对立双方又是统一的。他说：“一便对二，形而上便对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对。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面，有上有下，有内有外。二又各自为对。虽说‘无独必有对’，然独中又自有对。”（《朱子语类》第2435页，卷九十五）朱熹继承二程“无独必有对”的辩证法，并加以发展，认为不仅天下万物皆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且一与二对，一中又有对，一分为二后，二又各自为对。如此深化了辩证思维的内涵，把对立统一、相反相成视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这对中国辩证思维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的辩证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存在于其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都表现出朱熹辩证思维的智慧。正因为朱熹的思维方式具有辩证的因素，所以使得他超过前人，成就一代学术事业。
  （四）类推思维
  朱熹的类推思维是对程颐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类推思维，指运用同类相推，包括类比、推理等推论方法所进行的思维。程颐曾提出：“格物穷理，非是要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程氏遗书》卷十五）朱熹将程颐的“类推”思想加以发展并进一步明确化，指出既然提倡类推，就不能只穷尽一事，而是要在理会穷尽了大多数事后，其余少数事可类推。他说：“既是教类推，不是穷尽一事便了。”（《朱子语类》第397页，卷十八）“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同上第407页）可见朱熹的类推思维与程颐的思想有所区别。程颐主张在穷尽了一事后，便可类推；而朱熹则强调须穷得多数事物后，才能类推其余的少数事物，而不是只穷尽一事便了。这体现了朱熹比程颐更重视格物穷理的积累功夫。
  类推思维方式是朱熹经常运用的思维方式，并一定程度地带有逻辑推理的形式。朱熹在建构自己“心统性情”论思想体系时，以类推思维为手段，把众多范畴、命题和理论联系在一起，构筑成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心兼静动、心兼体用、心兼未发已发，与心统性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朱熹哲学的静、体、未发是同类事物，涵义相通，可以类推；其动、用、已发亦是同类事物，涵义相当，亦可类推。在此基础上，朱熹把性与静、体、未发相互联系，可以类推；把情与动、用、已发联系起来，亦可类推。又以“心统性情”来综合和概括心兼静动、心兼体用、心兼未发已发。于是，“心统性情”便可类推出心兼静动、心兼体用和心兼未发已发来。这是朱熹类推思维方式的具体运用。
  此外，在朱熹的伦理思想里，其理、义、公是同一层次的代表儒家道德原则的范畴，其涵义相近而相通；与理、义、公相对应的有欲、利、私等同一层次的代表人身物质欲望及个人私利的范畴，它们涵义亦相近而相通。故由此两类范畴构成的存理去欲、重义轻利、尊公蔑私的思想命题，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而可触类相推。朱熹的这一类推思维方法也是对二程思想的吸取和进一步发展，这在当时产生了较大影响。
  以上可见，朱熹继承并发展二程，形成以义理思维、象数思维、辩证思维和类推思维为主要内容的思维方式。这不仅体现了朱熹本人思维方式的特点，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思维方式已逐步积淀为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发挥着潜在的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