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人格观和价值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均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不尽一致，但也相互联系，有趋同性的一面。尤其当儒家文化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后，儒家传统的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亦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社会文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崇尚和认同。朱熹作为新儒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人格观和价值观，亦对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朱熹对传统理想人格的影响
  朱熹以追求成圣为理想人格，这是对二程人格观的继承，亦是对儒家圣人人格观的发展。所谓人格，指人的存在价值、道德品质、自我意志、尊严和内在性格等的总称。中国传统理想人格一般崇尚“君子”，这为儒、道、墨、法等各家所推崇。而儒家又在君子人格的基础上，以“圣人”为至高无上的理想人格的化身。朱熹继承了这一思想并加以发展，对圣人推崇备至，直把圣人视为道的化身，他说：“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中庸章句序》）在朱熹看来，圣人不仅是道的体现者，而且是道的传承者，道赖圣人相传授受而不绝。继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传道之后，“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四书章句集注》第14—15页）指出圣圣相承以道，而孔子又继往圣，开来学，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在尧舜之下，可见其对诸圣人的推崇。朱熹不仅崇尚圣人，而且对传道的贤人也甚为尊崇，如对颜、曾、思、孟等，认为他们承先圣之统，使圣人之道得以相传。朱熹对圣贤的尊崇，是他追求成圣人格观的基础和前提。
  由对圣贤的尊崇出发，朱熹提出学做圣人的理想人格观。他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朱子语类》第134页，卷八）学做圣人是朱熹追求的理想，也是他对学者提出的要求。学做圣人是朱熹理想人格观的要求，要实现这一崇高目标，却要经历一个“超凡入圣”的过程，即超越普通人对欲望和利害的追求和计较，而进入理想的圣人人格境界。他说：“而今紧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会得透，自可超凡入圣。”（《朱子语类》第134—135页）认为圣人与凡人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区别，但只要理会得凡圣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努力按圣人人格所要求的原则去做，终究会超凡入圣，由昨日的凡人，成为今日的圣人。朱熹抬高普通人的人格地位，认为圣贤与常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圣贤能做到的，常人也能做到，只不过是复其性善之本而已。朱熹这一人格观对后世传统理想人格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传统人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
  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世人多以圣贤为高，而自视为卑，故不肯进。抑不知，使圣贤本自高，而己别是一样人，则早夜孜孜，别是分外事，不为亦可，为之亦可。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自开辟以来，生多少人，求其尽己者，千万人中无一二，只是衮同枉过一世！……人性本善，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圣贤能尽其性。……圣贤千言万言，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朱子语类》第133页）朱熹认为，圣人与凡人在本质上即内在根据上没有差异，其性一同，均为先天性善，但圣凡之间又存在着客观的不同，这就是凡人为利欲所诱，不能复性之善，而圣人则能够尽其性，成为人间楷模。指出圣凡区别的原因，不在于先天禀赋的不同，而在于后天能否尽其性。只要去其利欲的干扰和外界的影响，复本性之善，就可达到成圣的理想人格目标。
  朱熹圣人与常人禀性相同的思想影响到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在性即良知、“良知是乃天命之性”（《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的前提下，王阳明把吾心之良知作为普遍的人性，认为在拥有良知问题上，“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同上卷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指出圣愚之分就在于能不能致其良知，而不在于是否拥有良知。良知是人人皆有，这是愚人可以成为圣人的内在根据。拥有良知，提供了成圣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致良知，其关键在一个“致”字。王阳明认为，成圣之功在于“致良知”，做到了“致良知”，便个个做得圣人，以至“满街人都是圣人”（同上卷三，《传习录下》）。这就提高了愚夫愚妇的人格地位，把儒家追求成圣的传统理想人格进一步扩展到整个社会。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在当时影响很大，但却又是受朱熹人格观影响的结果。这表现在，朱熹认为圣人与常人禀性相同，这是常人实现理想的圣人人格的内在根据；而王阳明亦认为无论圣愚人人皆有良知，其良知即性，把朱熹的性改造为良知，认为人人皆有良知，这是愚人成为圣人的内在依据，明显受到朱熹思想的影响。此外，王阳明以能否“致良知”作为由愚人成为圣人的关键；而朱熹则以能否“尽其性”作为区别圣凡及圣人之所以为圣人的原因。由于把朱熹的“性”改造为“良知”，故“尽其性”与“致良知”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以上表明，朱熹圣凡禀性相同，“尽其性”是成圣的内在要求的思想，对王阳明的理想人格观产生了客观的影响。朱熹的学做圣人的理想人格观亦成为传统人格观的重要内容，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圣人人格的追求。
  （二）朱熹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与追求成圣的理想人格相关，并受到二程价值思想的影响，朱熹在价值评判和价值标准上，主要以三代、道义、社会、中、内在精神等为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经广泛的传播和提倡，成为传统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崇尚圣人的理想人格观相联，朱熹以三代作为价值的标准，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是美好的理想社会，一切以三代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后世帝王也须法三代圣王。批评把三代混同于后世的观点，指责不学三代圣王，却去学两汉的作法是“乱道”。面对弊端百出的社会现实，朱熹为了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把希望寄托在美好的三代社会里，企图从古代引出解决现世社会治理的原则。在朱熹看来，不仅三代推行的圣人之道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根据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而且“三代之《书》、《诰》、《诏》、《令》，皆是根源学问，发明义理，所以灿然可为后世法。如秦汉以下《诏》、《令》济得甚事？缘他都不曾将心子细去读圣人之书。”（《朱子语类》第3258页，卷一百三十七）指出三代社会的制诰诏令都是以义理为根据，足以为后世效法，而秦汉以下则因未曾领会圣人之意，所以无济于事。朱熹崇尚三代的价值取向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使得复三代，厚古薄今进一步成为风尚，人们往往以继承和保持传统为时尚，即使主张变革的人们也大多“以复古为解放”，来减轻传统的压力。这种崇古、复三代的价值取向对保持和发扬好的民族文化传统比较有利，但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形成一定的阻力，并带来消极影响。
  朱熹以道义为价值取向，集中表现在他以义制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上。他认为道义的原则应优先于功利，虽然义利不相分离，但道义却是衡量是非，取舍事物的标准。他说：“义似一柄利刀，看甚物来，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处是义，只这刀便是义。”（《朱子语类》第1220页，卷五十一）以刀喻义，凡物之来，合乎道义的便肯定，不合道义的便不为。如此把功利置于道义的把握之下，谋利的行为以道义为根据，即以道义作为取舍事物的价值标准，同时又给利留下一定的位置。朱熹的这一思想作为传统价值取向的重要内容，对社会价值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批判当时社会出现的汲汲追求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和社会公利的时代意义，但其相对忽视个人利益和事功的倾向，又给社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受朱熹价值观的影响，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以义利分辨君子与小人。他说：“君子、小人之大辨，人禽之异，义利而已矣。”（《宋论》卷十）并指出：“仁义未尝不利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把利包含在仁义之中，以仁义统率利，这体现了他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此出发，王夫之对李贽重私利的价值观提出批评。他说：“始以私利为诐行，继以猖狂为邪说，如近世李贽之流，导天下以绝灭彝性，遂致日月失去贞明，人禽毁其贞胜，岂不痛与！”（《周易外传》卷七）批评李贽把“私”作为人之本心，以私利代替义理的观点。李贽强调“人必有私”，肯定私和利的价值，反对程朱重义轻利的思想，表现出与传统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王夫之对李贽的批评，表明李贽所要否定的，正是王夫之所要维护的，这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朱熹对传统价值取向的影响。
  朱熹以社会为价值取向，认为社会的价值高于个人的价值，他不仅要求个人把“公私分别得明白”，以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对统治者的特权加以限制，即使君主个人也得服从天下国家的利益，而不得“独断”。这亦体现了传统中国文化重社会轻个人的一个特点。朱熹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点，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朱熹思想的影响，理学形成重群体，轻个体；重社会，轻个人的价值观念，表现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由此重视个人对集体、社会、国家、民族和家庭、家族的责任和义务，以个性服从共性来强调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在这种观念的熏陶影响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人们崇尚的价值观，而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社会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这与西方文化强调个人取向和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迥然不同。对这种重社会轻个人的价值取向，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可简单肯定或全盘否定。从历史上看，正是这种价值取向使中华民族凝成一体，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并延续发展至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不应简单地否定程朱以社会为价值取向的观念。然而，重社会轻个人的观念又具有消极因素，表现为扼杀个性，压抑人的首创精神，由此一定程度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对朱熹以社会为价值取向以及传统文化的重社会轻个人的观念，要作辩证的分析，把社会与个人、群体与个体结合起来，而不可偏废。
  朱熹以中为价值取向，认为中是事物的原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主要表现在朱熹提出“十六字心传”的思想，认为圣人相传以“允执厥中”，中即道，又存在于圣人心中，故传道与传心不相脱离，中即是儒家圣人传道的原则。故朱熹对中极为重视，强调“执中”的原则，认为要精察人心，去其私欲之杂；谨守道心，致其义理之一本，就须“执中”，无过不及。朱熹的这一思想随着阐述道统之“十六字心传”而传播开来，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中为标准，不走极端，使事物保持适当的度，不盲目超越，这有利于保持事物的稳定，在稳定的基础求得发展。中又与和相联系，不仅“中为贵”，而且“和为贵”，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谋求人与自然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中为本质，和是本质的反映，而不离中的原则。持中贵和的思想既有维持社会稳定，保持事物现状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和事物发展的基础；又有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冒险竞争精神，缺乏活力，以至阻碍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因此需要对朱熹以中为贵的价值取向作全面的把握，防止简单化的取舍。
  朱熹重内在精神的价值，相对轻视外在物质，这体现了宋明理学的一个基本特征，故宋明理学又被人们称之为“治心之学”。从另一面讲，这正是朱熹所要完成的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朱熹以内在精神为价值取向，通过他所建构的“心统性情”论思想体系得以表现。朱熹强调发挥主体思维的能动性，以主宰之心统率性情，重视和宣扬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对于认识和保持善性的重要性，道德理性虽提升为天理，但内在于人心。尽管朱熹的认识论包括了认识客观事物之理的内容，但其认识的主要目的和对象是道德原则，而不是自然规律。就道德原则内在于心，又被心所认识而言，朱熹重内在精神的价值，而对外在事物及其规律不予过多的重视，从而主张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达到“知天”、“成圣”的目的。这使得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既有助于保持人格尊严，弘扬民族精神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里面包含了促进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内在源泉，同时又带来轻视物质及物质利益，忽视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流弊。
  质言之，朱熹提出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对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成为民族潜意识而积淀下来。虽然它对现代社会仍发生着影响和作用，但人们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及时变革不合时宜的人格观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应注意发扬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传统理想人格和价值取向中的积极因素，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