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不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以综合创新。其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尤其体现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首创“四书”之名，集“四书”学之大成
  “四书”学的提出和确立，是程朱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然二程只是开“四书”学之先河，提出基本的思想线索，其“四书”学的思想理论并不完备。朱熹则在二程提出的思想线索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创“四书”之名，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合为四部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其地位在“六经”之上。并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以重义理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汉学单纯重训诂的注经模式，集宋代“四书”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变革。朱熹的理学与其经学紧密联系，其理学思想也基本通过《四书集注》得以阐发，由此体现了朱熹“四书”学的重要性。
  （二）首创“道统”二字，集道统论之大成
  道统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历经发展演变，至宋代趋于成熟。但“道统”之名实由朱熹所首创，二字连用也始自朱熹。也就是说，道统的思想内涵古已有之，而“道统”的外在名称，其发明权却在朱熹①。朱熹不仅发明了道统二字，而且创新发展了道统的思想内涵，形式与内容相结合，从而集道统论之大成。
  （三）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朱熹经学的一大特征是既以阐发义理作为治经的最高目标，又重对经文的训诂考据，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对经典章句文字训诂的基础上，从而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既以宋学义理为主，同时也不废汉学文字考据的功夫。既批评汉学为考据而考据，重训诂而不及义理的治经倾向，亦修正宋学重义理轻考据，其义理缺乏根据的经学流弊。兼取汉宋之长而去其短，成为在宋学内部扬弃和发展宋学的代表人物，开明清之际汉宋兼采经学之先声。
  （四）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
  超越传注，直求经文之本义是朱熹经学的又一特色。针对汉学但守注疏，“疏不破注”，以传代经，脱离经文本义而繁琐释经的弊端，和宋学只求传文之义理，援传于经，经传相混，使经文本义晦而不明的流弊，朱熹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以作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分别经传，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理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这是朱熹经学的一大创新，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以易学为例，朱熹强调《易经》的本义为卜筮，而《易传》所讲之义理也不得脱离经文的卜筮本义。由此他对程颐未讲《易经》的卜筮本义而专去阐发义理的倾向提出批评。朱熹的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贯穿在他经学诸经思想的各个方面，目的在于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反对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传注之学，以致“看注而忘经”。但在以经为本，区分经传的前提下，朱熹也重视借鉴传文来探明经义，即重视借鉴先儒对经的训诂注疏来理解经文之本义。朱熹的这一思想具有辩证的因素，与批评前儒以传代经，以传注解经，看注而忘经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都是以经为本，目的在探求经文之本义。
  （五）重经书辨伪，疑伪古文
  重视经书辨伪工作，疑伪古文，这是朱熹经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朱熹在对《尚书》学的研究中，在吴棫疑辨的基础上，进一步详加考订，辨西汉伏生与托名孔安国两家所传今古文之差异，黜《孔传》、《孔序》，以区别经文与伪《孔传》，直求经文之本义；又疑《书序》（朱熹称为《小序》），认为《书小序》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周秦时的低手人所作，以恢复《尚书》的本来面目；朱熹对梅本《古文尚书》，即《孔传》本《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认为其书至东晋方出，疑其书是假书。这启发了后世的经书辨伪工作，最终判明梅本古文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是伪《孔传》。
  （六）阐发“十六字心传”
  朱熹据《论语·尧曰》、《中庸》、《荀子·解蔽》和《尚书·大禹谟》，阐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这一思想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亦是朱熹的创新。朱熹认为，“十六字心传”作为圣人相传之“密旨”和“心法”，是以义理之心即道心为标准，随时而为“中”，通过心心相传，心灵感悟，把圣人之道传授下来。这为理学家所看重，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尚书·大禹谟》是朱熹所疑之伪古文，但《大禹谟》的作者提出的“十六字传心诀”，其依据却在《论语·尧曰》、《荀子·解蔽》以及《中庸》等儒家著作。朱熹也是根据上述著作来阐发其“十六字心传”思想，并把“十六字传心诀”与《中庸》的“孔门传授心法”结合起来，这体现了朱熹对接续圣人之心的重视。
  （七）黜《毛序》，以《诗》说《诗》
  朱熹在对《诗经》的研究中，提出与汉唐《诗》学传统迥然相异的废弃《毛诗序》，以《诗》说《诗》，而反对以《序》说《诗》的思想。对传统《毛序》的美刺说、“止乎礼义”说提出批评。认为《诗序》出自汉儒卫宏等，而与《诗》文本义不符，如果按《序》的意思解《诗》，只能是牵强附会，而有违诗人作《诗》之本意。所以朱熹作《诗集传》，便把《序》从各诗中除去，而弃置于《诗》后。此外，朱熹于《诗》三百篇中，指出有二十多篇淫奔之诗，为淫佚之人所自叙之辞，而非皆为圣贤教人之作。故对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诗说提出异议。朱熹对《毛序》的批评和废弃，以及对“思无邪”说的异议，使得千年来的诗学传统遭到了有力的挑战，体现了朱熹的创新精神。
  （八）图书象数与义理合一
  有宋一代易学，大抵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其象数派又衍出图书之学。宋易发展到南宋，朱熹针对程颐过分讲义理而轻视象数，以及象数派穿凿附会入于末流，而忽视义理的两种偏向，提出以义理思想为指导，重本义，重象数，以图书作为象数之源，图书中蕴涵着《易》理。主张以象数求《易》理，强调义理、卜筮、象数相结合，集理、占、数为一体。从而在克服程颐义理易学和邵雍象数易学之不足的基础上，又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把图书象数与义理统一起来，为阐发义理作论证。这在易学发展史上是一创新。
  （九）以太极论阐释天理
  朱熹把《易传·系辞》的“《易》有太极”说视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将其与他的天理论哲学相结合，以太极论阐释天理，发展了程朱理学的天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朱熹借鉴周敦颐的太极说，而提出自己的太极论。指出所谓“无极而太极”，是说无形而有理，认为太极即理，无极是指太极的无形而言。太极生两仪，即是理派生阴阳，把太极论与其天理论相互沟通，这对宋代易学与宋代理学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十）倡主宾之辨，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
  在哲学认识论上，朱熹以己意增补《大学》传文，即增加第五章《格物致知补传》134字，以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概括了朱熹认识论的要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把吾心之知确定为主，把事物之理归结为宾。并吸取佛教临济宗的“宾主颂”，主张内外结合，以己知彼。其所谓宾，相对于主体而言，指客体、对象。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主宾之辨”，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贡献。
  （十一）强调“正君心”，批判君主“独断”
  在政治理论上，朱熹“正君心是大本”的思想别具特色，把纠正君主心中不符合天理的坏念头作为治天下的大根本，提高到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的高度，这是对儒家限制君主特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出发，朱熹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反对君主一人“独任”天下之事。更从治体的高度，批判君主的“独断”。他批评宋宁宗“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朱熹大胆批判封建君主的专制“独断”，要求君主与大臣相谋而共治天下，指出君主“独断”与治体不合，“非为治之体”，并留下了隐患和祸害。正因为朱熹批判君主“独断”，而遭到宋宁宗及权臣韩侂胄的打击迫害，可见朱熹的政治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不相合，这亦是朱熹思想的独到之处。
  （十二）对仁说的发展
  仁的学说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石，在儒学理论体系里占有重要位置。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把仁的学说落实到政治治理。并以心性言仁，把仁与义礼智并称，作为性的内涵。宋代理学家把仁纳入其思想体系，而给予充分重视。尤其是朱熹，对仁的学说，讨论最多，阐发最详，思想最深刻，集前人仁说之大成。朱熹对孔孟仁说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朱熹以仁为四德之长，其地位在义礼智之上，把仁与天理联系起来，并以仁为体，以爱为情、为用，以体用论仁、爱，从本体论的高度发展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其次，朱熹以仁为心之德，虽然“心非仁”，但心与仁有密切联系，强调发挥人的主观道德自觉，克己私，以廓然大公来实现仁，这是对孔子“为仁由己”思想的发展。此外，朱熹既提出仁与爱的体用之分、仁与公的相互区别，更重视仁与爱、仁与公的相互联系，强调通过爱和公来体现仁，反对二者脱离，“离爱而言仁”的倾向。这对于把孔孟的仁爱思想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去，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朱熹提出成体系的仁说，仁作为天理的内涵，具有宇宙本体和伦理规范双重意义，使儒家仁的学说上升为宇宙本体论哲学，把中国古代的仁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十三）提出义理史学
  朱熹的整个学术思想贯穿着天理论的指导，其史学也不例外。朱熹把天理论哲学引入史学领域，以天理作为评判标准来研究历史，建构起与前代史论不同的义理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义理史学的特点是以义理评判历史，陶铸历史，而会归于一理。在方法论上，提出治经史以先识义理为前提，强调掌握了义理才能治史，形成与以往单纯读经史而不及义理的史学不同的特点。并强调明正统，别夷夏，接续孔孟之正传，认为一部历史就是圣人之道即天理流行演变的历史。元丞相脱脱等据此以修《宋史》，首创《道学传》，以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体现了义理史学的影响。朱熹坚持的正统观念也是其义理史学的重要表现。
  （十四）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
  朱熹既是著名理学家，又是杰出诗人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上亦有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他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把文学与理学相互沟通，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朱熹主张“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汪尚书六》）强调不得脱离文而讲道，把文、道统一起来，避免二者相互脱离的“两失”之弊。朱熹在诗词创作中提出诗理结合的思想，既重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又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精神。重视诗情描写和抒发，“未觉诗情与道妨”，认为诗情与道并行而不相悖，把诗情与理结合起来。并主张深入到诗文内部，去探求其言外之意，即内在的义理，认为明其理，才作得好诗，否则流于文辞华丽，而缺乏思想内涵以打动人。朱熹在文学理论上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体现了朱熹对文学的重视和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其理论的特点虽产生一定的流弊，但也不可全然抹煞其思想的价值。
  以上只是大致概括了朱熹对传统文化创新的主要方面，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如自然科学、理气论、教育、经济思想、礼学等方面，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却未能一一论及。这固然是由于朱熹思想博大精深，在各个领域均对中国文化作出发展创新而不便全部论述，同时也是为了突出朱熹对传统文化的主要创新之点。即便是以上这些主要创新之处，也足以体现出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创新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