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科学研究的目的，乃在于发掘、利用和发挥研究对象的功能和价值，为包括研究者在内的人类社会服务。落实到朱熹的儒学研究，其目的不在于为研究而研究，而是通过研究，发掘、利用和发挥儒学的价值和功能，使之在整个社会得到推广。也就是说，朱熹对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不是把儒学作为书斋里的死的经典，而是把儒学当作活生生的现实人生，其“道在日用中”，不离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日用，发挥儒学经时济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考据学家与朱熹的区别就在于，考据学家从事训诂考据，其目的是为了考释经书；朱熹通过训诂求经书之义理，目的在把求得的义理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践履中去，以向大众普及推广儒家文化。
  要在推广普及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取得最佳社会效果，就须改造传统儒学，使儒学摆脱经学家繁琐释经的束缚，把儒家学说大众化，向民间和整个社会普及，最大限度地提高传播效果，使儒学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
  为达此目的，朱熹既在理论上发展儒学，又在形式上简化儒学，使其走出书斋，向大众民间普及。在这方面，朱熹把儒家学说大众化，便于民众接受，做得是较为成功的。
  首先，朱熹一改治经学的重心，把以“六经”为主，改变为以“四书”为主。“六经”文字艰深，诘屈聱牙，晦涩难读，使初学者却步，尤其难以向民间普及。汉学学者为了弄懂“六经”原义，不得不下大功夫从事考据训诂，以致产生流弊，繁琐释经，白头到老，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这遭到宋学学者的反对。而“四书”则文字易懂，说理明白，便于阐发义理，向民间普及。于是朱熹推崇“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六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六经”是尊的局面，而且在经典的内容上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这便于把“四书”之义理推向民间。汉唐经学之所以难以抗衡佛教哲学的冲击，而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回应佛学的挑战，把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吸收改造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除理论建构的重心不同外，便是汉唐经学所依据的经典难以普及大众，深入人心，佛教则乘虚而入，占领市场；而宋明理学所依据的经书则以“四书”为主，便于发挥最大的传播效果，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大规模的社会效应，这正是朱熹把儒家学说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其次，朱熹在教育领域注意推行普及儒学教育，他在“四书”之《大学》之前，开设小学教育，与刘子澄合编《小学》一书，作为教材，把儒学义理通俗化，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等篇目，以浅近易懂的文字向学生推广儒家伦理教育。朱熹又自编《童蒙须知》，增损《吕氏乡约》，注释《孝经》，作《孝经刊误》。这些都成为当时或后世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教材，与其《四书集注》一起，为普及和推广儒学，发挥了重大作用。
  以上可见，朱熹在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学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从而在把握孔孟儒学真精神，又不拘泥于个别思想和言论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和理论发展的需要，克服传统儒学之不足，吸取其他文化的长处，并加以改造创新，集中国儒学发展之大成，成为中国儒家文化继孔子之后的理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