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延续时间长，涵盖面广，居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地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意识形态影响深远。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离不开经学的形式。
  经学发展到汉末，融合今古文的郑玄之学流行很广，郑玄成为汉学的集大成者。唐代经生在以往注疏的基础上来疏释经书和原有的旧注，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繁琐训诂释经的方法。这种汉唐经学的传统缺乏活力，表明旧的儒家经学已经僵化，已不适应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
  于是，宋学学者对笺注经学提出非难，他们抛开传注疏释，直接从经书中发挥微言大义和新儒学的义理，凭己意说经，不仅疑传、舍传，而且疑经、改经，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新风。学风的改变，标志着宋学的兴起，义理之学逐步取代训诂注疏之学，成为儒家经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朱熹作为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在把儒家经学义理化的过程中，起到了突出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他集注“四书”，首倡“四书”之名，把“四书”结集，从中发明义理，而且表现在他对“六经”等儒家经典详加考释，在探求本义的前提下，以义理解经，阐发义理。这与重考据轻义理的汉唐经学形成对比，从而把儒家经学义理化。
  虽然二程重视“四书”，有开创“四书”学之功，但二程关于“四书”学的言论散见于语录中，没有专书论述，比较零散，未成系统。朱熹则以毕生的精力集注“四书”，集四十年之功，反复修改，逐字推敲，终于撰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把经学与理学相结合，这不仅是朱熹最重要的一部经学著作，亦是他最重要的理学著作。《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标志着宋学的最终确立，亦是朱熹把儒家经学义理化的突出表现。
  此外，朱熹亦通过注释其他儒家经典，来阐发他的义理思想。如考释《易》书，把图书象数与义理相结合；阐释《诗经》，提出于讽诵中见义理，并以道德理性谴责淫乱之情；治《礼》书，以《仪礼》为本经，以《礼记》发明其理；治《尚书》，则以义理解之，推重《大禹谟》，以求圣人之心，为阐发“十六字心传”，发明儒学道统作论证；治《孝经》，则以义理为根据，删减《孝经》文字，以明其经文大义。如此等等，表明朱熹注经是以明义理为目的，而不是为考据训诂而治经。朱熹之所以亦重训诂，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传注疏释的考据，以明经文之本义，在明本义的前提下，再发明义理。可见朱熹治经是以阐发义理为其最高目标。从而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改变了汉学重考据训诂，轻义理的治经路数，发展了儒家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