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著文，富于文采，文字优美，明白易懂，寓深刻的哲理于通俗浅近的文字之中，并善譬喻以说理，增强了其思想内容的感染力；朱熹作诗，主张适度抒怀，感物而道情，诗情与道不相妨，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作，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不少好诗既富情趣，又深涵哲理，脍炙人口，为人们所称颂。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文学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个事实表明理学和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沟通，而非一定要反对理学，摆脱理的束缚才能在文学上取得成就。正是由于文与道、情与理的结合，才使文学作品具有深刻的内涵，能够打动人心，引起心灵共鸣，催发人心向上；而脱离理性，单纯追求自然情欲的文学描写的作品，则使人性与兽性混为一区，难以提高人的素质，而流于玩物丧志和因感性欲望的过度泛滥而造成社会生活失序，其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均值得吸取。
  朱熹思想对文学产生过积极影响，但其道本文末，善为本质，美是表现，以理统情的思想，亦一定程度地束缚了文学的发展，对文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一）对文学影响的积极面
  朱熹在道本文末的前提下，提出文道合一、美善合一、情道不悖、诗理结合的思想，强调理性对文学的指导，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教育、认识功能，纠正华丽文风，批判淫佚之作，提高文学的理性自觉，抵制追求巧文丽辞以及放纵情欲描写的不良习气，通过文学作品，发挥其教化功能，提升人的道德理性。这是对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继承和发展，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受朱熹文学思想的影响，崇尚说理、文道结合的文风逐步形成。朱熹曾说：“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朱子语类》第3309页，卷一百三十九）并赞扬“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同上），主张把文与道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影响，不少人力图把朱熹之道统与欧曾苏之文统相互融通，体现文道合一的原则。如明初文学家宋濂指出：“大抵为文者，欲其辞达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问其余哉。”（《宋文宪集》卷二十六，《文原》）认为作文的目的在于辞达以明道，而明道则须建立在辞达的基础上。贝琼也说：“尝闻儒先君子之论文者，务合于道，非徒以其词高一世为工也。”（《清江贝先生集》卷二十八，《唐宋六家文衡序》）强调为文须合于道，无须片面追求文词之工。
  王夫之的文学观也受到朱熹的影响，主张文学作品所抒发的情应与理性相结合，而不得相互违背。他说：“诗原情，理原性，二者岂反驾者哉？”（《古诗评选》卷二）这是对朱熹诗理结合、情性不离思想的继承。在性情关系上，王夫之提出“惟性生情，情以显性”（《读四书大全说》卷二）的思想，主张以性节情，反对情夺其性。这与朱熹既指出《诗》言其情，又主张得性情之正，以义理解《诗》的思想有相同之处。
  朱熹的文道合一与程颐作文害道的思想有所不同。作文害道说的提出，目的在于明儒家圣人之道和新儒学的义理，以批评作文只重形式，追求外在的文辞华丽、语言工整，而不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的弊病。这在当时对于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意义。二程并不是要否定作文本身，程颐本人就作了大量的文章，他们反对的只是缺乏思想内容的文章，要求把文章作为传道的工具，但二程对道的重视和对文的轻视是显而易见的。朱熹在重道轻文上虽与二程相似，但他在道本文末的基础上并不排斥诗文，而是主张把文道统一起来，“即文以讲道”。并认为要作得好文章，须是理会道理，明其理，则自然发为好文章、好诗。虽把作好文章放在第二位，但仍然肯定好文章、好诗的价值。朱熹的这一思想把道作为文学的灵魂，重视理性对文学的指导，同时把二者结合起来。这无疑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是对缺乏思想内容的浅俗文学的批评。
  （二）对文学影响的消极面
  朱熹把道本文末强调得过头，形成过分重视道、善、理，而忽视文、美、情的流弊，这又束缚了文学，影响文学的自然发展。并遭到人们的批评。宋末文学家刘克庄对理学流行后出现的贵理贱情的流弊提出批评。他说：“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吴恕斋文集序》）由于贵理学，贱诗赋，使诗赋创作的发展受阻，以致言理而不言情，把言情之诗混同于语录、讲义等教化之文。这是朱学盛行后出现的弊端。
  元代许衡受朱熹思想的影响，亦重道轻文，甚至把朱熹归于“不说作文”，而只重道一类，更发展了程颐作文害道说的流弊。他说：
  论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说作文，但说明德、新民，明明德是学问中大节目。此处明德三纲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然有条，此文之大者，细而至于衣服饮食起居洒扫应对亦皆当于文理。今将一世精力专意于文，铺叙转换极其工巧，则其于所当文者，阙漏多矣。今者能文之士道尧舜周孔曾孟子之言如出诸其口，由之以责其实，则霄壤矣。使其无意于文，由圣之言求圣人之心，则其所得亦必有可观者。文章之有害，害为道。（《鲁斋遗书》卷二）
  在这里，许衡把文与道对立起来，在他看来，朱熹与二程一样，都不说作文，但讲明道之事。这虽然对朱熹思想有所误解，但朱熹的重道轻文倾向的确也带来了消极影响的一面，尽管朱熹本人没有提出过作文害道的见解，也并不认为作文就一定害道，然而许衡坚持作文害道的观点，并把它归于二程朱熹，说明朱熹道本文末的思想客观上对文学产生了负面影响。
  李贽对理学重道轻文观念的批评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深刻意义，同时也揭露了朱熹思想对文学的消极影响。其时，朱学经统治者的提倡被定为官学，其流弊已日渐显露。朱熹存理去欲、崇性抑情、重道轻文的思想渗透到文学领域，使文学深受其影响。李贽站在传统理学的对立面，一反程朱重道轻文、存理去欲的观念，主张复归自然，认为“自然之性，乃是自然真道学也”（《续焚书》卷三，《孔融有自然之性》）。强调“道不离人”，而“人必有私”，反对脱离人的物质欲望和自然之性而空谈道理。李贽提出的“童心”说，集中反映了其文学主张。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焚书》卷三，《童心说》）认为天下最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童心”的产物，而“童心”与道相对立，一切体格的文学都源于“童心”，而非“六经”、《语》、《孟》之道，只要“护此童心而使之勿失”，就能写出好的作品，而用不着所谓的“道”。李贽把“童心”作为“道”的对立面，认为“文”出于“童心”，而不出于“道”。这是对朱熹道本文末文学理论的批判，从根本上动摇了朱熹“文皆是从道中流出”说的基础。这对于抵制朱学流弊对文学的消极影响，恢复文学的自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汤显祖、袁宏道是明代主情而去理的文学家。为文力主“情”，反对去人欲的程朱之“理”。在其文学作品中，情与理的冲突，反映了对朱学崇性抑情、存理去欲价值观的批判精神。汤显祖文艺理论的核心是情而不是理或道。他说：“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耳伯麻姑游诗序》）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情的产物，并把“诗言志”的志，解释为“志也者，情也”，强调以情统志，提倡情教，而不是理教。袁宏道指出：“学问到透彻处，其言语都近情，不执定道理以律人。”（《德山麈谈》）肯定情，批评以道理律人，这是对程朱存理去欲、崇性抑情观念的否定。袁宏道从肯定情出发，同时也提倡趣，即兴趣，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审美感受。指出：“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叙陈正甫会心集》）“趣”与自然相联系，而与理相对。进而“一变而去辞，再变而去理”，倡“趣”而去“理”，表现出袁宏道文学观的主旨。汤显祖、袁宏道重情而去理的思想是继李贽之后，对朱熹理学文学观的又一批评，亦是对其负面影响的针砭。
  质言之，朱熹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以其重视理性对文学的指导，提倡文道合一、情道不悖、诗理结合，在肯定理性的前提下，主张适度抒怀，感物道情，作好文章、好诗，以增加诗文的感染力，这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其重道轻文，崇性抑情，以及存理去欲的理欲观，又对文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束缚了文学的发展。尽管朱熹重道轻文的文学理论有偏颇之处，但他强调和注重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教育、认识功能，这有其积极意义和价值。然而其流弊也正在于把积极因素强调得过头，而走向反面，使文学成为道德的奴婢。要使新文学健康发展，就须扬弃而不是抛弃朱熹及传统儒学的文学观，批判其弊端，吸取其有价值的思想，把理性与文学、思想与艺术、美与善、自然与伦理结合起来，而不是互相排斥和互相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