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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把天理论、道统论引入史学研究领域，在治史中建立起义理史学的思想体系。以义理作为评判历史的标准，把《春秋》大义概括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以此为依据，编著《资治通鉴纲目》等史学著作，坚持其正统观念，这对后世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经史结合，又以经为本的思想反映到道统与正统的关系上，便是道统与正统思想相结合，道统观念为确定正统的内在依据。但其经学上的道统观念与其史学上的正统思想亦产生一定的矛盾，这遭到后世的批评。
  （一）义理史学的影响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宋代史学逐步义理化，有的往往成为儒家经学的注脚。朱熹以理学集大成者的身分治史，把在治经中阐发的义理运用于史学研究，倡义理史观，认为一部历史就是天理流行的历史，顺天理则治，逆天理则乱，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的义理史学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与道统史观相结合，其天理即道，一部历史也就是圣人之道即理的演变、发展的历史。元丞相脱脱等据此以修《宋史》，首创《道学传》，以道即理作为评判历史是非、世代污隆的标准，体现了朱熹义理史学的影响。《宋史·道学传》曰：
  “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为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载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即没，孔子有德无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故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孔子没，曾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
  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颐寔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
  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其于世代之污隆，气化之荣悴，有所关系也甚大。道学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厉禁焉。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卷四百二十七）
  这是一篇关于道统史观的完整表述，体现了朱熹义理史学的影响。在《道学传》的作者看来，道是人类社会历史之所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三代遵道而行，故天下大治，即使天子也是以道为政教，所以出现太平盛世。其后，文王、周公没，孔子有德无位，不能推行道于天下，故退而整理儒家经典，使圣人之道寓于其中，以为后世所用。但孔子之道传于曾、思、孟，孟子之后，其道不传。在这一千多年道之不传的时间里，“异端邪说”兴起，以至道大坏，天下国家大乱，与三代盛世不能相比。至宋周敦颐、二程出，起而继千年不传之绝学，把圣人之道接续下来。朱熹又得二程之正传，于儒家经典中探究圣人之道，将其发扬光大，昭明于世，使在秦、汉、魏、晋、六朝、隋、唐颠错、支离、幽沉的圣人之道“焕然而大明”。并认为道的幽明、推行与否直接关系到“世代之污隆”，即决定天下国家的治与乱，如果想要恢复三代王道之治，就必须取法于道，按道的原则从事治理。这正是朱熹道统史观的表现，体现了理即道对史学的影响。
  （二）《通鉴纲目》的影响
  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在其《凡例》中，把正统置于首位，强调正统观念，这是其义理史学的集中体现，亦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经清康熙帝御批，成为官方正统史学的教科书，进一步扩大了其对史学的影响。
  南宋末王栢盛赞《通鉴纲目》的价值，认为其书续《春秋》也无愧，并将其锓梓于稽古堂，以进一步扩大其影响。他说：“正统无统之分甚严，有罪无罪之别亦著。……朱子亦谓《纲目》义例益精密，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开历古之群蒙，极经世之大用。谓之续《春秋》，亦何愧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上，《王栢凡例后语》）指出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严于正统无统之分，强调明正统，斥篡贼，其义例订得益精密，后世的乱臣贼子益无法篡正统之位。的确，在宋以后的中国朝廷政治中，很少出现过去朝代经常发生的篡逆而改变正统的现象。这与朱熹大力提倡正统史观亦有一定的关系。
  元代汪克宽亦指出：“子朱子笔削《资治通鉴》为《纲目》，褒贬去取一准《春秋》书法。别统系以明大一统之义，表岁年以仿首时之体，辨名号以正名，纪即位改元以正始，书尊立崩葬以叙始终，书篡弑废徙以讨乱贼。……故手笔《凡例》一卷备列所以笔削之法，学者据此以求《纲目》之旨，不须更设注脚，而史外传心之要典，了然在目。”（同上卷首下，《汪克宽考异凡例序》）即强调通过朱熹手笔《凡例》来掌握其《通鉴纲目》之旨，而《纲目》之旨则在于明大一统之义，为此辨名号，讨乱贼，以正纲常，维护正统观念。这也体现了朱熹的《通鉴纲目》在元代的影响。
  明代黄仲昭充分肯定朱熹以圣人之道作为辨别历史是非的标准的思想，寓圣人之道于历史事件中。他说：“朱子因司马文正公所辑《资治通鉴》而修《纲目》，盖仿吾夫子《春秋》之法也。其事固因历代之所纪载，而所以定其是非，以垂鉴戒者，亦何莫而非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乎。读史而不从事于斯，则虽贯穿今古而无或遗，则亦不免为玩物丧志。”（《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卷首下，《黄仲昭合注后序》）指出朱熹明确以圣人之道为纲，以垂鉴戒，其道载于经，事记于史，贯道于史。如果脱离道而论史，即使所论今古史实详尽无遗，也不过是玩物丧志，无补于修己治人之道。这是黄仲昭对朱熹《通鉴纲目》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亦体现了《通鉴纲目》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的《通鉴纲目》还影响了最高统治者，清圣祖康熙御批《纲目》，其所批论达百余条，从而使《通鉴纲目》成为钦定的官方史学教科书，其影响超过了一般的史学论著。康熙指出《通鉴纲目》“兼揭千秋兴废机”（《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御题宋版朱子资治通鉴纲目》），“编年事例自涑水，正纪褒贬推紫阳，列眉指掌示法戒，四千余年治乱彰。”（同上，《御制读通鉴纲目》）赞扬朱熹在司马光编年事例的基础上，以正统观念褒贬史事，揭示了千秋兴废的根源，把四千年治乱的缘由彰明于世。由于皇帝的充分肯定，使得《通鉴纲目》的地位更为提高，其对史学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三）道统史观与正统史观的矛盾
  朱熹史学的道统史观与其正统史观形成一定的矛盾，这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朱熹史学与其经学相互联系，经史结合，但以经为主。反映到道统与正统的关系问题上，便是以道统之道作为其正统史观的内在依据。朱熹史学的正统观念与其“内诸夏，外夷狄”的华夷之分密切相关，其判断是非的根据和标准乃在于文化上是否认同儒家圣人之道，以及认同程度的多少，以此划分王霸、夷夏。然而由于朱熹道统论坚持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高于君主之位的思想，其道统中没有周公以后历代帝王的地位，而均以士或师儒为道的承担者，这与其帝王为天下之主的正统思想形成一定的矛盾。因为从朱熹史学的正统观念讲，汉唐为正统，其中唐起高祖武德元年，尽哀帝天祐四年，为正统。但从朱熹的道统史观看，汉唐诸君却未得道，只有功利，而无义理，使圣人之道不行于天下而中绝千年，并且认为唐王朝的渊源不正，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朱子语类》第3245页，卷一百三十六）以朱熹概括的“内诸夏，外夷狄”的春秋大旨来衡量，唐王朝为不曾得道之时代。故其正统史观与其道统史观产生矛盾。即道统自周公以后以儒者统道，而正统则系之于帝王。从道统的角度看，汉唐诸君无道，然而却有君主之位；而从正统的角度看，帝王必须居君主之位，否则便是篡逆，违背正统。而矛盾的双方又同处于朱熹的史学理论之中，这即是道统史观与正统史观的矛盾。
  朱熹史学的这一矛盾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明清之际的费密对朱熹的道统史观提出批评，他说：“自道统之说行，于是羲、农以来尧、舜、禹、汤、文、武裁成天地，周万物而济天下之道，忽焉不属之君上而属之儒生。致使后之论道者，草野重于朝廷，空言高于实事，世不以帝王系道统者，五六百年矣。”（《弘道书》卷上，《统典论》）在批评朱熹道统史观不以帝王统道而以儒生统道的同时，费密提出他的道脉谱论，而以万世帝王为道的传人，其道脉由“万世帝王传焉，公卿用之”（同上，《道脉谱论》），道脉的主体是帝王将相。这与朱熹的道统史观把周公以后的历代帝王排除在道统之外，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与朱熹的正统史观颇有相合之处。费密强调：“言道而舍帝王将相，何以称儒说。”（同上，《文武臣表》）费密以帝王道脉来代替朱熹道统，把国家的治乱系之于帝王，通过对朱熹道统史观的批评，反映了朱熹史学对后世的影响。